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秀全

　　南街是镇上最逼仄的一条老街。南北长不过三百来米。现今整个儿一条街除一家杂货店、一家老字号“合成昌”食品作坊，一爿剃头店，再也没有其它任何店铺。老街陈旧得像一台被丢弃的爆米花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曾经的喧闹和繁华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安静得像个颐养天年与世无争的老者；古老的建筑隐藏在低矮门面的背后，有的成了断壁残垣，有的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在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少人问津。

　　丁酉年正月初五、十五，我和友人走进南街。我对南街似乎很熟悉，又似乎很陌生。我十七八岁离开家乡闯荡社会后，对家乡的街巷人物河流桥梁老树古建等总是保持着一种特有的情感，后来我知道这叫乡情，我等平凡之是这样，功成名就者、衣锦还乡者、或许背运落魄者、穷困潦倒者怕都如此。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南街，一而再再二三，我自己问自己，究竟为了什么？我登高俯视，走近端详，我进得河房（家乡人称临夹河建筑的一溜边房子）仰视梁柱结构，我屈下身子静静的望着被岁月磨得光亮的衣柜木箱桌椅神龛，琢磨着祖辈曾

　　经的生活。

　　东西大街改造一新的路面春节前悄然通行了。站在通往南街的巷口，一座占地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二层混凝土建筑拆迁让道袒露出内部架构如同挂着的一幅解剖图，此地是我祖辈赖以生存的营生之所。解放初这里是箩行，原先也就是两间青砖青瓦的河房，门朝西开，北临板桥，一株老槐树植在北墙根，遮阴蔽日，与灰色砖墙协调而和谐。此处是镇上一处闹市口。苏北是老根据地之一，解放较早，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里成立了搬运工会，以后私营箩行成立集体性质的搬运站，我的父亲归属于此，那时做个新社会的工人，颇感风光，后来有句流行语说得好，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人的文盲率80%以上（估计实际情况远远超过），搬运工人这个阶层的文盲人数则更多，大字不识一个的比比皆是，父亲念过私塾，还接受过公办教育，拥有高小文化，在他那个圈内属于凤毛麟角。党和政府对群众扫盲十分重视，镇上在附近的基督教堂设立工人夜校，派孙先生为搬运工人教习文化，父亲受命负责组织安排，做好衔接工作。孙先生是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生，本镇人，曾任国民党军某军司令部参谋，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防守平汉线保卫漯河、郾城战役。领少校军衔。1949年冬所在国军部队由川西飞撤台湾，他毅然投奔人民解放军，受到欢迎并送新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学习两年，1950年和全校学员一起参加西南成渝铁路资阳县五口溪段建设，荣获建设西南“八一”光荣纪念章一枚。1951年夏学习结束后奉命复员回原籍参加地方生产和建设。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和历史“误会”，先生在作教员的同时还得接收“管制”，他站在讲台上的滋味可以设想得到。不管怎样，先生毕竟是先生，晚间基督教堂常常亮着马灯，先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身板笔直，一袭军人风采，给工人们讲课风趣幽默，气氛活跃。父亲讲究义气，爱憎分明。他与先生由此播下了友谊的种子，那时也只能心知肚明，不知父亲如何仗义执言的，他的工人出生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先生很快结束了那段特殊的日子。从此，靠一支画笔专画人物肖像，自由谋生，在本镇及周边地区名声远播。这一切父亲在世时从未提起。去年某个冬日午后，是个礼拜天，我拜访了已八十六岁高龄的孙太太（先生已于一九八九年过世），她以前跟我母亲是同一单位的工友，她拉着我的手，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亲热地向我娓娓道来，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好奇而恭敬地记录下了这段口述历史。一个平凡之人离世十多年后还有人记住他的好，我心中为父亲默默地点上一赞！

