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故乡和我民族的草鞋,它曾是我民族的一大产业。
我故乡叫边闷昂界(吹笙跳月的地方)大坝棉花土寨。它座落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哈鸡界(鸡场凤山镇)夜郎侯竹王城村与黔东南州凯里市麻江县的大足寨交界处,两地只相隔一条山岭。
我的民族自称阿孟东家人,史称濮人、僰人、百越人,他称夷蛮夷族。新中国成立民族登记时,登记员写不来“夷”字,被他们写成“一族人”。
我的山寨住的全是阿孟人,间杂有几户苗族人和绕家(瑶族)人。
我的祖父阿养霭斯埋在山寨后山上,墓碑上记录着老人们的传说。(墓碑落名吴芳顺)。说的是我们是从贵定县和开阳县交界的巴乡(现改为新巴)洗马河、高寨乡逃难来的。因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即要我们少数民族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改行汉族礼仪,老人们被按在地上脱去裙子一样的裤子(又叫大裤脚),受到人格的侮辱,住不下去,愤而逃难,才搬家到这里来的。
我的这支阿孟东家人,说自己的语言,着自己的服饰,行自己的礼仪,实行的是父子联名制。如麻江县隆昌村的阿孟东家人王学品家父子联名三代,祖名叫“算硬”,父名为“硬高”,子则为“高发”,即父名的后一个字或二字便是儿子的姓;又如麻江县隆昌镇阿孟东家人王永正家父子联名五代,高祖叫“八原”,曾祖叫“原亨”、祖叫“亨恩”、父叫“恩弟”、子叫“弟水”;又如贵定县云雾区阿孟东家人王氏父子联名达七辈之多。我在2009年《今日福泉》上发表一篇叫《阿孟东家人神娱活动放请腰箩神》的文章,在注译中,讲了我们阿孟东家夷族人实行的是父子联名制,如吴琪拉达,他的儿子就叫“达分”,孙就叫“分云”,重孙就叫“云贵”。
我小时。穿过的草鞋有五六种。都是阿妈和阿姐打(编织)的。计有稻草鞋,老人们在栽秧时,将糯米秧沿田坎插上三四行,成熟时,用套在手指上的“摘刀”将谷穗摘下吃新,而后割下草杆,捆成把晾干,用棒捶绒打成的鞋叫水草鞋;一种是我们放牛娃将牛撵到山中,钻到灌木林里,沿着沟坎寻找,将那些如指拇和刀把般大小的构皮树砍下,剥下皮,拿回漂洗,晾干,捶绒打成的鞋叫“构皮麻草鞋”;另一种是用破布襟混合大麻皮打成的鞋叫“布襟草鞋”;再一种是农历八九月间,凤尾竹的笋子成林,用竹竿夺(剥)下它的壳,用石板压伸,镶在草鞋的四周形成一种冬天穿的保暖鞋,叫“笋壳叶草鞋”;再一种,是农历八九月间,老人们到30 多华里的羊昌河岸高岩陡坎处拨回的梭草打成的鞋叫“梭草鞋”。
那时每晚吃过晚饭,寨子里便此起被伏地响起乒乒乓乓的捶草声。随着寨前河风的吹动,河对岸建有的七八架抽水灌田的水车发出的咿咿呀呀的响声混合着,犹如一首首动听的乐曲,叫人心旷神怡,明月的晚上,巴尔老祖公一声喊:跳月啰!大家便齐聚跳月坪踩着芦笙的节拍,脚跟着脚,肩挨着肩地跳月到八九点钟,月亮当顶,尽兴了,才返回家。我阿妈、大姐、二姐,架上木头做的草鞋马,一边打(编织)草鞋,一边唱古歌、山歌,直打到半个多小时打了一二双才停下,到碓房舂米,准备第二天的吃食。我小时便随着这种水车声和捶草声甜甜地的入睡。
