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祥

　　回忆苦难是为了不想再受苦难；但忘记苦难，有可能会重新遭遇苦难。

　　——题记

　　外婆的灯

　　夜幕降临时，牛羊归圈，鸡鸭回笼，村庄便逐渐静了下来。

　　夜色逐渐笼罩四周。一个名叫六家的村庄，一套坐南朝北的四合院，成了天地间一片最沉重的黑色，只能依稀可见房檐轮廓。

　　“嗤”的一声，西边房屋内，一根火柴被划燃。黑夜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露出外婆沧桑的脸和忧郁的表情。是外婆点着了灯，外公在看不见的地方咳嗽了一声，如豆的灯苗，沾着一根灯草，在灯盏窝里忽闪了几下。外婆连忙用手护着，让灯苗站稳了身子，再用一根细篾签把灯芯轻轻地往外拨一下，灯苗立即向上拉长了。迅即，灯光亮了许多，老屋中陈旧和简单的陈设逐渐显现出来。

　　亮着光的是一把老式煤油灯盏，坐在火盆旁的小方桌上，像一尊神像。外公坐在灯前埋头编炕席的身影，像是在认真参悟一部佛经。

　　黑夜中的老屋，严严地关闭着一片昏暗的光亮，似乎生怕被黑夜看见……乡村的夜晚似乎要比白天漫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外婆家出生，三岁以后才回到祖籍土城子。好像我出生后见到的第一点光亮，就是那盏煤油灯盏上跳动的灯苗。

　　估计现在很少有人见过煤油灯了，尤其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甚至都没有听人说过。煤油灯就是燃烧煤油的一种灯具，盛油的灯盏窝，是用生铁铸的，椭圆形，像无柄的汤勺，可以随托盘上下升降。灯架和灯座都是木制的，灯芯是从供销社买回来的，名字就叫“灯芯草”，白色，圆条形，像泡涨的粉条，海绵一样柔软，吸水性强。它是一种植物的茎髓，既容易采集，又很经济省钱，在古代深受人们的欢迎。据说，在民间，用灯心草做灯芯的传统已经有数千年之久，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边远山区农村，依旧还有很多人家在使用。但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能取出灯芯草的植物，那一把一把的灯芯草都是大人们从供销社买回来的。

　　虽然，名义上我三岁以后就回到了土城子，但童年的大半时光都在外婆家度过。半个世纪以来，在外婆家生活的记忆，总是定格在那盏煤油灯盏上，以及外婆掌灯的情景。

　　我外公是大地主。说“大”，是因为他家的田地多、房产多、佃户多，家里的佣人多，在外的名声大。其名声大，又多以行善积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举庠办学和好打抱不平而广为人知，于是誉满乡里。外公虽为大地主，却无三妻四妾，前妻生了二女一子，但在他们都还未成年成家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我的外婆是续弦，只生了我母亲一个。但大姨娘、二姨娘和舅父都是外婆抚养长大的，并都视如己出。所以，我舅父从私塾到公立高等学府，再到加入中共地下党走上革命道路，再投笔从戎参加抗美援朝，最后转业到沈阳某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工作，等等，都无不与外婆的养育有关。所以，舅父对外婆如亲娘，对我母亲如同胞妹妹，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把外婆接到沈阳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经常接济我们家。

　　很多时候，我看见外婆点灯和拨弄灯芯，脑袋里就浮现出一些画面：年幼的舅父在灯下忘我读书的样子；她自己在灯下教大姨娘、二姨娘和母亲剪纸、绣花的情景；外公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用毛笔给舅父写家书的情形。就这样，大姨娘、二姨娘和母亲被外婆的煤油灯相继送出去嫁了人；舅父作为外公的独生子，被外婆用煤油灯盏一步步送出了那山沟沟，让他走上了他想走的道路。

　　此后，外婆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刻着“军属光荣”几个字。外公在这几个字下站得很直，而外婆的腰身却越来越弯，而且我很少见她笑过。只有当别人提及舅父，当面夸她“养了一个好儿子”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一丝微笑，说：“那是他自己的造化。”

