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赋

　　我的父亲是矿山基层的一名普通党员，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好几年了，但父亲过去的许多事却历历在目，并一直影响着我们。

　　父亲的党龄有五十多年，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或者在岗还是退休，他都时刻记着自己是一名党员。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在“大办钢铁”的高潮中，父亲离开家乡和亲人，来到千里之外的川北广旺矿区工作。在煤矿，井下掘进工和采煤工，是最艰苦的工作，被称为“井下一线”。父亲一直在井下当掘进工，重活、苦活、险活他都抢在前面。一些老乡好心劝他，井下活又苦又累，别太拼命。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我是党员，苦活累活不抢在前，职工怎么看呢？”

　　由于干活特别能吃苦，做事情总是抢在前头，到矿山干了七八年后，父亲被职工推选为掘进队副队长。职工们说，他成天和我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一点儿都不像个当“官”的。在矿山工作30多年，父亲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保存了满满一大箱。父亲说，党员就应该做好表率。

　　记得母亲曾给我说过，父亲没到矿山之前，在家乡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当年，上级要求村上组织村民去矿山，开采煤炭炼钢铁，支援国家建设。许多村民说矿山工作又苦又累，都不愿意去。父亲就自己带头，组织村民去矿山。母亲还说，父亲做什么都走在前头，好像骨子里就有“先进”的东西。

　　父亲不仅在工作中和职工打成一片，生活上也特别关心职工。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煤矿工人没有迁家之前，由于煤矿在深山老林，加之女工特别稀少，青年矿工找对象“难于上青天”。父亲就一再托母亲想办法，在老家为队上的青年矿工找对象。母亲也是热心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穿针引线，七八个大龄矿工与我们老家的姑娘喜结良缘。

　　由于长期在井下一线工作，退休后父亲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一直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他常对儿女们说，国家每个月按时给我发退休金，你们都在上班和做生意，我有什么忧愁呢？每次，老人说起这些高兴事儿，总是乐呵呵的。

　　退休后，父亲执意要回老家。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当年的“光屁股”伙伴们叙叙旧情，摆摆龙门阵。每天一早，父亲就到镇上的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父亲一直保持着矿工粗犷、豪爽的性格，一看见老朋友进茶馆，他就站起来大声吆喝，“刘老汉的茶钱我给了”“李师傅的茶钱记在我头上”。有时，别人和他争着给茶钱，他就自豪地说，我是国有煤矿退休的，工资比你们高些，茶钱该我给。说完，他便是一阵哈哈大笑。

　　父亲一直把“国有煤矿职工”身份看得很重，也引以为豪。父亲在煤矿干了几十年，对矿山很有感情。那些年，社会上有些人瞧不起煤矿工人，说煤矿工人是“煤黑子”。因此，有些矿工出了矿区都不愿意说自己是“矿工”。可父亲不一样，不管到哪儿都笑哈哈地说自己是“矿工”。父亲常对儿女们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心里要有一杆秤。党和国家为我们煤矿工人办了“农转非”，又给矿工子女安排了工作，分了住房，煤矿养活了我们三代人，我们要感恩啊！父亲还深情地说，我们选择了矿山，就要热爱矿山，忠于企业，这是做人的本分。

　　父亲在家乡的日子过得很快乐，但也有生气的时候。一次，他在茶馆听见几个退休老汉在嘀嘀咕咕，说什么“今年涨退休工资少了几块钱”，还说“这个单位和那个单位补贴不一样”，要一起去上访。父亲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当即对他们说，我们每天喝茶摆龙门阵，政府还给我们发两三千元退休生活费，有什么理由去上访，影响政府工作啊？

　　有人劝父亲，你也是退休老人了，管这些闲事干啥子？

　　工作退休了，但我还是共产党员，对这些损害党和政府利益的事，我就看不惯。父亲有些激动，以至于有些脸红脖子粗了。

　　父亲见周围人都在听他讲话，心里慢慢平静下来了。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退休工资涨多涨少，补贴该不该发，政府会根据各个地区、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定。再说，现在党和国家政策这样公开透明，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少了几块钱？父亲一席合情合理的话，使几个老汉心服口服，再不提上访的事了。有人还背地里说，人家党员就是不一样。

　　父亲回乡后，一直坚持参加村里党组织的学习和活动。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不学习要落后”，这话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我们说。后来，父亲年纪大了，行走不便了，无法参加组织学习和活动，他就天天看电视，尤其是看“新闻联播”。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了解一些党和国家的大事情，年龄大了，人老了，但思想不能落后。平时，父亲爱看电视剧，战争片、爱情片、古装片、现代片他都爱看，看到高兴的地方，不管身边有没有人，他都要哈哈大笑一阵子。

　　父亲虽然是矿山基层的一名普通党员，但他的一言一行，却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我。我参加矿山工作后，不久，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父亲的意愿。在工作中，我像父亲那样苦干、实干、多干。1985年秋，我从煤矿基层上调到矿务局机关《矿工报》作副刊编辑。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到编辑部，把三个办公室的开水打好、卫生做好。虽然，报社安排我做副刊编辑，但企业报人手少，通联、校对、发送的工作我都主动承担。我们矿区比较分散，东西长100余公里，报纸发送很困难。每一次局里开会，我都提前把报纸一一送到20余个基层单位司机的手上，请他们带回去。我想的是：《矿工报》不及时送到矿工手上，堆在局机关收发室，就是一堆废纸，自己苦点累点也值得。久而久之，家里人对我早出晚归颇有意见，抱怨说，你没有多拿一分钱，事情却比别人做得多，把辦公室的啥子事都搂到做，哪个喊你这样做的呀！

　　每每于此，我总是乐呵呵地说，父亲是党员，他教我这样做的。

　　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三次人生选择：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离开条件优越的地方中学到偏僻的矿山；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放弃去市里工作的机会，留在即将闭坑的煤矿；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煤炭市场加剧萎缩，矿山企业处于半停产或停产状态，我没有接受几家省、市媒体的聘请，而是坚守矿山，与矿山人共渡难关，直到退休……这一切，都是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

　　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他时不时在我面前抱怨“任务比别人重”“加班比同事多”。每当儿子说起这些，我就给他摆爷爷的故事，教育他像爷爷那样做人做事。我相信，儿子将来会受益的。

　　2014年夏末，父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责任编校：石晓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