我故乡是有名的包谷酒(又叫烧酒)、米酒,糯米酒、荞子酒、莿藜酒、洋桃(猕猴桃)酒、红薯酒等被称之为夜郎酒的出产地。赶场天来贬酒的马帮和客商成群结队,乡场的酒市摆满各种夜郎酒。它是我族人用百多种草药制成酒曲子发酵烤出的,又有营养又香又可口,行销省内外。凡赶场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酒市上从这头品尝到那头,喝饱喝足喝醉了,才掏出钱来购买,人背马驮地运往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平日里,来人来客或路过我们山寨的人,不少受到寨人邀请到家中作客。无论到哪一户,都有酒招待,大家端着酒碗,边喝酒边唱酒歌。什么“酒杯斟酒酒杯白,你是远方远路客,因为赶路你才到,斟杯淡酒敬送客。酒杯斟酒酒杯青,这杯淡酒客要吞,客你喝下双杯酒,天长地久日月明。酒杯斟酒酒杯香,这杯淡酒客要尝,客你喝下情义酒,天长地久留心上......”因为我的民族十分好客,又必有酒招待,再多也喝不醉,被誉为好客的民族和酒的民族。那时,我的故乡还盛产麦芽糖,品质好,香味浓郁又叫夜郎糖。便有:“羊老鸡场、石板盖房(夜郎建筑)、老公烤酒、老妇熬糖”的美誉。又因历史上统称我们阿孟人为“苗子”(苗族),故有“先有羊老(我的故乡又叫羊老),后有平越(我故乡福泉市的前身);先有苗子,后有汉人。”的说法。
因为来贬酒和贬麦芽糖的客商特别多,买草鞋到路上和回去穿的也特别多。每逢赶场天,几千双草鞋被买走,行市很好,打草鞋卖的人相继增多。我大姐二姐每场要用木棒挑着几十双草鞋出售,换回不少盐巴、针线、布匹的钱。所以促成了我族人们打草鞋出售的积极性。
我的故乡还有一种“送喜鞋”的规矩。古时姑娘出嫁,要找族人和寨邻中儿孙满堂、长寿的老人打草鞋带去男家分送给至亲的人,又叫带去福气和好运。每当这时姑娘的嫁妆上挂着的许多草鞋便叫喜鞋。这一规矩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鞋业发达,也就改变成送布质和皮质鞋了。这种送喜鞋的仪式十分热闹,围观的人挤满场地,看新郎陪着新娘,端着酒盘子,先向亲人敬酒后送鞋,授鞋人还得送上几十到百元以上的礼金,还(送)礼金的越多,越受人尊敬,被传名到四乡八寨,说这人大方豪爽。我曾见我的山寨几户人家娶媳妇,收到的礼鞋钱多达一二千元。
我的故乡是1949年底解放,打头的是刘邓大军。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说共产党的部队,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抡了百姓的东西后还把房子烧光。吓的人们特别是老弱病残都躲(藏)到山中去。这天来的部队,全穿的百姓衣服,只是头上戴了顶缀有红五角星的遮阳帽。他们来时,先下(缴)了镇边香庐山保安队的枪,又逮到了镇长,吓得市人四处逃窜。有几个戴五角星帽的人站到板凳上招呼大家不要跑,说我们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大家见押着的保安兵和镇长游街后又放了,看见街上的东西都没有被抢,大家才安静下来,重新买卖东西。这些部队还走到草鞋市,出高价将所有几千双草鞋买走。人们得了好价钱,无不高兴,个个喜笑颜开,都说共产党的部队全都是穿草鞋的队伍。这天赶场回来,人们也就把躲藏在山中的人全都接回来不再躲了。
过了两天,我们山寨来了解放军工作队,队长是个女兵,大家叫她赵队长。乡里也成立了农协会。赵队长来在我家串门,出来时见我正赶牛赶羊回到门口,便问我读过书没有?我见她对人和善,也就不害怕,老老实实地回答读过五年级(小学),读不起回家放牛放羊了。她又说想不想再读?我直点头。她便写了张条子叫我阿爸饭后去农协会盖章,早饭后,我阿爸去了农协会换得一张新条子回来。说是要送我进城读书。乡亲们无不高兴,就都说:这些共产党真好,一个个和和气气的,还看得起我们少数民族,还要送我们的孩子进城读书。不少人都到我家来祝贺,挤满火塘边和堂屋。阿妈便撮糯米打糍粑招待。