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30日这天下午，我们到团洼一队，当晚生产队招待大米粥、黄豆咸。從这天开始，我正式踏上了下乡插队这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南洋直向东，过了曙光大队、凤阳大队，沿着新乡大队南北向的中心路，从民联大队、团洼大队一直向南，过了团洼大队部旁边代销店西南的小桥，沿河向东便是团洼一队。

　　地处南洋东南一隅的团洼一队，三面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河水，屹立在屋基墩上的青瓦红砖和茅草顶、土坯墙的房屋错落有致。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透雨，第二天清晨，干旱的土地喝足了水，庄稼和田埂边的草叶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水珠，原野上到处散发着清新、潮湿的泥土气息，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袅袅升起，轻盈地向四周飘散，宛如一幅绿色的画卷。

　　团洼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一队西边和南边的西一截是八队，北边是二队，南边的东一截河对岸是东灶大队，东边与射阳县的新洋公社美满大队隔河相望，河面较宽，高高的河堆上长了许多树，一到夏天郁郁葱葱。一队不大，共有20多户人家，都分散住在路和大田边上，主要是陈、蔡、余3家大姓，100多人口，200多亩耕地很齐整，收入水平中等，民风淳朴。一般人家3间正屋朝南，两间厨房朝西，之间还有猪圈和茅房，只有零星几户住丁头舍子。从西向东，最西边的两个墩子上住着陈增富、陈增财两家，两家人都很吃苦耐劳。陈增富说话不紧不慢的，我们上大队经常从他家门口经过。陈增财平时看到地上有一根柴都要弯腰捡起来，但春节你去拜年，他递给你烟，你不要，他会生气。增财还有个寡居的弟媳，住在两家之间，无儿无女，当时大家都叫她“如二妈”。再东边，“三国鼎立”状住着蔡树春、蔡宗春和蔡宇春3家。树春和宗春是亲兄弟，树春喜欢说人，但一般都说得在理。宗春是军属，我们去了不久，他儿子寿红从部队退伍回来。宇春的大儿子寿琪、二儿子寿尧已分家单独居住。寿尧是退伍军人，很正派的一个人，我的生产队会计后来就是他接的。他的儿子胖胖的，才上小学，大冬天从热被窝里起来上学，很不乐意。我们哄他说，你发呆，好好的觉不睡，替爸爸妈妈上什么学。他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不肯去上学了。爸爸妈妈问他，他回说，我才不替你们上学呢，让你们在家睡懒觉。东边路北、路南住着陈玉昌、陈玉正两家，也是亲兄弟。他们家的老人还在，老父亲平时做一些轻活，和我们很谈得来，高兴起来喜欢说点“绝话”。玉昌是小学校长，正常在外，玉正务农，很能吃苦，腿子上常年害东西，坚持参加劳动。他们有个妹妹，住在队房后面，妹夫姓王，在公社轧花厂工作，家中正常不住人。过了队房向东一会再拐向南，先是蔡绍文、蔡绍培兄弟两家。他们的老父亲出身不好，当时住在绍培家，受到歧视。绍文不识字，但会“依样画葫芦”写春联，字还写得漂亮，程育富是他家的入赘女婿。最东边的大墩子上住着余家3兄弟。老大余中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众人口中公认的“老黄牛”。老四余中仕不善言辞，人很正直，是代表组长。老二余中政，矮矮的，人挺和善。那时上早工，先要唱歌，他不会唱，“滥竽充数”跟着哼曲子，谁要是说他，他就小声打招呼解释：“一个精神。”所以团洼一队有一句独特的歇后语，叫“老余二唱歌——一个精神。”一家一户的，也有6、7家。蔡月江家住在西头，他是生产队长，以前曾在上海打过工，见多识广，与人为善。隔着陈玉昌家，东北是陈增顺家，以前打过游击，在我们插队不久去世，儿子陈学才、媳妇刘成銮分别是队里的保管员和妇女队长，由于和我们知青组的房子只隔一条小沟，与我们关系较为密切。余家墩子路北西边是王四六家，他是退伍军人，人很本份，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东边是刘宏庆家，1965年从盐城北闸下放来这里，大儿子留在城里，其余4个儿子跟着下乡，由于是下放户，和我们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还有两户情况特殊一点。一户是住在绍培家东边的王荣志，原是供销社的，因为什么问题被贬到团洼一队，他一直不服，六十年代就经常上访，我们去的那几年不断受到冲击，他有点韧劲，还是不停地跑，后来终于又回到供销社。另一户是住在队房后的陈宝太，他是全队人的“开心果”，一天到晚在队房场头上剁胡萝卜喂猪，大家喜欢拿他开玩笑，他从不生气。刚插队时，我们分散住在社员家里，他们家里吃饭，也喊我们一起吃。香烟、火柴、肥皂、煤油等那时都是上计划的，我们回城时，常常捎回他们需要的这些东西。相互关系很好，融洽如一家人。

