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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月

时间:2023/11/9 作者: 草地 热度: 16549
禾竹

  我一直觉得,宛月很美,尤其是那张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她穿着簇新的双排扣军装,齐耳短发,脸如满月,眉目间洋溢着喜悦,整个人就像皎洁月光下一朵盛开的山茶花。那是她风华正茂的时光。

  宛月喜欢笑,那绽放的笑容,更有着山茶花般的韵味。宛月喜欢唱歌,那时她最爱唱: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宛月哼唱着,后面的歌词总是模糊的,断断续续的,因这支歌总是让我恍惚间就进入了梦乡,在即将闭上朦胧的睡眼前,我视线里的宛月,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好像正沉浸在对“好光景”的回忆中。我时常觉得,宛月就是那天上的月亮,当月光宣泄撒落与旷野交融时,会给你带来安谧和欢欣,甚至让你有某种生命的冲动。

  宛月生在白湖边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六个兄妹,她排行老三。

  父亲没有读过书,却希望自家能出个圣贤之人,光宗耀祖。于是,倾其所有,让家中两个男孩去上学。老大宛南读完高中,到县里的一所学校当上了教书先生。

  父亲本以为宛家终于出了个先生,今后有指望了。他原指着宛南挣钱贴补家用,没承想,宛南第一个月薪水还没拿到手就跑路了,一连数年杳无音信。

  过了很久,家里才收到一封信,是宛南寄来的。目不识丁的父亲,拿着信,身板有点颤巍巍,声音沧桑:“老二,你快念念!”念完了小學的老二,本是识文断字的,可那封不长的信拿在他手里却看了老半天:“大(爸),宛南当兵了,是新四军……”

  父亲一听宛南当了新四军,像是受了惊吓,跌坐在地上,喟然长叹。

  宛月那年刚10岁,她上前扶着父亲,“大,当新四军好。我也想去!”

  “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我不拦你。我可是指望你哥读书,有出息,能养家呀!”父亲有些憋忍不住,呜咽地哭了,哭声沉郁又苍凉。

  宛月从小性格叛逆。两个哥哥读书为大,父亲就将她当男孩用,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和农活。在宛月的记忆里,童年只有在白湖边放牛时,她的心才能自由飞翔,无边无际地遐想着,有一天她会从白湖走出去……但眼前能看到的只有青青水草和那白茫茫的湖水。她坐在大堤上,看着太阳从东边姥山上升起,再慢慢地把西边的湖水染出一抹绚丽的血红,最后坠落湖中。

  大哥的信让父亲唏嘘不已,失望、忧惧和悲伤,一层一层地覆在他心上,压得他身子更加颤栗着。宛月心里反而“忽”地一下燃起一种兴奋。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一簇精灵似的火苗在宛月内心点燃了。

  1942年,宛月14岁,正是妙龄少女的年纪。

  大哥宛南随新四军从黄坡回庐江做短暂休整。

  大哥成家了,给宛月带回个嫂子。嫂子高华在县里中学当老师,是个文化人,高高的个头,样子很文静。宛月一眼就喜欢上这位大嫂,她觉得大嫂不仅漂亮、有文化,而且那双眼睛里有种像磁石般吸引人的神情。没过多久,她就猜到,高华肯定也是新四军那边的人。

  高华不常回来,回来也待不长。她是新四军的妻子,新四军离开后,村里时不时会有伪军过来,家里人也不敢让她多回家。每次高华回来,宛月就很高兴,姑嫂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屋后有条小河,河水很清,水里有小鱼戏水,水旁杨柳摇漾如丝。她俩就坐在小河边,说着悄悄话,时而传出一阵笑声。

  后来,每次高华回家,宛月就缠着她,让高华带她走。

  夏天,白湖的水很满,白茫茫望不到边。

  宛月送高华回县里,两人走在大堤上。高华问宛月:“你想清楚了吗?你愿意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宛月停下脚步,望着高华,眼神坚定地点头:“大嫂,我想好了,我要做你这样的人。带我走吧!大嫂。”