刚要打糍粑时,有位阿爹喊:先烧点香纸供菩萨,我阿爸立即在香火脚、大门口、灶房、牛圈等处烧了香纸,又把打的糍粑捏了两砣敬供到香火上。这时又有位阿爹讲道: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有读书不要钱的道理呢?你们也不问问读这书要不要钱?说得大家都愣住不说话了。我的亲叔叔叫吴道明。曾在云南夷族王龙云的部下当过兵,见识广。他说:先去城里看看,反正打有糍粑,多带些去,饿了找个馆子烤来吃,夜里就睡街檐上,反正这种生活我们过惯了,又不花一分钱。如果读这书要钱,返回来便是。大家吃了打的糍粑,阿妈便一下子拿了一提共五双草鞋捆放到我的背包上,又放了二十来块糯米粑,我和阿爸穿上新草鞋,才上的路。出门时,有人拿了一串炮竹乒乒乓乓地放响,以示祝贺。乡亲们像送出嫁姑娘那样,默默地列队送我离家出走,直送了二华里到了教玉河(响水河)边才停下,看着我和阿爸过了河,登上岸边的五里坡,其中的一个阿爹又喊道:去了读得成书,要听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话,回来为我们办事。我回头去看时,太阳刚爬到对面的群山顶。它一重又一重地泛着绿光,就像是也在送我一样。我就这样离家出走,过了不少田坎、土坎,爬了许多匹山坡,淌过十多条溪水,来在县城南门下的沙河边,洗了鞋和脚,换上新草鞋,登上百来台石梯坎,进了城门洞,找到县政府,说明来意,便由一位解放军同志带领着,来到学校报道。老师接过条子,写了我的名字,又指了指侧边的一间房子说:你们就住那里,你们进的是政府专为你们少数民族办的学校,叫少数民族子弟文化补习班,吃、穿、住、用和送孩子来的大人都不用花钱,全由政府包了。我阿爸听了十分高兴,便领我进了那间房子。内里摆满的是床,被盖(被褥)全是白色的。放下背袋,又见铺下各放了一个洗脸盆,阿爸说:“见到没有?每天睡觉前,先拿盆打水洗足,将水移到床底下,再上床去睡,第二天起床,倒了水再洗脸。不要把铺盖弄脏了,要讲卫生。我便每天按阿爸的指点做,老师表扬我是爱卫生的学生。
阿爸在学校陪我住了一夜。他十分高兴地一再说:现在这里读书,老师都讲了是不用花钱的。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好。你要好好听老师的话,用心读书才对得起毛主席和共产党。第二天,阿爸在学校吃了早饭,又把他脚上的新草鞋换成旧草鞋,将新草鞋搭在肩上,便向回家的路走了。我见他走时,眼里溢满热泪,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告别。
我转回学校住地,想着读这书不用花钱,我要好生读书,叫毛主席共产党放心,叫老师放心,叫我们山寨的老人们放心。又想到这书已经读成了,不知山寨里阿公阿奶阿爹阿妈大哥哥大姐姐们怎样地为我高兴,不竟倒在铺位上淌下泪来……。
这样过了几天后,从王卡苗寨,陆坪花苗苗寨等地来的三十四位同学全都到齐了,学校为我们这个班每人发了一双黄布胶鞋,又叫解放胶鞋。因为我们这个班都是男生。因那时我们少数民族不让女孩读书,学校派了一个女老师来当我们班主任以便管理我们的生活。又给我们这个班每人发了牙刷、牙膏、洗脸帕等。我才得以将草鞋换下……