　　在中国农村，团洼一队是个十分普通的地方，但在我眼中，它是“最美乡村”之一。我熟悉这里的沟沟坎坎，挚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从那时起，这里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经受考验

虽然插队地点离城只有三、四十里路，但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下乡伊始，我们首先就面临生活关、劳动关的双重考验。“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

　　“民以食为天”。过去在城里吃惯了细粮，到农村吃粗粮，一下子很不适应。就拿玉米来说，我们这儿城里和乡下方言都管它叫稖头。以往在城里吃稖头，都是买刚成熟的剥皮煮了吃，或者连皮放在锅膛里烤，烤熟剥了皮吃，那绝对鲜美，煮稖头的茶喝在嘴里也是甜津津的。完全成熟了的稖头籽，硬硬的，冬天埋在烘手的铜炉里爆稖头花，或让炸炒米的用机炸稖头花吃，那又是另一种美味。乡下就不同了，稖头可不是吃了玩的，它成了主食，家家户户靠它磨成粯子、糁子煮饭、煮粥填肚皮呢。糁子粥还好一点，新稖头糁子少加点米，煮粥香喷喷的。粯子饭可完全两样，刚从锅里盛出来，冒着热气，吃在嘴里还软软的，一会儿热气没了，开始发硬，吃在嘴里像一粒粒小石子，常常肚里没有饱，嘴里已难以下咽，好在刚下乡毕竟国家还发生活费，供应大米，尚能对付得过去。

　　上茅房也别扭，里面一股臭味，外面又没有门。每逢此时，只好屏住呼吸，“速战速决”。

　　被子不会缝，总是借自行车带回家缝。这里上街主要靠自行车，一般人家好差都有一辆，但一床被子一放，车子就不能带别的东西了，路又多是乡间小道，不时遇到缺口，要跳下来搬过去，再重新上，很不方便。之后我干脆就在队里缝，怕线缝歪了，就自己用直尺量着缝，他们也跟我学，不再带回家缝了。

　　肚子里没油水了，我们就在回城时，一起去插友赵炳庚姐姐工作的大众饭店、黄海饭店，用知青组结余的钱和粮票会餐，每次去，她给我们炒的菜不仅量足，而且油多。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上面不再發生活费，也不再供应口粮，一切都靠我们“自力更生”，“找米下锅”了。回家时用口袋带点焦屑，用瓶子盛点咸来，过不了几天，就很快吃没了。也不能常回家，白天没有可口的饭菜吃，夜里饿得睡不着，就起床到生产队集体菜地里拔青菜回来烧，那下锅时菜碰到油发出的吱吱声，炒菜时锅铲与锅的撞击声，简直令人馋涎欲滴，味道一点不比现在吃酒席差。一天晚上，我们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忽听猫叫，不知哪家的一只猫窜进我们住的屋里，说时迟，那时快，也没有谁发话，我们就不约而同地从床上爬起，包围过去，猫左冲右突，终究被我们七手八脚抓住，开膛剖肚，洗干净下锅烧，这天我们大快朵颐，一直尽兴到深夜，将它全部吃光。

