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龙

　　多年来，每读柳宗元的文章和史料，总有为之写一些文字的想法，可又感自己的文学水平浅陋，力不从心，难以下笔。近来读到一则柳宗元“代友播迁”的史料，又泛起了写一写柳宗元的冲动。

　　先说说柳宗元的做人。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清官，曾入朝为监察御史，唐顺宗年间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代友播迁”的故事发生在唐宪宗接班唐顺宗位当皇帝之后。柳宗元因在唐顺宗永贞年间参与并积极推进“永贞革新”，并反对顺宗因病重而将皇位传给太子（即唐宪宗）而遭到继位皇帝的报复被逐出京城，先被贬至远离京都的永州（今湖南零陵县一带）担任有职无权的州司马（刺史的助手），后来他和同时被贬的人曾依例被召回京都，又一起被派遣到外地做刺史，柳宗元得到的任所是柳州，著名诗人刘禹锡也被派遣，应当到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就任。而当时的播州比柳州交通更不发达，经济条件更差。柳、刘是多年的好友，柳知道刘有老母，体弱多病，生怕他们经不起长途跋涉，更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环境，就准备上疏朝廷，愿意用柳州刺史去换播州刺史，即使因此而再次获罪，也无怨言。好在当时的朝廷重臣裴度也向皇帝说了刘禹锡家有老母情况，并为之说情，皇帝才下诏将刘禹锡改迁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柳宗元主动“代友播迁”，到更加艰苦的环境去任职的做法，受到当时正直人士的高度评价。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后，虽与其政见不同，但私交甚深的韩愈饱含深情地写下了《柳子厚墓志铭》，特别记叙了柳宗元“代友播迁”的经过，并评价说，“士穷乃见节义”！“那些平常安居的时候互相宴饮游乐、争着讨好取媚、倾吐肺腑之言、指着苍天发誓、生死互不背叛、真的可以信赖的样子，一旦逢到很小的厉害，那怕仅仅与毛发相似，也立即翻脸，犹如互不相识；朋友掉到井里，不仅不伸手援救，反而趁势推挤，甚至落井下石，这种人到处都有啊！与柳宗元的品德作为相比，他们应稍感惭愧吧！”韩愈的评说不仅褒扬了柳宗元的高风亮节，而且对于当时官场人物的画像和批评也是入墨三分。以笔者之见，这样的画像和批评就是放到现在也会有人对号入座。

　　再说说柳宗元的著文。柳宗元之所以在我国历史上享负盛名，不仅在于他有高尚的节操，还有他与韩愈齐名的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文学地位。因此，写柳宗元，就不能不写到他的散文风格和名篇名作。读柳宗元的文章，不仅可以让人感受到文章本身“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唐书﹒柳宗元传》）和“雄深雅健”、“峻洁廉悍”（韩愈语）的风格，更可以看到作者本人体察下情、关心同情草根民众痛苦遭遇的拳拳之心。很多读者都很熟悉的《捕蛇者说》，是作者贬居永州时所作，文章通过捕蛇者蒋氏口述一家三代人以捕蛇为生，祖父、父亲都已被蛇咬死，自已接着做这活计的12年中，有好多次差点被蛇咬死、还不得不因为生存和交纳税赋仍要继续捕蛇的悲惨经历，得出了赋税征收的毒害比毒蛇还要厉害的结论。他的《种树郭橐驼传》，借种树人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抨击了那些不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好烦其令”，名为爱民，实为扰民的官吏。上述两篇文章都已收入了《古文观止》，很容易为世人所读到。而还有一篇未收入《古文观止》、在他的《柳河东集》中可以读到的《送薛存义序》，其中的议论更是朴实而深刻。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其大意是说，凡在地方上做官的人，都应是老百姓的奴役，而不是让你来役使老百姓的。此后有一段话的大意是，当官的拿着老百姓的俸禄，如果不为老百姓办事，还要贪赃枉法，就等于是仆人既偷懒又偷盗主人家的财物，主人难道不该惩罚你并将你逐出家门吗？作为一个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官僚，对官民关系、对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就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怎不让人感佩！

　　柳宗元之所以名垂青史，受到后人敬仰，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当官敢为民做主，深得百姓的拥戴。史载柳宗元为官，始终将老百姓的利益挂在心里，无论是在朝廷位居高官，还是被放逐贬谪充任地方小官，都能尽最大努力为民造福。他在参与“永贞革新”时，积极协助主持改革的王叔文取缔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宦官们对百姓公开掠夺的“宫市”，废除了由地方官变着法子盘剥百姓、再按日或按月向皇帝进奉的“日进”、“月进”，免除了民间对官府的各种积欠，放出了大批宫女。虽然“永贞革新”因帝王更替而失败，柳宗元被贬到地方上充任小官后，仍矢志不渝，继续在自已权限和能力范围内为老百姓做好事。他帮助穷人赎回卖身为奴的子女近千人，每到一地，就大力破除迷信，革除恶劣的风俗习惯，热心教诲好学上进的年轻人。他任柳州刺史只有四个年头，47岁时病死在柳州任上。在他死后第三年，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主动集资为他盖了庙，到明代又建了柳侯祠，经过历代修缮和改建，柳侯祠至今仍矗立在柳州市中心的柳侯公园里。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在文学上很有造诣、官阶比柳宗元大得多的人，在历史上却并没有柳宗元的“待遇”，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做人或人品比不上柳宗元的诚实与高尚，做官不如柳宗元的亲民与爱民。如《悯农二首》这首诗在我国虽然很负盛名，但因作者李绅的人品、官品太差却鲜有人知，我等读小学时老师们也是只讲其诗不讲其人。宋代权奸蔡京的书法在当时堪称一绝，连黄帝老儿都很欣赏，可因为其祸害忠良、奸佞狡诈，在历史上名声狼藉，其书法作品一直卖不出好价钱。当年，胡长青任江西省副省长时，他属下的一些人纷纷请他题写匾额匾牌，并以得到他的题字为荣耀，等到其出事后，他在南昌市及江西的所题匾牌匾牌竟在一夜之间被铲除一空。古今事例说明，一个人能否青史留名，并不完全在于他的官当得多么大，文章、书法写得多么好，而更在于其是否具有高尚的人品和人格，是否真正的亲民爱民为民。

　　时下，我们每一个党的干部和公职人员，都有一个如何做人、做文和做官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认真想一想柳宗元、焦裕禄等清官、好官的名垂青史，看一看李绅、蔡京、胡长青等奸佞、贪官的遗臭万年，对照一下党的宗旨和党纪国法，我们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什么不该做、不能做，应当是不需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