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卫峰

　　世纪之交以来，文学及诗歌的生成与传播渐进到新的界面，少数民族诗歌应时茁壮，对时代、社会、民族文化传统的辨识不断深化，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更新与主流、时尚、流行文化的对立统一得到良好融汇和新一轮激活，创作的多样化发展和民族性追求不断进步。

　　随着数字化环境的成熟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创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等诸种变化，少数民族诗人多向度的诗写在宽敞的传播时空自在而激情涌现，在传统媒体之外，多代诗作者通过新媒体方式自在表现生活，传递心声，雅俗并进，诗歌的创作、交流、传播也逐渐嬗变。过程中积极因素与负面作用共存。少数民族诗歌文化生态平添新的变化与构建可能。

一、数字化传播环境与少数民族诗歌多样性的递进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网际网络）环境对于中国诗歌及少数民族诗歌的交流、激发与推进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传播环境的显著变化，是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大家都共处于“传播、信息”的起跑线，共同面临从职业与专业化到大众化传播时，少数民族诗人因其历史文化背景和物质与精神生活环境等的特殊性，对“世界”的好奇与追求会让他们“多想”“多思”同时也努力更多。

　　以网络为大面的传播环境对于少数民族诗歌发展的作用似可有广狭义之分，前者包括新型传播工具对少数民族诗歌传统部分（古歌、山歌、民歌、情歌等及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泛诗歌类）的跨时空普及，也包括对其艺术化的再整合；譬如被喻为“天簌”的侗族大歌，它已可将光电音像等定格、留存和延伸合成，进入更宽泛的传播时空，同时又构成“新的”民族文化与文学信息，进入随时随地的生活、学习、社交时空。这种融汇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的大众性传播作为基础环节，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环境的再塑造、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有着程度不一的促进作用。本文所涉的“少数民族诗歌”指主要使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写作情况及其新诗作品。

　　相较往昔，数字化传播环境里少数民族诗歌发展的主要变化是普及程度更大，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内容及方式更加丰富，对于文学这也是共性的变化，而事实上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是跨地区的互动成为可能，这对于以往受地理距离、交通联系制约的民族地区诗歌文化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冲击促进作用。近二十年来，在众多中青年少数民族诗人不断跻身于文学与诗歌的传统纸媒的同时，大量诗歌网站、网刊、QQ、博客、微博阵营里，不乏少数民族诗人与诗歌的涌现；2011年后迅速升温的“微信”及其延伸出的“自媒体”“公众号”和其他新媒体多媒体平台里，亦涌现若干少数民族诗人或作或编或评的身影，诸多诗书或相关“自主出版”更是文图并茂，且直接命名民族文学主题，或以“民族诗人”“少数民族诗歌”等类型写作为主，值得肯定的是，类似的局面除了体制力量，还包含着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诗人、有识者自发性、民间性的支持参与，如此，写与读的自主性相对得以实现，诗歌意识、自我意识得到彰显，各民族文化基因随着现时的诗意得到大面积普及与提升。

　　传播对于文化、文艺、文学，尤其对于多种局限里的少数民族文学与诗歌发展更为关键，有一个渐进的认知实践过程，其重要性渐成共识。不妨以“贵州”和“苗族”视之：民间口传文化方式曾是苗族前辈创作者最主要的“源泉”，其写作充满鲜明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痕迹，如原《民族文学》编委、已故苗族诗人、作家伍略在浓郁的黔东南苗文化环境里生长，1954年，他依据儿时记忆的民间叙事诗《蔓朵蔓萝花》改写民间故事《蔓萝花》，并先后被改编成连环画、京剧、舞剧、舞台艺术片，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多层面的传播使反映苗族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压迫争得婚姻自由的《蔓萝花》不仅成为作者成名作，亦成为苗族文学、民族文学及贵州文学的著名标志，深入人心。《蔓萝花》甚至一度成为香烟品牌，在新世纪这一名称仍然鲜活，不断翻新入驻新媒体、多媒体平台，或成为流行音乐演唱组合名等。在贵州，多代苗族诗人、作家石定、吴恩泽、龙潜、完班代摆、韦文扬、潘俊龄、龙建刚、欧骁、罗漠、杨村等立足于“苗山”文化资源，围绕人文历史、自然景观，民族风俗，共同构成了可观的民族文学风景线。

