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城

　　站在那口四周垮塌边线模糊日渐萎缩的池塘边，望着那一汪泛着墨绿色漂浮着杂物静滞落寞的水面，多年来的日子一下子全浓缩在一起，大伯的身影在眼前浮动着。

　　池塘的历史我未曾探究过，从我出生到我离家外出读书，我见证的池塘也就十五六年光景。大伯却终老一生与池塘毗邻而居。昔日的池塘就是大伯的生命，大伯在世时为之激情纷争过。池塘是大伯的化身，垂暮枯瘪浑浊百无聊赖的池塘里有大伯的影子。大伯并没有走远，经常溜达在池塘边上的大伯就面对面地站在我面前，不经意地招呼着我，城子，回来了。

　　大伯一身精瘦肤色灰白筋络分明，多少年如一日，看不出他身上有哪块肉是多余的，这显得他的身材高直。外形肃瘦清秀的大伯却有十足的中气，嗓门粗声音大且浑厚。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底气，与人说话多是理直气壮意犹未尽，多大的干部到他面前也不见得他闷声过畏缩过。大伯精力充沛，全身上下有股使不完的劲，一副风风火火步履匆匆的样子，离老远就能听得出他的脚步声说话声。大伯天性不是个安份守闲的人，闲时喜欢在庄内外走动，遇上看不顺眼的事情，好叽里咕噜地发几句牢骚，甚至骂骂咧咧地数落着一些人和事，有时好与在场的大队的生产队的干部据理力争地理论上几句，遇上平时跟他不痛快的人难免责问一番，斗上几句嘴。争辩中的大伯，激情迸发，似打了鸡血，两眼圆瞪面目瘆人，脑门旁脖子上青筋暴起，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自然不免会再次从大伯嘴里嘣出来。大伯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敢骑在我头上拉屎”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在我看来，大伯天性好勇，如不竭的斗士，骨子里难得消停，似乎非得要大张旗鼓地弄出些动静，来证实一下自己的存在才过瘾。

　　大伯衣着从不讲究，甚至有些拖沓，且明显地与季节不合。不但一年四季能简则简穿得单薄，在春暖夏热时节来临前，总是过早地脱单身上的衣物，透露出瘦骨嶙峋一般的身体。大伯从不戴帽子，一头黑亮亮硬赳赳的头发，似乎也得以解放似的站立起来。与经常穿着自家女人制作的布鞋的庄户人家男人不同，大伯宽瘦的大脚上长年穿着一双草黄色的旧式解放鞋，或是穿着带子嵌在脚丫里的那种塑料拖鞋，再或是什么也不穿打着赤脚。这既与大伯生性有些简朴有关，更与大婶与生俱来的笨拙有关。自打大婶踏进大伯家门就难得做过缝缝补补的简单女红，更不消说摆布起千针万线纳鞋底、十层百层糊鞋骨这样费力气劳精神的细巧活了。大伯穿鞋子大抵不穿袜子，这也印证了大伯常赤脚走路的缘故，光脚穿上那磨去一层帆布只落下胶皮底的老式解放鞋的滋味，想必有了一定年纪的人都体验过。天气越来越暖热雨水也越来越多的春夏节气，宁可光脚走路是庄稼人家的家常便饭。只是小时候的我看到大伯光着脚在地里走，不免要倒吸一口凉气，面路上土疙瘩煤碴子鸡屎鸭屎羊屎豆子随处可见，脏不啦叽的，光脚怎能踩得下去？看到他打着赤脚牵着耕牛去帮人家犁地耙田，愈发瘆得心里发慌，那一垄一垄的土疙瘩块子不碜脚么？尤其当他赤脚光腿地跨进水田里，更是忍不住要暴起一身鸡皮疙瘩，头脑里总幻想着他的脚要是被田里的玻璃瓦瓷划破了怎么办，踩上水蛇怎么办，脚丫里钻进地蛆水蜈蚣蚂蝗怎么办。现在想想，大伯当年的那份坚韧与无畏不过是庄稼人正常生计习性而已。

