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成

　　在乡间，有没有老屋，老屋建的规制，大抵是有些讲究和面子的。端午节回老家，母亲围着我转了几圈，终于忍不住告诉我，村里拆迁搞新农村建设，隔壁的四叔已签过字，问我要不要把老屋也拆了。接着，母亲又说拆屋差不多能得到五六万的补偿款。

　　母亲说这句话时，声音很轻，语气也平和。

　　父亲去世5年多了，三间两厨的老屋平常也就母亲一人居住。常年的风雨侵蚀，老屋早已青春不再，满目沧桑，如人，在时光里一天天老去。

　　老屋是父亲1981年自己设计兴建的。青砖青瓦的三间主屋，红砖红瓦的两间厨房，青红相间，色彩明快鲜艳，算是当年父亲的得意之作。流年似水。望着眼前黯淡、破旧，甚至有点寒碜的老屋，我的心里禁不住一阵酸楚。

　　确切地說眼前的老屋还不是我家真正的老屋。

　　记忆中的老屋是两间门朝南泥墙茅草盖的土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姐和我的相继降生，祖父母便让父亲分立门户。为了给孩子一个遮风避雨的住处，那年冬天，父亲起早带晚，顶风冒雪，到射阳河边的荒滩边割了几船的芦苇茅草，第二年春天白手起家盖起了两间新屋。

　　老屋建在老庄的西南角，紧挨着西山墙，父亲又用土角和树棍搭了个约七八平方的简易厨房。老屋前的那条弯曲的小河，便依着厨房缓缓向北流去。

　　老屋，编织着我童年的梦想，成了一家人遮风避雨温暖的港湾，可是老屋却没有为母亲带来平安快乐。从我记事起，母亲身体就病恹恹的，父亲带着母亲四处求医问药仍不见好转。一年春天，有位风水先生路过庄子，瞄了几眼，说我家老屋风水不好：“宅以门为吉凶，河嘴对家门，此乃风水之大忌。”

　　父亲读过几年书，不迷信。但望着母亲日趋消瘦的身体，心急如焚的父亲最终顺从了，违心地求助那些本就虚无缥缈的东西。 “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父亲一狠心，决定运土填河。为了不影响白天做工，父亲便利用农闲时节，带着我和大姐夜晚取泥填河。初冬季节，天黑得快，月亮升得也早。晚上放学一路回家，往往是月上柳梢头了，朦胧月色下，父亲正用他那坚实的肩膀吭哧吭哧挑泥运土。放下书包，我便和大姐抬着泥兜，一步一晃地跟着父亲行走在狭窄的田埂上。

　　“河嘴子”渐渐向后退去，但母亲的病情仍没有起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神州大地春潮浩荡。父亲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气神十足。那一年，父亲披星戴月忙里忙外，一人一年便挣了580个工，年终生产队决算分得880元。记得年终决算的那天晚上，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踏雪归来的父亲兴冲冲推开门，一边取下斗笠一边笑着从怀里掏出一沓崭新的“大团结”。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沾着唾液小心翼翼地点着一大沓十元大钞，而我们几个则围在床边，尽情分享着幸福富足的喜悦。

　　那一年春节，母亲为我们兄弟姊妹4人都添置了新衣服，鱼肉糕果等年货置办得也很丰盛。

　　有了钱，父亲有了新的打算：两三年内，在老庄后面新河浜砌三间两厨的瓦房，为母亲，也为我们几个渐渐长大的儿女。

　　父亲是雷厉风行的人。新年一过，他便来到公社砖瓦厂，找砖瓦厂当会计的舅舅订了3万砖。后来又在阜宁公兴表叔家的窑厂，定制了一船的青瓦。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1981年夏天，父亲东罗西借，花费1200多元，新建了三间两厨、扁砖结构的砖瓦房。幸运的是新房建好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母亲的病竟不治而愈，虚弱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新房建成不久，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再一次激发起父亲的斗志。十余亩的责任田，父母精耕细作，收成一年好于一年。不到两年就还清了建房欠下的债务。接着，住上新房的父亲又花了80多元买了台电唱机，劳累一天的父亲总喜欢一边吃晚饭一边听上几段《牙痕记》《河塘搬兵》的老淮调。喜欢赶时髦的父亲又在1983年春节前，在村里带头装上电灯。年三十的晚上，父亲把廊檐、堂屋、卧室的灯都亮起来，也故意把电唱机音量调得高高的。屋里屋外灯烛辉煌，歌声飘扬，大红的对联喜子愈发鲜亮，老屋流淌着幸福和欢乐。心痛的是，正当父亲颐养天年之时，病魔却催促父亲匆匆走完他那短暂辛劳的一生。

　　父亲走了，老屋犹在。只是经不起岁月的侵蚀，老屋也在时光里慢慢变老。尽管她现在青春不再，甚至满目疮痍，但她见证着那段幸福难忘的岁月，凝聚着父母无私的爱，流淌着我们成长的欢乐，成为我心灵永远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