　　而新世纪以来的数字化传播环境，对于少数民族诗歌发展既承上更启下，带来了少数民族诗歌形式建设、内容开拓和思想观念的递进变化。在新世纪，与数字化环境互惠的生于70年代以后的苗族诗人的表达与前辈逐渐拉开了距离。在传统媒体时代，从题材及主题看，早期苗族写作者趋向于“山寨火种”、“火车开到苗家寨”“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反映翻身作主、民族命运思考、社会主义建设、感恩意识等方面的呈现，乡土气息和民族文化记忆表达不仅是基本精神资源且常是文本的主线或“中心思想”。地域的、民族的文化营养及本民族文化文学前辈的开拓，无疑有效地帮助和促进着年轻一代的审美方式、情感诉求、道德伦理辨识的多维及多样实践。从70 后诗人之西楚、淳本，80 后之吴治由、子淇，90后袁伟等的创作看已非民族文化单纯线性呈现，他们的写作情理兼容之际，哲思与生态意识有机融洽，极富地域性、先锋性和前瞻意识。如果说早期的苗族创作者的行进是一种立足山乡、从我出发、以点带面的对外环境、大环境的探测，后期的中青年写作者、特别是与数字化环境关联密切的青年写作者则更多现时观照，触类旁通，并且与大时势相符，对应着——新世纪以来的时政环境、生存空间、生活方式、网络传播等诸种变化。

　　这种主动的“对应”也是理性的“应对”或出击，并在过程中不时“回望”。笼统观之，似可见新世纪以来的数字化传播环境的生成与发展不仅有力地冲击和充实着年青一代少数民族诗人的思想观念，也使之成长更加丰满：他们拥有既有民族文化内容与形式，同时又能即时地参照吸收其他文化，对于主导性的汉语诗歌的“覆盖”，也有着拨动作用。新世纪以来，进入全国性诗歌视野的少数民族诗人逐步呈现，譬如就“80后”看，苗族吴治由、子淇，藏族嘎代才让、羌族羌人六、白族冯娜、李达伟、蒙古族原散羊、土家族朵孩、向迅、非飞马、布依族陈德根等及曾获“骏马奖”的鲁娟、何永飞等，他们的身影更多地置身于网络时空并为大众所熟悉和接受，他们多种多样的写作既有现代意识，又不乏特色的地方性和民族意识，在对传统和现代都市的寻找与反思中，民族性现代性兼容并包，呈现出独特抒情气质和民族文化新建与传承的担当。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当然并非对立而是相适相应的平行，但对于与“网络”几乎同步的90 后甚至00 后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者，数字化环境作用似更明显和突出。就我们对广西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的访问看，“网络”几乎成为年轻一代诗歌阅读、练习和发表交流的出发地和码头，从各类文学媒体特别是数字化媒体，从各种全国性诗歌年度选本、以及如《贵州90 后诗选》之类的专题选本，亦能看到年轻的他们更为自在，更能主动性地对外、向远，他们的文本仿佛是将碎片般的时光印象剪裁组合成艺术化的语言蜡染，且能以文字作囊，多维地揉和如影像、新媒体、地方传统及民族文化等各种“语言”。也就是说，时代变迁，身心位移，观念复杂变化，却并非断裂或脱节，数字化传播环境之益处也正在于此：它的运行当然并非为了拒绝“传统”，而是在其基础之上的认知与观念更新，它也并非为了扩大各类文化的差异而是在其基础之上重新理解和融解。

