樊星

　　继续开掘女性文学研究的新深度

　　樊星

　　女性文学曾经是文坛的热门话题。这个话题到了新世纪，似乎有点“边缘化”了。也许是因为这些年关于“底层叙事”的议论成为文坛新的热门话题之故？但事实上，许多女作家继续开掘着女性文学的新的深度，这些新的探索值得持续关注、研究。

　　就说湖北作家群吧，这些年一批“70后”、“80后”女作家迅速成长了起来，发表了为数可观的众多佳作。写小说的王君（王小木）、李榕、桢理（奚榜）、郭海燕、望见蓉（尔容）、姜燕鸣、匪我思存、紫百合、王晓英、喻之之、谢络绎、宋小词、朱朝敏、陈旭红、苏瓷瓷……还有写诗的许玲琴、写散文的周芳、蔡小容，都已经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发表了有个性、有影响的力作，显示出湖北文坛阵容可观的新实力。我觉得，及时总结她们的创作得失，尤其是深入研究她们的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质，对于进一步推动女性文学的发展，实在必要。因此，我在努力阅读她们的作品、并为她们写些短评之余，还有意布置我的研究生去读她们的作品，写评论文章。我想通过这样的持续阅读与研究，形成一个关于湖北新锐女作家的研究系列，为她们敲敲边鼓，加加油。去年发表在本刊第11期上的何鲁川评谢络绎的文章、袁璇彦评喻之之的文章，和本期发表的马敏评郭海燕的文章、高欣评王小木的文章，都是这一系列的成果。

　　其实，“底层叙事”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讲述女性的底层体验的。王小木的《代梅窗前的男人》中写打工女代梅身残、毁容后，曾经恩爱的丈夫疏远了她，她却报以理解：“他怎么会要一个丑陋而残疾的女人？任何男人都不会要的。”这一笔就写出了“底层”人默默独自担当的顽强与豁达。可当她后来遇上一个有缘的男人，眼看就要苦尽甘来时，却意外发现男人使用的是假名字，于是毅然报警，又写出了“底层”女性深明大义的良知。这样的“底层”故事就不同于许多为“底层”鸣不平的作品，因而读后令人难忘。郭海燕的《春嫂的谜语》塑造了一个善良、坚韧的底层农妇形象。她屡遭不幸却从不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顽强地、正直地活着，任劳任怨地活着。作家因此写出了“底层”活着的不易，写出了“底层”人生的五味俱全、一言难尽。这些作品中的“底层”人物，在咀嚼着人生辛酸的同时也散发出难能可贵的“正能量”，正是当前社会中许多普通人生的典型缩影。读这些作品，我会想到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高兴》，还有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都是聚焦“底层”的名篇。但王小木、郭海燕还是写出了打上了自己个性烙印的作品。

　　如此说来，“底层中的女性”，她们的艰辛、她们的坚韧、她们的善良，都应该是“底层叙事”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啊！

　　新的时代，“底层”中产生了哪些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困惑、新的追求，都值得去发现、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