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延安

　　上篇：青春红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

　　这是著名的《长征组歌》，是堪与《红旗颂》、《黄河》媲美的中国革命红色传奇。

　　这部传奇的原创是肖华，1955年授衔时最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34年长征时最年轻的师政治委员，还不到20岁。没有理由过多恭维组诗的艺术水准，然而对于肖华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所走过的万水千山，所撞击的人类自身肉体极限的巅峰，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从1934年10 月到1936年10月，从南国到北国，从红土地到黄土地，从赣南、湘西、川陕、鄂豫皖出发的4 路叫做“红军”的铁流，艰苦卓绝，披荆浴血，孤军征战，倦旅辗转，万里征尘，期间甚至兄弟阋墙，殊途同归。1935年9月，红25军率先到达陕北；一个月后，中央红军接踵而至；一年后，红二、四方面军亦到达陕北。北斗星拱，长征结束，山丹丹花开红艳。

　　此时，20余万红军，十存一二，仅剩3万余人。但是，中华民族解放的精神母体犹存。星火燎原，日月重光，这些长征的胜利者及后来者，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55年解放军授衔，254位中将以上將帅，有222人参加过长征。其中元帅9位，大将8位，上将48位，中将157 位。长征开始时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36.5岁，8位大将31.7岁，48位上将25.9岁，157位中将23.8岁。

　　军事史上有这么年轻的阵容吗？没有，只有长征。在这个阵容面前，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它的资历，而是它的年轻，而是它的年轻背后的革命传奇与时代印记。看看这些熟悉的名字吧（长征时师、团职，1955年少将以上军衔）。

　　上将：肖华18岁，陈锡联19岁，杨成武、李天佑20岁，贺炳炎、洪学智、韩先楚21岁，杨勇、苏振华22岁，刘亚楼23岁，邓华、杨得志、赖传珠、张爱萍、陈伯钧、黄永胜24岁，陈再道、宋任穷、王宏坤25岁，肖克、王震、张宗逊、王新亭26岁，王平、王建安27岁，彭绍辉28岁，李达、许世友、郭天民、周纯全29岁，李聚奎30岁，甘泗淇31岁，朱良才34岁。

　　中将：梁必业18岁，郑维山19岁，钟赤兵、余秋里20岁，余立金21岁，程世才、李天焕、刘转连、顿星云22岁，廖汉生、张才千、陈正湘、冼恒汉23岁，罗元发、孔庆德24岁，詹才芳27岁，郭鹏、张经武28岁，聂鹤亭29岁，晏福生30岁，毕占云31岁，倪志亮34岁。

　　少将：谢振华、谭友林18岁，谭家述25岁，王集成27岁，汪乃贵29岁，韩东山、白志文31岁，张广才34岁。

　　直到抗战时，杨成武仍被称为“白袍少将军”，肖华则被沈鸿烈称为“娃娃司令”。至于王近山16岁当连长，人称“小连长”；还有李天佑、钟赤兵均曾被称为“娃娃连长”。

　　与年轻的师、团干部相比，军（军团）首长、后来的元帅、大将，年龄自然要大一些。然而除了48岁的朱德、42岁的刘伯承外，余皆在31至38岁之间。当然也还有29岁的王树声，28岁的林彪、罗瑞卿，27岁的谭政、许光达。

　　还有长征途中牺牲的邓萍、吴焕先、陈树湘、程翠林、易荡平、洪超、胡震、王开湘、黄苏、李英华，西征牺牲的陈海松、孙玉清、陈伯稚、熊厚发，都是20来岁。他们，安眠在永恒的青春里。

　　以及未授衔的刘少奇36岁、周恩来36岁、程子华29岁、陈光28岁、杨尚昆27岁、耿飙24岁。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段革命传奇，每一个年轻后面都燃烧着青春之火！

