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生

　　很难说当下的散文创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状态为好，也很难厘清当下散文写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主题。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散文怎么写？写什么？纵观盐城的散文创作，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作家们注意本土书写，将情感寄寓乡情，寄寓远去的历史，寄寓当下的发展现实。区域文化的特色，在激扬的文字中得以彰显。

　　关于盐城的文化，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从发黄的纸片中寻找褪色的文字，在幽暗的行间里感觉历史的沧桑，从基因的图谱中比对、复制、解读，然后是作家们的万端感慨。这似乎是上个世纪风行的散文时尚。当发现脚下这片土地现有的残存故迹，远比发黄的纸片中那褪色的文字记录更真实，更厚重，更有现场感时，慢慢觉得缺失的盲点得以修复。一种温情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着。“历史上东临大海的东溟，是盐城最早见于中国宋代历史的千年古镇……便仓。……小镇在不知不觉中竟充满了神秘和奇异，终因聚焦卞氏一园而名声日隆，蜚声遐尔。该园便是饮誉古今的便仓枯枝牡丹园。”（王海燕：《盐城印象三题》）。牡丹是中国文化最为艳丽的元素，它的天姿国色与雍容华贵，连西方的贵族都为之顶礼。王海燕以牡丹为主线，写唐宋元明清，写武则天，写朱元璋，写卞元亨，写《水浒传》，千余字，却透写了盐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承载着的辉煌与苦难。而管国颂写的是当下，写得况味十足。“盐城得名于海盐，是一个古而不老的沿海城市。东闸是盐城市区的一处老街区，就在盐城市区城东一角。小时候，我们几个东闸人上街，最爱说的就是‘我们是东闸的。那神气就像北京人说我们是中南海的一样……”（管国颂：《海之角，城之居》）。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消涨，但记忆却在消涨中强化。城市建设可以让土地格式化，但无法抹去人们的记忆。这就是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不一样的地气，滋养出的万物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灵气。

　　芦苇不是盐城特有的物种，但没有芦苇的坚守，沧海难为桑田；没有芦苇的退让，就没有良田万顷。芦苇为盐城人的生活构建过一道道生态屏障。曹有成关注芦苇，还特别注意观察芦苇花--吐穗前的饱含，成穗时的青涩，成霜后的飘逸。他把芦苇花与女人并为一题，书写在不同季节里的生活状态。“岁月改变了人们的容颜，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苏北的女人以她们自己特有的方式渲染着这片土地。她们中的大部分已离开了芦苇滩，偶尔回来，也是带着孩子们看看这儿的风景。过去的苦难只有她们自己和芦苇的根知道，而现实的美好却已昭然于飘飘的芦苇花海”。（曹有成：《芦苇花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切的无常都有其规律，因为根脉相连，绵延永续。姜桦是用诗来赞美盐城大地的，写散文是他的俯拾，只是把无意升华为诗的语言的书写铺陈下来，以散文的形式加以抒展。“盐城有味道，更有风骨。那一个个地名--城中的东仓，西门，板桥巷，亮月街，随便哪一个都有一段历史；城外的黄尖、盘湾、青墩、马庄，无论哪一处都有它的历史风骨。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姜桦：《一粒盐》）。

　　本土书写本不应该是一个话题，但曾经被忽略，作家们一度看重的是更具穿透力的历史随笔与文化散文，把笔力放在过度的理论探究上。其实，精神空间的边远无际，就是一种虚无。当情感到处流浪找不着北时，文字表述也到了一个极限，以致于散文的口感极差，索然无味。只有与地域、区域亲密接触，散文的本真才得以体现。儒学街与管国颂笔下的东闸不在一根轴线上，但在同一个城市。“顺着儒学街往南走，不多远右拐弯，就是南宋末年丞相陆秀夫的祠堂了。陆公祠不大，但是修茸得好。”（张晓惠：《一个人与一座城》）。张晓惠写一个人与一座城，是想通过人的坚守与城的纳容，抒写不老的情怀。同样写这块土地上的生长，吕解生写一棵树，单写“苦楝”。“因为味苦，就不生虫。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初夏的时候，开白白、紫紫的小花，挤在一起，一片一片的，非常养眼。随着太阳越来越毒，它的枝叶也越来越密，密到下雨天，周围的地已变成烂泥，楝树的树冠下，还是干干的一块。……”（吕解生：《苦楝》）。吕解生写苦楝还有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为保护一名共产党干部，阜宁东沟的刘大娘领回了那名干部，而让自己的儿子留在那棵苦楝树下，最后被敌人杀害。事后，那位被救的干部在张爱萍带领下来慰问刘大娘，并跪地叫“娘”……语意深长，写出了盐城人民的献身精神，也写出了盐城人的质朴、善良与担当。告诉人们美好生活的来之易与实现中国梦的任重道远。

