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余

　　河祭

　　这是家乡的一条河，名曰民便河，有方便民众之意，朴实。后来知道家乡几十里外，与骆马湖相望的中运河一条支流，也叫民便河，开挖于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两百多年里依旧水波浩荡，舟楫往来。家乡这条河虽与之同名，不是剽窃，是巧合。不过，比起那条古老的民便河，这条河就相形见绌了。

　　民便河又称河沟，是俗名，尽人皆知。河百余米宽，南北走向，南接二干渠，北连新沂河。当年有人出于好奇，试图探究民便河的长度，就顺着河沿，从南往北走，从早走到黑也没走到头。他像发布新闻一样，逢人就说，民便河很长，长得没个尾。

　　河里没有运河那样的船队，也就没有船队制造的风景：比如船队犁出的波浪，比如汽笛和柴油机的交响，比如夜色里绽放的灯光。不过，民便河并不在乎，因为它不负责运输，船队对它来说是多余的，甚至是累赘，它没有义务承载它们。所以没必要羡慕和贪恋船队额外的赐予。民便河的职责是排涝、引水和喂养鱼虾。如同庄户人只负责种地，而不过问城市建设，对花花世界和灯红酒绿自然无动于衷。说河里没有船也不妥，不是有渔船吗？渔船体型瘦小，由同样瘦小的渔人划着，在河里悠闲地走，一片网自天而降，像俯冲下一个阴谋。鱼群潜入水底，贴在河的怀里寻求庇护。渔网扑了个空。河水响了几声，是对侵扰和猎取的指斥。鱼在深水处窃笑。

　　民便河很像一个庄园，不仅有鱼有虾，还住着野鸭，它们是庄园的住户。野鸭个头不足鸭子的三分之一，形貌与鸭子无异，却比鸭子机敏灵巧。放鸭人把鸭群赶进河里，野鸭以为碰到族人，游过来，与鸭子们打着招呼，听鸭群说话。放鸭人听不懂鸭子说些什么，这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企图迅即酝酿成熟——以鸭群为诱饵，捕捉野鸭。放鸭人一个猛子扎进河里，河水泛起一圈涟漪。一颗头颅浮出河面，鸭群扑翅在河面奔跑，野鸭早已不知去向。它们又在远方现身，打量着放鸭人的愚蠢。像是一个玩笑。

　　季节踩着河来来往往，把身影和脚印留下。民便河把春天捧在手里，端详春的秀色和姿容，一点一点地疼爱。河水像进了青春期的男子，血液里奔腾着热恋的情愫。他拿面镜子去照情人的脸，秀发，还有袅娜的腰肢。河笑了，可能是春的秀发碰着了他，也可能是河边几枝摇曳的花让他忍俊不禁。水草在一个清澈的世界舞动，初来乍到的鱼群是水草的观众。鱼群不会鼓掌，只会用珍珠般的气泡表达对舞者的认可。到了暮春，河边浅水处的芦苇和蒲草，用繁茂和葱郁装饰着民便河，让民便河有一些风景，有一些让目光眷顾的理由。这么做，也源于一份感激——河是它们永远的守望者。

　　一种鸟，因终日叽叽喳喳，安居苇丛，我们叫它芦喳鸟。芦喳鸟把窝安在芦苇上，叫声又脆又亮，点缀着沉默的河水和旷野的岑寂。常去寻芦喳鸟蛋，就像一次探险，进入芦苇深处，陷入黑暗和恐惧里。芦喳鸟收去鸣声，像一支乐队的演奏突然终止。我们没有找到鸟窝，也没有看到芦喳鸟，芦喳鸟一定躲在某个角落，窥视进犯者的搜索。它们的恐惧和忧虑可想而知。忙了一阵子，除了脸上芦叶赐予的几道血痕，别无所获。悻悻撤出苇丛，芦喳鸟又叫了，是欢呼，也可能是嘲笑。

　　牛在河边嚼着青草，像美食家在品尝春天。牛啃着青嫩的草不说，还拉下一坨牛屎，有伤大雅了。牛粪热气袅袅地压住一窝草，是民便河画图上的一个败笔。牛却不以为然。牛仰天“哞——”地叫了一声，拖着长长的尾音，把阳光震出几条裂缝。在牛的叫声里，像受了惊吓，河水抽搐一下。牛继续踱步，吃草，还在河里照一照自己。