　　只有青春，才有故事。

　　长征，征战也！与几十倍于己的强敌周旋，与形形色色的对手过招，与罕有其匹的恶劣环境拼搏，与自身生理极限与耐受力与意志力对阵。红色的革命与黑色的死神，持续绞着在濒死的边缘。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变幻着失败者、遇难者、战斗者的多重角色，在生与死的雷区里轰响，在血与火的浪谷中起伏，经历着地狱、人间、天堂的轮回。

　　面对多路强敌，各地军阀，前堵后追，彼盈我竭，危如累卵。金蛇吐信般纠缠、挑战、冻结，不停地突围、退却、转移；面对雪山、彝区、藏区、草地、沼泽，人迹罕至，甚至兽迹亦无，坚韧的铁砧，锤炼着肉体和精神；面对饥饿、寒冷、病伤，既无后勤又无供给，衰惫至极，为了理想、希望、自由与尊严，甚至只是为了活着，最终浴火重生，于绝望与希望中走完长征。多少无名的战士，在无名的山间、路旁，伴随无名的野花长眠，客死万里。

　　这些年轻，是从一个被压迫的青春到另一个战斗者的青春的蜕变。被时代巨浪裹挟，拼一腔热血，草茅下士，因缘际会，布衣黔首，君子豹变。他们辏集于镰刀斧头之下，为“欧洲游荡着的幽灵”所吸引，接收激情、创造、勇气、力量的讯号，翻滚乱世，炽热奔放。疯狂与决斗、野性与豪迈、进攻与回避、热烈与不羁、疲惫与倔强，惊涛骇浪般的腾挪，雷鸣闪电般的穿梭，暴风骤雨般的奔腾，沉默如一尊顽铁，爆发则是催命阎罗，悲壮而充满诗意。

　　年轻，乳虎啸谷，鹰隼试翼。中央红军第一军团林彪麾下第1师第1团、第2师第4团，杨得志、杨成武，长征路上两个领头“杨”，勇、猛、强、快、狠，摧锋于正锐，卷澜于狭路，无愧英雄。连续突破江西安远、信丰间，湖南桂东、汝城间，湖南良田、宜章间三道封锁线，红4团为先锋团；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红4团自甘做“砧上鱼肉”，以己1个团对敌16个团，坚持5天5夜。进逼乌江，红4团再为前卫团，于江界河渡口成功强渡，架设浮桥，让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跨江而过，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1935年5月25日，红1团穿越大凉山，通过彝区，衔枚急进，夜行昼伏，强行军160里，把素以脚力见长的当地向导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生死一线孤军勇，安顺场皎平渡17勇士英勇抢渡大渡河。但竹筏小船难渡千军，全军安顺河渡河无望时，又是红4团徒步奔袭，直扑泸定桥。羊肠小道，积雪不化，万丈河深；冒雨、架桥、打仗，一天一夜飞奔疾进240里， 22勇士飞夺泸定桥。随后，英勇的先锋团队，过雪山草地，飞越腊子口，风行雷厉，所向皆靡。是时，其团长、政委杨得志24岁，耿飙24岁，陈正湘23岁，杨成武20岁。弱冠之年，早已头角峥嵘，久战沙场，千里之驹，战争之神。

　　因为年轻，也多浪漫。25000里怎么来的？不是从地图上直线、弯线划分来的，而是根据邓华、肖华、肖锋这3个师、团政委的日记计算出来的。真正是戎马倥偬，“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红军战士不仅用枪适应了战争，而且长征成了“课堂”，学习的黑板就是前人的后背，教师便是指导员。比如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就是长征脱盲。还有识别野菜，分辩可食与否，当个植物学家绰绰有余。枪不离手的斗士，不仅用脚走完了长征，而且用眼认识了汉字，用嘴尝遍了野菜，用手记录了长征。这么丰富的内涵，恰如吐出绿色的山地里，那火一样红灼的杜鹃花。