　　读了《盐城生长》这本书，我才知道孙曙是位潜心于本土写作而颇有成就的作家，我不能说他的这种写法就是本土书写，但一本《盐城生长》足以证明他的努力与探索。本土书写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文化形式的弘扬。“从龙冈往西，盐城人称西乡，是苏北里下河平原的腹地，水网圩区，地势低洼。大河堤就像龙脊，让天空高耸，让田野开阔，让河流入海，让平原上的人和事物找到位置，秩序井然，水落石出。”（孙曙：《大河堤》）。孙曙在盐城大地上不停地搜寻，而这种搜寻在时间上总是选择在清晨，看到的一切是明亮的，清新的，透彻的。另一位坚持本土书写且有专著出版的是许正和。他的散文集《盐城赋》，是盐城本土书写的代表作。他写街巷，写街巷里的历史遗存，写遗存上的风霜，写风霜散落后印痕；写河流，写河流绕着的小镇，写小镇上的人物，写人物的悲欢离合。一切都与这片土地有关，一切都是关联着的，清淅，且没有断点。“小镇上飘荡着的常常是铿锵有力的淮腔”与“砸在小镇街巷的地面上‘啪哒啪哒”雨声（《江北小镇》）。郑中顺也写苏北的平原，但他更注重一种闲散的意境。他写一个叫“西乡”的地方，写那里的村庄与河流，写那里的风情。“秋天的河水开始清澈起来，甘冽可口，水草杂物已不见踪影，站在船上可见水中游动的鱼甚至是河床……好像季节让河流也成熟冷峻起来。”（郑中顺：《童年的村庄与河流》）。盐城的作者也喜欢把河流作为书写对象，河流是刻在盐城大地上的标志，从它的发源到流经，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习惯。宗崇茂从另外一个视角，写在外盐城人对家的向往。他从钥匙写起，写梦的追寻与突围，写颠沛与回归，由此写到家。家是什么？家是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而又能打开的那扇门，且又有归宿感，不论大与小，不论豪华与简陋。“有多少钥匙不能为门驻守？有多少人不能为家停留？如果问一把钥匙有什么梦，那它的梦一定是一扇门；如果问一个浪子有什么梦，那他的梦一定是一个家。”（宗崇茂：《带着钥匙去流浪》）。与其他区域人群相比，盐城人的性格更内向些。在历史上几次大迁徙中，走离盐城本士的人少之又少。如崇茂所说，即使漂泊在外，甚至是流浪，怀里总是揣着家中的钥匙，因为总归是要回来的。

　　本土书写，是形成文学流派与作家群的一种可能。2013年10月，《文艺报》与江苏作协在泰州国际写作中心召开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会议从施耐庵《水浒》的诞生，到胡石言《柳堡的故事》揭开里下河文学的新篇章、汪曾祺凭借其《受戒》、《大淖记事》等数十篇以里下河为背景和题材的小说享誉文坛，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树起的一面旗帜，肯定了这一流派的存在。在这一流派形成的区域上，谈到了盐城。我们不去考证这一流派的显著特征与代表人物，以及是否真正形成，也不去考证这一流派区域的界定科学性。但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本土书写是形成文学流派与作家群的可能。这方面，盐城已初见端倪，特别是女性作家群体的形成。