　　老家人以本镇为界，东域叫东海，西边叫西乡。这种区域称谓始于何时无法查考。乡亲们俨然把自己脚下这块小镇看成“中原”地带。自从明洪武赶散从苏州阊门大量移民苏北以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此地海鹽、渔业生产与近现代传统农业此消彼长，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不断增加，使得这一片平原河网地带成为朝廷和民国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物产地。生产的发展，生活的需求，刺激了铁匠、木匠、锡匠、银匠、铜匠、竹匠、茅匠、瓦匠等百业工匠的诞生和迁入，各种铺、坊、店、行由此产生。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全镇（不含农村）开设铺、坊、店、行201爿，工业、手工业业户中铁铺18家，居各业之首。而吴记铁匠铺处于领军地位。它就位于搬运站南侧，是两层砖木结构的楼面。我端详着它的模样陷入沉思。陪同者告诉我，吴记铁铺的主人身材魁梧，技术精湛，善于经营，生意红火。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地上丢的，库里存的，什么锹铲钉耙镰刀焗钉桶箍门栓门鐽菜刀瓦刀火剪火叉等等一应俱全，铁铺有冶炼炉一台，砧子三四座，雇佣师傅四五人，生意再忙，工艺绝不马虎，材料投炉冶炼、出炉成型、淬火、初加工、精加工乃至外饰都有一套讲究。吴家靠此手艺创造了殷实的家业，置有可观的房产在镇上受人尊重招人羡慕。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吴家对子孙文化高度重视，解放初期就一门出俩大学生。当然铁匠手艺也是要有传承的，老铁匠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手艺传给了老二，他是我高中同学永清的祖父。永清的父亲也凭借铁艺成了农具社的铁匠。永清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后来上了军校提了干部，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幸殉职，记得那时他还不曾谈恋爱，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一直以来我们谈及永清就会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无尽的悲哀。作为铁铺的后人，他对得起祖宗，作为一名军人，他对得起国家，他是同学中的骄傲，是家乡的骄傲。老铁铺叮叮咚咚的声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由集中成立的农具社取代，如今，老式的门板破旧开裂，唯有红彤彤的春联、挂落（也叫挂浪，北方称喜纸）透出一丝喜庆。二楼伸出的木质封闭阳台似乎快要坍塌，临时用蓝色彩钢板固定，与周边古色古香的黛灰色调显得有些别扭。

　　我清楚地记得，十年前与崔桂林到对面一座百年老宅探访，我们当时就预感到，那座老宅究竟能经受多长时间的风雨，实在无法想象。我一直牵挂的这座老宅，解放后一直属于公房。如今她变得怎样呢？她还好吗？正月初五，我给老宅去拜年。当下的住户不在家，委托侄儿来老宅看香烛。进得沿街的过道，天井里，三间座北朝南的主屋高檐青砖灰瓦风火墙，模样依旧，只是岁月的印痕变得更苍老一些。屋里梁柱结构保存基本完好。座东朝西的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已经不复存在，一块长二米多厚10多公分的青石板在原处卧躺，光滑的表面不知踏过多少先人和今人的足印。给我的印象，这个四合院似曾相识。在皖南的西递、宏村不是多有邂逅嘛！南侧同样的老宅不知历史上是否归属于同一家？西侧是一面高高的青砖墙面，与院落的高度协调一致。此处原为两层砖木结构小楼，如今改造成混凝土建筑，原来挑出的木质阳台立柱横梁被切割的痕迹依稀可辨。主屋西房窗口有一株老树，好似黄杨，没人打理的样子，树冠像一个已经不讲究发型的老者随随便便，甚至乱乱糟糟，过道一侧的墙壁许是庭院深深少见阳光，蕨草蓬蓬勃勃，舒舒展展，似乎它们并不在意严寒。我手头没有资料证明这处百年宅院何人何年所营建，我记得一位高中晚我一届的同学的家曾经在此居住，他的父亲是税务所的，安徽人，高个儿，讲侉话，家中子女个个帅气漂亮气宇轩昂。拜年需要言辞，走出过道时，我祝愿老宅能够长久！

　　早年的南街，茶馆、药店、香店、茶炉、杂货店、南货店、百货店等商铺一个接一个。在同业内，以盛春茶馆在全镇最富有影响。我站在这座昔日茶馆如今普通民居门前，相像它曾经的辉煌，有点不可思议。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王少堂（1889—1968）曾在这里献艺，大约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光景。王少堂七岁从父学艺，九岁登台，十二岁以家传武（松）十回正式从业，在扬州书坛崭露头角。二十岁时成为扬州评话界四大名家之一。说书神形兼备，描摹尽致，有声有色，赢得了“听戏要听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的赞誉。1949年后，王少堂先后当选为扬州市人民代表、苏北文联常委、扬州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江苏省曲艺研究会会长、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委员。那时的艺术家刚从旧社会过来，他们就是从普通民众的口碑中成长的人民艺术家，底层百姓随时能够欣赏到名家表演。王少堂到盛春茶馆说书，海报贴在板桥口，人们奔走相告，场场爆满，过道里都站满了人。茶馆老板的儿子王正清把同学带到家中免费听书，欣赏王少堂的精彩表演，那种享受、那般痴迷、那份期待至今难忘，我好友的父亲张叔在我拜访时如此描述。王正清是从南街走出来的故乡骄傲，他是我母校的1962届高中毕业生，同年考取南京大学外语系法文专业，大学毕业后曾供职四机部、电子工业部，任过《电子报》主编，曾随同华国锋出访法国做翻译，担任过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秘书，后长期在中信贸易任职。