　　因为年轻，少不更事，不免闹出笑话。女战士邓六金来“例假”，涉水过河，血染河水，身后男兵以为她受伤急追不舍。后任武汉空军副司令的方槐少将，从未见过铁路，过了粤汉铁路还不知，又重新回来手摸铁轨，好奇变惊奇。攻下遵义后，茅茨土阶而出的“土包子”，因从未见过电灯，凑到电灯泡上点烟。部队开拔之后，少得最多的就是灯泡。

　　年轻，同样意味着牺牲。曾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的李中权少将，举家9人参加长征， 1937年春延安相见时仅剩兄妹4人，瞑目异乡路途者已尸骨难寻，虎口余生者抱頭痛哭。廖承志曾亲笔画下一幅他“长征时候，在丹巴亲眼看见的”场景：一位红军女战士，正在给生下不久的孩子喂奶，身边蹲着一位即将成为孩子养父的老汉，旁边一位脱下帽子戴着眼镜的年轻干部默默无语。廖写道：后来到了延安，那母亲、那戴眼镜的同志，再也没有见到，肯定都牺牲了。而那孩子呢，又在哪儿？

　　难耐的饥饿、追赶的劳累、无声的牺牲。遵义会议后，紧接着是无休止的行军。默默行进的队列中“沙沙”的脚步声，比安眠药都厉害，始终在瞌睡，站着睡，边走边睡。能够睡上一觉，成了最奢侈的愿望，而即便这样，在当时也成了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夹金山、党岭山，号为“神山”，上山一百里，下山一百里，峰顶气温零下40℃，暴戾无常。初则死一般寂静，少女一般羞涩；忽而狂雨如注，顷刻飞雪漫卷醉汉一般。战士纵然年轻，仅凭单衣草鞋，饥肠空腹，冻死者无数，风雪中玉洁冰清。

　　然而，与相对“较快”跨过雪山相比，长征最艰危最濒临绝境的是过草地。红一方面军走了7天；红二方面军从草地北面绕了一个圈子，历时一个多月；红四方面军则是三过草地。16岁的红二方面军17师49团青年干事彭胜昔，幸运地靠10支人参走出草地；17岁的红四方面军31军宣传队长陈芨，靠一只偶拾的牛蹄走出草地。但像他们这样幸运的太少了，更多的是被异途吞噬。后卫部队过草地，但见倒毙者埋骨路畔，延绵不绝形成“尸路”，弥漫着腐臭、阴森的恐怖气息。饥饿、疲惫、孤独、虚弱，有的人小便都站不起来，只能像女人一样蹲着解手。幸存的红军老战士赵德仁回忆，过草地时朱德有13个警卫员，出草地后连他在内只剩3个，连朱德的腰带都被警卫员吃掉了。贺龙的马也被杀掉了，皮带、皮鞋、皮斗篷，都成了食物。曾思玉中将回忆，过草地后期，所有的马缰绳（未经硝熬过的）都被吃掉了。甚至后来捡拾动物粪便乃至“大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为食。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最终就简单到这种极致：求生。

　　“长征，就是为了活”；“长征，是在和自己的意志斗”。饥寒交迫者怀揣着让天下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革命信念，“虽九死犹未悔”。即使此刻，革命者人性的火焰仍在生命屡与死亡接吻的同时跳跃、燃烧。有的战士赤裸着“沉睡”路旁，身边叠放着脱下的衣物，上写：送给缺衣的战友！狼狈地死，有尊严地死。60年代的小学课本上，有一篇难忘的故事：过草地途中，红军战士谢益先毅然解下自己宝贵的口粮袋送给路边的母女，自己最后饿死。待那幸而活命的母女再来找救命恩人时，战友们据粮袋上的“谢”字才知实情。命悬生死之际的善举，存在着一种最原始的色彩，如生命本质一般清纯和明净，足以证明这支年轻军队的永恒！