　　大伯是个闲不住的人，更是个活络之人，这与其他几个父辈不大一样。大伯会一身赤脚上树捉鸟掏蛋的功夫，更喜好那些逮鱼摸虾的事。大伯水性好，除一年四季隔三差五就近在池塘里下水摸鱼外，大伯常在大夏天顶着个小木盆，赤着上身穿个裤头，在村西边的大草河里贴着岸边在草丛里摸来摸去，踩着水用脚尖在水底探来探去，扎着猛子钻到水底下抓来抓去。闲时也带着铁籈子在水田旁小河小沟里，连摸带网哗啦哗啦地捕鱼。数九天里穿着不知从哪找来的皮衩服套在身上，钻在冰冷的池塘里摸来摸去。有时也见他提着根竹竿，一头缠上纳鞋底的尼龙线，线头上穿着根用手扭弯的大头针或用火烧弯的缝衣针，耐性十足地蹲在池塘边小河边沟渠里垂钓。这些折腾的回报是，大伯家门口的大木盆塑料桶以及一些坛坛罐罐里，时不时地存养着些杂鱼草虾田螺河蚌泥鳅，甚至还有龙虾青蛙什么的，偶尔有些长鱼或甲鱼硬通货。碰巧见得大伯在家门口津津乐道一脸的眉飞色舞，走来过去的人经不住要对他羡慕三分忌妒一二分。只因经常下水，到了中年大伯便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年纪再长些手指也有点变形，不能伸屈如常。

　　大伯一生养育了四个孩子，前三个净是丫头，大伯似乎也乐意净生下这些丫头，逢人总说以后有得酒喝了。给丫头们起的名字也是五颜六色花枝招展，分别叫什么霞啊桃啊红啊的。但大伯骨子里还是想非要讨得个儿子传宗接代的。庄上人说，大伯见不得生了儿子的人家有左邻右舍提着包红糖拎着把馓子前去贺喜的，每每此时他多是闷不作声扭头走开。尽管已是超计划生育了，大队干部也早就盯上了他家，但大伯的超生游击战一向打得很好，加之他爱较真欢钻牛角类难以对付的名声在外，远处的大队干部也好、近处的生产队干部也罢，都受过被他弄得下不了台的苦头吃乎他不怕天不怕地的犟脾气，加上生下三个女儿后家境越发窘困，祖父分家析产时留给伯父一家的两间泥巴墙草屋多年没有修缮，家中也委实没有什么可值得拉出去质押的。倒是我那个头矮胖、扁担大的一字识不得、比大伯还小上七八岁的大婶从此没少挨她的骂、受尽他折腾，在东躲西藏一番后终于生了个儿子。儿子落地不久，倒也没有费多大事，大伯便被生产队长、民兵营长上门堵住，强行拉去乡里的卫生所结扎了事，不像庄上其他超生的人家又要上房扒屋又要破门拖粮非得弄出多大动静后方才屈服就范。不过，为了这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伯起初也不得不让大婶把有些跛足的伢子外婆强行接来，帮着照着年幼的伢子们。在当时还面宽水深的池塘边上生活确实不够安全，没人照看，跌跌撞撞的伢子们稍不留神就会满地乱窜乱爬到池塘边上。

　　大伯肚里喝过几天墨水，也能断些文识些字，特别是农村分田到户后，为了养家糊口，他额外地租养了生产队的耕牛帮庄内外的农户耕田犁地，那些服务内容、帐目数据记载得一清二楚。据父亲讲，排行老大的大伯虽然没有上过完小，但在解放前夕也断断续续地去过年把学堂，当年的私塾先生也教他识得些字。我也见过大伯与其他读书人一样，冬日里有时坐在太阳底下翻翻《今古传奇》大版书，屋内杂乱的床头上也见到过《李自成》、《隋唐演义》书籍的影子。喝过点墨水的大伯喜欢舞文弄墨，有这雅兴的具体表现就是他喜欢就着一本残旧的老皇历写对联。每每此时，平日里脾气急躁的大伯就像换了个人，一脸的虔诚和用心，仿佛写好这些个对联真的就能给他和全家带来好运。每年春节，除了必要买些挂浪外，大伯家基本不到集市上买那些他人手写或模板印制的对联，堂屋锅屋门板上、猪圈鸡舍墙边、锅台灶台旁、水缸肚上、五斗橱上等，但凡有红纸黑字的，基本都是大伯的杰作，就连后来买了自行车，也张贴上书写着“日行千里”红纸条。大伯自恃能写得一手还算拿得出手的毛笔字，每到大年三十，待中午喝过两三盅除夕酒饭桌打扫干净后，便煞有介事地摆开场子备好用需，皇历本、红纸、墨汁、毛笔、浆糊，还有刷浆糊用的涮锅把子或丝瓜嚢子什么的，这就是大伯年三十晚上干起“总把新桃换旧符”活计的全部工具，当然大伯离不了拉虎头虎气的儿子在一旁打下手。大伯的家什像滚雪球一样越添置越多，要张贴的地方也多，这一忙往往到掌灯时分才算完。大伯自己动手写对联，在我读高中时有时也拉我去他家一并写对联，临走顺便让我拿几幅回来。跟他儿子大年子一样，我也只得硬着头皮跟他一起琢磨写对联这事。大伯评头论足地说我什么字写得好、什么字写得不好，告诫我怎么裁红纸、怎么叠四方格、怎么布排字，说话间总不住地拿眼光去瞄他那些已写下的对联。老实说，当年大伯字写得一般，有些个字写得过于拘谨小气，不像他霸气的脾性，用大婶话来说写得像鸡爪子。但我也感激大伯，在大伯的影响下渐渐对写毛笔字有了兴趣，也学会写得几个毛笔字，有时过春节家中没能及时备下对联，门上也会有我临时涂鸦的对联。我与大伯的情感更多是在这个场合下建立起来的。