  高华看着身边的大姑子,脸颊红润丰满。个头已经跟自己一般高了,她拉起宛月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湖面上飞起一群水鸟,朝着姥山飞去。

  从那以后,宛月就成为皖南无为妇女抗日救亡联合会的联络员,在庐江、无为一带,协助游击队抗击日寇、敌伪和土匪恶霸。

  再后来,经高华介绍,宛月认识了在新四军当连长的他,结为夫妇,从此告别家乡,跟着丈夫的部队在皖南、皖西、淮海、福州一路浴血前行,战争结束。朝鲜战争又爆发,夫妇俩又随部队赴朝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们从朝鲜回到大连。

  和平年代丈夫思乡难熬,因他的强烈要求,宛月和丈夫一起转业了。那之后的好些年里,宛月总在搬家,随着丈夫。先是出了东北一路往南,过了黄河,过淮河,又继续往南,跨过长江,终于,到了江城,定居下来。

  有人说,搬家是一种改运的方式。搬得好,家宅人丁兴旺,搬得不好,命运就会被改写。

  宛月后来一直对我说,她的后半生就是因搬家而改写了,对宛月来说,这话似乎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和她搬家没多大关系,倒是和她与丈夫一起转业有关。

  说起来宛月是和丈夫一起转业的。可女人和男人不好比。丈夫一到地方就当了领导,有滋有味地忙起了工作。宛月放下行装,本也想立即去找组织报到,可是丈夫几句话,就拽住了她的脚后跟,“宛月,你看,孩子们都还小,我这刚到地方,还要适应。你先把家照顾好,把孩子看好,工作嘛,以后再说,不着急啊。”

  家刚刚安顿好,宛月身心疲惫,此时,她也真想歇一歇,就答应了。不答应又如何?这四个孩子一个挨一个,他们的吃喝拉撒,够她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接下来那两年又赶上自然灾害,江城离老家近,乡里乡亲吃不饱肚子的,隔三岔五上家来,不单要给他们吃好,走时还想着让他们带上点儿。难为宛月都应付周全,真是操碎了心,哪还想得到要去工作。

  眨眼功夫,几年过去,孩子们长大了。宛月心想,这下该出去工作了,不能再拖了。

  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的档案,自己的安置介绍信,不见了,全不见了!

  晴天霹雳!

  宛月起初不肯相信,死了劲地找,把家翻了个底朝天,一遍又一遍。那段日子,宛月找东西时,心情从焦躁、懊恼,到沮丧……当她实在找不动了、终于放弃了的时候,她的痛苦绝望,她的愤恨委屈,全糅进了她的眼神里。

  “要是自己管着就好了,我为什么不自己管着呢?”宛月反复责问自己,絮絮叨叨,说话的口气很像祥林嫂。

  “好好的档案怎么会丢呢?都是搬家搬的!”

  宛月怨“搬家”,其实就是怨丈夫。离开部队时,组织上让她自带档案,她就交给了丈夫保管。丈夫,他只盼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压根不在乎她有没有工作,她一辈子不工作才称他的心呢!宛月甚至觉得,档案不是搬家搬丢的,而是被丈夫故意扔掉了。她又想到,之前也曾动过出去工作的念头,可每次都让他给糊弄过去,说些什么“我们家也不缺钱,你在家我可以放心去工作,这不挺好吗”,好像她就是他的保姆。

  宛月想想就觉得丈夫太自私,当初是他说得风清云淡,现在悲催了。宛月更责怪自己,“意志不坚定”,他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听,而且还没把档案、介绍信当回事。

  后来一遇烦心事,宛月就找丈夫吵,一说到档案,就不能再往下说了,说下去那可就是一场疾风暴雨。

  宛月的犟脾气上来了,她想: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难不成被一袋档案、一张介绍信给困死了?我不信,我去找组织想办法。