　　身处绝境又无可逃避，又自信系于一身的正义，那么勇敢或者说是忍耐，就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惟一的武器。长征路上，红二方面军6师18团团长贺炳炎截去右臂，而政委余秋里截去左臂。前者用的就是木工锯锯臂，没有麻醉药，身体绑在门板上，手术136分钟，塞在嘴里的毛巾都被咬烂；后者手术时则是被麻醉药致昏迷而失去知觉，不得不先救命后锯臂，方有后来著名的“还有余秋里同志”。 16师政委晏福生亦于1936年截去整条右臂。开国将帅中14名伤残将军，有5位系长征前后负伤，第二方面军就出了3位。著名的“干部休养连”3个伤员陈伯钧、张宗逊、钟赤兵，其中红三军团12团政委钟赤兵右腿负伤，半个月内三次截肢：先锯小腿，再锯膝盖以下剩余部分，再锯整个右腿。山与崎岖，河与激流，怯懦早己为能量超越，钟赤兵成为唯一的独腿走完长征的中将。

　　返身求之历史，是为了获取奔腾的地火。星霜荏苒，白云苍狗，年轻已被岁月剥蚀为老态，甚至消亡。然而，在大夜弥天、故国外患的黑暗里，在身临鬼门、变相地狱的险境中，这些年轻的民族精英对于创造机会均等的大同境域的心灵向度，对于追寻没有阶级、争斗、匮乏的真正归宿，并为这种质朴的情感滋润着，坚定着，青春激越。他们冀望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实现互相理解、关照、和谐、有尊严的时世的精神价值，已然融化在万道霞光里，永远鲜红。

　　如是，遂有长征绝唱。

　　下篇：革命红

　　这一天是1935年9月28日，除了血一样红的朝霞，便是一碧到底的蓝天。在甘肃通渭，42岁的毛泽东王气十足、豪气干云地当众朗诵了他的著名诗篇《七律·长征》，一举奠定其长征史诗的“领衔作者”身份。

　　他当然有理由如此快悦：作为一个重执中国革命牛耳的领袖，以他对中国史实的独特思考，以他从容、通晓、洞透、变幻之能术，六韬三略，料敌如神，扶危持倾，超佚绝伦，诗也许是他渲泄的最好载体。只是相对于《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词来说，他偏偏选用相对来说并不擅长的束缚极严的律诗来状写这段气势磅礴、壮怀激烈的史诗，是否暗喻着他艰难地“一览众山小”，随之又艰难地到达陕北的印照。只是艰难并未磨灭毛泽东的英雄豪气，使已过青春期的他带领着麾下正当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写下红色经典。

　　挽澜于极危，可以叫做领袖。领袖的含义之一，就是在老辣的对手面前无畏无敌，气吞如虎。中央军、粤军、桂军、黔军、滇军、湘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土司，不同的對手，同样的凶顽。薛岳、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汤恩伯、周浑元、吴奇伟、胡宗南、俞济时、王耀武、宋希濂、郭勋琪，均为黄埔、保定翘楚。陈济棠、刘湘、龙云、何健、刘建绪、白崇禧、马步芳，皆非等闲之辈。“湘军老虎”死缠烂打、凶蛮死硬，“铁脚板滇军”绝非乌合之众、散乱之兵。湘江之战，敌40余万，我8万余人；四渡赤水，敌150个团30余万人，我3万余人；强渡大渡河，敌10万余人，我仍3万余人。前者败而后者胜，原因就是：统帅换了。蒋介石的刚愎自用，成就了毛泽东的事功厥伟。在弹雨的缤纷里和跋涉的泥泞里，胜利，是最有力的诗句。

　　“红军之父”朱德未曾写诗，这一年他48岁，抵近知命之年，却是长征走得最远者。这位中共“长征四老”之后的年龄最长者，名为总司令，在四方面军时实际己是寄人篱下。特务营营长出于好心，为朱德换了一头骡子，竟被后来负气跳崖自杀的31军军长余天云泼口大骂，其处境可想而知。但朱德“度量大如海”，以比年轻人走得更远的履印，随红四方面军南下，两过草地，三过夹金山，直到三大主力会师。他本人就是一首诗，传奇之诗。