　　数字化环境使诗歌文化机制和相关生产、流通程序、认知接受以及评判被深刻触动，几乎所有的诗人及作者、读者、评者都先后涉网入局。这一前所未有的传播环境对于少数民族诗歌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是促进“诗意普及”得以实现，“诗歌情感”得以激发，“诗歌意识”得以生成，另一方面，则使少数民族诗人队伍的生发趋于自我建设与自主完善。事实上，数字化及城市化、工商化的新型时空里，置身全国化甚至全球化大背景里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已发生新的身心距离调整和观念更新，这是一个新时代环境里文学精神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互补相适和更新传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快速与艰难并行，优势与不足同步的担当过程，当一茬茬起点高，兼容性强，善感多思，风格独特的年轻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者层出在各省和全国文学版图，他们的多样写作实则也是对既有“民族文学”概念或印象的充实和更新，这该会是一种提醒：诸如“少数民族诗歌”表达与“少数民族文化”承载在形式及审美等方面的和谐与矛盾怎么整合处理？或如“他者的”阅读习惯和约定俗成的评判机制该如何应变？

　　进一步说，“数字化环境”对于少数民族诗歌的生成与发展是变革性的，特别是对于与之伴生成长的年轻一代少数民族写作者而言，其影响巨大而深刻。数字化环境相对解决或改善了往昔少数民族文化文学信息的地理区隔状态，对文学阅读与评判的相对闭塞和单调局面也有明显打破，这意味着创作既能便捷进入共享的传播视域，同时诗人、文本、观念等一旦现身，便都归入到一个更广泛的识别、评判与比较空间。而有比较，就会有自省和进步，就会在翻新中带来更新的希望和生机。数字化环境使生命、生存、生活的质量、目标、问题与往有别又复杂多样，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改良性建设的内在要求也须应时而变，即对少数民族诗人及文学者而言，“数字化”事实上建构了一个（阶段性的）新的“精神环境”。

　　诚然，随着盛大的传播与多种多样文化的不加思索和消化的拿来，也会导致少数民族诗歌对民族性的淡化与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规避，以及对乡土性的背离与疏远等状况。这另当别论。就诗歌的内部运行看，数字化传播难免泥沙俱下，会产生支流的混乱无序、主流对支流倾轧情况，具体在诗歌本身则存在严重西化仿制，如屡见不鲜的“翻译体”、过度通俗化的口水话及口语段子、落后低浅的滥调陈词等，而更须重视的是有意无意的因大众认同而被动地同质化，因主流诗歌套路的强盛而身不由己被牵引，诸如此类，是需要引起警惕和保持自律的；相对而言，少数民族诗歌总体是边缘和“迟到”的，汉语诗歌文化早已形成规律而系统且强大的价值及其评判体系，拥有成熟的美学脉络，随着数字化环境普及覆盖及新传媒的不断换代，如何辩证吸收、科学参照和避免遮蔽与同质化，是今后少数民族诗人与诗歌多样性发展面临和需要解决的。

二、数字化传播环境与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性的嬗变

谈及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性”，在肯定其传承与坚守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某种保守、偏狭与不成熟。这与“民族”的产生条件类似，由相对的历史与地理“局限”所致，而特定区间内经济流通、交通联系及信息沟通的限制所形成的特殊性，对于文学与诗歌，又可以成为可识别的一种“特色”，体现着一个一类人们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密码。有目共睹的是，而今诸如数字化环境等诸种环境的变化勾结，使少数民族诗歌“民族性”的呈示是多向度的，从中可见扬弃、兼容与跨越。

　　数字化环境确实（至少表面上）加速推进了这个跨越过程，时而，还会抹平时空距离，改造若干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规定（虽然这往往又似乎是个难以定论矛盾之题）。而我们知道，任一区域、群体的“传统文化”如果凝固与封闭孤岛化，它成为有益和长效的传统的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通常需要鲜活流动，凡是先进的可以拿来的都可吸收，同时发扬自我的优点、坚持和更新本土文化的特色与优良传统，二者可以两相宜双促进，于此亦可认为，虽然“数字化环境”一方面在抹平诸多往昔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性”，但却又可能造就和更新着“民族性”！通过“网络”的有效传播，如今我们也已欣慰地看到，一个民族创作个体立足于民族根性，其创作不仅保持了文学的原创特质，更在特色的历史与现时互动中，使民族文化的多彩枝叶和民族精神得到别开生面的新一轮整合。

