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功晶

　　苏州人管“喝”茶叫“吃”茶。苏州人喜欢吃茶，在苏州，大街小巷里藏着掖着大大小小的茶馆，吃茶，是一件不容马虎的事，因而苏州人管吃茶也叫“孵茶馆”。老茶客们吃早茶，先是一杯热茶下肚，然后消消停停吃早点，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熟人，那就续上茶水，边喝边聊，茶水喝光，顺道也把生意谈了下来。粗衣短衫的“劳力”，通常买一副大饼油条，寻一间简陋茶室，揪着热茶啃大饼油条，茶足饭饱，抹嘴“开工”。

　　幼时，我的祖父常捎上我去茶楼喝“下午茶”，在那个茶香四溢、瓜子壳乱飞的嘈杂天地，祖父笃悠悠手托一杯清茶，跷着二郎腿，眯缝着眼，沉浸低吟浅唱的评弹声中，一坐就是大半天，我对吃茶、评弹素无兴致，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属于我的那份“茶点”：蟹壳黄、枣泥麻饼、生煎馒头都是极好的伴茶佐食。

　　上了学堂，周末做完功课，闲得无聊，就学起祖父的样子，从茶叶罐头里取一撮新茶撒入玻璃杯，蜷曲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上浮下游，直至水呈青绿色，看杯中嫩芽沉浮，忍不住辍了一口，较之可乐、果汁的甜腻，这茶别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一杯下肚，余香绕喉。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一小撮毛乎乎的“绒茶”原是比金子还贵的中国十大茗茶——洞庭碧螺春。

　　打那以后，我开启了“宁可食无肉，不可饮无茶”的“泡”茶生涯。周作人说，“吃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恰巧，我童年居住的老宅便是“瓦屋木窗”，只不过随着时代进步，“纸窗”换成了“玻璃窗”，却也无伤大雅，我用“压岁钱”去商场挑了个漂亮光洁的景德镇白瓷杯，杯身上印着郑板桥的竹，泡上一杯清气袅袅的香茗，看嫩芽在玻璃杯中舒卷游移，看着茶汤渐呈碧色，内心却无比熨贴，似乎这江南的山水就沉淀在这一杯茶水之中了。后来，我从老宅迁入新居，在新家吃茶全然不复当年的味道。文友推荐，何不去家门口“甲天下”的苏州园林里吃茶，每一处园林里几乎都有一个茶馆，最接地气的要数五峰园的“五峰山房”，十块钱一杯炒青，惜乎，那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的场景颇似“赶庙会”;素喜清静的我最为中意的当属“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艺圃茶室——延光阁，靠窗而坐，不出宣室，便能看到对面的假山、曲桥、乳鱼亭……如一卷国画美轮美奂摊开在你面前，较之昔年在老宅里吃茶，这滋味，更胜一筹;我还常去山塘西街的五人墓茶厅，那里地处偏僻、人烟罕至，一支笔、一张纸，写下一篇又一篇珠玑妙文;耦园东花园的二楼茶室经修葺一新后，三面开窗、八面来风，随意挑个靠窗帘的雅座，“茶博士”一壶茶端上桌，我推开窗户，满院景色，尽收眼底。

　　近年来，水巷旁、山坞里也陆陆续续开了不少茶楼，我来到千年老街平江路，恍若又回到祖父生前的那个年代，弦琶琮铮不绝于耳，可谓“铁打的评弹，流水的茶客”，然肆坊间的茶楼终究过于喧闹。某日踏青，足至旺山，看到青山碧水间那清一色绿竹搭建的一座茶楼，耳目亦为之一清凉，清代诗人沈朝初在《忆江南》中写道：“苏州好，茶社最清幽。”其实，在苏州吃茶，还有更禅意的去处，譬如，座落于东山山坞里“鸟鸣山更幽”的紫金庵、常熟虞山脚下“曲径通幽处”的千年兴福寺。

　　吃茶最讲究“好水泡好茶”。唐朝贞元年间，“茶圣”陸羽云游至苏州虎丘，见嵌在石岩间一丈见方的泉水清冽可人，忍不住掬而尝之，果然甘甜可口，于是，在此扎根，一门心思“品泉著书”，有了好水，怎能没有好的茶叶作为点缀？他开凿石井，引进安徽歙县的“贡茶”白云茶，在虎丘后山坡灌溉种植了上万株茶树，有了茶圣悉心栽培，“白云茶”声名鹊起，成为一代名茶，也推动了吴地茶业、茶事的发展，吃茶、饮茶成了当地人一种生活习惯。虎丘后山，石径甬道、竹林深处，“云在茶香”茶室的茶客一年四季络绎不绝，连周遭的树荫底下、岩石畔都摆满了茶桌茶凳，看茶师们取出云岩茶，小心翼翼地用茶匙勺些许茶叶，那茶的做工，条索扁平，绿的深邃，泡在玻璃杯里，一口饮毕，香郁沁五脏，味甘醇色，余香绕舌，面朝漫山遍地的茶树，即便“茶圣”在世也该叹“世间再无此雅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