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杂志创刊已经半个世纪,50年的风雨走过,作为梧州唯一一份纯文学杂志,见证着梧州文学事业发展历程,我作为《西江月》的读者和作者之一,很应该在它创刊50周年的时候写点文字,只是,几十年过去,原先那些生动的影像至今在脑海里留下的只有残碎而模糊的画面。
1978年我毕业后分配到梧州一所中学当教师,那时候生活单调,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什么人际交往。单身宿舍里,看书打发时间便成了生活的唯一乐趣,无奈那几本书是从大学搬回来的,有的已看过几遍了。读书时的那种对文学的爱好这时候开始发酵起来,空泛的业余时间就是看书、舞弄点文字。自己拥有的书看得没兴致了,于是在晚上和节假日,我就骑着自行车跑去大中路的市图书馆。市图书馆订有很多杂志,全国各地的都有,其实我去市图书馆主要就是到阅览室看杂志。杂志不外借,可以在那里自由阅读。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梧州文艺》(《梧州文艺》也就是后来的《西江月》)。《梧州文艺》发表的大多是本地作者的作品,于是我对这本杂志就格外地关注,甚至认真阅读每一篇文章,读完后就盼望着新一期的出版。那时每年才出四期,等得实在有点漫长。
后来我发现《梧州文艺》编辑部就在市图书馆旁边,有时候很想进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看看编辑们怎样工作。但是我根本没有那种勇气,思想斗争了好几回,也还是不敢做出决定。心想,罢了,等到写出点东西再说。
1980年春,我的散文诗《书房絮语》在《梧州日报》刊登,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豆腐块”文章,文字得以见报,自然信心大增,写作就愈发勤快起来。
那时候什么都尝试着写,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评论、童话,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开始是写在笔记本里,密密麻麻的,后来才用稿纸写。我的同事中也有几个喜欢写作的,詹宗佑、韦泽方、车作汉、潘湛等,他们都发表过不少作品了,我经常与他们交流,也得到他们的不少指导和鼓励。
不久后我把一篇稿寄给了《梧州文艺》,题目是《杂文四题》,这是我第一次不知天高地厚地向这个杂志投稿。记得当时向所有的报刊投稿都是用信件的形式,不用贴邮票,只需把信封的右上角剪开一点,写上“稿件”二字即可。稿件寄出去就是希望发表,因此就有一份迫切的期盼,睡不着的那种期盼。于是我去市图书馆就更勤了,到那里第一时间就是看看新的一期《梧州文艺》出了没有。我以为出杂志也像出报纸那样快捷。期盼了大半个月左右,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他是《梧州文艺》的杨剑峰,他告诉我,我的稿件将被采用。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只顾着说“噢噢噢”,忘记了怎样感谢。
《杂文四题》发表在《梧州文艺》1979年第3期。接着在1979年第4期,又发表了我的随笔《沉思二题》,这是《梧州文艺》给予我的最初的鼓励。1981年,《梧州文艺》更名为《西江月》,装帧设计、栏目设置、印刷质量都提升了新的档次,更受广大读者喜爱。
自那以后的几年里,我每年都有文字在那里发表,或诗歌,或小说,或散文,或评论。由此也认识了杨剑峰、罗戈鼎、梁振伟、杜志海、吴江、吴伟樑、熊国永等编辑以及文友。
1983年暑假期间,自治区文化局、自治区文联、广西少儿出版社联合在南宁举办了一次儿童文学创作讲习会,经《西江月》推荐,我和写诗的谭智基老师参加了讲习会。那次讲习会邀请了全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讲课,会期一个星期,其中印象较深的有陈伯吹、郭风、蒋风、胡景芳、洪汛涛等。我的创作经历还很短,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聆听到当时的大咖们的讲课,受益自然不小,也使我对文学创作的信心又增加了一点。
从南宁回来后一个星期左右,我去了《西江月》编辑部,刚好杨剑峰副主编也在,我向他简要汇报了南宁创作讲习会的情况,他听后觉得很好,并要求我在8月5日晚举办的文艺沙龙上详细传达。