　　如今，种种外部环境变化、物质条件更新对于所有的诗人所有的写作都是共享的，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与诗歌及“民族性”内涵，数字化环境及其作用力则更具“推陈出新”意味。就诗歌类而言，2000年以来，5 届鲁迅文学奖里共有2 位少数民族诗人获诗歌奖，约有20 余位、10 余个民族的诗人获全国少数民族民族文学骏马奖，奖项当然只是一种参照，但从中可以略见少数民族诗歌之群体的联袂呈现与个体的脱颖而出景象，亦可观老中青多代写作者的并进、以及如德昂族、佤族、瑶族、裕固族等以民间口头文学为主或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进步。从中，更可见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关于“民族性”的递进式变化，它——对于不同的写作个体，艺术表达力度不一，审美观念及倾向有别，这种错综复杂又错落有致的多声部共鸣情况，恰好应该真实且呈现多样化诗歌美学景观，这种可喜势头已然清淅。

　　上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追求与实践或说对外国经典诗歌文化的汲取促进了自身的进步，虽然不加选择的移植拿来也对诗歌的中国化、本土化及民族性特征产生了相当的侵蚀，但可宽慰的是，从大面看，正如中国传统诗歌文化根深蒂固，各民族文化依存特定和相对稳定的时空，保持着顽强的独立、特色和民族根性。这无疑是一种以往易被忽略的优势。曾有观点认为，“新诗”的两大营养是两大传统（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传统），对于诸多少数民族诗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诗人，事实上至少还拥有另一传统即本民族文化积淀、本土性文化资源。

　　显然，随着数字化环境成熟，就我们的简单观察和体会看，少数民族诗歌特别年轻一代已逐步不在意于“民族性”的表层复述，也不再热心于外在风情风俗、地理风物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简单迎合唱和。少数民族诗歌关于“民族性”的表达在已经过了“初级阶段”后，如今已有所转化或深化——

　　一个较明显的深化是对“地方性”的相融。无论是传统文化或民族性存在均离不开特定的地域，需要相对的地理区间为依托。反过来，一个地理单元又会因此而更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世纪之交以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诗人贴近本地与现时，在一方山水之间、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之间诗意践行，这是认识和塑造自我所需，也是求同存异，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进行整合的必须。

　　在此又必须注意到的是，数字化环境条件下地理与文化的区隔限制不仅被相对地打破，且会有同质合并之势，并且，会在物质与技术条件的改造与工商旅游实用需要中产生质变，这似乎是诗歌所面临而又难以解决的命题，而数字化传播有时只能保持其事不关己“中性”特征和“多元、开放、共享”的原则；譬如，当历史与现时脱节、到处是后期与人造的风物之时，关于民族地区、民族文化风景区的文化旅游诗歌征文写作，从中如何判断地方的民族的诗歌的精神呢？

　　对于诗歌文体，合适的方式或许是“地方性”“民族性”的潜移默化或内在的兼容与相融。在以《现实审美区间里的自我与自在》为题的札记里，我以为，世纪之交以来广西年轻一代女性诗人数量与诗歌质量齐头并进，诗人们拥有多种民族身份，散居风光秀丽的八桂各地，她们的写作并不具体地关于民族文化本身，在当下巨大而坚强的“物化”环境（本身也包括了数字化及新媒体传播）里，她们更多地呈现出现时空里的自在、自律与日常诗意的撷取和优雅。而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现时环境关联，难道不也是与民族文化和地理文化资源的对接渗透？

　　广西区域自然与历史文化独具魅力，虽然就年轻一代广西女性诗歌内容看，表面上地方性民族性文化资源优势并未直接具体进入她们的文本表达或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与她们就毫无联系。人与自然、与特定区域的关系，区域地理和民族文化环境对诗人的作用力、影响力、驱动力，互为因果，潜在且必然；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重在养心。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统对于诗人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是天生的与生俱在的不可分割的心理联系，精神支撑。其存在方式以若隐若现为宜，这，又能更好地让诗人与诗歌相对保持和保证应该的独立性、艺术性。