就此,我在城里读了不花一分钱的少数民族子弟文化补习班这些事还记录在《福泉县志》上,补习了半年文化,由于年龄小,又转入县中学民族班,也都由政府包吃、包穿、包用、包住。直到中学民族班毕业,西南民族学院派了一位姓白的老师来选学生,便将我和我们乡的彝族同学罗云章选中进西南民族学院彝文班学彝文。因我的族称是“一族 ”,现改写为“夷族”,毛主席建议将夷改写为彝时,我随之改成彝族,便由彝文老师依我的汉姓吴,便为我取彝族名字叫吴琪拉达(即吴琪家的一条山沟,吴琪家的一座金桥,吴琪家山中的一头豹子)。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县文教局工作,并下到竹核区瓦井乡工作队参加解放奴隶的伟大斗争。因我懂彝文彝语,在工作队走乡串户扎根串联时,担任的是翻译。因此,我和奴隶们一起站岗放哨,还和奴隶主的叛乱武装打过几次仗,差点被打死。由此,我学习着,记录着这些大事和小事,特别是奴隶们被解放时的无限欢乐,记了好几大本。在我被州委州政府选送再次入西南民族学院即第二次进入大学学习时,学校知道我带有不少解放奴隶的资料,便送我到四川文联学习开会,并由这里的作家老师们帮助,发表了一些出来。到了1957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将其中的一些编辑成册,并要我写了三言两语的“后记”,为我出版了第一本诗作《奴隶解放之歌》。那时,我不懂出书还有稿费,事隔二年才给我寄了一笔600多元的稿费来,我便在1961年回故乡过年时,正逢国家经济困难,我便把这笔稿费拿一些给我的父母各买了一盒棺材,为我的山寨二十多户人家每户买了一斤盐巴和十斤大米,为我的姑母买了两头小猪。
之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诗歌和散文,缉纳为《吴琪拉达诗集》(十二缉合为一册),《吴琪拉达文集》(五缉合为一卷)(均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珍藏),于2005年出版。1979年打到“四人帮”时,国家将我的《奴隶解放之歌》拿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我同时被邀前往北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庆典,受到华国峰、李先念、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又与人合作出版了《贵州民族文化探秘—走进阿孟东家人》、搜集整理出版了《阿孟人山歌》、《乡愁如潮》等作品六部。
人老爱怀旧,我见到如今的乡村和城镇,再也没有人穿草鞋和卖草鞋了。想我自己,也都变成不再穿草鞋的族人了,不竟百感交集,一次次地在心里说:草鞋啊,你的昨天,你的历史,你的泥土味,你的情和爱,如江浪滔滔,直击我的心灵,你没有离开我远去,叫我永不忘记……
过 年
我的故乡每年要过两个年节。一个叫木佬年,又叫农历十月年节。时间是每年农历十月兔日至蛇日三天。老人们说,我们阿孟人(黔南州一支夷(彝)族人的自称),和木佬、仡佬、仡蔸是亲兄弟,是一个爹妈生的,大家都住在一起,有来有往,年节也就一起过了。过木佬年期间,要打糍粑、杀年猪、磨豆腐、接祖供祖,请家族、邻居和孤寡老人等吃年饭。要帮助无劳力人家打扬尘。杀年猪时,头要朝向东方,因我们的祖先来自有雪凌的东方的大海边,猪头朝向东方,表示这年猪是杀给老人们的。还得砍上三四斤重的肉多块,交给孩子用木棒挑起送给没杀年猪的人家,从小培养孩子爱护他人的美德。还得烧一颗红石,浸到盆里,沿壁跟脚边洒边唸扫除,扫你一切污浊都滚出,叫扫家。
年节三天,人们互相吃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庆祝一年来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祝福来年更美好。大家围在火塘边,总结一年的生产生活经验教训,商量来年丰收的良策,消除一年来的疲困,鼓足干劲再往前……
