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国颂

　　2015年，一个平常春天的早晨，就像我们要去上班一样，我们一行人出发去省里参加五年一度的省作代会。晓惠作为代表与我同行。她也像平常一样，拿出一本还带着墨香的书给我看，那是她的新作《北上海》。

　　作为文友，我知道她一段时间，曾经很兴趣地往一个叫海丰农场的地方跑，很谦恭地走访一些人，也很认真地做着笔记。后来我知道，那是她在为她的《北上海》做着功课。说是“袖手于前，疾书于后”，其实对于她的《北上海》，所有的一切，她的付出都是蛮努力的。

　　北上海，作为一个地理坐标，在江苏的大丰已经存在了65年。65年，无论是上海农场还是海丰农场，一个“海”字，汇聚了多少百川，留下多少言传。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人物，因为《北上海》活在了我们的脑海，以至于在你即使合上书本，他们也不会离你而去。他们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将军、场长黄序周、陈毅托孤中的老革命邹鲁山，含冤致死的赵逸文教授夫妇，连同一个叫旺财的烈士和叫大海的小上海下放知青;还有一些人物，像杨小法、陈绿茵、上海宝贝、钟表师傅、中将太太等等等等，一个一个，随着情节而跃现，随着故事而鲜活。

　　被《北上海》感动，其实首先是作者被北上海原生态所感动。“一张照片，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小男孩倚立高个儿的军人身边，身后右侧是挂着‘上海劳改局管理委员会木牌的大门，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了------”但恰恰就是这样一张照片，吸引了作家的眼球。于是，在看似不经意的注视和询问间，作者走进了北上海、走进了那片神奇的土地，开始了娓娓的叙说。

　　《北上海》的故事是什么，是写开垦伊始拓荒人的奋斗与坚守？非常时期政府对沉沦人的改造、流浪儿的安置？还是写这些人一生命运多舛，不绝生与死的抗争？亦或是记录那个年代，大上海知青在这儿一声叹息的蹉跎岁月与沉思怀想？是，都是。打开《北上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的有那些个崇高的形象在我们眼前闪现。黄序周，这位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功臣、北上海的垦区之父，为了北上海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栉风沐雨、呕心沥血。他把通讯员当成自己的孩子，他给洗衣买衫，他把垦区所有的孤儿小孩也都视为自己的骨肉，“人之初”，是他首务之要，孩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垦区小学是垦区最先的建筑。黄序周有话，“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和劳动更有意义。”对孩子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慈父。他一向是温和的，但仅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风雪交加、危房岌岌的关头，当他看到农场机关有人漠然百姓安危，图享受在办公室烤火时，他一脚踢翻炉子：你这算是农场哪门子共产党干部！一个爱憎分明、有血有肉的资深共产党人形象跃然纸上。邹鲁山，也是作者为之浓墨重彩的一个典型，他把一生献给了伟大的事业。“在他的墓碑下，埋藏着一位文化人投身革命的奋斗史，更埋藏着一部新建北上海的风雨史”。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北上海的今天。在《北上海》的字里行间徜徉，我相信这一点。是他们，早在1952年那个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农场露天广场搭起的台子上给农场的所有人点燃了明天生的希望。后来就有了风尘女的归真、大烟鬼的新生，甚至能把一个曾经上海滩上的小混混、小扒手改造成农场的突击队员，成为让人们铭记的烈士。这其间，黄序周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努力，又演绎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咏叹！

　　历史是人民写的，共和国的历史，有阳光当然也有惨痛。对于这些，《北上海》既没有回避，也没有轻描淡写。对“纵火案的揭密”，就暴露了我们队伍中曾经也还有那么一些人是如何的自以为是、如何的主观武断、好大喜功，以至铸成冤案，让杨小法他们的一生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北上海曾经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共和国成长的缩影。那一块飞地、那一片黄海湿地，注定生长希望，也会不断延伸新的故事。到了文革风起云涌的1968年，这方土地又迎来了新的主人，这就是上海知青。他们一个个先是怀揣理想，激情满满。他们把上海滩政治上的躁动与狂热带进了北上海，他们也把那个年代充满鲜明色彩的元素，比如年轻的生机与朝气、比如芭蕾、比如黄军帽、红围巾乃至于小翻领，带到了农场。他们在这里洒下汗水、播种爱情，甚至孕育了下一代。这里，记载着他们上海八万知青磨练的荣誉与奉献。当一切新鲜与盲从归于平静和失落，当所有的日子必须付出青春和所有，他们思想的彷徨和情感的思乡就成了一种心痛。好在这样的日子，这样的下放运动，在文革结束后也被宣告终结。