　　老字号“合成昌”食品厂位于南街中部，文曲巷以北一片。厂长老潘见我们到访，热情地泡茶让座，带我们走进伍佑特产糖麻花、醉螺生产车间参观。合成昌醉螺制作工艺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潘去年获首届盐城工匠荣誉称号。在我的记忆里，此处曾经是块挺大的院落，青砖地面，酿制醉螺、加工酱醋和酱菜的大缸有序排列在院内，酱香飘飘，街坊绵延。现今由大约八十年代初建的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取代，显得局促，主打特产糖麻花、醉螺各有区域，工间环环相连，见到几个工人在灌装、打包。春节后大型超市的补货催得着急。老潘身材魁梧，经过世面饱经风霜，骨子里有一股坚守传统文化的韧劲。他七十年代末顶替祖父到供销社这家食品厂，从挑水、干杂活做起，得到师傅真传，直到全部掌握糖麻花、醉螺的秘制工艺，在这一行做出了名堂。产品供不应求。中央提出弘扬工匠精神后，他越干越有盼头，在204国道边建了一座新厂房，设有工间、陈列室、品尝室，百年老作坊的根基不丢，他要到景德镇专门定制一只巨大的醉螺陶瓷瓦罐立在新厂门口，把老品牌的火炬举得更高传得更远保持得更久。

　　文曲巷头有家杂货店。店与居室合在一起，我估计，老人闲来无事，打理个店铺消磨时光。店里有四个老人围着一张方桌打麻将，一旁还有二三人观战。

　　穿过文曲巷，以前有条玉带河把南街一分为二。玉带河由夹河流入伍佑港，通往文庙。河不宽，几米，两边驳岸青砖垒砌，河上有木桥沟通。此河解放后填了，现了无踪迹。

　　我此番到访，想拜谒一下智建中的故居。智家在南街夹河东侧。上世纪八十年代夹河填平之后与南街连成一体。我的中学老师黄经实先生曾告诉我，智建中是他敬仰的一位家乡走出的大学者。我闻之，一脸茫然。作为一位后生，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汗颜。2016年12月26日，家乡珠溪历史文化研究会宣告成立，我被推选为研究会副理事長，一批热心家乡历史文化研究的同仁聚到一起。黄老师告诉我，智建中曾担任过吉林省某法院法官，历史学家，五十年代回过一次家乡，老师还是少年，有过一次见面。七十年代末亦或八十年代初智先生再度回家省亲，到镇上的中学与时任校长有过一次交流，老师被校长指名参加接待。其时，智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副校长、历史学教授。堂堂大学校长莅临一所中学交流，对故乡的情怀、对教育的情感可见一斑。此后，似乎再也没有见到智先生。我通过百度搜索，智先生简历一目了然。教授。江苏盐城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北省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驻老河口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宣传干事，陕甘宁边区青委宣传部副部长、边区教育社主编，延安大学教育科科长，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系主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建国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副校长。主编有《中国近百年史》等著作。于是我通过淘宝网购了一本智先生的著作。很快我收读到此书。在序言中，我仿佛听到一位慈祥的长辈的殷殷教诲。我向南街的乡亲问询智先生故居在何处？在家乡做了一辈子芝麻糖炒米糖已九十高龄的周老摇了摇头，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从南街离开家乡的游子，周老确实难有机会与智先生谋面。几位婆婆围拢上来，问是不是智二奶奶家呢？我不知道智二奶奶与智先生是什么关系，但智先生土生土长在这里的智家是毫无疑问的。几个婆婆手朝西边一指，这一片都是。老房早已翻建，智家已无人在此居住，故居经历那些变故，实不得而知。我朝智家旧址深深地鞠了一躬，朝圣后的如释重负。你从南街走出，到北京求学，到延安追求真理，到东北投身教育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夕。作为一名游子，你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一定怀念故土，然而你早已把他乡作故乡，是胸怀五湖四海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遍种桃李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是孜孜以求探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学家。