　　天长日久，有些社员也从原来的热情，渐渐地变成对我们有意见了。4月底，生产队将上年的蚕豆从队房仓库中取出，放在场头上晒。我们盛了满满两面盆放在床下，中午剥了烧汤，早晚炒了当咸。几个社员不服气，想出我们“洋相”，傍晚放工时，有意在蚕豆堆朝我们住的队房门那一面，留下一个空档。我们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干脆将计就计，天黑后用面盆装了一些蚕豆，朝相反方向一路洒去，弄得他们哭笑不得。终于一次开社员会，有人站出来向台上递条子，提出要弄个把知青在生产队里“游乡”，理由是我们“未经同意就拿了生产队场头的蚕豆。”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相互一挤眼，借口洗手，一起聚到队房后面的小河边商量对策。幸亏主持会议的生产队指导员蔡还庆，是大队治保主任兼的，他是一个办事严谨，也比较懂政策的人，颇有点“大将风度”。他接过条子，用眼扫了一下，笑着说了句“你们说知青喜欢吃蚕豆啊”，便把条子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再无下文，下面哄堂大笑，他继续讲他的话。就这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然，事后他没有忘记提醒我们，以后做事要注意影响。

　　原来我们都是一天到晚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家务事也很少做，哪儿做过农活的，现在要每天起早睡晚劳动，有时还要干一些很脏很累的活，直接吃不消。我们尽力跟着社员学做各种农活，不懂就问。特别是挑东西，起初看到社员挑东西，好像很容易，自己扁担上肩，就感到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这头高，就是那头低，挑挑，担子就在肩膀上晃悠起来，迈步都迈不起来。几天下来，肩膀肿起好高，一碰就痛。挑东西，在农村是必须要学会的活。我自己硬是咬着牙坚持，慢慢掌握了挑的技巧，最终居然也能挑起满满两大箩麦子，一口气走几块田远，腿子一点不打晃。

　　河工日出

从插队第一天起，我就开始逐日记载知青组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情况，截止1970年7月11日，实际记了550天。我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10月底第一次上河工，工地上的日出那么美。

　　那次河工，队里安排我们男知青组两人去，我是其中之一。

　　水利会战，各大队、生产队都分有任务。住地就安排在施工段附近的社员家，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烧饭，在社员家外间打地铺睡觉。队队都想争上游，先完成任务，领队的干部“压力山大”。天还没有亮，上工的哨子就响了，大家从睡梦中醒来，一边揉着惺忪的双眼，一边挑着泥兜或拿着锹走向工地。差不多个把小时下来，才休息吃早饭，早饭碗一丢，又继续干。中午也是如此。白天一眼看去，河床里红旗招展，人来人往，广播不断播放音乐，为民工加油，场面令人振奋。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吃过晚饭，倒头便睡，那觉真是香。我们不像队干部，没有完不成任务的压力，一天到晚嘴上不说，心中只盼下雨，下大雨就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了，有专门的炊事员烧饭，吃现成的，还可以打扑克玩。领队干部可急煞了，天天喊“抢晴天”。如完不成任务，大队会调度快的生产队帮助“轧工”，那不但要扣减粮食，还是打脸的事。所以一天到晚，大家难得有休息的机会，体力消耗很大。我特别记得，刚到工地时，有经验的社员悄悄教我们，盛饭第一碗要盛得浅些，好早点吃完，再盛第二碗。生产队隔段时间就从后方送点猪肉来。有一次，我一顿居然吃了近一斤肥肉，好像还未够。

　　在河工工地，辛苦归辛苦，也有独特的风景。我这次上河工，在工地写了一篇《工地上的日出》散文：

　　早起上工，晨星还亮着，东方一片鱼肚白。大地上一片沉寂，万物尚未苏醒，处处都是静悄悄的。公路上时而响起几声轻脆的车铃声，这是早起有事的人在飞驰，由于天色还早，起先只看见他们的影子和叼在嘴里的烟头在发亮。这时，路边，从东到西，朝阳河河工差不多成了一锅煎翻了的热粥，上来下去，人声鼎沸。中四阵底的积水结了一层薄冰，龙沟里的却由于低，还是平平静静地汪在那里。不知谁不小心，一块泥掉进去，发出“扑通”一声。昨天像弹簧似的淤泥像已失水，干干地躺着，路也显得平坦而干净，只在过多的地方有一些玻璃片样薄冰，挑着沉甸甸的河泥担子走在上面，感到微微的弹力，脚下吱吱作响，好像走在冻豆腐上一样。早起的清冷随着劳动者的爬上爬下，一哈腰一迈步，逐渐消失了，赤脚挖龙沟的也放开手来。几锹泥，几担泥，从冷到热，在劳动的人们感觉里是最朴实最直接的劳动意义。吸下清晨的凉气，呵出几口热气，不自觉地充满用双手改造大自然的必胜信念和劳动者的自豪。

