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元旦,梧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图为市人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与来宾合影。
解放初期,广西工作团接管梧州市,开展收缴枪支、取缔反动组织、剿匪等工作,同时还整顿市场,平抑物价,团结工商业人士,建立行业工会,促进梧州经济发展
我是广西桂林人,1937年到北方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随部队南下。记得南下到江西赣州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请我们团以上干部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到广州一个月后,广西解放了,组织把我调回广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广州组织广西工作团,负责接管广西梧州市和东部地区。广西西北部至桂林一直到南宁,由陈漫远他们负责接管。曾参加百色起义的广西人雷经天当时任广西省副省长,我参加他带领的广西工作团,一起从广州到梧州。
我们是1949年12月初到达梧州的,当时梧州刚解放一个星期,解放梧州的部队已离开,仅留下一个排的军队维持城市治安,梧州的社会秩序良好。我们到梧州后成立军管会,接着成立梧州市政府。我任梧州市军管会行政接管小组组长,市政府成立后任梧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刚解放时,原中共梧州地下党罗杰林等同志积极配合我们,向我们提供情况,做了很多工作。广西工作团有很多广西人,对广西情况很了解,他们有的是从广州、香港回来的学生,另外部队方面也拨了一些力量给我们。我们主要依靠这批人,很快把各种机构逐步建立起来。我们在接管原国民党的机构过程中没遇到什么麻烦,这些机构有些有留守人员,有些没有。
1949年12月,军管会干部和驻军首长合影。
梧州市军管会成立后,我们首先从梧州的城市整顿着手。一是收缴枪支。民间的枪支一定要收缴,不准收藏。二是取缔反动组织,明令原来的国民党党特人员登记自首。三是取缔赌博嫖娼吸毒,大张旗鼓宣传禁赌、戒毒和取缔娼妓。同时,出布告明令吸大烟的人一律来公安局登记,限期戒除,不准再抽,专门找地方把他们集中起来戒烟。当时梧州还有公开的娼妓,如水上花艇上的娼妓,公安人员把她们全部收容起来安置。公安人员先派人下船向她们宣布政府的政策,再把她们集中起来学习,给她们饭吃,有家可归的女子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女子被收容起来,并安排参加生产,这样就把公娼解散了。另外明令禁止暗娼、禁止嫖娼。赌博也明令禁止,包括不准打麻将,赌毒娼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久就被完全消灭了。
刚解放时,人民政府的威望很高,发出的大部分号召都能贯彻执行。而反抗的大部分反动分子藏到乡下去了,如到苍梧县的偏僻乡村等。在乡下,我们首先搞减租退押,然后才进行土地改革。
四是剿匪。原来国民党的一个副县长跑到乡下做土匪头子,被我们的剿匪部队抓住了。我们那时成立了法院。梧州市头一次公审就是审判那个匪首及其他一批人。法院在当时的女子中学开庭公审,邀请了很多人民代表参加。公审由梧州市法院首任院长谭敏主持,审判开展得很成功。审判以后,匪首游街示众后被枪决,其他人分别按不同情况判刑或宽大处理。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梧州市,对敌人起了一种威慑的作用。
1951年,梧州开展剿匪反霸及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同时判处反革命首犯死刑。图为反革命和匪特分子被批斗情形。
当时街上小偷小摸的现象不多,“反共救国军”跑到乡下去了,但他们还在市内设有情报点。公安部门组织了秘密的侦察机构进行秘密斗争。总的来说,从1950年到1951年,梧州市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较好,公开抢劫已没有,居民晚上开门睡觉都不怕有人偷东西。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从广州乘船经梧州到南宁,我与其他市领导去码头迎接。张云逸到梧州后在市政府大楼召集接管工作干部开会,向我们交待了许多政策。他要求我们留意统战对象,各方面的相关人物都要接触,他讲得很具体,连我们穿的衣服、坐的位子应该如何都提及了。他说,现在与解放前不一样,不能像打游击时那样随便,各方面都要注意新政府的形象。那时梧州市军管会主任谢扶民还没来,他于1 9 5 0年初到梧州,任中共梧州地委书记兼梧州市市长。他虽然没有在市里工作过,但一直是梧州地委书记,直到调离梧州。1950年,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省副主席陈漫远来到梧州,住在原海关附近的梧州地委大院里。陈漫远解放前曾在梧州读书、工作,这次他来梧后专程叫我带他到原女子中学,即现在的梧州三中去看看。
在经济方面,解放初期梧州有几个工厂,一个为新华电池厂,这是广州新华电池厂的梧州分厂,是私营工厂,经理是潘鹤鸣。新华电池厂在梧州很有地位,发展得很不错。还有一个电厂,规模很小,是梧州唯一的电厂,也是唯一的电源,主要供照明。另外有一个梧州火柴厂,是广西最大的火柴厂,厂里有不少工人。还有铁工厂、碾米厂、骨粉厂。这批厂在梧州解放后继续生产,生产状况良好。我们对这些厂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都没有调动,有的厂派军代表去,有的厂没有派。当时各厂都成立了工会,主要工作是抓生产。
当时梧州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外贸。九坊路、四坊路、沙街,沿着抚河和西江边的那几条路很是兴旺,专门从事外贸生意,许多生意是跟香港直接做的。刚解放时这一带还有霓虹灯,后来就没有了。当时做柴炭生意的商人最多,大宗柴炭通过西江、抚河运到香港去卖,还有药材等等。当时广西最繁荣的城市是梧州,广西的财政收入也主要靠梧州,桂林、南宁、柳州都比不上。广西内地很多公司的物资都经梧州出口,香港的货物经梧州进口。梧州船只很多,西江水上码头也很多。因为船只多,外贸运输繁忙,酒楼多了,商家多了,到广西内地来往采购的人也多了,每天都有船只来往于梧州和香港之间,河面上每天船来船往,十分繁忙。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国家同中国断绝了来往。国际大环境改变后,梧州与香港之间的外贸生意逐渐减少,虽然生意还没有完全断绝,但已不再每天有商船来往了。
当时梧州各行各业成立了工会,劳资双方关系较好。有一批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协助我们做工作,如罗炳寰、王培之、左镜明、陆冠芝等,他们都是工商联的负责人。这些人作用很大,我们尊重他们、团结他们,通过他们团结港商。因为梧州商人同港商的关系密切得很,这些关系搞好了,梧州经济就搞活了。我们还进行了整顿市场,平抑物价,发行新币,恢复海关、商检,组织工商联,建立行业工会等工作。
解放初期,梧州市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好。陈汝楫可算是旧政权的代表,他做过国民党的旧县长,当时他留了下来,始终和人民政府合作。另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留了下来,其中有当时梧州市人民医院的院长赵致科,他原是来自天津的一位教授,梧州一解放,他要回天津,是我们把他留了下来。留下了一批人才后,我们通过他们又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包括思达公医院的医生等。当时我们注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各界人士的关系都很融洽,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
1951年底到1952年,梧州市开展的民主改革运动,这是经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定进行的,主要是在基层开斗争会,消灭封建残余。1953年,党的中心工作由社会改革转向生产建设以后,梧州市新建了纸厂、灯泡厂、日化厂、肥皂厂、油脂厂。解放初期,我们干部实行供给制,大家都没有工资,每月发2元零用钱,衣服、鞋子、袜子都是发的,到1951年后才开始实行工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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