　　陈氏祠堂是南街现存唯一的一座家祠。五开间的老房子门朝西开，高檐青砖小瓦木质架构，门檐两边的砖雕精细无损，门槛两侧的汉白玉门当位移到地面镶在混凝土里成了垫脚石，精美的纹路清晰可辨。陪同的卞龙林先生说，早先这排祠堂南一间是神龛。中间一间是过道，穿过过道，是陈家几排住宅，一片陈家大院。陈家祠堂与住宅建于一起这是比较罕见的。祠堂由陈默生所建，他是中晚清的一个进士。祠堂里曾有一块皇帝的题匾。上世纪七十年代，陈家大院拆旧建新，分立门户。祠堂也早归了公有，分张家居住。离陈氏祠堂进得陈家宅院，迎门两座花池，各植两珠百年以上花龄的枯枝牡丹，已呈丛生状，枯如干柴的枝头冒出点点紫红色的嫩芽儿，她们像花仙子的眼睛探寻着春天的气息。刚遛狗回来的主夫人徐大姐指着花池说，东一簇开紫红的，西一簇开大红的，谷雨时节来赏花的人多呐，欢迎我们届时光临。

　　剃头店在南街的最南端，一把老式座椅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街坊”端坐在几平方米的店里，写到“店”字我停顿了一下，这也叫店吗？四壁灰头土脸，座椅对面的墙上支一条木板，剃头的工具、师傅的水杯、杂乱的报纸、不再纯白的围脖随意丢在木板上或挂在三角支架上，地上有星星的碎发，说明此处生意一直在进行，正月里，是剃头的淡季，我们到访时看来快打烊了，师傅姓卞，虚龄七十，他十多岁随父学剃头的手艺，没有走合作化的道路，在这个店里营生一辈子，娶妻生子，快快乐乐，生活得有滋有味。卞师傅简直就是南街的活字典，提到南街的历史古迹和人物头头是道。南圈门厚几尺高几丈，他为我们比划，1973年是他亲手拆除的，他清楚地记得圈门正中匾额四字：“风--叶--熏--时”。他一字一顿地向我们解说，唯恐没有听清。他说，通往陈氏祠堂门口的南街地面青砖嵌着的青石，大家都叫下马石。一个进士祠堂门口铺下马石，也许是冲着皇帝题的那块匾额。封建朝代的礼制何其繁琐。卞师傅还告诉我们一段清末“举人”龚士清的故事，这多少让我们有些意外的发现。对“举人”一词的最初了解是从清代小说家吴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知道的，范进中举高兴过度发了疯，可见举人非同一般，当时这么想。卞师傅把我们领进他家的宅院，以前就是“举人”宅邸，处于南街南圈门东侧。那地方叫钥匙湾。再东侧就是毗卢寺。他说，龚士清在南京考举人，不料母亲去世，回家奔丧。等料理完丧事科举考试已时过境迁。龚从此告别科举考场，凭借对文字语言的驾驭，专司诉讼，好比现在的律师，风生水起，远近闻名。每有新官上任，必得访龚。鸦片战争后，大量鸦片输入，不少国人顶不住鸦片的诱惑，龚“举人”随波逐流也抽起大烟。他膝下无子无女，晚年抱得一女认着孙女，成年后生得如花似玉，跟了国民党一军官，1949年随去台湾。龚“举人”于1950年代初死于老宅。人民政府为其收殓入土。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料考证这段口述史。龚士清是否考中举人？受了什么打击发誓与科举决绝且沉沦为“瘾君子”？龚宅易姓说明卞家父辈与龚家有交割，所言恐也非空穴来风。昔日“举人”宅邸，如今百姓居所。我想起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轮回自古有之。昔日皇帝的故宫如今还成为百姓参观的博物馆呐。卞师傅信誓旦旦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家拆除龚士清老宅翻建，房梁上发现有雕刻的兽头。俗语道：“不穿举人服，不敢砌兽头屋。”他认为龚士清中举无疑。

　　出了南圈门，迎面是铁绳桥，现在的桥名讹称“铁神桥”，桥下这条河叫伍佑港，蜿蜒向东北，一汪春水从串场河进来，东流入海，流过通榆河后她又有了一个叫步凤港的新名。明清（或许更早）和民国年间，这里是运盐船必经的关口，船只接受检查并完税后才能够通过桥下铁绳索进入串场河，运往运河上下大江南北。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走出南街。打开一页页尘封的历史，追寻一个个先人的足迹，回望一座座陈旧的老屋，走近百年的老作坊，南街的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不由地触动着我的神经。南街老矣，承載悠悠历史，岁月如斯，永留先辈群雕。正如景曾先生诗赞：南圈门内老街长，板桥南去如画廊。东边麻花扑鼻香，西边箩行接活忙。夹河人家皆亲水，淘米浣溪说串场。一舟行来竖蚬幌，半街邻居美味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