　　这时，太阳出来了！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它是那么圆，下半边沉浸在晨曦中透出红来，上边则似一个被火照红的半球体，红而发亮，把四周轻轻染上一缕绯红。渐渐，它越升越高，四周红色慢慢扩大，又慢慢消失，而它本身的光却越来越强甚至刺眼起来，一步步从岸上爬到河底，也一步步把温暖从岸上送到河底。

　　我不怎么会挖泥，我喜爱一担担地挑泥。担子沉甸甸的，扁担在我肩头欢快地悠着，它像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不停地重复着一首一种节拍的歌，当我和从伙儿一道边唱边挑的时候，它又来伴奏，伴着我们跑，伴着我们跳。

　　不知什么时间我又把一担泥挑到了堆上，泥路弹力更大了，慢慢浸出水来。4块泥软簌簌地掉下堆底，我不禁直起腰来，深深地吸进一口新鲜凉爽的空气。这时我才发现不知何时大地早已苏醒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路上、田野里。劳动的快意，大自然的美，同时陶醉着我。

　　我不由得想起昨天的日出，差不多也这么早，东方也先呈鱼肚白，但接着却变成绛红，天际上连绵的一片灰色云变红发亮。等我下去把泥挑上来时，眼晴觉得突然一亮，原来，太阳刹那间跳出来了，我的心也跟着突然一热，一股喜悦的暖流涌上心房。我迎着朝阳，迈开大步向前走去。那块灰色云映红后又变黄，转而变成银色，最后溶化在蔚蓝色的万里晴空里，只有一轮红日高照。

　　心底波澜

实际上，下乡插队最难过的还不是生活关、劳动关，而是自己的心理这一关。尤其是招工回城开始后，一种失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户口在农村，仿佛成了自己矮人半截的软肋。

　　“经过白天紧张的劳动，粯子粥填饱肚皮，河水冲走酷热和汗水，我们边用扇子和蚊虫进行‘拉锯战，边漫步在屋墩上乘凉。晚风吹来，心旷神怡。望着天上的银河，我就想起了地上的长江，想起战斗在长江彼岸的您。听到悦耳的歌声，我就想起金色的学生时代，想起我、您、千千万万上山下乡革命知青的青春。”

　　这是我在1970年7月29日告诉同班同学陆建德自己做了生产队会计的信中，写的下工后的场景。这里说的歌就是指南京知青任毅作的《知青之歌》，当时早已在知青中广为流传，我们并不知道作者是谁，更不知道他的遭遇，只是感到这首歌表达了知青的真实情绪和处境，充满忧郁和悲怆，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

　　大规模上山下乡开始后两年左右，差不多从1970年10月开始，南洋就陆陆续续有知青被招工回城了。招走的，户口自然就迁回城。没有招走的，许多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后来出现户口仍在乡下，人已回城了，做不到正式工，就做合同工、临时工，或者学手艺，还有的去了教师培训班、徐州煤矿或其他地方，反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回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看到身边不断有插友因这样那样的关系离去，我迷惘、彷徨。

　　刚插队时的光荣感，这时被失落感慢慢代替，即使遇到那些被留在街道工厂的同学，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通过各种办法回城的知青越多，这种想法就越强烈。记得一次，队里用船到盐城有事，我们輪流上岸拉纤，船到盐城市区时，不知怎的，我脑子里竟出现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诗句。走在街上，远远看到熟人，把头上的草帽压了又压，生怕被认出，能绕道走的就绕道走过去。天黑了，悄悄回家，也不外出，就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年底的一天，知青组里其他几人都上河工了，我在副业房里忙了一天账，称花一直到天黑，以至等队长晚饭后找我谈明天磨他们粮食时，我一个人的晚饭还没烧好。他已吃过晚饭，只吃了几个山竽。广播一直未响，他很纳闷，谈了一会才走。