  宛月想得很天真。出了家门,她才体会到什么是命运被改写了。她跑了大半年,人事局、安置办甚至组织部,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最后还是那位人事局的年轻干事,搬出个文件来,告诉她:“大姐,就算你介紹信、档案什么都丢了,你可以回部队去补个手续。可按这个文件,你到地方三年不报到,而你不止三年了吧?这就属于自动脱离工作了,像这种情况,只能重新就业,可重新就业也不归我们管……”

  年轻干事说完,看到宛月震惊得惨白的脸色,有些过意不去,又给她指了条路:“你可以去区里问问,也许区里有可以接收的单位。”这是推诿吗?“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宛月拽住年轻干事的袖子不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现实。但现实就是如此,不会为她改变毫厘。

  当她终于明白,她现在真的只是一个家庭妇女的时候,她疯了一般地跑回家,疯了一般地质问丈夫:“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这都是你存心故意的是不是?”

  偏偏那个不会安慰人的丈夫,对她来了这么几句话:“你想开点嘛,其实地方上的工作,也不好做,麻烦着呢。再说,咱家,也不缺钱用。”最后一句话,让宛月彻底崩溃了。那一刻,所有的委屈与愤恨,转为了山洪般猛烈的嚎啕大哭。

  宛月怎能不崩溃。没错,这个家是不需要她挣钱,可他想过吗?她原本压根不用他来养活啊!

  14岁参加革命,她是“妇救会”的联络员。她跟着高华,在庐江、无为一带打鬼子,那可是真枪实弹、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撑着一叶小船在白湖上穿梭,为游击队传递消息,孤身一人冲进芦苇荡,在敌伪土匪枪下救出了战友……那些经历,在她的脑海里,清晰得还像昨天。

  丈夫不想和她纠缠,安慰她说:“文件人家给你看了,一定是有这个规定,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不过,人事局既然给你指了条路,你就去区里问问。我还是那句话,在家里挺好。”

  从这以后,宛月和丈夫吵架成常态。有事没事地吵,疾风暴雨地吵,要死不活地吵,没完没了地吵。

  宛月变了,那灿若山茶花般的笑容不见了。

  宛月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她去了区里。可跑了几个区,都像是统一了口径,答案都一样:我们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岗位,你去别的地方看看。

  难道真就没有出路了?宛月心想:我已经不是让你们安置了,我只是需要工作。你们每年招干、招工那么多指标,我一个堂堂正正的转业军人,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想着想着,她就独自流泪,那种无法形容的憋屈、痛苦和酸楚一阵一阵的涌进心里。可痛苦归痛苦,宛月是不会放弃的。

  丈夫觉得她的执着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这个女人疯了,疯了”,他背地里说。再这么下去,她真的会疯。可每次看她出门,神情坚定的样,他也没法阻拦。

  那段时间,宛月真的要崩溃,神经质一般地折磨自己,折腾家人。她常常眼神痴痴的,有时流泪,有时沉思,对身边的其他事都漠不关心。后来,她出门,我就悄悄地跟着,怕她想不开出意外。有几次,见她走到了江边,出了防护墙,我的心悬到嗓子眼,想上去叫住她,又不敢。我很怕,很怕,在喊她的那一刹那,她真的在眼前消失了。我宁愿远远地跟着她,看着她。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宛月又一次被拒绝了,垂头丧气地往家走。时已深秋,落叶像舞倦的蝴蝶,随着秋风飘荡,滑过她的肩头,扫过她的脚面。她漫无目的地走着,经过一个院子时,她无意间暼了一眼,看到院子里有几幢小楼和一棵苦楝树。那株苦楝树的树影,让她莫名地想到了大嫂高华。那一刻,高华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她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走,一前一后,好像那时,两人走在白湖的大堤上。

  很多年以后,她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神奇,她对我说,那天她真的见到高华了,是高华引着她走进那个院子的。小院树下,站着个干部模样的人,身材魁梧,脸微胖。那人在抽烟。宛月走上前,开口就问人家要不要人,她需要工作。

  说来也巧,这人正是沿江街道办的刘主任。听了宛月的诉说,他对宛月说:“你缓一下,不要激动,来,到我办公室来,再仔细给我讲讲。”

  我后来问她:“你跟人家讲了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哪一年入党的吗?”