　　1966年6 月，已是“闲人”的彭德怀，在当年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的牺牲地，面对漫天飘飘落落的细雨，说道：“堂堂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间快事！”只有历经霜风与繁花交替历程的人，才能出此豪语。邓萍牺牲时才26岁，彭德怀遭贬时己60岁，年轻的阵亡者与刚烈的被谪者，足以让历史渗透出壮悲的余味与深刻的内容。

　　大难不死的周恩来也没有写诗，这一年他37岁，过草地到毛儿盖时患肝脓疡，高烧、昏迷、排脓半盆，3天粒米未进，九死一生，时任总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寸步不离担架。其妻邓颖超亦高烧、腹泻，7天7 夜几乎未吃一粒米，又掉进沼泽，涉险急流，幸免一死。一对患难伴侣，草地劫后重生。正如此，50年代初，己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不惜降尊纡贵，执意为刚去世的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执绋抬棺。草地患难，生死知交也。

　　1934年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告别曾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从瑞金于都渡江，西去北上，悲壮远征，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行程25000里，经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11省，86000人仅余7000人，十之存一。仅“第二将军县”兴国县23179烈士中，就有12038人死于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湘西开始北上长征，1936年10月22日于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16000里，转战10省，18000人剩13300人。

　　1935年3月29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兵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北上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1936年10月8日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转战3省，80000余人剩33000人。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撤离鄂东北根据地，单独北上，转战豫鄂陕甘等省，1935年9月18日于陕北延川县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师，成立红15军团，出发时2980人，抵陕时3400余人。偏师远征，却是长征结束时唯一的一支人数超过出发时的红军队伍。“徐老虎”连同后来为中央红军找到“落脚点”的壮举，奠定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大将的地位。

　　此前，1934年8月7日，在红七军团北上的同时，红六军团西进，转战5000多里，与红二军团湘西会师，19000人已不足4000人，是为长征“序幕”。而长征的“尾声”，则应是1936年10月起的西路军悲壮西征。

　　在这支队伍里，有许多人其实根本没有理由弃富从贫。1927年南昌起义前，朱德、刘伯承、贺龙已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且分任20军党代表和新编15军、暂编20军军长。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叶剑英、肖劲光为中将，刘志丹为少将，纡青拖紫，高官厚禄。但他们脱下将校呢，穿上粗布衣，风云开合，投身革命。20名元帅、大将中，就有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出身黄埔；肖劲光留苏，曾为列宁守陵；王树声毁家纾难，大义灭亲；肖克出身书香门第；谭政出身士绅之家；林彪、粟裕、陈赓、罗瑞卿、陈伯钧皆家境殷实；孔庆德为孔子73代后裔。他们弃金印紫绶，入风雨飘摇，反专制锢蔽。荣枯得失，那么大的差异，且是自动选择和放弃，随了“信仰”，别无他解。直让后来人拂去历史尘埃，跨越年代的距离去接近、感受，为之怦然心动。

　　在这支队伍里，有着著名的“干部休养连”，成员除了伤员、女兵，便是“马背上的共和国”的中坚们，这恐怕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连级编制了。后来著名的“延安四老”均在此列。董必武，前清秀才，中共一大代表；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谢觉哉，身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印；林伯渠更不必说了，辛亥元勋，叱咤风云，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空前绝后：“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就是这样一支“老弱病残”，走完了长征，并且人“财”两全。长征最危急的时候，要求精简轻装，这样“四老”的书籍便成了问题。唯独谢觉哉犟劲上来，死活不弃，没有马就自己背。结果，人在印在书在，最后还得到了王定国的爱情。这些“老人”，承担起救亡图存，解民于倒悬，拯国于既倒，炼狱中磨砺，狂涛中洗礼，厚重苍凉，老而弥坚。