　　另一种明显的转化是文化资源的独有与共享关系的融洽。中国“江南”形象的形成离不开千百年来文化文艺的诗意创造，得益于历代有识者积极的精神创意与自觉爱抚，而当一个外地写作者进入其中，无论暂住或久居，他仍可能兴趣于“江南”的文化感、自然美、诗意并践行之，或说，特定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会让相对大同的文学环境里的写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关系；以此类推，当我们提及海南，青海，想到四川，或说“藏区”，也就相当于印象于一个个融自然山水历史人文为一体的“文化区间”，它其实也是“乡情、亲情、人情、爱情”等常规而又永恒的主题的胎盘。

　　在中国各民族大杂居散居和小聚居的现实栖居环境里，各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虽然有异，但在大同的生存生活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中，相对而言亦可谓“地理共同体”之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联系的“文化共同体”，如果联系一些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奖诗人如沈苇对于西部新疆、于坚、海男、雷平阳等对于七彩云南等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卓有成效的艺术描绘与诗意刻画，一个话题今后或将不容忽视：如何研判非“少数民族身份”的写作者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主题及题材的创作？

　　再以贵州为例。作为“山坳上的中国”的黔地可谓一个多民族文化共生区，全省共有民族成份56 个，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仡佬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水族等17 个。共同的史地背景、共有的精神与现时的家园、共享的区域文化资源使贵州作家诗人无论是否少数民族，或多或少地在全国文化及文学语境中均带有边缘“身份”或“少数民族”意识，也让他们的诗与思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地理共同体”基础上的“贵州意味”（比如乡土抒情、民族意识、山地情结等）。确实，在今全国化、数字化及及城市化的间隙，即便每个写作者都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他对于自然地理，对于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会有皈寻的本能和重建区域文化时空的激情，他们会反复调整与主文化、边缘与中心的距离，实践与实现文学理想。文学甚至文化的地方性、民族性、个人性建构之相辅相成情况，值得今后的深入观察。

　　如今，数字化环境促进了多种文化的交流融汇，网络时代与传播之兴盛，地理距离和交通的变更，让少数民族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关于“乡土乡情乡愁”等普遍性常规情感变得更复杂多维。他们的写作对于往昔的“差异”的辨识已不局限于时政响应、乡土赞颂、身份认定、族群认同等既有类型，而更多在于有益文化的兼容和融解。其实，农牧文明传统背景的变化并非等于文化心理及其异质性的不存，当全国甚至全球化和网络化、城市化、工商消费化等成为大一统式的共同生命背景，在诸多少数民族诗人那儿，我们欣然可见新一轮的自我寻找、家园确认、文化寻根意识的重新分泌，如此，也使“记得住乡愁”之艺术表达得以在多元共生的新文化环境里另辟蹊径。

三、数字化传播环境与少数民族诗歌的个人性凸现

当数字化传播环境成为“常态”化存在，后来，我们似乎也可说“传播”仅仅是一种工具？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始终才是重中之重。即便如今已出现了能够写诗的“机器人”甚至是造诗软件。如果说作为外部条件的数字化传播及相关阅读、交流、互动等是便利或优势，如果说地理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与民族文化资源的赋予是一种来自“内部的先天的优势”，那么如何在更深层次上将之与外部和后来的文化、传播进行融通，是每个诗歌写作个体必须妥善认识处理的。

　　近数十年来，人们的生命的流动、生活的变动同比明显，越来越多的70 后、80 后甚至是90后以后的少数民族诗者通常都受过高等教育，易地、异地求学、生活、工作、创业，他们的身心与前人的耽于原地、祖辈的圈子化人生有所不同，他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悟与对现时文化环境的解读，自然有所移变，也会更具现时性与现代感。在特定地域与本民族文化传统背景下，新一代少数民族知识者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接收、认识、整合与融汇，仍有着与生俱在的优势与独特性，他们在拥有与众不同的本土经验的同时，更有对一方山水、对外部世界的多维审视、焦虑与重塑的责任，这使他们的创作在“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基础上，为“个人性”的生成与脱颖而出提供了可能。

　　在时政、经济、传播环境等共享前提环境下，写作者个体的综合“能力”的提升和成绩的显著，其意味不仅只针对他本身，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或少数民族诗歌，或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群体的文学与诗歌面貌，终归要落足于个体的鲜明及其创新成效。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来的我们如何重返沈从文的“湘西”？新时代亦需新观察与新方法，对于编者与评者方面，这也是激励、挽留、联系少数民族文学及诗歌前沿部分之必须。而在时间不断的过滤中，我们该意识到，优秀的“民族文学”应该也同时指对这一范畴有所超越、创造和更具普遍意义的作者与作品；而不是合符预定标准的“安全性作品”。