  “当然讲了。我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1945年高华介绍我入的党。那段经历是我的生命啊。”

  刘主任听完宛月的讲述,迟疑了一下说:“吉祥里居委会需要一个治保主任,应该适合你。但治保主任是不拿工资的,算是在册的义务工。如果你愿意,三天后来找我。”

  宛月不敢相信,“工作找着了!”她激动地跳了起来,两眼如炬,声音颤哑。对面的刘主任就是她的大救星。她根本就没顾上这份工作是尽义务的,甚至不清楚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那时的她对居委会一无所知。她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兴奋地一把抓着刘主任的手,使劲地摇着,久久不放。

  后来她才知道,刘主任左手有残疾。他曾经也是名军人,抗美援朝作战时负的伤,之后转业安置到了江城。

  回家的路上,宛月步子迈得很大,从未有过的轻松。街道两旁,天天见着的梧桐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高大,树冠雄壮,飘舞的树叶在阳光下晃动,闪出粼粼波光,飞扬的落英滑到脸上,感觉也是那么温婉可亲。

  不知为何,宛月鼻子一酸,两行泪水滚落下来。

  半年以后,宛月又搬家了。這次搬家是丈夫为了照顾宛月上班而与他人对换的住房。他们搬到了吉祥里。

  宛月自当上吉祥里居委会治保主任后,那干劲足的简直就是一台充足了电的机器。她像是再次踏上征程的军人,她要把失去的找回来。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宛月十分珍惜,有没有工资,那不重要,她觉得找回了自己。

  吉祥里居委会辖区很大,一头靠着弋江,一头挨着商业街,这里曾经是江南米市、布市的重要集散地,许多小街小巷还保留着晚清古风,长条青石板地面,光滑深嵌的车轱辘印,标记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和沉重的历史。一水的青砖黛瓦双层小楼,楼上是居家或办公,楼下是店铺商行。

  吉祥里居委会所辖3万多户,有工厂、码头和各色小作,还有七八个小菜场。外人只看到这里一派热闹景象,而宛月这个治保主任,却是从此担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宛月小时候没上过学,1948年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因为勤奋刻苦表现出色,很快成为学员班的班长,在那里学到的政治、军事、文化知识,让她能轻松胜任现在治保主任的工作。

  宛月很忙很忙,有时比丈夫还要忙,白天走访夜里巡逻,披星戴月,凌晨下班那是家常便饭。她爱穿着双排扣的军装,兜里装着个小本本,记着张家长李家短,各色各样的情况,细如头发丝。

  宛月脚勤,记忆力超凡,半年不到,吉祥里的居民走进了她的心里,家家户户的情况她摸了个门清,路上遇到居民和她打个招呼,她总能喊得出人家的名字。

  宛月慷慨,爱帮人,总是随身带些粮票、布票,那是她自己平日里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她用来接济特困户。寺码头巷子口住着位钱大妈,男人在农村,自己靠糊纸盒养活五个孩子,生活异常艰辛。宛月每次去走访都要给钱大妈塞点钱。以致于后来让别人误以为钱大妈是她的亲戚。

  宛月耐心,善于倾听,那张红扑扑如满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无论对方是贫是贱,只要人家愿意说,她就愿意听。

  宛月干练,有威信。在吉祥里,再大的邻里纠纷,哪怕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只要有人喊一声“宛主任来了!”双方立刻安静下来。她总是三下五除二地处理妥当,大家都服她。

  一年下来,吉祥里居委会没有发生一起案件,连小偷小摸也鲜有发生。年底,宛月捧回一个大瓷缸,上面印着“奖给沿江街道办先进工作者”。

  第二年,组织上正式接受了她的申请,她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其实,宛月真是1945年入的党,可介绍人高华,她的大嫂,解放前夕生孩子难产去世了,部队让她自带的档案又丢了。为此,在宛月入党前,组织上专门去宛月家乡调查过,宛月的大哥虽然能为她证明,但他不是介绍人,宛月只能重新入党。