　　接下来，就是我年幼的大哥在那盏煤油灯下读书，或者听外公讲解《增广贤文》、讲如何对人处事、讲农历四季八节……直到大哥完全能够承担起舅父留下的担子。

　　往往，我就坐在大哥旁边当旁听生。有时候外婆吩咐我做事，我却贪玩，常常把事情做不好。外婆就说我是“灯盏里的灯芯草，拨一下亮一下”。但更多的时候是迁就我，宠爱我。因为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真的就像灯芯草那样柔弱。

　　常常在半夜醒来，我会听见老鼠啃柜子的声音，继而，便听见外婆用笤帚打床沿的声音，老鼠逃窜的声音和外婆小声地抱怨“短命死的懒猫”。没有点灯的夜晚，屋子里一片漆黑。有时候，外婆因为白天忘记了一件什么事，她就会不点灯抹黑起来去补救，比如关鸡圈门，比如把晾在外面的衣物收了……我在想，外婆咋就不点灯呢？只有在我常常因为伤风感冒而在半夜三更发烧和咳嗽的时候，我会在迷迷糊糊中，听见划火柴的声音，有朦胧的灯光，有外公和外婆焦急的说话声。只听见外公在吩咐外婆，让她弄点蒲公英在铁勺里煎水给我喝……我怀疑，那时候外婆在晚上根本就没有睡着过。

　　在漫长的岁月里，有无数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外婆手中的灯盏，随着外婆娇小的身躯在卧室、厨房、厢房屋穿梭往来而游移不定，她却用胸膛遮挡来风，用手掌小心翼翼地护着，保证油灯不熄灭。这盏古朴的燈盏，不仅温暖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亲人，也让一个家庭充满了希望。

　　外婆活了八十七岁，她去世的时候，我正流浪在外，所幸的是，舅父赶回老家为她送了葬。我在得到外婆去世的消息以后，写过一首《悼外祖母》的诗歌，有这样的诗句：漫漫长夜，烛光/在风雨滴漏中/跌闪，跳跃/燃尽心血，燃尽/思念，与百年老屋/相依为命/……夕阳西下/生命，所负太多的承诺/在烛光熄灭时闪亮/所有的祝愿/化作一缕清风/在大山里，经久不息……那“烛光”其实就是“煤油灯火”。

　　外婆走了，那盏煤油灯就再也没有点过。无风无雨的灯盏，时间长了，也会油尽灯枯。

　　外婆，在这个家里辛勤劳作，耗尽了她一生的心血。

　　松树疙瘩

　　其实，我们人类很多时候都是有负于大自然的。天地既生万物，就能滋养万物。只要我们不贪婪，不一味地索取，大自然完全能够供给我们生存所需。比如松明。

　　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句“野粮收橡子，山屋点松明。”（《宣城杂诗》之十八）明代文学家陆深也说：“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蜡，山西人多以代烛，谓之松明，颇不畏风。”（陆深《燕闲录》）松明，《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燃点起来照明用的松树枝。”我觉得不准确，没有“百度”解释到位：“山松多油脂，劈成细条，燃以照明，叫松明。”

　　松明又叫“松光”。我们老家的人都是这样叫的。

　　我们老家屋后有一片山坡，多松树，就叫松树坡。小时候，曾见到一些大松树的主干被人用斧头劈过，凡被劈者，皆是长在根部或离地面不高处的寄生包。因为，松树上的寄生包含有松脂。而含油脂最丰富的还数松树的根部，我们管树根叫做“疙瘩”。所以，一般被砍伐后的松树，其疙瘩大都被挖走了。据说，在没有蜡烛、桐油、煤油等照明材料的时候，祖先们就是用松光（用火点燃松疙瘩）来照明的。人类自从发现了火，就知道用火来取暖，用火光来驱散黑夜。于是，灯火就成了黑夜的眼睛。

　　一盏灯火对于落后的乡村，对于贫穷的家庭，是何等的重要，恐怕，只有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中长大的人才知道。在贫穷苦难的年月，黑夜中有灯火相伴，总能讓人感受到一份温暖、一份慰藉，还有一种希望。