　　在这支队伍里，不能不提到女兵，尽管她们数量极少。红一方面军8.6万人，女兵仅为30人，到陕北后全部闭经。苍红新绿，鬓已成败柳残生。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却让她们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王泉媛，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30名女战士之一，1936年10月的妇女独立团团长，时年21岁，麾下女兵1300多人，身世传奇。在贺子珍、邓颖超也不能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同居的情况下，她与王首道竟然能被特批结婚。然而喜极悲来，新婚不到半年后分别，再相见已是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了，且己是霄壤之别。1939年，5块大洋终结了她的红军资格。沿着长征路乞讨回家，沐风栉雨，百舍重趼，已是1942年，母亲已不敢相认。此后，正好50年，才恢复红军待遇。此时，她己是风烛残年。

　　重走长征路回到家乡的还有一位危秀英，在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到最多的女性，一個24岁却被称作“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女性，一个被毛、朱戏称为“矮子”的女性，一个救出后任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女性，一个走完长征又由北向南回到长征起点的女性，一个在江西省妇联主任任上为余江县血吸虫病告急而引出毛泽东《送瘟神二首》的女性。索尔兹伯里称她肤色红皙，脸庞清秀，让人不由得不信服“战地黄花分外香”。

　　还有一位女红军王永忠，曾任妇女独立团一连连长，先后嫁人三次，三任丈夫都是烈士，第一个丈夫陈正高，新婚第二天牺牲；第二个丈夫马金六，第四天牺牲；第三位丈夫，姓王，两年后牺牲。她与父亲、两个弟弟四人长征，父亲和一个弟弟饿死在草地，她自己三过草地，难产三天三夜。问她有无遗憾，她说：“我电灯、电话用过了，楼房住过了，男人也嫁过了，还有什么遗憾呢？”女红军苏力，长征时未满9岁，童稚之身，骨瘦形销，却奇迹般地成为幸存者，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走过那千山万水的呢？

　　39岁时英勇战死在高台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与他的部队一同为长征的“尾声”写下了沉重的句号。这支红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长征中一直担任全军后卫，节节抗敌，伤亡惨重。1934年11月湘江之战，所属第34师被阻截于湘江东岸，全师6000人，与几十倍之敌战斗4天5夜，仅剩30余人。师长陈叔湘伤重被俘而自杀，政委程翠林阵亡。这个师的全军覆没，似乎为他的西征失败埋下了伏笔，但悲剧英雄心中是一片光明。有一次，当战士得知他们流血阻击只是为一个生产的孕妇和一个婴儿时，不禁哗然。董振堂毅然说：我们革命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再遭罪吗？英雄猿鹤虫沙，但烈士的鲜血浇灌出的生命之花，今天己是共和国的栋梁。风中，雨中，飘扬着英雄的荣光。

　　长征的一头一尾，结局都非常悲惨。于1934年7月拉开长征序幕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1月在怀玉山全军覆没，“独臂将军”第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被俘，衣衫褴褛，槁项黄馘，冻得瑟瑟发抖。而他的对手黄埔一期同学俞济时则身披黄呢大麾，端坐堂上，拥火自暖。前者落魄，后者得意。有人轻舞飞扬，注定有人黯然神伤，此事古难全。然而，最终的胜利者乃是刘畴西的后来者。解放战争初期，痛歼俞济时首任军长的整编74师的指挥者，正是刘畴西的部下粟裕。

　　在大夜弥天、故国外患之时，这群或经文纬武、或锦瑟年华的民族精英的长征壮举，丰瞻而坚实，绝不会星霜荏苒，钟鸣漏尽。长征胜利30年时，10大元帅中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诗曰：“题诗红叶上，为颂革命红。革命红满天，吓死可怜虫！”是的，血与火孕育军魂，牺牲中创造奇迹，乃有革命红。有了它，无论看见多少历史深处弥漫开来的阴暗，都不能淹没这鲜血一般的赤色。因为，长征壮举，托举起的崇高与神圣，丰瞻而坚实，是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标本，足以让后来人抵达到人生的春色深处。

　　青山不倒，长征不老，革命火炬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