　　夏季是雨水集中赶场时节，云把雨送到大地，就走了。雨水抱住村庄、田园和河流。雨水的介入，让民便河变得浑浊和壮阔。芦苇和蒲草成了溺水者，芦喳鸟流离失所。河上没有桥，汛前到河对面割草或去对面的农场拾庄稼，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游过去，水是我们的路，我们用手脚走。河水暴涨和河面拓宽成为我们的阻隔。但暴雨也是一种成全。河那边有西瓜地，西瓜在雨里闪着诱人的光泽。瓜主是一个护林的中年男人，人称老肖，系农场职工。老肖长着阿尔巴尼亚式的鼻子，峻拔结实。老肖对瓜守得紧，对林木也守得紧，像一条狗随时扑向你。暴雨里，我们奋力泅渡，扫荡瓜地，速战速决。我们知道老肖在呼噜中盘算着西瓜的收成。把西瓜滚下河，推着它游过去。在水泵房里，一掌砸开西瓜，鲜红的瓤子居然藏着一个美丽的世界。

　　汛期一过，就到了秋季，雨水衰竭，河床收缩。河两岸换了幕布，枯黄为主色调。芦苇站在时光深处，苍苍白发渲染出河的荒凉。镰刀收完水稻、豆类作物，就奔赴芦苇和蒲草。人们要把河水养大的人领回家，为村庄做一些事。被洗劫后的河岸一览无余，像被剥去了衣服，裸睡在白云下，一种疼痛在秋风里瑟缩。却无人理会。人们还会在河滩上捡到一枚鸭蛋，理直气壮地拿走一笔河的恩惠。

　　这还不够，浩大的捕鱼队伍在民便河里一字排开，每人腰间系着鱼篓，手里端着铁丝编织的鱼罩，步步前移，身后的河水一片狼藉。他们在开采矿藏，河里的矿藏。民便河里里外外的所有家当都被取走，直到冬天被冰封，人们才歇手。

　　人们似乎忘却了民便河做过的一件事：灌溉与排涝。在整个农事中，民便河从未缺位。河堤上建有水泵房，水泵管从后墙处伸进排涝沟。暴雨铺天盖地，沟满河平，大块庄稼田沉入汪洋。几台水泵加足马力昼夜作业，巨大的水柱射入民便河，水面上漂着缺头少尾的鱼的尸首。民便河收缴了汪洋。麦穗一身泥垢重见天日。麦子一头扎进阳光的怀里，诉说雨水的欺凌。阳光疼爱地抚摸它们。天没让庄稼绝收。庄稼人望着滔滔民便河水，一份忧愁随风而去。

　　若是干旱，水泵就从民便河抽水，给水稻田一个清凉的沐浴。当然，也会给趁机在田间作梗的害虫带来灭顶之灾。对民便河的扶助，土地和庄稼并非无动于衷，二者精诚协作，用丰收的盛况向民便河致以谢忱。这一点，人，颇为逊色。

　　工业化时代悄然挺进，庄稼人的生活平添了许多新内容，他们的心不再指向一条河流和一块庄稼地，他们忙于修建家园，忙于进城寻梦，河流和庄稼地已沦为可有可无。他们疏于对民便河的关照，冬天不再为河清淤。他们似乎忘记了历史上的阵痛。

　　工厂和养殖场一拥而上，成堆的垃圾倾入河沿，为蝇虫营造家园；排污管伸进河底，仿佛一支注射器恶毒地插入健康的肌体。民便河陷入重围。河堤坍塌，河床淤积，污水横流。看不到河蚌柔美的划痕，看不到水草轻盈的飘逸，看不到野鸭自由的徜徉，看不到芦苇和蒲草临风而舞，当然也听不到芦喳鸟天籁般的清唱。

　　那条渔船枯朽在河岸，船里装着河的呼吸和岁月的尘土。渔网挂在一面墙上，成了蜘蛛的笑柄。河边的墓地在扩张，一座座坟包是对一条河的陪葬。

　　民便河死了。

　　水泵房几近坍塌，水泵锈迹斑斑。

　　是对民便河的祭奠么？

　　