　　我少年时代的夜晚，基本上是伴着松光度过的。因为家里缺钱，因为从供销社买东西要凭票，所以很少点煤油灯。取一二根松光，把灶膛的火点燃，毕毕剥剥的，发出细小的声音，像篝火一样，灯火明亮，却也浓烟缭绕。一根小小的松光燃不了多久，三五分钟就得添加一根，同时也需要清除垫在下面的瓦片里的炭火。不然，瓦片就成了火盆了。我们在侍弄松光时，手上和鼻子上不时会染着炭黑。

　　我们家的松光，全是父亲在山上砍回来的。多少个傍晚，收工后人家都回家了，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夜色完全淹没了村子，我便在屋后朝后山呼喊：“爸——爸——。”稚嫩的声音飘向远处山梁，少顷，另一个声音从山梁飘了回来：“喔——嚯——，回——来——了——”有呼有应，对于呼应双方都是一种释然。每个大人都能分辨出自家孩子的声音，每个孩子也都能分辨出自家父母的声音，这是一个奇妙的自然现象。

　　等到父亲摸黑回家时，我们都已吃过晚饭了。汗流浃背的父亲，将一背篼沉重的松木块或松树疙瘩碎块倒在火盆边，然后坐在板凳上，对着火盆里的火，撩开衣襟袒露着胸膛把汗水烤干。大姐在灶头给父亲热饭菜，我则端一盆热水让父亲洗脸，母亲便将大块的松木块暂时堆码在一角，小的就先用来劈成松光。

　　父亲吃过晚饭以后，先装上一烟锅叶子烟，吧嗒在嘴上，然后就着火盆里的火光开始劈松光。我们则把那些被劈成细条的松光，沿着火盆四周，让火将水分烤干，以便松光易于点燃。

　　获取松光，除了花费力气，不需花一分钱。所以，它在其他人的眼里是最不值钱的一种木柴。可一根松光足可以让我在黑夜里看几页书，或者写一篇短文。我记得，父亲在松光下教我如何写“七”字，我老是把起笔的那一撇横写成一平横，把“七”写成“t”，父亲就用手中那根准备添加到火盆里的松光打我的手心，直到我写正确。

　　父亲也从不浪费一根松光。比如烤在火盆四周的松光，偶尔一根倒下沾了柴灰，他都要捡起来在火盆沿上把柴灰抖掉，他说：“沾了灰的松光点不燃。”很多个漫长的冬夜，我们都睡下了，父亲还一个人坐在火盆边，却不愿意点燃一根松光。夜晚很静，门外无雪也无风。父亲守着火盆里的一小堆柴火，慢悠悠地吸着叶子烟，慢悠悠地煮着粗黑茶，偶尔几声咳嗽，却如同闪电穿过黑夜。声音空洞，更加衬托了夜晚的安静和寂寞。

　　有时候我被尿憋醒，起来如厕时，发现父亲还坐在火盆边。虽是不经意的一眼，却让我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酸楚。父亲坐在火盆边，面朝火盆，佝偻着身子，一只肘抵撑在腿上，手指半握撑着下巴，一只手端着烟锅，像一个思想者在沉思。而被火光映照的脸部，泛着褐色，就如同那饱含松脂的松光。

　　我忽然觉得，父亲就跟燃烧的松光一样。不，父亲就是一个快要烤干的老松树疙瘩。燃烧了自己，照亮了这个苦难的家。

　　美壶灯，或者美孚灯

　　三十八年前，我走出老家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六家村，随后辗转多地从事教学工作，除了一方石头砚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套老版《康熙字典》（四卷本），还有一盏美壶灯一直跟着我。现在，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和石头砚台还在我的案上，而《康熙字典》和那盏美壶灯，则留在赤峰我的新家里，因家人保管不善，书被白蚁毁了，几乎不能用，美壶灯也没有缘由地消失了。尽管我曾多次回去找过，却终是无果。