　　大伯要办养鸡场，准确地说，是要为大春霞的女婿以及他们一家在庄上落下脚作铺垫。大伯喜欢把儿女们团在身边，尽管他对女婿们比较刻薄尖酸，常吆五喝六地吩咐他们做这事那事，不如意时也会数落甚至大声呵斥过女儿女婿。大春霞经亲戚介绍，嫁在穷乡僻壤的全县最西南角上，一年回不了两趟家，一年也收入不了几个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像其他两个女婿嫁在附近，看得见够得着招得来，日子虽说不温不火但都过得去渐渐地也过得滋润。大伯费尽心思帮大女儿女婿买了镇上的定量户口，又把西厢房让出来给大女儿一家三口住，还想方设法在生产队为他们谋得口粮田、拾边地、承包制种田等方面的便利。为了方便运进鸡崽子鸡饲料运出种鸡鸡蛋等养殖需要，大伯兴冲冲地跑上住在前面的本家二叔、四叔门上商议借道扩路打通出口的事，这对把房前屋后边角地当着命疙瘩一般的庄户人家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为此大伯与两个本家兄弟之间生了隙。不得已，他三天两头跑村组干部家，要村干部出面做工作，一再强调这做的是为国家纳税引领村民发家致富的大事，要发家要致富当然得先铺路修路。有干部质疑他的资金能力技术水准，却当场被他那带有浓郁对质味道的挑衅和抢白弄得无话可说，几个回合下来村组干部已是百般头疼，最后还是生产队作了妥协并附带牺牲大伯自家的一点旱田，在建养鸡场的后方单铺了一条煤碴路，解决了养鸡场运输出路问题。办起了养鸡场，大伯算是庄上除机米加工厂外第二个办实业的能人，也委实让庄户人家高看几眼抬举几分。

　　大伯嗜酒，有菜没菜总好喝上几口，酒也没有什么好酒，多是以乡里粮油厂零散外卖的大麦酒为主，那酒度数颇高味儿特冲，当然在现在算是难得的纯粮酒。除了他那个与他一样好两口的大舅来访或女婿们上门不得已要陪他喝两口外，庄上大概没什么人愿意陪他喝酒，也没见得他主动邀请过庄上什么人去他门上一起喝酒的。记得从外地调到村小做校长的朱德志，因为学校没办食堂、校长又离家路途遥远，按照乡里惯例由生产队安排庄上有伢子在村小读书的人家轮流供饭。轮到大伯家两次都没能招待好，不仅校长懒得再上大伯家门上去蹭饭，就连生产队也索性从此取消了往他家派饭的资格。文弱书生的校长先生怕的不仅是丑酒薄菜，更吃乎大伯把酒对饮的狂热。不过，大伯对能考上大学的我似乎另眼相待，记得去外地读大学前，有一次大伯走在路上态度坚决地预约了我，中午又再次让堂弟大年子登门相带请我去他家喝酒，大伯的那次盛意款待与热情洋溢令我至今难忘。我读大学放寒假时，庄户人家已大多习惯提前备下年货，大伯更是常约我上他门上对饮几盅。记得有一年谈得投机喝得尽兴，伯侄二人不知不觉分了一瓶绿洋河。可能是长期饮酒缘故，喝的酒也不太地道，说不上是酒精中毒还是食物中毒，上了年纪的大伯除了脸色暗黑色斑增多，还多了摇铃手的毛病，当他做起端酒盅提筷子写毛笔字这些动作时，手指头越发巍巍颤颤地抖个不停。这情形一直让我替他担忧不已。