　　《北上海》有个副标，叫“这片飞地上的爱恨情愁”。我很喜欢“爱恨情愁”四个字。如果让我们抛开传统文艺学的理论，绕开所谓主题崇高与否，我很赞同文学的“表现”说。我一直以为，一部作品中，作者只有让它完全地去表现生活，这部作品借之于读者才会有更好、更深刻的阐释。《北上海》应该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一部交织爱恨情愁的段代体的史诗。

　　说是爱恨情愁，其实也不然，有爱之然会有情、有愁，但一个“恨”字，似乎在《北上海》中写得并不多。我们说，生活之所以让人充满希望地活着，爱是不变的永恒动力。没有爱的支撑就不会有所有的一切。作为心灵坐标上的暖巢，爱是需要构筑的。像首长和通讯员父子般情深的爱、像杜仲宾老师对学生家长般不丢不弃的厮守，这些从道义、良知和责任构筑起来的爱，足以让被爱的人一生温暖。陈德福和阿兰、记工员金桐和最后的“上海宝贝”叶静、钟表师傅阿良与玉琴、过去上海滩的“小扒手”和当地邮政姑娘、莲芳与兽医、田崇志与钟筱梅他们的情爱，一章一节，读起来，让人确信“野百合也有爱情”。特别是农场小电工与曾经的军统电报员、做过中将太太的高蜀莲之间的忘年之爱、还有土壤教授赵逸文与妻子陶玫在十年浩劫年代同生共死的凄美之爱，在作者的笔下，更是写得如泣如诉，如如歌的行板。这些故事，或是通过作者的描述，或是由被访者深情回忆，呈现给读者的都是一种没有被市俗沾染过的纯美至爱，只要我们稍稍走近故事里的人和事，我们就会对这些曾经有过的爱、有过的存在，兴趣盎然。可以说《北上海》里面的所有人，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人性闪光的地方，哪怕他先前并不光彩，后来也没有辉煌，他的内心最深处也还有丝丝残存的爱。像多少年后，“纵火案”冤屈昭雪，已经老去的阿根和杨小法他们，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说一声感恩。

　　人性、人情、人文，追求“三人”化的写作理念，应该说是晓惠在《北上海》里面所要想达到的目标。看过《北上海》，我可以客观地讲，她达到了她的追求。写人性，她善于发现和挖掘超越那个时代政治标签化以外的东西，让像黄序周一样充满道德、正义与良知的为政者们在作品中成为主流，成为人民大众的亲和者。而那些一度在“大上海”被当作无赖、垃圾的“下三流”们，在北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从1951年那个雪花飘洒的冬天到1953年春暖花开的春日，除一小部分人经公安部门核实无误被判刑外，另外9200多人正式由‘游民‘游犯转变身份为‘场员”“那些日子，场员们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新人村、新身份，笑声四起的时候，又都说起自己的明天与将来。他们有理由欢笑，他们也有资格领取这新的‘身份证。”书中如此写道。人性的光芒真的就是那么伟大，人鬼阴阳两隔，一切全在于我们如何教化。黄序周坚信“人之初，性本善。”这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他们的工作才取得了那样辉煌的成绩，也才发生了北上海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一些感人肺腑的人情与爱情故事。在《北上海》中，你可以说他或她是好的，还有他们，因为时代背景及各种不同的境遇，走过弯路的人，在作者笔下其实也闪烁着未泯的良知。《北上海》是乌托邦吗？我宁愿相信是这样，当这块上海“飞地”上所有的人生活有希望、美好有向往、爱情有滋润，大家都在为北上海的明天而努力、为爱情而守望，大家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而变得纯粹与崇高，这样的“情化”乌托邦又有什么不好呢！我很高兴，作者作为女性，用她天性的“母爱”和柔美为我们撷取了生活中美的素材，塑造了一系列美的形象，像文革中，田崇志带着北上海人感恩的心情千里迢迢去看望被打倒的黄序周，一声“孩子”，融入多少深情！这样写来的情爱、大爱，要想不被她打动反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读完《北上海》，你会感觉，它主题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它的叙述、它的文学的形象性，它所传递出的隐含在文字背后的人文价值，却不会因为主题大小而受影响。为地方存志、为人物列传，为一切有价值的讴歌，用纯粹的情感表达，描绘出最精湛的“天人合一”意境。这样的人文本真，置于当下的浮躁无疑是一剂良药。