　　这时广播突然响起来，按惯例，是大队有通知，果然一会传来了我所熟悉的吴会计的声音：“请有关生产队注意！”想不到接着竟是请八队增培或增香去河工工地，通知一起插队的同班同学刘训豪于明天上午赶到县计划组体检。这个消息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不知怎的，我心里既为他高兴，又不是滋味，好像也不知道饥饱了，下意识地又喝了几碗粥。

　　回想自上个月以来，为争取招工进厂做工人，我俩作了很大的努力，昼思夜想，废寝忘食，记不清跑了多少趟街，问了多少个人。多少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摸黑赶回团洼，争取第二天打早工，不让社员说我不安心。多少回“希望”和“失望”搅在一起，我们一起商量，舍不得错过良机。直到前几天，听刘训豪说，我们都没有希望，我还说我们要作最后的努力。这天下午去大队诊所，遇到插友曾定亚，他也这么说……

　　不想消息这么突然，训豪抛下我，一个人先回城了。我美好的希望瞬间化成泡影，一种被遗忘的情绪紧紧攫住我的心，转而想想，老同学争取到这个机会也不容易，毕竟是早走一个好一个，心情又慢慢平静下来。我在心中提醒自己，不要再三心二意了，明天先把粮食送往河工。

　　我们没有走成的知青，经常处于一种看到希望，又失望，再燃希望，再次失望的循环之中，忧郁乃至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我们当中悄悄蔓延。迁户口回城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事，也成了广大知青家长的一块心病。我心中有了这个阴影，常常为之失眠。一个插友多次掏心窝子对我说：“还上大学呢，别做大头梦了。只要谁能将我的户口迁回盐城，哪怕叫我从团洼一步一个头磕到盐城，我也情愿。”

　　后来，又一个插友被招工回城，我写下一首五律：插队才相识/人疑兄弟出/热情而奔放/好胜更正直/有志非年高/年少尤出色/每是余送人/何为送余日？最后一句，道出的是自己的心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盼到户口回城的出头之日，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苦涩的问号。

　　秘密行动

这年5月，我们终于将酝酿了多时的出去游玩一趟的想法付诸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去了苏南。在此期间，还在杭州西湖见到了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

　　年轻人都是好动的，乡下比较闭塞、枯燥，我们平时劳动之余，除了玩玩杠铃唱唱歌，就是打扑克“摸呆子”，赢了抽丰收烟，或者比吃熟鸡蛋，看谁吃得多，没有其他文体活动，十分单调乏味，加上无法回城，心情郁闷，时间一长，就想出去透透气，看看外面的世界。建德已在信中和我说过几次了，邀我去苏南玩。1971年5月上旬的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个身影披了件上衣，拖着一把大锹，悄悄从一队知青屋闪出，慢慢向西边的生产队走去。这个身影就是我，按和朱星元、陆建德事先的约定，一个人也未敢告诉，悄无声息地离开生产队。事后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也有眼尖的人远远看到我上西的，以为我到邻队有什么事了，实际上已经回了盐城。当时，星元的父亲在大丰白驹车站工作，星元的户口仍在团洼一队，人已去了白驹建筑公司。5月11日，我们两人在白驹站上车，去无锡新安和当时在老家务农的陆建德会合，用一周左右时间尽情游玩了无锡、苏州和杭州，直到5月17日才回到盐城。

　　当时社会治安抓得紧。5月13日这天深夜，我们为了省钱，躺在杭州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觉，先被人简单查问了一次，夜深了，突然又被几个检查的人叫醒。他们问我们到这里是干什么的，我们如实相告，是来玩的。有一个人又问我身上带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回答多好还是少好，只好向他竖起一根手指。谁知他又追问：“1元？”我不得不摇摇头。他又问：“10元？”我继续摇头。最后他问：“100元？”怕他检查，我终于点了头。后来见我们身边带有一张参考消息报，陆德建头发有点长，又有人把他一个人单独叫出去问了一番。还好，最后是有惊无险，没有再找我们麻烦。

