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读者来信让我珍藏至今,那是一封辍学少女的来信。
《西江月》杂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享誉全国,发行量之大,连地处偏僻的云南省鹤庆县朵美乡炼厂村寨子坡自然村也能够覆盖。
1993年10月,我收到一封由《西江月》编辑部转交的读者来信。信封上写着“广西省梧州市大中上路102号”(“广西省”应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笔者注)。
“大中上路102号”位于梧州三中对面,当年《西江月》编辑部就在这里,也是我办公室的所在地。这幢楼共有六层,一楼是《西江月》编辑部,二楼是市戏剧研究室,三楼是文艺创作中心,四楼至六楼是市文化局职工宿舍。我的办公室在三楼,临街、靠窗的一角。
作家不评职称,但文艺创作中心创作员可以参评编剧。那一年我刚刚获得四级编剧职称,可创作依然以诗歌和评论为主,也写剧本、小说和报告文学。因楼上楼下关系,又因我以写诗为职业,基于此,我与《西江月》的联系多一点。
当年《西江月》由梧州市文联主办,主编是时任市文联副主席的曾强同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网络,有些边远的乡村,连电视和广播都是空白,杂志已经是“高级”读物了。当时《西江月》的办刊风格非常活跃,有社会热点纪实、商战特写、小说广场、散文天地、诗歌长廊、七彩人生等。主要是针对年轻的读者群,因此深受打工仔、打工妹的欢迎,在农村也有广阔的市场,不仅覆盖两广地区,贵州、云南、四川也有不少年轻的读者群。
这封落款为“云南省鹤庆县朵美乡炼厂村寨子坡自然村罗桂仙”的读者来信,是邮寄到《西江月》主编曾强收,再转给我本人。
罗桂仙在信上说,她是一个崇拜我的新读者。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因家庭条件困难而辍学回家。虽如此,但她不改求学上进的本性,除了下地干活及家务劳动之外,不愿像伙伴们那样,把心思放到那花花绿绿的扑克牌上,而是读书,以及把喜欢的句子抄录下来,因为她非常喜欢我的诗,抄了不少,遂给我写信。
“我们从不相识,可不知为什么,自从看了你的《诗情画意》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和你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怕姐姐你笑话我高攀,在我心中早已一厢情愿地把你当好朋友了……”
收到此信,我非常重视,它既让我看到了一个失学女孩的无奈,更发现了一个文艺青年的期盼。而那个时候,我也是20多岁的文艺青年,很想帮她重返校园读书,或者指导她写作,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后来没有回我的信。也许,生活的重压,让她改变了选择,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正因为这个遗憾,不久,我悄悄资助了一个苍梧县的男孩子读书,从初中一直资助到他上大学,使他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1993年,也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分界线。
在市文化局旗下的文艺创作中心工作,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轻松、写意的时光。那时候,我以写诗为职业。不用坐班,没有考勤,只需每年在省级和国家级刊物发表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即可。后来,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没有生活的沉淀和积累,写不出鸿篇巨制,为了让自己深入社会,体验生活,我先到新闻单位工作几年,再回到创作中心,使自己的文艺创作更上一个层次。1993年底,《梧州日报》从8开小报扩展为4开大报,人手紧缺。根据组织调动,我从市文化局调到梧州日报社工作,从文化人转身为媒体人。
这一转身,就再也没有回头了,远离了“诗情画意”的日子,为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而寻寻觅觅,成为一个职业新闻人。
近年来,《西江月》成为梧州日报社旗下的刊物,影响力更加广泛。2014年,我在《西江月》第11期发表了一篇纪实文学《秦关古道——寻访秦军南下的金戈铁马》,这篇以探索“苍梧古道”和“潇贺古道”关系的文章在湖南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不少媒体转发。
近几年,我陆续在《西江月》上发表了《不老的话题——鱼和雁的对话》《红尘梦醒自知归》《“百年茂兰”述传奇》《骑楼城崛起电池老品牌》《档案中的“茶船古道”》等一系列文史类作品及散文诗作品。
《西江月》让我又重回“诗情画意”的日子,重拾文艺创作旧梦。去年我撰写的诗歌《共执桅杆,扬帆远航——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梧州》获得梧州市五部委联合举办的“建党百年话巨变”——梧州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散文、诗词类一等奖,还获得自治区“党员心声大家谈”暨“四史”学习教育主题征文比赛诗歌(或诗词)类作品三等奖。虽然,至今我依然没有写出鸿篇巨制,但《西江月》一直是我成长的动力。
祝《西江月》越办越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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