　　张晓惠、朱巧云、王海燕、孔令玉等散文，是在寻找这片土地上厚重的故旧与历史的苍凉。如：“春日里在射阳的特庸，邂逅那株近七百年历史的老银杏，八十多岁的老太倚在树干上目光遥向东方……（张晓惠：《城市的记忆》）”。“老房子坐落在串场河畔，是两间厢房中间连着一间客厅的茅草房，房前是通向村外的小道，房后是一片小竹林，竹林边上着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据说是太爷爷亲手栽的……（朱巧云：《老房子》）”。“年少时烙在心头的疼痛，滋长在不尽的怀念。我在河的这头，三姨在河的那头。穿城走乡的串场河，以同样的水体滋养着城市与乡村。……一段难却的乡情，被我重重划伤，日日回望，终被织成密密的乡愁，如河道一样绵长……（王海燕：《枕河而眠》）”。“我们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这样一种习俗，临出嫁的女孩都要被左邻右舍请回家吃上一顿‘认家饭……（孔令玉：《认家饭》）”。

　　丁立梅、严宜春、彭淑玲、郭苏华则寄情于草木之中，既写草木一秋，又写人生一世。在相互映照中写本土的乡情与乡愁。“琪米是野菊花开满河两岸的时候，嫁到村庄来的……河两岸的野菊花们，黄黄白白，兀自渲染……琪米穿着她的大红袄，在一个深夜里投了屋后的河。那会儿一河两岸的野菊花开得如火如荼，薄凉的香气，浮游在村庄上空。”（丁立梅：《野菊花开满河两岸》），严宜春有一本名为《花事》的散文集，她写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各色花草，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以花说事，谈笑人生。泡桐是树，不是花，但泡桐有花，淡紫色的花，且花瓣的根部是一种虚白，那种层次感注定有内容，可我们更多的时候，并不在意它的花，为什么会忽略花的存在呢？有些花，其实是开在树上的，也是树上开的花，可人们只认为它是花。树有树的材质，花有花的婉约。有些事，你说不清，但心里明白。有些事，你能说清楚，其实你心里并不明白。“做一棵开花的树，多好。若我们的人生是一棵青翠的树，那么，我们的善良，感恩，爱心，不就是这生命之树上摇曳的缤纷花朵么（严宜春：《一棵开花的树》）”。彭淑玲更注重自然，书写自然，书写自然的一种人类无法抗拒的力量，比如季节时序与万物生长。“路上的槐树开了花，像雪一样白的花，真真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株与另一株，相隔很远，却又是同时开花的。 我总是为大自然好奇，她是怎么安排四季的？安排得那么层次分明，又从容曼妙。”（彭淑玲：《槐花》）。或许与她从事文史工作有关，彭淑玲在写盐城地域的渊源历史时，非常注重架构的基本元素，有着考证般的严谨。运用当代行为色彩，描绘历史履痕，甚为具象。

　　赵峰旻、孙蕙、刘晓锦、曹艳春等，则以不同的视角观照相同文化背景下的盐城人的喜怒哀乐。赵峰旻的书写喜欢在现代人直朴的情感上，她在写赶海人的生活时，没有写直观的现场，她摄取了一次海难，但她仍然没有写海难后的撕心裂肺般的伤痛，而是写家属在遥对大海的围堤上栽下了六棵树，这六个人穿过的衣服，分别埋在每棵树下，风雨中，树，一天天成长，一天天壮大。“六棵树与海堤上的成排杉树，气势上形成对比，然面，它们不卑不亢，静观堤边众生。海边的每一点变化，六棵树尽收眼底。”（赵峰旻：《六棵树的守望》）。孙蕙的《七里长街》与刘晓锦的《华丽的沧桑》，也把控得当，让无限可能的穿越，却到好处，为飘荡的魂灵找寻着精神高地。

　　当然，盐城作家的本土书写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或者说才有雏形。更多的书写存有概念化，表象化，不作边际，虚空无物，甚至晦涩不清与模棱两可等问题。有的散文注重了文字雕琢，忽略了世事洞察，只能算是本土书写概念下的闲适文字。但作家们以文学的名义，表达一种诉求，一种盐城大地所特有的公序良俗与人文情怀的褒扬，做区域文化的塑造者、传播者，且卓有成效。我相信，盐城文学人能够拥抱一个更为开放的文学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之路，形成盐城的作家群，成就盐城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