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龙

　　近年来，不少领导干部因贪腐而落马，他们在总结自已落马原因时，总是少不了说自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笔者觉得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靠实，甚至言不由衷。窃以为，他们之所以落马，主要是他们的情操出了问题，他们以低下的情操掌权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必然会走向邪路，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本文试就领导干部的情操问题发点议论。

　　何为“情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的：由感情和思想结合起来的，不轻易改变的心理状态。笔者认为，情操应当是感情与操守的结合体，作为领导干部，讲感情不能没有操守，讲操守有时必须牺牲个人的感情！

　　何为“感情”？《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对人或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而对“感情用事”则是这样解释为：不冷静考虑，凭个人好恶或一时的感情冲动处理事情。而不讲操守，感情用事，则可能是绝大多数贪官们共同的致命弱点。

　　必须承认，大凡为人，都是懂感情、讲亲情的。每一个作为社会的人、作为正常的人来说，都会有着这样那样的亲情、爱情、友情、同学情、战友情、同志情、邻里情等等，可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感情和亲情而存活于世。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加大，人与人之间亲情淡漠、友情淡薄的现象客观存在，但懂感情、讲亲情还是社会的主流，个体的不说，就是我国每年春节期间的“返乡潮”，人们执着一贯的探亲精神就是讲亲情、重感情的最好证明。

　　至于“操守，”我认为就是指人的品行、品质和品位。每一个社会的人，那怕就是当个农民，也应有个操守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才刚刚懂事，我那几乎不识字的党员母亲老是对我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时我这个农村娃肚子老是饿的咕咕叫，就问她什么事还比饿死更大？她说你就是饿死也不能偷人家拿人家的东西，就这个意思。你如果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坏了我家的名声，我就会把你打死的。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存了上千斤稻子在我家里，母亲因长期挨饿吃野菜树皮草根得了浮肿病也没动过集体一粒粮食。现在想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操守吧。

　　现在，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衡量普通人操守问题的内容也变化了。例如，一个农民如果把自已吃的稻谷放在水泥场上晒，而把向市场出售的稻谷放在有毒的沥青路上晒，就是缺少了良心，就不能说他操守好。如果开饭店的用了地沟油、生产奶粉的添加“三聚氢氨”、搞经营的坑蒙拐骗、当工人的消极怠工、当老板的克扣工人，等等，有的不仅是不讲良心，还可能是违法犯罪，这样的人操守就不算好。所以，即使是普通人，也有操守好不好的问题。

　　普通人应当讲感情，重操守，我们党的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更应如此。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父母兄妹，有亲朋好友，更有工作上的伙伴和帮手。如果这个人不讲感情，不孝父母、不敬长辈、不亲兄妹、不近亲朋好友，那他可能就是人们批评的“冷血动物”，绝对当不了好领导、也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领导干部讲亲情、重感情绝对没有错，问题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些掌权的官员，往往被“感情”二字冲昏了头脑，他们或者把感情用过了头，或者把情感用错了地方，这就使事物走向了反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作为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党和人民的利益应是至高无上的。群众找你办事时，你能否不拖拉、不推委；群众有困难时，你能否做到“雪中送炭”，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当个人的亲情、感情，个人的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的一切，包括亲情、感情乃至个人的生命，能否无条件地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些问题上，无数的革命先烈、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新时期的党的优秀分子，都以自已的实际行动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许多共产党人，在敌人让他们要么选择高官厚禄、金钱美女而变节，要么选择死亡而走向刑场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亲人绝别，走向刑场。这绝不是他们不懂感情，不重亲情，林觉民的《与妻书》、赵一曼的《示儿》书，等等，这些共产党人留给亲人们的遗书，无不充满了对生的希望，对亲人的深情，读来催人泪下。但是，他们之所以宁愿选择死亡，是因为他们视信仰重于亲情，看操守重于生命。我们每一个新时期的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习他们的高尚情操，牢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弘扬他们的光辉品质。

　　但是，在我们党执政的新形势下，有不少领导干部忘记了先烈们的嘱托，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他们不讲信仰，不重操守，将个人感情、个人亲情凌驾于党性原则之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前些年比较风行的“跑部钱进”现象；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你提拔我儿子，我提拔你外甥等“官官交换、权权交换”现象；某个领导调到那里，工程队老板跟进到那里的权钱交换现象；形形色色的“买官卖官”现象；肮脏不堪的“权色交换”现象；领导干部视下级为“家奴”、下级心甘情愿当领导“家奴”的人身依附现象等等，都是这些官员们不讲操守、没有廉耻造成的，这些以牺牲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牺牲公平公正的原则为代价的丑恶现象，不仅给我们的党风政风，也给社会风气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很多落马贪官都是重感情、讲亲情的人，在他们的亲戚圈、朋友圈里，可能是个好领导、好亲戚、好朋友。但我认为，他们所看重的亲情和感情，目的是为了满足其个人、家族及其小团体的非法的物质利益，是为了满足其个人无休止的、无廉耻的强烈的占有欲，让他们掌权用权，不仅有违我们党的宗旨，也突破了党的干部应当具备的职业操守之底线。

　　毛岸英在1949年写给他舅舅要求安排工作的回信中写道：（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讲感情，重亲情，讲的是不违背党性原则的感情，重的是以不损害人民利益的亲情。这就需要党的干部树立正确的、高尚的情操观，摈弃那些庸俗的、低下的情操观。时刻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人民已经给了我们应有的报酬和待遇，绝不能再以手中的权力去谋取制度规定以外的个人私利，也不能帮助亲朋好友去谋取不当利益。那样做，实质上就是丧失了自已应当具备的职业操守，发展下去，必将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必将被人民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