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明

　　

　　中山公园

　　在解放前夕调查敌情的过程中，我曾险些被捕，幸而机智逃脱，之后继续进行地下工作，直至梧州解放

　　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我和张阳都感到应该对党、对人民有所贡献，我们便一起去香港，找到了地下党员李梓高。他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你们应该赶快回到内地，组织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对敌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于是，我和张阳回到梧州开展活动。在梧州，我们组织了周邦琨、周刚、周邦珉、周微、覃超贤、何名世等人，定期集中学习党的文件和时事，拟定对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提纲，由各人分头进行调查、记录，并决定每周碰头汇报一次，最后集中整理，再提供给地下党。

　　1949年5月27日傍晚，我到楼下找房客刘老板了解梧州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物资、仓库的情况，以便向党和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准备梧州解放时进行接管。

　　这时，“笃、笃、笃!”有人敲门。

　　刘太太去开门，她带了一个身穿黑衣、头戴草帽的人进来，那人说：“我找严先生。”刘老板指着我说：“这位就是严先生。”我只好邀那人上楼谈话。走进中厅，那人说：“我从香港来，陈先生叫我带这卷文件交给严衍燕先生，你就是吧？”我说：“是。”他把文件给了我，我随手撕去封皮。那人说：“同我来的还有两个朋友，我去叫他们上来!”他不容我回答，转身下楼去。不一会儿，有十多人涌上楼来，有军官、警察、镇街长等。那个穿黑衣的人却不见了。我意识到这是反动派的阴谋，他们将陈伯年寄给严衍燕的文件检查出来，让一个特务假装受陈伯年委托面交严衍燕，谁承认是严衍燕并收下文件就抓谁。这时，我身上不知从哪儿涌起一股力量，使我非常从容、镇定。我把他们迎进中厅，说：“诸位驾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为首那位李连长说：“苏专员请严先生叙话。”我问有何凭证，李连长递过手令来，上面写着“严衍燕与香港共党通讯，派连长李某带传到案讯办”等语。我不慌不忙地把手令给回李连长，并说：“这是一场误会。这里确实有个叫严衍燕的人，但几天前已到香港去了。我叫严明，在本市苍东中学教书。严衍燕去香港前曾交代我，若有他的信件，都由我代收代拆。刚才那个穿黑衣的人带来的文件是严衍燕的，我代收代拆，所以引起了误会。”李连长一听傻了眼，说不出话来。

　　这时，从人群后面挤出个军官来，他自我介绍是黄参谋。黄参谋对我说：“这样吧，你把家属聚集到一间房里休息，你陪同我们逐间进行搜查，如查不出什么，就具结了事。怎么样？”我说：“好，就这么办！”

　　那位黄参谋一定这样想：你们与香港通讯已久，一定有不少《群众周刊》《华商报》，只要搜出一份来，不管你是严衍燕还是严明，都跑不了。我明知周刚（化名严衍燕）与香港《群众周刊》的陈伯年有联系，又常写些揭露反动派内幕的文章给港报，国民党梧州专区专员苏新民已把他列入黑名单中。5月中旬，周刚已到我乡下老家隐蔽起来，去时，他将所有进步书刊带走，敌人现在来搜查，已经晚了。

　　我把家属聚集到岳母住的那间房，并对她们说特务要搜查，但查不出什么的，让她们安心。之后，那些警察撤走了，只留下黄参谋、李连长和镇街长，他们便从我住的房间搜起，我陪同在侧。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一封旧书信、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和一个里面塞有纸的火柴盒，拿到中厅的八仙桌上搁着，然后又搜查第二间，直到凌晨3点，才搜查完毕。黄参谋要我写了张说明经他们搜查，只带走一封旧书信、一本旧书，其余财物均未有损失的具结，他们才走了。

　　我关上大门，妻子周邦琨激动地对我说：“我差点把你害了。”我问为什么，她把情况一一说来。原来我们为了能及时记录所得敌情资料，又能安全保管，约定用最薄的航空信纸做记录，记录后折叠好放入火柴盒内，再埋到厨房中一个久已不用的破炉子的柴灰里，好几个月没有出现差错。5月27日中午，周邦琨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记录整理资料，待孩子睡熟，上班时间快到了，她把资料放进火柴盒后，顺手塞进抽屉便走了。不料，当天晚上就有特务来家里搜查，而且把火柴盒当作可疑的证据，放到中厅的八仙桌上，准备带走。幸好被周邦琨看见，她急中生智，用力拧孩子的屁股，孩子哇哇直哭，她对军官说：“我的孩子口渴了，请允许我给孩子喝水。”军官同意后，她便让孩子坐在八仙桌上，她一边喂孩子喝水，一边用另一只手从孩子背后伸出，把火柴盒拿回来，喂完了水，她装作上厕所，把火柴盒扔进厕所里去。因此，那些特务走时，没能把火柴盒带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经研究，我们认为事情还未完，特务还是盯着我的，我一定要撤走。当天是星期六，我照常到苍东中学去上课，到了星期天，我们带着孩子去郊游，我再乘机离开，到乡下老家隐蔽起来。