　　大伯生性要强好胜，一旦他认准的事，往往九头牛也拉不回，这一点远远超越其他兄弟几个。家前屋后的土地连带那一方池塘都渐渐变成他的势力范围，他常用拉绳子筑篱笆插树枝的方式推行他的圈地运动，那一方领地谁也侵犯不得。就连屋旁的那方池塘事实上有一小部分处于冷姓邻居家的屋后，虽说都是集体资产说不上有什么管辖权，但照理也有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便利，但大伯却有些倚强，拿整个池塘权当是自家的后花园，不仅无所顾忌地在池塘里捕捉鱼儿，还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在池塘里大量放养起鸭鹅来，甚至把池塘当着牛汪塘任凭他那宝贝疙瘩似的大水牛在池塘里恣意趟水打滚惹得牛虻横飞，一度时间弄得池塘里乱糟糟的。邻居投诉于生产队长后，大伯打着哈哈脸上讪讪地陪着笑，自此也收敛了不少。大伯天性喜欢动物，除家前屋外正常或圈养或散放养着不少鸡鸭鹅猪牛羊外，屋顶上还养了许多鸽子。为了保护他的这些领土子民们，大伯前前后后养过十多条狗，先是小土狗后是大狼狗，凶猛的狗儿时不时地从一旁窜出来，冷不丁吓人一跳。即便是成日用铁链子拴在池塘边的垂柳树上，也弄得庄上人不敢靠前，有什么事只得隔着远远地叫喊赵大爷赵大爹，甚至有些怨恨地直呼其名，急急草草地把事情说了。那些忠实于大伯的看家狗们，时常深更半夜地遇着什么就突然嚎叫起来，被搅了好梦的左邻右舍自然对大伯心生不快，到了白日不免要向大伯提出意见来，大伯却是一脸不置可否的神态。

　　大伯是个精明人，也爱沾点小便宜，大概穷怕了，但凡得着人家或路上捡着一丝有用的东西，都会随手带回家，用处大的便存放在厢房里，用处不大的就随手扔在屋外的大场上。而大伯对于明摆着吃亏的事一般是不会做的。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的耕牛交由他放养，他跟在会计员后面，对大人小孩刀割手拔交给队里来过秤的牛草料前查后看左挑右拣，生怕他的牛儿吃不足，又生怕吃坏了他的牛肚子，交上来的牛草料大多不能打足斤两记帐，而他也做过暗示大婶或女儿提前在草篓子底下放点土疙瘩碎砖头之类冒充斤两的事。

　　大伯远没到七十不幸患上了肝癌，我总认为这缘于大伯年轻时过早过多地吃辛受苦加上生性暴火气大好勇斗狠且从不服输落下了肝上毛病。大伯一直自恃自己身体结实硬朗，也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却不知自己的生性和习惯里已过早地埋下了隐患。这是大伯的宿命。大伯先在庄上养病，舍下家前屋后的那些繁重活一心伴在池塘边上静养。后来可能是病重了，且要三天两头地去县医院手术化疗，为方便治病也便于儿女们照顾，便搬到镇子上儿子买的独家独院的商品房里去住。我想，一辈子操心劳碌的大伯，远离了那些农事稼穑，内心总算能安定些了吧。我去镇上堂弟家探望时，大伯身体越发消瘦，因长期呆在屋内脸色苍白动作呆滞。大伯神态不再激昂，思维已然迟缓，说话不再象以前那般硬气，基本没有张长李短的品头论足。但大伯始终不提起自己的病情，不说自己的治疗情况，看见我也只是轻声说了声，城子，你来了，就象以前在老屋家门口招呼我那样，而后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我聊起家里儿女子孙的事。尤其是到后来，连杜冷丁都用上了，他依然不吐露自己的病情与苦痛，只是握着我的手，底气不足地说自己准备什么时候再去手术，什么时候再去化疗。而那时，我已知道，一切手术都不可能了，所有的化疗都将无济于事，大伯剩下的日子真的不多了。而我除了心酸悲痛之外，所能做的也只有在一旁多陪伴他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