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僖旻

　　近代日本人在梧州的活动，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梧州当时为广西经济、商贸中心

　　近代梧州是广西第一大商埠和进出口航运中心。而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基于各种目的，在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后多次派人对梧州一带进行考察。另外，部分日本旅行家行经梧州时，也在游记中留下了对当时梧州人生活面貌及梧州城乡风貌的记录。当时日本人所留下的资料，大多内容翔实，细节充分，其中一些历史照片或手绘还原图更是弥足珍贵，这对于还原当时两广地区的商贸、人文及城市建设风貌乃至政府运作情况均有所裨益。

一、初探期（1887年—1897年）

国内学者对日本人在梧州活动的认识，多以1895年4月马关（旧称下关）谈判期间日方提出的媾和草案中要求新增包括梧州在内的7个通商口岸为起点。“除原先已开放的港市之外，还当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各港市供日本臣民居住和从事商业等活动……为运送旅客和货物，日本的轮船航线扩展至下列地区：……（C）西江下游的广东至梧州……”

　　日本要求梧州开埠，说明其对梧州有过一定的了解。由此可见，日本对梧州关注的肇始点可以向前追溯。下表是笔者目前所了解的该时期日本人涉梧相关文献档案。

　　

　　表1：梧州开埠前日本人涉梧资料（部分）

　　目前笔者所能发现日本最早涉及或提及梧州的资料，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1887年6月7日《官报》（第1180号）外报一栏中“梧州桂林间的电线架设”的消息。随后在同年7月4日《官报》（第1203号）中又报道了梧州至桂林间电信线开业的消息。根据日本国立印刷局的简介：“作为法令等政府信息的官方传达手段的《官报》，在明治十六年（1883年）由太政官文书局创刊。”《官报》作为日本政府的喉舌，在其创刊未几之时，梧州能够登上《官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日本人对梧州重要的经济地位的认识。

　　当时，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要求，李鸿章如此应对：“梧州市民，向来最恨外人，万一开口，易滋事端，地方官实难保护”。加之其他因素，正式文本议定时，日方删去了在梧州开埠的要求。

　　直至1897年英国强迫梧州开埠之前，日本涉梧资料来源以搜集其他国家的领事情报、新闻杂志等为主。

二、发展期（1897年—1919年）

自1897年梧州开埠以来，日货大举进入梧州，并以其便宜价格（较西方国家商品）、离中国市场近的优势，迅速在梧州打开了市场，“就火柴来说，梧州每年进口日本的舞龙牌、舞狮牌、射鹿牌火柴就达十万箱。”

　　1897年初，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年中梧州正式开埠通商。梧州开埠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日本。日本各官方机构密切关注梧州开埠前后的情形，为便于进入梧州口岸，在《官报》上登载了一些梧州地区的外国活动、商贸、交通等信息及部分条例准则。下表是梧州开埠前后日方部分文献档案。

　　

　　表2：梧州开埠前后日本人涉梧资料（部分）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梧州开埠前后，日本各机构密切关注梧州的商贸情况，力图扩大在梧市场。同时，由于梧州开埠后放宽了对外国人旅行的限制，日本人可以前往梧州调查走访，不再需要依赖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信息来源，乃至部分日本企业派员前往梧州考察。

　　为便利商贸起见，日本政府等机关团体先后在《官报》上登载了一些梧州地区的外国活动、商贸、交通等信息及部分条例准则，为接下来日货大举进入梧州市场提供信息上的指导。

　　1902年，日本陆军省命奈良原大尉调查华南地区地形地势等。同年6月起，驻上海日军先后多次汇报了梧州附近政治、经济、灾害等方面状况，其中尤其关心梧州一带革命党人的活动。

　　也正是由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对梧州一带进行了大规模深入细致的调查。下面是部分信息。

　　

　　表3：梧州开埠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日本人涉梧资料（部分）

　　

　　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研究中心

　　这一时期（1902年—1912年初）的日本在梧活动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除去官商活动外，东亚同文会及其附属教育机构东亚同文书院开始在梧州进行活动。尽管名义上东亚同文会是促进中日友好往来的民间团体，但日本官方竭力借用该机构或鼓动其书院学生在中国实施情报搜集，这从该时期东亚同文会会员在梧州活动内容中可见一斑。其搜集内容十分详尽，梧州该时期的各主要商号的名称、其负责人、其营业范围，乃至西江上航行的中国大中型船只名称、吃水量、主要贸易商品和贸易线路等均被记录在案。这大大方便日本企业分析梧州市场情况开展经营活动，进而有利于其在梧州市场上与民族工商业者进行竞争。与之相反，梧州民族工商业者对自己竞争对手的情况仅是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知。