第二个年节叫过汉族年,同样要打糍粑、磨豆腐、杀年猪、在过汉族年时,大年三十,要先敬狗。相传,古时,我们阿孟人有两个领袖,一个叫王阿平,一个叫兰阿越,他俩领我们阿孟人,苦吃苦做,开出四方田,种了四方地,家家不缺吃,户户不愁穿,小伙子个个壮,姑娘们个个俊,跳月坪上芦笙响,欢天喜地来跳月。突然来了一群外地人,抢我牛和羊,捆我妹烟(姑娘小伙)当奴隶,我们这两位领袖泪眼望天,求他们放过我们,五里要留一个,十里要留一双。这些人不听,双方便开战,对方得胜利。杀了我两个领袖,驱赶我族逃四方。开阳高寨乡,有一双胞胎男婴来不及抱走,肚饿挣扎滚下床来,时逢床下有一母狗正生狗崽,用奶救活这两个小孩,后面赶来的吴王二姓两位老人,看着可怜,抱了去,长大成人后,老人告诉他俩,虽然他俩姓了吴王二姓,但他俩是狗救活,是亲兄弟,阿孟人是知道感恩的人,所以,今后要记住狗的救命恩情,大年三十要先敬狗,你俩本是亲兄弟,不得开亲,乱了人间伦理。此后,大年三十先敬狗直传到现今。
每年跟着汉族过年,比起过我们的十月年节更热闹,老家的人要在腊月下旬单日杀年猪,都打电话叫我去吃新鲜肉,又叫吃刨汤,对于老家的深情,我不可拒绝,也便去了。
这吃了刨汤后,年节便算开始了。我便到侄儿家里住下来。三十夜敬狗的事,因家里没养狗,也就免了。
因为我年已八十有余,算是老家的长辈,记忆中的老家过汉族年,老人们都将先辈们的不少规矩,融入到其中,变成是汉族的年节,也是我们阿孟人的年节,使这些遗风分不出是汉人的,或是东家人的,都叫过年便是了。
大年三十吃了团圆饭,我坐在火塘边,再没见到侄儿们去砍吕贞树枝来放在火上烧。我问怎么不兴?我的侄孙便说,现在家家住楼房,都修了洗澡间,安有太阳能和浴霸,常洗澡,身上没了虱子更没跳蚤,兴爆跳蚤干吗(将吕贞树枝和叶放在火上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以表示把虱子跳蚤都烧了,来年便没了),我只得认了,点点头表示同意。
老家的青年们就都出门打工,不少人包了几万十几万的钱回家,少的也有一二万。八点过后,一个接一个地聚拢来,扯开麻将机打麻将。我说,开电视看春节晚会。他们说,尽都是些你说我说他说冲壳子,还没得我们云南贵州少数民族的唱歌跳舞好看。就都只顾打麻将,搓的麻将哗啦啦响,每打一颗,便将麻将狠击在桌子上,发出脆响的声音,看电视也看不好,只得睡觉。但麻将声吵的睡不着,便又起来在火塘边独坐。
今年过年,很少有人放炮竹,仅有几家搞养殖和种植的赚三百来万,买了些冲天炮(礼花炮)来放。这冲天炮满天开花,响声不大,放上半小时左右便散了。小孩子们玩炮竹的也只玩一阵子,也都各自回家了。
凌晨一点。这是井边烧香化纸敬井神,挑金银水烧茶供菩萨的时间。侄儿侄孙们只顾打麻将,没人记住这老规矩,我便喊我的侄儿去行这事。他笑笑说,现今家家都吃自来水,这自来水,是政府从龙井那面引来的,常年不断,不像以前担心干旱没水吃,靠敬神求菩萨保佑。我自认我的多问成了多余的了,也就不再多言了。
十点左右,突然传来喊声:快救火!我赶紧到门前去看,见潘老冬家被火烧着了。我侄儿他们全都去救火。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把火扑灭。这时村上也来人了。我问怎么办?侄儿说,房子全烧了,是电线老化引起的。大家七手八脚,搭起了窝棚临时居住。村上也进行钱、粮、衣物等补助。外出打工回来的和在州里工作的吴声贵、吴家泉等几十人慷慨解囊,你几百,他几百地做了捐助,全都安排了,叫我放心。
但人老爱怀旧,零晨一点,我又想起赶牛羊进圈,就是用准备好的绳索到屋后路上捆起一颗石头,拉着哗啦啦往圈里赶,口中不断地发出撵牛撵羊声,以寄希望于来年六畜兴旺。我侄儿说,现在耕田犁地已不用牛,用的是电铧口,一开动机器它就犁地了,要牛干嘛?从前那些养牛养羊的山上,都种果树和四季花卉了,放牛牧羊的地不在,谁还养牛养羊?