　　我想，不管是碎了，还是被扔了，它都可能永远离我而去了。这么多年，我像对一个故去的好友或者亲人一样，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写一点文字，表示对它的怀念。

　　当我在百度搜索“美壶灯”时，屏幕上跳出的三个字却是“美孚灯”。点开后，除了文字介绍，还配有它的图片。是的，就是它。但没想到，过去我们一直叫的“美壶灯”，竟然叫“美孚灯”。

　　原来，它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美孚公司最早进入中国上流社会的工艺装饰灯具。当中国人还普遍采用棉纱或灯芯草渗桐油照明方式的时候，美孚灯作为一种新颖的照明用具，从大洋彼岸悄然来到中国。过去我们在购买它使用它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它是洋货。只知道煤油原来叫做洋油，火柴原来叫做洋火，谁能想到，至少在半个多世纪里，曾经广泛地被国人使用过的美壶灯，实则叫美孚灯，居然也是洋货呢？

　　明亮的灯罩可以挡风，不会像其他油灯那样跳动而炫目，还可以调节灯芯的高低以控制亮度，因此当时普遍被国人所接受，无论寻常百姓家还是深闺豪宅，都有它的身影。之所以被人叫做“美壶灯”，估计是从其灯座的造型呈壶形而论吧！

　　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度过的，是在贫穷与羸弱中度过的。虽说这样的日子很长，但相对没有电灯的漫长岁月，它只局限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远没有点煤油灯和蜡烛的夜晚时间长。

　　计划经济时期，三毛八一斤的煤油，即便不能随便买，也很节约着点灯，但在相当长的年月里，老百姓依旧是以煤油灯照明为主。农村普通人家使用的煤油灯，大多是用药瓶或墨水瓶制作的，便于移动和携带，方便晚间做家务事。它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只需将瓶盖钻一个圆孔，再将蓄电池的锌皮卷成的圆筒穿上，把棉花拧成的灯芯穿进锌皮筒。但是，这样的灯，灯火暗淡不够亮，稍微有一点风吹还容易熄灭。

　　我第一次见到美孚灯是在1980年的秋天，那时我才19岁，还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初见美孚灯，我就肯定它比松光、煤油灯盏和普通煤油灯都先进很多，而且认为，它的出现是标志着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

　　就是那年秋天，我高考考进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两年毕业后，就回到了农村，在本村小学当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次我在王老师屋里见到了一盏造型奇特的煤油灯，看着很是奢华，像哑铃一样的玻璃瓶，上面罩着一个葫芦形的玻璃罩，线织的扁形灯芯像鞋带，只是很宽。那盏灯亮起，整间屋子显得雪亮，如同亮着一颗25瓦的白炽电灯。王老师告诉我：“这个人家叫美壶灯，我也就叫它美壶灯了，是我妻子在喀喇沁旗锦山镇供销社买的，才一块五毛钱。”

　　说實话，我也很想很想有一盏那样的灯。

　　那时的新老师，月薪是35元。当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向母亲申请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盏美壶灯时，母亲问我啥叫美壶灯，我就给她描绘了一番。母亲说：“既然对教学工作有帮助，那就买吧。”随后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灯一块五毛、灯罩八毛、词典五块四毛，一共需要七块七毛。母亲咬了咬牙，从手上给我数了1张10元和2张5元的纸币，只留下15元作为家用。她说：“刚开始工作，个人需要‘武装’的很多，但眼下最紧要的，除了书和灯，得先买一件衣服，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老师的样子才好。”

　　我很高兴，但更多是为母亲的善解人意而感动。

　　20元钱，除了让王老师从锦山镇帮我买回了我心仪的美壶灯和《现代汉语词典》，还剩下17元3角，我花了15元买了一件带有拉链的对开式天蓝色绒衣，就是现在秋冬季节的休闲服。最后所剩的2元3角钱，则留在衣兜里零用。