　　我没有和作者交流过《北上海》的写作，我相信一部作品从她问世后，所有评判的话语权实际上就转移到了读者手上，无论作者是同意还是否认，所有的反响、所有的阐释一切源自作品又归结于读者的赏析。《北上海》的写作，既有中国传统的写作风格，又有西方传记思辨议论的色彩。一般而言，我们也许会认为作品中出现过多的议论会削弱它的形象性，而我在《北上海》中得到的印象却正好相反。像“芦苇荡、三角窝棚与露天教室”章节里对当时上海市将小孩北迁垦区的发问：“今日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让这批孩子来到垦区的理由。何况------新生的共和国理应为他们提供一个比垦区更稳定、学习条件相对更好的环境。”像“纵火案揭密”中的议论：“只有一次的人生和生命啊！昭雪、平反对人生来讲的确具有特别的意义与质量，但‘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我们的诘问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阵阵颤栗，荡漾起深深的痛楚。”还有在“蹉跎岁月，青春之歌”中对知青插队的思考：“其实，无须如此的‘非黑即白，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再残酷无情或再美丽如画的人和事，都有其二元、三元甚至多元的效果。面对时代与社会的杂乱无序，在生存法则与生活方式遭到践踏的年代，强者用生命来应对、解读甚至抗争。”读着这些思辨性的议论，我能感觉到作者在写作中蕴结了多大的激情，这些议论思辨通过作者的自然流露，无疑能引发读者更为强烈的共鸣。斯人、斯事、斯时代，经历过的亦或没经历过的，场景之外，我们随着作者叙述的深入，对《北上海》仍然有无穷的感叹和无尽的思考。

　　晓惠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有触觉和美感的人，她对文字的执著与用心，在《北上海》这样一部大部头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化的叙述、赋有区域特色的口语，随着故事的深入，作品中不断融入的更多带有形象质感的语汇，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对生活记录的“源于”与“高于”。作为对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人和事进行叙述，我们需要的素材和要舍弃的素材同样重要，这个时候，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写作态度和写作能力的体现。田崇志，在作者笔下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那张照片上的小男孩是他，作者把北上海过往沉浮的一系列人和事打捞起来，串就成书用的也是他的日记。田崇志日记之所以成为作者素材选择下难得的珍品，皆因为那日记本身其实就是一段让人泣下沾襟的故事。田崇志记日记缘于对远去台湾的父亲的承诺：“‘爸爸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每天都要记日记，十来个字也行，百十个字也可以------这样再见面的时候，爸爸就知道你们是怎样过来的。父亲的话和父亲着长衫的身影一起烙进了他的生命之中。他每天都在写日记，就像是与父亲在交谈在对话，这日记本，一记就是整整17本------”父亲终于回来了，“看着这大大小小的日记本，年近八旬满头白发的田中瑞抱着52岁的儿子号啕大哭。40年的牵肠挂肚，40年的相思与痛苦啊！”正是这些日记，陪伴田崇志走过了过往岁月，也给作者提供了写作《北上海》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还有于斯，在全书的尾声，作者以诗化的场景，叙述“一些遥远的声音在耳边隐约而来，于斯心一动，他忽然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什么。是什么？是宝藏？是历史？是流逝的岁月和许许多多不该被遗忘的故事？也许一切只是文人的敏感。他感到一种吸引甚至诱惑。他想走近这块土地。他想走进这块土地。”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得对为北上海素材、史料的留存，曾经和现在默默奉献的人肃然起敬。

　　让过去与现在、让昨日与今日有机衔接，让明日以及后人感知与领略那段北上海的历史，是作者写作《北上海》的主旨所在。《北上海》是散文史诗还是纪实小说亦或如报告文学，其实只要你阅读进去，这些就都不重要了，作者需要的是表达、是叙述，而读者则需要咀嚼和反刍。事实上，对叙述而言，从来没有人判定，一部书该怎么写。文无定法，《北上海》呈现给我们的已经让人忘却了它是一种什么文体。也是的，散文曾经是晓惠的挚爱和拿手好戏，如今写出如此浩繁的《北上海》，我想她或许本就忽略了她要用什么文体去写，她完全陶醉在久远的年代里，她需要一种充分的表达。一如伯乐相马，表达在她笔下也早已脱离了文字，达到了一种由具象上升为意象的本质性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