　　和衣睡了一阵，我便起来上班，路上并未发现有人盯梢。到了学校，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语文课，我布置学生写作业后便想离开，可学生提出，前些时候我带他们去郊游，照了些照片，胶卷在我这里，希望我能帮他们晒照片，我只好答应。同学们自动报名交钱，大约交给我10元港币。之后，我从苍东中学后门出去，因从这里到张阳所在的明新小学很近，我要告诉他，我家暴露了，要他小心。我找到张阳住处，但他不在，我又不好留字条，就想着另由周邦琨转告他，我便回家了。

　　我走到盐仓街尾，蓦地看见房客刘太太站在街边等我，直向我使眼色，我知道不妙，一头钻进一条横巷，三绕两绕进了大中路严海峰的公馆。严海峰见我神色仓皇，便问出了什么事，我把妻舅周刚化名严衍燕与香港报刊通讯，特务昨夜搜查我家，今早又来抓我的事告知他。中午，我在他家吃饭。饭后，苍东中学校长石础和我的堂兄严雄来了。石础说：“今天上午有几个特务到苍东中学找你，听说你从后门出去了，如果你从前门出去，便与特务迎面碰上了。”从严海峰寓所的后窗，能清楚地看到我家，只见北山路上有特务逡巡，我家里有特务守候。突然，我看见一个特务用手指向我们，严海峰对我说：“你快走，否则他们会到这里抓你。”我立即从他家后楼的便道下去，叫严雄远远跟着我，如我半路被捕，就由他转告严海峰设法救我；如我平安过桂江，大概就无事了。

　　我走到江边，恰遇桂江水涨，行船甚少，我专雇一小艇，船主收我5元港币，我平时身上不带钱，幸好今天上午学生交钱给我晒相片，我才有钱付船费，是苍东中学的学生救了我。

　　上岸后，我取道大学路过老鼠夹回老家去。我走到梧高操场，见一军官坐在路边，像是休息，又像是等人。我知道附近有个保安中队，如果是为了抓我，不该只有一个军官。于是我大胆走了过去，那军官并不留意我。

　　我事后才知，那些特务抓不到我，却把我妻子周邦琨、岳母以及未满一岁的孩子抓去，逼她们交出我来。后来经严海峰出面说情，特务才把她们放了。

　　1949年9月中旬，周邦琨以孩子戒奶为由，带着孩子回到乡下。她告诉我，张阳已与地下党组织联系，要发展党员、团员，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多年的愿望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既然党组织和团组织要发展党员、团员，应毫不犹豫地参加。”次日，周邦琨回梧。之后，我约张阳到白后村的土地庙见面，打算和他接上关系，并表示入党愿望。当时，张阳还未来，我便坐着等候。突然，老鼠夹一带山上出现不少士兵，一边喊“抓呀”，一边冲下山来，我想可能是抓逃兵，但见他们朝我所在的方向冲来，为安全起见，我放弃这次会面，回到乡下老家。

　　第二天，我的侄儿严荣进从梧州回到乡下，他说：“张阳问你为什么失约？”我便把昨天的情况说了，叫他转述给张阳。接着，严荣进说：“张阳让你把你的调查研究资料整理出来，并且写一篇自传给我带去交给他。”我用了两天时间把材料整理成文，又写了一篇自传，把它们塞进伞柄的竹管内，由严荣进转交给张阳。

　　又过了几天，张阳又派严荣进回乡，向我传达任务，让我画一张由梧州城到我乡下老家的路线详图给他（事后才知道是预备地下党组织人员暴露时，即可按图转移到我家隐蔽之用），另外，要我开展“反三征”斗争。我立即把地图画好，让严荣进转交给张阳。此外，我也做了大量的“反三征”工作。主要是通过开群众座谈会，分析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形势，结合群众切身利益，使群众自觉抵制国民党征兵、征工、征粮，如乡村长来抓人，就让他们逃跑上山；对因逃征兵而到我乡来当雇工的几个雇农，则组织他们上山采伐林木，以防抓壮丁。此外，还让已懂“反三征”道理的群众，和四乡八岭的亲友联系，造成声势。这一年，国民党在梧州一带已不可能进行“三征”了，即使他们拼死倒行逆施，也一无所获。

　　1949年11月26日上午，严荣进兴冲冲回乡对我说：“梧州已经解放，张阳叫你立即到梧州九坊路裕桂行地下党总部，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做。”我高兴得跳起来。下午5时，我到达梧州，径直来到地下党总部，在罗杰林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紧张而繁忙的支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