  入党宣誓的那一天,她换上了一件新做的浅蓝小碎花衬衣,亮丽、淡雅又不失庄重。丈夫知道她今天要去宣誓,对她说:“宛月,你终于如愿以偿了。过去是我有私心。”这是他第一次真心表示悔意,他顿了下,又说,“居委会的工作十分需要优秀的同志。我祝贺你!希望从今以后不要再怪我了。”宛月看着他笑了,这也是宛月第一次当他提到这事时,她没有“急”。

  自从宛月发现档案丢失,他俩就貌合神离,争吵伴着争吵。终于,我又见到宛月的脸颊上溢满兴奋的红晕,双眸氤氲着幸福,那韵味迷人的笑容,再一次如山茶花般绽放。

  对宛月的这份工作,许多人不屑。很久以后,宛月的战友、首长知道了,也不理解。宛月,你转业时是正排级,怎么还干了份义务工?

  听了这话,宛月会悄悄落泪,心里有一阵疼痛。但她不会像过去那样,她的心绪已渐渐平静了,她不再想她的履历。

  我曾经问宛月:“你真喜欢这个不拿工资的治保主任?”她答:“我很充实。”

  我又问她:“那你过去的往事就真不想了?”她说:“往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谁也抹不掉,不过……不想了。”是啊,想上了,那是真痛啊。

  入党宣誓由办事处刘主任带领,宛月和居委会的其他几位新党员面对党旗,宛月刚说出我宣誓,就控制不住了,泪水像开了闸一般,哗的一下涌了上来。高兴、激动、辛酸、委屈,憋屈、夹杂着苦涩,五味杂陈。

  宛月没有想到,自己会两次在党旗下宣誓。这带给她的是深深地灵魂冲撞。

  她眼前又一次浮现高华的身影,当年高华介绍她入党时,对她说:“宛月,从此以后,你要随时为党献出自己的生命!”

  宛月没有在战乱的年代献出生命,却在和平年代差点失去了政治生命。她凝视着党旗,忽然发现自己还是幸运的,最终她没有被抛弃。

  刘主任见宛月止不住地流泪,一时语塞。他懂得宛月此时的心情。他对宛月说:“我知道你曾是个老党员,虽说你现在只是居委会的治保主任,但你记住:你是共和国政权最底层的一块砖,有你的坚守,才会有共和国大厦的不朽!”

  宛月好像被这句话鼓舞,她擦了擦眼泪,转过身。透过会议室的窗户,远处宽阔的江面上,她看到太阳把江水照得灿烂如虹。

  童年的记忆很神奇,有些事,当姐妹们提起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有些她们不记得的,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仿佛是昨日。

  因为宛月,我常常梦见吉祥里,梦见小巷里的青石板路,梦见那青砖黛瓦的小楼,梦见小楼上空的月亮,梦见那山茶花般的笑容,梦见那一声声牵心动腑的歌声……

  最让我沉醉的梦,是夜空中最美妙、最传奇也最神秘的中秋十五。中秋的夜晚,橙黄的月亮升起,宛月哼唱起那首她最喜欢的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一边唱着,一边就拿出一个大大的月饼,给每个孩子分上一块,我拿起月饼跑出门外,望着旷野上空的月亮,一点一点地细细品尝。

  我刚上学那会儿,时常生病发烧,每次都要去医院打针。住的地方离医院蛮远,要爬一段长坡,遇到没赶上公共汽车时,宛月就背着我朝医院赶。

  有一次打完针,我开始退烧。回家路上,我趴在她的背上,双手搂着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宽宽的,却很瘦弱,肩胛骨硌着我的手臂。

  我说,唱支歌吧。她就哼着: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忽然,我觉得手背上有水珠落下,有一丝温热。我侧过脸,看见宛月在流泪。她流泪的样子也是那么好看。

  直到今天,我依然坚持说宛月很美,尤其是她那如山茶花般绽放的笑,更是迷人。

  我说宛月美,也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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