20世纪80年代初,梧州的文艺创作很是活跃,当时《西江月》的一个日常活动就是文艺沙龙,每个月都准时进行,地点就在《西江月》编辑部。我喜欢这个活动,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都前往参加。在那里,大家谈创作体会、创作计划,互相交换作品阅读,有时候也听编辑老师讲创作的要求以及在编辑中发现的问题。沙龙活动激发着大家的热情和创作的积极性。有时,沙龙也成了改稿会,编辑老师把大家带来的作品阅读后逐一提出修改意见,这对于初学写作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我的小说《不要亵渎圣洁的爱神》、童话《林林历险记》《有这样一个孩子》等就是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发表的。
那些年,梧州举办过多次文艺笔会,《西江月》自然是主办单位之一。每次的笔会都比较大型,国内许多著名作家、诗人都应邀来梧州参加笔会,如贺敬之、柯岩、赵大年、苏叔阳、仇学宝、申力雯、吉狄马加、陆地、黄神彪、凌渡、叶宗翰等等。
梧州第一次举办文艺笔会是1983年11月底,我由《西江月》提名推荐有幸得以参加。记得开会前一天熊国永编辑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参加,我答应可以,他便代我报了到。
那次的笔会开了四天,第二天听《广西文学》编辑李竑讲课,讲课的内容是写作与生活。他还讲到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说,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一种战友的关系,他自己既是编辑又是作者,知道创作的甘苦。编辑有时候一天看几十篇稿,没有一篇出色的,会感到烦恼,若发现一篇好的稿子,顿时会神清气爽。他说,有的作者作品发表不出来,怨编辑,这是片面的,某些编辑编风不正,这有可能,但全国几百家文艺刊物,只要你的作品写得出色,总不至于被埋没的。
他的这些话也让我明白了,写作首先要对自己严格,能不能发表,要从自己的作品找原因。那时我的诗文,寄给报刊之后,就老想着发表,结果多是泥牛入海,原来是作品并没有写好。
我第二次参加文艺笔会是1984年11月,那年梧州市举办首届艺术节,市文联与《西江月》主办的文艺笔会是艺术节的主要组成部分。那次笔会邀请了区内外多个作家、艺术家前来讲学和表演,其中艺术家有陈述、叶惠贤、程之、曹铎、李家耀、杜熊文、帅立志、万军等;作家有仇学宝、黄汉强(澳门《华侨报》副总编)、哈华(《萌芽》杂志主编)、王宁宇(《萌芽》杂志诗歌编辑)、王伟轩(花城出版社编辑)、卓戈云(旅美华人作家)、陆地、吴三才、潘大林等。
艺术节进行了十天,除了看演出,就是参加讲座讨论,当然对于我来说,最有收获的就是听了几个作家的讲座,诸如仇学宝讲小说的创作,王宁宇讲诗歌的创作,陆地讲纯文学的创作,王伟轩讲外国文学,潘大林讲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黄汉强漫谈澳门文化,卓戈云谈美国的生活现状与文学。这些讲座,让很少有机会走出去的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会后,《梧州日报》的编辑让我把黄汉强的讲话整理成文在报纸发表。
记得在艺术节期间的一次所有与会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上,当时任自治区文联秘书长的吴三才在发言中专门谈到了《西江月》,肯定了《西江月》的成绩,尤其对《西江月》坚持每月一次的文艺沙龙表示赞赏,他说:作者之间要加强联系,彼此要经常交流,看了什么好的作品也可以交流,文学写作也要经常聊聊天的。
作为梧州本土的一份文学期刊,《西江月》团结了一批作者,也培养了一批作者。我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一员,也得到了《西江月》各位编辑的鼓励关照,我的那些作品大都是在他们的指点、修改之后得以发表的。1984年秋,罗戈鼎不再兼任《西江月》诗歌编辑,副主编杨剑峰向当时的市文化局局长谭路推荐了我,但当时教师队伍人员紧缺,教育局没同意调出,我终究没有成为《西江月》的一员。但我与《西江月》的往来一直没有停止,近年来也还有文字在那里亮相。
现在,《西江月》依然承担着培养、扶持青年作者的重任,期望有更多的文学新秀通过这本杂志脱颖而出,走向全国;期待它在挖掘本土文化、推动本土文学发展和繁荣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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