　　 河岸

　　民便河东岸的长堤上，有几处断壁残垣，是护林人曾经的安身之处。堤坡上栽满白杨，其间的荒地均被开垦，种上小麦、玉米或豆类作物。坡上堆起一座座坟茔，豆花爬到坟上，和蝴蝶聊一些关于春天的事情。每次回乡，经过河堤时，我不再前行，总会停下来，到河堤上走走。站在河堤上，俯瞰成片的农田，眺望不远处的村庄，几乎成了我生命的一种姿态。

　　以前，河堤是集体的，包括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片土，而不像现在被农户分割和种植。河堤上长着槐树和柳树，还有一些灌木。五月，槐花集体登场，簇拥在枝头上、叶丛里，粉嘟嘟，白亮亮，在柔风里摇曳，在阳光里媚笑。这时的槐树果真是个半老徐娘，插了一头花朵，与柳树比试风情，一脸的褶皱反倒被花映照得分外明晰。风里流淌着甜，槐花的甜，直流到人和蜂蝶的肺腑里去。

　　人们看好的不是槐花的明丽和香甜，而是供养肠胃——五月可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在饥饿者眼里，槐花不是花，是粮食，是种在树上的庄稼。人们知道，槐花是受了上苍的指派，前来救助被饥饿围困的芸芸众生的。所以，孩子饿哭了，叫得声嘶力竭，母亲就拿槐花哄：再忍忍，乖，槐花要开了。铁钩伸向枝头，咔嚓声里，枝折花落。蒸、炒、腌，吃法不尽相同，人们吃得心安理得，吃得眉飞色舞。

　　护林人出面了，他不能容忍摘花人糟蹋队里的槐树。纷争不可避免。对方说，家里早就断炊了。护林人说，把你头发薅了，手指掰了，你疼不疼？我们瞅准护林人不在，爬上槐树，护林人一声断喝让我们猝不及防。他一定是隐蔽在芦苇丛或某个隐秘处，用欲擒故纵术擒拿我们。挨了一顿打，铁钩和篮子被没收。

　　我认为柳树是天然的乐器。你听，春风里柳枝发出柔婉的乐音，那是春风的吹奏。初春时节，柳条泛绿，表皮光滑。随便折下一枝，拿刀削下一截，用手轻轻揉搓，抽去木梗，就是一支柳管乐器，能吹出简单的旋律。这是农村孩子制造的乐器，它响在乡村，响在田野，响在童年的时光里。槐树没有柳树的音乐特质，柳树无须为槐树一头的明艳自惭，兀自翩跹和歌唱。

　　护林人中那个中年人，粗眉，阔脸，矮个，是个退伍军人，外号“老部队”。老部队哮喘历史悠久，生命在粗喘中一点点消耗。每次割草经过他的护林棚前，气喘声和咳嗽声穿过墙壁冲进耳鼓，让你觉得世界都为之不安。尽管这样，我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的草棚前有两棵桃树，爬树摘桃是幸福的冒险，却从未被抓过。我们躲在河边的芦苇丛处，啃着又脆又甜的桃子，认定老部队的桃树是为我们栽的。老部队养了一窝鸡，花花绿绿的散布在河堤上下。我们计算着逢集日，因为那天老部队就赶集去了，拿自己编的柳条筐、鱼篓，换一些油盐酱醋回来，当然，也有几把烟草或一只猪头。老部队在集市交易时，我们就下手了，从鸡窝里取出温热的鸡蛋，顺便把鸡蛋的母亲也捉了，连窝端。

　　我看过老部队坐在草棚前喘着，像是世间最后一口气被他吐出去。也许鸡窝里的丢失和母鸡不翼而飞，加重了他的病情。粗重的气喘是对我的指斥。

　　麦口，这个哮喘病患者，会在烟熏火燎中烧几锅开水，盛在盆盆罐罐里，搁在桃树下冷着。队长一声哨响，人们从麦地里冲向桃树下，用瓢舀了喝，或干脆捧起罐子扯着脖子喝。老部队捧着烟袋，笑得慈祥。

　　让村里人念念不忘的，是老部队的杀猪本事。年关，老部队提上一套杀猪家伙，出征了。雪亮的刀子在肥厚的猪脖子上进出，一切声响在刀口下沉默。血也愤怒了，锐不可当地扑向油污的衣襟和紫黑的胸口。老部队以稳、准、狠、快，完成对一头猪的宰杀和肢解。往往是月挂西天，那顿由猪构成的酒席才摆开，末了，队长赏给老部队一副猪肠。