　　当我在学校第一次用上美壶灯的那个夜晚，愉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山里，能够用上这种灯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堪称凤毛麟角，它让我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上流社会”，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灯光不仅明亮、柔和，而且让周围环境显得更静谧。晚上一个人在灯下批改作业、备课，或者看书、写日记，都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心无旁骛。尽管深秋的晚上，外面秋风瑟瑟、寒气袭人，屋子里却没有一点寒意，反而有种温馨如春的感觉。尽管夏夜里有不少扑灯蛾从窗口飞进来，但它们不仅把灯扑不灭，反而掉进了玻璃罩里葬送了性命。更不担心有风吹进来，如果屋子里闷热，还可以坐在灯前一边用扇子扇凉，一边伏案工作。

　　有一个词叫“灯下黑”，我估计是过去照煤油灯盏时的发现，因为灯盏窝通常是悬在灯架上的，灯下才有一小片阴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仅每所学校和公社机关每个单位都普遍用上了美壶灯，就连乡下许多老百姓的家里，也陆续用上了它。只是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玻璃灯罩被碰碎，也不宜将灯苗调得过高，不然温度高了也会把灯罩烤炸。灯罩破碎了，只得重新花八毛钱买一只换上。

　　1984年，我在喀喇沁旗西桥乡（那时的公社已改称乡了）六家村小学任教。我离开六家村的时候，只带了一方石头砚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套老版《康熙字典》，还有那盏美壶灯。那个时候，西桥乡的普通百姓家里还都是使用的普通煤油灯，我的美壶灯就显得很另类了，真算得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哪怕六家村因为有条件在两年后率先点上了电灯，但我还是把美壶灯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

　　以后不管我被调到石板溪村小学还是乡中心小学、后溪沟村小学，然后再调到乡中心小学，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盏美壶灯都随我“南征北战”、东奔西走。

　　直到2000年以后，老家六家村才通了电。这个时候，包括我那盏美壶灯在内的所有煤油灯，便都结束了它们的使命。我常想，如果能够把那些曾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保存下去，它们将会成为将来的文物或者古董。

　　十年前，我在赤峰买了房，算是正式以赤峰市民的身份居住在了赤峰。看着崭新的家和崭新的家具以及室内陈设，我依旧没有忘记留在老家的美壶灯和《康熙字典》。曾多次回老家，都见过《康熙字典》还安静地躺在书柜里，美壶灯也在某个柜子顶上呆着，我还为它擦过灰尘，只想它岁月静好，一直呆下去。

　　可是，四年前，老家的砖木结构房子遭遇白蚁侵袭，家人发现时，那套《康熙字典》和其他几本旧书籍，在书柜里都差不多遭到灭顶之灾。其他的我不太在乎，只对那一套已经没有了封面和扉页，而且书芯也是七零八落、千疮百孔的《康熙字典》深感惋惜和心痛。为了表示纪念，我让家人把它包好给我带到了赤峰。家中遭此劫难，我却并不担心美壶灯，因为我相信白蚁不会啃食玻璃制品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物也会有旦夕祸福。

　　三年前，当我得知在六家村的老房子即将被拆除的消息后，家里那些能用的旧物件全都被搬进了赤峰的新家。只可惜，搬家的时候我在赤峰没有回去。当我在年底回家后，翻箱倒柜，翻遍了所有的旧物件，找遍了每一个犄角旮旯，就是没有见着我的美壶灯。询问家人，都说没有在意。我无语了，只能长叹一声，在心里悲凉。即使我不甘心，又找了几遍，包括到原来房屋已被复耕的地基周围都找了，还是杳无踪影。最后，我确信它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

　　就像那些从我生命中消失的可亲可敬的人一样，此生已无缘再见，终是一件悲哀的事。毕竟这么多年，那盏美壶灯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普通的物件，它是我成长的根脉，是我生命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我对故乡难舍的情怀。呜呼！美壶灯，或者美孚灯，将永远亮在我心里！

　　现在我们不管是在城市居住，还是回到乡下，生活中大多是电气化了，就连乡村道路都安了路灯，再也不会遭遇贫穷和黑暗。但我依旧忘不了艰难岁月中，那些曾经照亮过我的灯，时时想起它们，心里总是一片光明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