　　时间与空间的变移，现实发生与历史记忆的位置变动，会不断给后来的写作提出新的问题与难度，一些阶段“矛盾”现象也有存在，譬如，一些相关少数民族文学的报刊、奖项之选择与评判尺度，时有保守、迂腐和脱离实际迹象，一些“核心”媒体之选择及审美标准或所载诗作之质颇值得商榷，另如对主题先行与正确，或对题材的沿袭性圈囿，对于少数民族诗歌的与时俱进亦会有或多或少阻碍与误导，也会持续造成“少数民族文学”与广义的非少数民族文学间的人为差别。以及，数字化传播环境的低门槛和无序，也会带来一些相关的虚荣、恶炒、杂嚣等。这些“问题”当然会在路上渐解，可观的是，新世纪以来，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中国诗歌》等影响力诗媒，从各种诗歌及文学网站、自媒体传播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与各兄弟民族同龄人的写作的共性面之外，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诗人正从“内部”的深掘里崭露完善，其优秀者的写作通常都会有一种“跨栏”式创新，并会对某些来自“他者”的固态的模式化的阅读期待、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模式印象有所改变甚至是颠覆。譬如曾获“鲁奖”的满族诗人娜夜、大解及沈苇，曾获“骏马奖”苗族诗人何小竹等，他们关于民族文化的个人性兼容、跨界、融解倾向和诗艺探索，实质上超越了“少数民族诗歌”范畴。

　　进一步说，如今及以后，当我们谈及民族文学及诗歌的发展，或许应指在共性的条件共享的资源之后，能够在融入现代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个性，并在诗歌中维护着民族文化的纯洁与尊严的特色的写作个体。这样的少数民族诗人正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者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兼容实践，本身就具备了特别的价值和参照意义，对“民族文学”印象及概念更是一种积极的丰富和充实。从各类传统媒体、新媒体、多媒体我们已能轻易感受到，对“民族文学”概念而言，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写作者显然更用心于自我意识的建塑，着力于个体文化素养与写作才能的努力提升，他们在适当改变着以往单纯将少数民族文化因素与当代诗歌的结合的“民歌山歌颂歌情歌”式的写作策略，并对阶段性主文化的盲从认知以及沿袭式的“复写复制”保持了清醒。

　　在此，从汉族诗人沈苇对于“新疆”的表达还可联想赘提一个老话题，即是否一位少数民族诗人必须且只能写作少数民族主题、题材，或必须只能围绕本身所属民族文化以及所在地理区域内的种种物事，其作品才具有民族性或有效呢？应该不是。诗歌及文学首要任务是认识自己，发现自我，从我开始，这过程伴随着身心环境与自我存在度的反复判断与确定，个体的完善，是成为群体的代表并施以影响的前提。“个人性”如难实现，谈何“民族性”及“地方性”？一位诗人的民族身份、乡土痕迹、文化情结与生而来，与身而行，无论是汉族的或少数民族的诗歌表达，它最后仍要从面到点，其基点最终都体现和等于作者本人——对观念、信息的处理，对本土、对文学、对诗歌文化生态的高度认识与融会贯通，以及“想象的共同体”基础上“差异性”的有效体现。

　　“差异性”拒绝同质但不必刻意。在诸多共识性前提、共享性环境条件之外，在中国写作者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大同氛围中，少数民族写作者的“优势”首先是与生俱来与身俱在的“差异性”，它当然也同时是有深度和高度的“兼容性”，需要写作者的执着努力。除前述诗人外，就近几届“鲁奖”之诗歌奖、“骏马奖”之诗歌奖作品及一些有成绩的少数民族诗人如王雪莹（黑龙江满族）冉冉（重庆土家族）艾傈木诺（云南德昂族）、扎西才让（甘肃藏族）等的写作看，他们可以同时在当代物质环境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环境中自如游走，亦能从容地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汉文化传统和国外优秀文化传统融汇杂糅为创新型营养。