　　5月16日下午，我们一起冒雨去锡山、惠山，雨中游人甚少，雨中爬山有些吃力，及到上面大喘粗气。朝下看，无锡尽在山底，烟囱林立，红、绿、黄三色相间，红的是楼。山路上尽是水。树在雨中滴水，更绿了。锡山塔比较简单，黄的，南边惠山在云雾中。云在急速地走。

　　大雨滂沱，我们走散了。我不得不披着雨衣，把袜脱了。下得山来，迎面是山门。右手为“寄畅园”，有旁门，公园很大，里面有毛主席去安源石膏像。七弯八迴，左手长廊下，亭下山下，见赵孟頫书“天下第二泉”，还有一些小字。亭中二池，满眼篆字，没有标点，不知何种莲花，金花迭绿卷叶，虽衣服被打湿，游兴仍甚高。一趟人从山上下来，一个40多岁妇女说，山下没有水上去。走几步，又遇到一男子，他不敢上了。这时树少了，只见荒草，慢慢锡山也到了底下，路没有了，心中有点害怕。猛抬头，才看见路影，碎石，蓦然回头，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我进退两难，只好慢慢挪着脚步向前走，及到山顶，果见一荒门，已关。狂风发出巨大的吼声，吹弯了碗口粗的树木，一些叫不出名的小树，差点被吹伏到地上。我坐看上面風吹，心里很害怕，好像要把我刮到山下去。看不到路，小树在摇，风吼，越发害怕。我站在云雾中，只好避着望着，也没有勇气再朝下看，汽车在响，就不知在哪儿。衣也差不多湿透了，下山路滑，风大，好危险。据说这是头七峰，二七峰、三七峰比它还高。我必须把钮扣揿好，还不知有没有用，我甚至丧失了下去的勇气，什么也看不见。我迈一步又回头，但是必须下去，只得矮下身子，抖着腿，小心翼翼地走，仿佛站在宝塔的尖子上，暴风雨的旋涡中。一只手抓紧雨衣，一只手抓紧裤管，后来才发现雨衣也被风刮敞开了。认不清路，怕迎风刮走，尽力镇定。仿佛看到了，心似乎踏实些。自己又感到眩目，突然又什么看不见了，只见风将云向上推去，渐渐现出了大地，浑身又有了力量。裤管湿了，全然不顾。慢慢树显出来，再回头，白茫茫一片。这时我发现看见人时，才走了很少的路，后到山脚下才到一个亭子。我站在亭子里歇了歇，水没有向山下流去，裤管已经变硬。风小了，雨点也很有节奏，是刚才山上大，还是才大的，我也说不出来。只是感到这奇观在白天是看不见的，只有雨人知道暴风雨的喜悦，比照相还高兴。玩不到其他地方，也心甘情愿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重回校园

1972年初，我被调到公社工作。1978年3月，我和全国同时被录取的27万多名考生一样，终于在离开课堂多年之后圆了自己的求学梦。从跨进南京大学校园的那一刻起，翻开了我人生新的一页。

　　我3月2日去南大报到。许多新的东西随之扑面而来。第一次听到复出的匡亚明校长在学校礼堂作报告，大声疾呼要为“文明”正名，对一些思潮要重新评价，真是如雷贯耳，振聋发聩，那种醍醐灌顶，如梦初醒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当晚被安排在一间单独的宿舍休息，临睡又进来一位长得高高瘦瘦的北京考生，两人边整理床铺边聊天。他说他姓叶，家住国家交通部大院。我不知哪儿来的灵感，心中怦然一动，问他父亲是不是当时的交通部长叶飞，他点点头，想不到还真被我说中了。当时我班还有一位广西考生，是农家子弟，刚到校时常常看着窗外发怔。原来他是第一次走出大山，本来一心想跨过长江，想不到被长江南岸的南大录取了，愿望未能实现，心中还有些遗憾。

　　3月7日，学校召开新生入学动员大会。时隔不久，我写下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理想》，有些话至今还记得：（说）多年的理想，就像是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图，激起我强烈的求知欲望。固然它是萌芽，色彩不无幻想，可是从此种在我的心田，伴随年龄一起抽叶、成长……作为一名77级大学生，崭新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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