　　日本对梧州市场状况了解愈发深入，并实现了即时性传达。从原来的综合性简述到针对某一特定商品的研究，梧州商埠最新变化均被其实时掌握，进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例如1908年成立的广西最早的近代商会——梧州商会，其章程同年被日本人一字不漏地收录、翻译，并作了简要的分析；搜集情报的主体也在增加，除原来的军部、外务省和民间商业团体外，主导日本重要经济部门的农商务省、东亚同文会和日本殖民台湾时期设立的台湾银行也参与了进来。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日本逐渐在梧州扎下了根基，并以之作为扩大在华南地区以至西南地区情报活动的重要基地。同时，日方高度关注辛亥革命的爆发，尤其关注其是否会影响中日间贸易和日本的特殊地位。

　　辛亥革命以后，梧州民间工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加上旧桂系统治广西以后，也实施了部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甚至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广西的商品交换贸易的真正繁荣，是从旧桂系统治广西的民国初年开始的。”

　　这一时期日本对梧州信息的搜集活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自1913年起，日本外务省每年都开展针对中国新闻媒体动向的调查，尤其注重其对日本的报道倾向，梧州本地媒体大多数年份均有上榜。

　　这一时期（1912年—1919年）日本涉梧的重要材料还包括：专著有《支那研究丛书·第八卷》《广东·广西两省出张报告概要》，是详细描绘梧州商埠城市面貌、工商业发展和民商事习惯的大块文章；外务省关于工商业的外事报告有《关于西江航行汽船销售的报告》、《香港银行与企业开拓港梧航线一事》、《支那佣聘本邦人人名表》（1916年12月到1919年12月）、《关于西江上机动汽船的报告》等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人著作如此描述梧州：“梧州市区分为城内城外两部分，最繁荣的区域是西江以及桂江沿岸一带，是梧州商港的主要部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其宏大仅次于广东省城。”

　　通过对1897年—1919年日本人涉梧文献资料的发掘表明：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前，日本对梧州工商业及与之有关的西江航运、民商事习惯、桂省交通业发展表现出强烈兴趣，力图扩大日货在梧州的市场。

　　这一时期的日本人涉梧文献资料总体上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翔实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是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该时期日本人涉梧资料已超过百件。这些资料在内容上，商贸、交通、民政、教育等均有涉猎；在制作上，大多都有表格、实地留影支撑材料，有些甚至还有手绘还原插图。

　　二是内容来自实地考察与援引公开信息两者的结合，其中又以前者为主。

　　三是整个时期商贸、文化信息搜集与军事政治情报搜集并存。

　　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为转折点，日本人涉梧文献资料数量和主要领域均发生了转变。五四运动爆发前，日本人涉梧文献资料以商贸及围绕商贸相关的民商事、交通城建等为主要内容；1919年后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与梧州“排日”思潮愈发强烈，日本人涉梧文献资料逐渐转向工业、军事情报为主。

三、转折期（1919年—1937年）

需要说明的是，“转折期”指的是这一时期日本人在梧一带搜集情报的主要目的发生了转移，由刺探商贸情报为主逐步向完全的军事侵略所需过渡，与其处于同一过程的是情报来源的逐步单一化，即逐步仅剩下外务省和军部的情报员，即目的和信息源的单一化。

　　1919年，梧州多次爆发抵制“日货”“仇货”运动，奉行“对日经济绝交”，日本人在梧州生存的环境空前恶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绝大部分日侨撤出了梧州，以至于1934年日本外务省统计的在梧日侨人数仅有区区2人。

　　1928年后，日本在侵华道路上越走越远，自此以后日本涉梧材料基本上都是服务于侵略目的所做的调查。在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日方竭尽全力搜集一切有用的梧州情报，尤其是关于新桂系统一广西后的政局走向和战争动员潜力，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梧州经营岳阳堂分店的老板深丈一，经过中方辨认，他就是1944年—1945年日本占领梧州期间日军的主要头目。岳阳堂也是日本间谍机构之一，其发行的《广东名胜史迹》（又名《粤古稽真》），被视为日本重要的对华间谍情报著作。

　　另外，1920年东亚同文会对广西和梧州所做的考察，几乎称得上是整个近代最为详尽的广西纪实；1935年，日本人工藤幸剑对新桂系主政时期广西和梧州地方工商业发展所做的考察，为日本研究新桂系的经济实力、战争潜力提供了大量资料。

　　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占领广州后多次空袭包括梧州在内的广西各地，又在1944年年末占领梧州，最终于1945年8月被逐出梧州。

　　抗战时期，日本方面也一直保持着对梧州的关注，如1940年日本出版的《支那工业调查报告》一书，就是翻译了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出版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一书，以资军用，其如此形容梧州：“梧州汉代称苍梧郡，唐代易为梧州，明清改府。此地位于西江、桂江交汇之处，为广西、云贵的货物集散地，以天然的地势，虽水路交通便利，也是只鸟翱翔、方有偷越之能的天险之地。”

　　总之，近代日本与梧州的交往，反映了那个时代中日关系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而言，也反映了梧州当时为广西经济、商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