大年初一,是人们睡懒觉的日子,起床后,煮吊浆粑吃,将糯米粉搓成指姆大小,放到开水里,三四分钟它便飘了起来,舀起来,如果甜味不足,再放些白糖再吃,方便得很。我当然睡了个懒觉,九点左右才起来吃汤圆(吊浆粑),没事情便又睡。晚上,大酒大肉开始了,侄儿媳妇们煮了几大块腊肉和十多节香肠,喝的是金沙回沙酒,我不喝酒,只吃了一些腊肉和香肠了事。
初二天的上午十二点,侄儿家门口突然开来五辆轿车和一辆货车,从车上下来二十多人。他们运来多只鸡,以及十多箍礼花炮。就都一一地走来向我问好,喊我做舅公。他们全都改装穿了时兴的汉族衣服,叫我全都认不出。他(她)们全都一一作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她)们是我大姐和二姐的后代,大都来自远在30 多公里的麻江县碧波乡渔冲寨我大姐和二姐的住地,其中有二三位从广东深圳打工回家过年的。他(她)们为的是前来看我,为我买了牛奶等礼物,二来为的是给我的父亲阿王吴道成,山寨抗日带头人,他(她)们的高祖外公上坟祭拜的。他(她)们就都知道,1945年全民抗战期间,因我们山寨距离湘黔公路不到四华里,老人们十分爱国,自发地组织起来守护湘黔公路,不让日本鬼子通过侵占贵阳,做出不少感人的事迹。我曾写有《我的山寨的抗日战争》(组诗21 首),荣获“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沙家浜精神全国征文》”三等奖,荣获奖金3000 元,三亲六戚引以为荣。所以,他(她)们作为百姓抗日英雄的后代,也就感到格外的自豪,特地前来“屋量大量”(扫墓献上贡品)。我也要跟着去。但走到距离坟地五百多公尺时,实在走不动,便停下来看他(她)们前去。之后他(她)们到了坟前,烧了香纸,杀了鸡,一齐下跪后,接着放响礼花炮,任礼花在半空中爆炸弥漫的烟雾长达二十多分钟...
我在老家,老记住的是初三初四起,至大年十五,姑娘们要到山边烧火烤糍粑吃,等小伙子前去唱情歌叫“等郎会”,便要到山边去看看。我的一个侄孙说,现今都出门打工,都在外面找对象,用的又都是手机,我们寨里的几个小伙,领了媳妇回来过年,没领来的,留在远方,靠手机沟通,唱的是流行歌曲,谁来唱你这山歌。说的得我只得坐下规规矩矩地烤火。
在老家住了几天,便想到回城里的老窝看看,便叫侄孙开车送我回城。因我是独人独户,老伴在北京陪外孙女医病,年节时,来服侍我的侄儿侄媳也要给他们的外婆拜年走了,我只得陪着电视机过年了。
在屋里,看电视,放的尽是些谈恋爱的事,这与我个老头无关,坐下读书看报,人老眼花,只看标题,看不清文内,很快便将几家送给我的报纸和刊物翻完了。想到人老要多活动筋骨,让血液流通,争取多活几年的道理,便下楼到街上去走走。
这一走,走入了一片灯海,走入了一片辉煌,脑子里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抒写下去,这才感到真的老了,无用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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