　　平日，我总会看到老部队挂在墙上的杀猪桶和搁在桌上的杀猪刀，阴森森的光——也长成一把刀。它们协同作战，一生只做一件事。

　　几年后，老部队死在一个雪夜，雪埋葬了他。一生没有女人。

　　河东那块庄稼田是孩子们的餐桌。掺了青灰和粪水的花生种在地里，我们就扒出来吃。鸟和云看我们吃，认为我们不讲卫生。红薯、大豆、玉米棒，包括青涩的麦穗，都可以烧了吃，灰烬和庄稼的残骸，让队长捶胸顿足。当然，青蛙和蚱蜢经火熏烤，也是我们的美食，比现在的烧烤，更能吃出大自然的原汁原味。田野的盛宴，有荤有素，对舌尖的恩宠，令人涕零。

　　田间纵横着沟渠，水质清冽，水声淙淙，从未干涸和浑浊过。沟渠里是些柔软的水草，像女人舒展的腰肢，也像柔婉的曲子。夜色中，黄鳝走出家门，逍遥来了。手电照过去，木夹（抓黄鳝的工具）伸进水，钳住了，深居简出的家伙成了我们篓中的收成。必须承认，小学那几年，是黄鳝培养了我。

　　现在，那里的沟渠大多被泥土掩埋，风和雨参与了这一过程。留下的几条，也被套上水泥外衣，名曰防渗渠。渠里的水面黄肌瘦，农药瓶、垃圾袋充斥其间。看不到一条鱼，哪怕是针尖大的一条。黄鳝已然作古，它们毁灭于一场没有硝烟和枪声的战火。曾受过恩泽的人，大概仅有喟叹和自省作祭奠了。

　　母亲把稻子、麦子种在地里，也种下汗滴和忧愁。我不到5岁的年龄，就跟着母亲到田里去。深秋的夜晚，月亮升得很高，母亲在田里扎稻把，我就趴在稻把堆上等。虫子大概都睡了，只有少数的失眠者弄出声响。我催母亲回家，母亲说快了，扎到地头就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的，醒来，已颠簸在母亲的背上。时光如青面獠牙的兽，把母亲啃老，把母亲盘剥得一无所有。

　　父亲干的活儿比母亲要重些，他的农具是扁担、叉、镢头和身体。百把斤的担子让父亲脚步扭曲，气喘如牛。日子把父亲的汁液和幻想一点点舔去。

　　我看过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们挖墒沟——那是一项整合了技术、耐性和体力的活。高远的天空下，犁过的稻田刚种下麦子，就挖墒沟了。这是一年中最后的农事。父亲跟前放着一桶水，贴着绷直的绳线，用一把状如牛耳的锹挖，不时沾上水，锹锋利光滑，泥如一块块豆腐，切下，甩开；道道墒沟纵横交错，笔直地框住田畴。田里插满红旗，像竞技场，喇叭里传来“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呼声。

　　遇上旱年，责任田里的麦苗出不齐，需补种。父亲请来二姑父和他家的那头黄牛帮忙，牛套上犁铧，二姑父掌着犁把，哼着号子走；父亲脖子上挂着笆斗，跟在牛身后，一把一把地撒麦种。劳动量小，天气也好，二姑父和牛把速度放下来，很像是一种秋日里的休闲。中间也会停下来歇息，父亲和二姑父斜躺在麦地里抽烟。牛站着，听他们说话。阳光给他们身上度了一层金。远看，在似有若无的绿色背景下，人和牛成了一组古雅的雕像。一直陈列于我心灵的展馆。

　　深秋或隆冬，农事收尾，村里的一些老人就走了。他们把一辈子的地种完，就找个地方安歇。长长的送葬队伍从村庄逶迤到河堤。有时秋雨淅沥，有时一路飞雪。风也前来吊唁，又有失礼节，碰碎了雪花和哭声。死者像一粒种子被种在地里，坟头冒出的青草是他们长出的庄稼。他们一生都与泥土有关，没人能扯断这种关联。

　　在河堤上慢行，我听到苍凉的沉默。

　　甚至听不到一声咳嗽。

　　岁月的咳嗽冻僵在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