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跃

　　上世纪70年代，我到农村当知青插队，那时在野外看电影一直是我闲暇时光最主要的文化生活。

　　在某一天，如果公社大院、学校球场或生产队的晒谷坪上竖起了两根杉木或毛竹，拉上一块雪白的银幕，这便是晚上要放电影的标志了。消息一传开，大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若是放完电影的当晚，银幕没有拆，那就预示着连放两晚电影，这更是我们的盛大节日。

　　晚上要放电影的那天，生产队会提早收工。那时生产队长没有手表，收工时间全凭他一句话说了算。平常大家要干到太阳下山才收工，如果那天要放电影，则在太阳离山顶还有一竹竿高的时候，大家便可以回家了。由于这一竹竿高也没个准头，所以下午干活没多久，大家便站到土坡或大石头上七嘴八舌地嚷起来：“队长，你到我这里看看，太阳只有一竿高了。”但队长却不轻易为之所动：“你站到粪坑底下看，太阳都已经下山了呢。”不过他也顶不住大家的轮番围攻，于是顺应民心，早早收工。知青家里没人做饭，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方式打发肚子，然后草草洗个澡，便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赶去放电影的地方占位子。电影在队里晒谷坪放映时，大家搬条凳；电影在本公社放映时，大家拿小凳；如果电影在别的公社放映，因有六七公里的路程，大家便空手而往。

　　那时公社电影队用的都是16毫米放映机，放一部故事片中途要停下来换三四次片。虽说看电影每人要收5分钱门票，但每次都是人头涌涌，去晚了连正面都看不上，只好到背面去看。从背面看，人物左右都是颠倒的，倒也别有一番趣味。遇上刮风下雨，银幕上更是波浪翻滚。那时放电影多是跑片，在一个公社或一个村放完，马上拿到另一个公社去放，遇上好看的片子，兴致一来，我们有时便跟着放映队到下一站再看一遍。

　　在那个年代，放电影总要先放幻灯片，放几句毛主席语录或应时的口号，公社革委会主任有时还会不失时机地讲几句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春耕、搞好“双抢”、搞好田间管理或搞好水利之类的话，然后是放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最后才是故事片。我们公社放映员是个热情洋溢的小伙子，每每电影放到精彩处，比如敌人的头目被打死，他总爱插上话筒喊一句：“打得好”，并号召大家鼓掌。遇上穷人受迫害，他也会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令人心酸的是，我们不顾一天干活的劳累，跑了那么多的路，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干繁重的农活，有时被雨淋得像个落汤鸡，可看来看去，就是那么几部老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老三战”看了不下十遍，还有《英雄儿女》《奇袭》《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宁死不屈》《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及几部样板戏。这些电影的台词被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白天干活时常你一句我一句地拿来逗乐打发时光。看得多了，大家也总结出那么几条：“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枪枪炮炮；苏联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最有意思的是，由于看惯了国产电影大团圆的结局，第一次看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时银幕上已出现“剧终”字样，但大家都不肯走，因为“我们的人牺牲了，而敌人却没死”。直到放映员一再解释，大家才嘟嘟嚷嚷地离去：“这叫什么电影，连结尾都没有！”

　　尽管这样，只要有电影放，我们总是要去看的，哪怕走十里八里的路。否则，在连电灯都没有的夜里，我们又能干些什么呢？

　　一场场的野电影，使我们对乡村的夜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体验，田野的蛙声虫鸣，路边突然窜出的田鼠，散场时放眼望去那漫山遍野的手电筒亮光，以及不知是谁偶尔从田埂上失足踩得满脚烂泥的惊叫，即使二十多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

　　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机会看野电影了。现代的电影院里有柔软的座椅，有舒适的空调，国内外大片一部接着一部，人们再也不用自己扛板凳，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再也不用翻来覆去地听“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的台词，再也不用老是看“每年挣六百工分”的朝鲜胖姑娘。可无论现在看电影的环境多么优雅舒适，我总觉得，都不如当年的野电影让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