　　“兼容性”充实差异或求同存异。优秀的写作个体通常具有与众不同的视野与胸怀，这意味着他们自我改造和自觉革新的能力。他们知道“苗族古歌”、“汉语古诗”“外国诗歌”肯定都是必须的文化与精神资源，又并非完全等同于当代诗歌，他们明白“昨日重现”更是为了充实今日与希望明天。明智而虔诚少数民族诗人必定是这样努力的：一种开放的、吸纳的、整合的探索，一种个人对语言与生命、生活的复杂关联，对物质环境、心境与语境的审美认知。对于有心有为的写作者，内容及题材选择、形式建设、语言实践必须是有机的统一，在常态中发掘非常态、对客观存在及发生作出诗意的审视，这能保障诗人有效地达到精神生活与现实发生之间的和谐交融之境。同时这是一种动态式返回。归途也是前进，对地方与民族文化馈赠的回望与持续审视，也是深度的自我怀疑和追认，这种融“个人”“地方”“民族”“时代”为一体的链结与辩证，在不少前辈少数民族诗者如吉狄马加、鲁若迪基以及作家张承志、阿来、叶梅、叶广芩、鲍尔吉·原野等的写作里亦不乏精彩呈现。

　　“个人性”终归是个人的事。今日时空，信息环境多维，文化多元多样，观念与审美多向，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及情感表达多姿多彩，少数民族创作队伍及其每个个体同样面临着各方面的持续创新、超越，存在着不断的局限与挑战，也存在着新老交替、青出于蓝、推陈出新的规律。“个人性”的倡扬必须，其实也是包括少数民族诗歌的当代中国诗歌在更高层次上的要求。在现时数字化环境里，当下少数民族诗人、作家拥有与以往不同地优势条件，面临的问题、困难也相应更多，就诗歌本身而言，诗人如何进行多元多样文化整合，揭示历史与当下生命、生存、生活和存在的艺术真相，捕捉其本质、变化与复杂性，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更新构建，是一个长期性的核心问题——这，其实也正是“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终极性探问。

四、小结

新世纪少数民族诗人与诗歌的生发流变，从数字化环境表面看是科技、工具或物质条件方面的动态发生，实际上，当然关乎和归结于人、民族、地理、文化等种种，在当下与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里，全球、全国化背景下的影视、音乐、美术和旅游文化等广义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信息”的冲击仍将持续有力和直接，将持续调整和丰富少数民族诗人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认识与想象世界的方式，后者的自我调整也将会更迫切而主动。就本文所涉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数字化环境使少数民族诗歌在百花绽放竞相表达的同时，又同步地存在去粗存精的态势，换言之，“数字化”使中国少数民族诗人数量加快涌现、诗作相对丰产，富于现代特征的新经验、新表达层出不穷，它可观的下一步则将是从“多出品”到“出精品”的出现。

　　其前提，在妥善对待数字化环境和用好新型传播所供应的种种思想文化资源、在坚持并更新民族性、地方性精神的同时，写作个体的完善仍是关键。一个有识有志有时代担当的诗人，必定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心，必定能理性地坚持应该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实践，必定能自觉地明晰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并从中寻找文化差异——并能给予重新审视与高度辨识，以此形成与昔不同、与众不同的诗歌理想的诗人。

　　自然地理、民族文化传统并不能完全决定诗人与诗歌的生命力，但它对诗歌的形式建设、内容的丰富性与精神气质等有前提性作用；在不断与传统对话、与历史对应、与现时对接的同时，与本土综合环境、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新相关的“问题意识”会随着滋生；相信当下及以后的少数民族诗人会更多持有“问题意识”，在民族文化、异质文化、新文化、主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等的辨识整合中充分发挥文学才能，呈现完善气象。

　　诗歌对时代、历史文化的关照和观念的转变更新，是一个长远的征程，新世纪少数民族诗人成长及其创作的种种新变与成效、不足与制约也复杂而动态。本文仅是一种局部体会及管窥。让我们继续期待：集时代性、民族性、文学性、地方性为一体的少数民族诗歌今后之生机勃勃，佳作层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