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战友们就驱车几十里去到海窝子，窝成一团以聚为祭，彻夜不归。海窝子是彭州的一个山乡老镇，也雨，整个街巷古朴而冷寂。看这隔山隔水的，像是离家已经很远了，据说亡者在头七子夜，其魂是要“回煞”的。我虽不是安安家人，却曾常在他家。
初次登门，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年冬天，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受安安嘱托去看望了一下他的父母。他家在一条深巷巷口的四合院里，低矮的瓦檐下住有四五户人家。
“说来，我算是老来得子哦。”王伯吧嗒着叶子烟，给我说，“安安身体差，你们部队那么艰苦，恐怕他熬不住哦。”
“有啥熬不住的，在部队磨练磨练，身体才会长好，人也会长好！”王母识文断字。
虽说安安壮不如牛、坚不如钢，但在全班队列中他总是排头兵。还在新兵连的时候，有天全营新兵集中开会，从八连齐步走来一队新兵，排头兵英气十足，颇有标准军人的那种范儿。各连新兵整齐划一集结操场，如大片春草绿了一滩砂砾。大家端端地坐在背包上，听着西北风裹着军官们的训话呼来吼去。那个排头兵坐在不远处，他像熟识我似的，朝我时而悄悄比划，时而偷偷怪笑。当晚，那个兵来到九连，向我手一招，说：“我晓得你我是老乡。我名叫王太安，他们都叫我安安，原是太平场知青。”我俩烟一点、牛一吹，一见如故。
那一刻，戈壁寒月如在中秋。
相识之后，往来日渐频繁，更多是我去他那儿。他所在的四连是全团文艺骨干连，吹长笛的杨副指导，多才多艺的李排长，还有吹长号和单簧管的老王和小高，跟我又都是师宣队队友，所以我去他那儿可谓宾至如归。以至于两个便无话不说，一旦聊得太晚，我往往就索性与他同挤一铺，夜话蛐蛐得队也不归了。
安安喜欢唱歌，其音域可高一两个八度，经常一开口就模仿李双江，一般都起唱高亢，三五声一过便跟中气不济似的，很快就没了歌音。不过我还是鼓励他去跟杨副指导或者李排长自荐一下，去师宣队，他说自己很想去，只是不想求人。
他班那间宿舍，也是许多同乡战友歇间的“吸烟室”、周日的“扑克馆”。那次我探亲结束刚回连队，就赶上全团开会，会场里，战友间暗号一传，一个个就跟着溜出礼堂，聚在安安班里。我拿出家乡名烟“红芙蓉”，一时间满屋青烟缭绕，家乡龙门阵摆得不亦乐乎。
在大漠兵营，家乡是我们最深的牵挂。为了衣锦荣归而刻苦进取，也会让人由于怕苦恋家而心安不定。其后者，我是那样，安安也不例外。
那年春风又度玉门关时，退伍命令终于随风吹了下来，即将离队的老乡几乎个个热气升腾，奔走相告。而我倒冷热自知，安安似乎也知我一二，说我肯定还要去十八医院与人道别。他说他现在自由了，要陪我一块去。
当日下午，我俩乘公共汽车到了张掖，走进城里天色已晚就随便找了一家客栈。客房很简陋，里面除了三四张木质单人床再无其他。那晚，有个同宿客是个青海汉子，他说他最喜欢跟军人打交道，说着便从行李包里拿出三瓶白酒，说是要加深“军民酒水情”。见酒，我就连推带谢，安安倒像久旱逢甘霖一般，兴奋不已。当时街上所有店铺都已关门闭户，我空手回到客房，见二人盘坐床沿抱瓶对饮，就着寡酒喝得满面春风。入睡时，三个酒瓶已经空空如也。早晨醒来，不见青海汉子，只见安安脸色发青躺在床上，我一阵连喊带摇，他不哼不动，吓得我赶紧跑出客栈直奔十八野战医院，径直找到陈俐，把情况一说就挎起急救箱带她疾步来到客房。
陈俐虽桃李年华，却已是从医五年的排级护士。她看了看就在安安小臂上注射了一大管，然后给我说，他这是酒精中毒，幸好抢救及时，等他醒了就去她那儿，她和王西霞为我饯行。
王西霞是北京人，她姐所在的陆军四十八医院地处灌县。所以她一见我就如见半个老乡，我遇她也好似他乡遇故知。她和陈俐同年入伍，同在一个病室，情同姊妹。或因如此，她俩对我可谓关照又关心，以至使我时常觉得自己的整个军营生活仿佛只是住院生活，所有戈壁冷暖仿佛都缘自这两位秀外慧中的女兵。
陇西的初春依然如冬。走进陈俐那间寝室一下就感觉暖意融融。
饭后，安安清醒如常，只是很少参言。陈俐也没了往常的那般言笑，而我始终不知该如何道别，大半个下午，差不多就跟王西霞东扯南山西扯海，像在无话找话说一样。要不然，屋内空气很有可能比窗外还冷。
走出房间时，春阳已经斜照。刚出医院大门，安安就一屁股坐在路边土坎上，对我突然吼道：“你就这样一走了之，不行！我就算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了，都看不下去了。你马上转去，给人家好生说说，我在这儿等你！”他语气之重令我吃惊，像是憋了一下午的话终于破口而出。
僵持片刻后，我仍没依从他的话，或者说并没听取他的劝。最终就那么一阵握手、一声再见、一个转身，咫尺之间便成了万里之遥。
回到家乡已经春暖花开。我回原厂干热工，安安进新厂搞印刷，通常下班后都会见见，逢星期天几乎都在一起，不是在茶馆喝茶，就是在街上闲逛。那期间，安安老爱时不时地提起那件“酒口脱险”的事来，他经常突然问我有没有陈护士的消息，说很想请她来这儿游游山、玩玩水，给自己一个报恩的机会。每当安安说到这些时，我总是嘴上连连说他此恩当报，心里却暗暗替他抱憾此恩。
闲散日子没过几年，我俩忽地心血来潮，决意参加高考，跟着就一头扎进纷繁的课本，日以继夜地复习、学习起来。临进考场的前一周，我吃住都在他家，两个一起解题、互相考问。答问间我才发觉安安记忆力之强，远非我所能及。虽说结果双双落榜，但那段时间所学到的基础知识，总算充填了一下贫瘠的大脑。时隔不久，我和安安加入了本地萤诗社，经常与李永庚、马及时、何民和谢家发他们一起读诗、写诗，一起装订油印诗刊《萤》。安安对诗歌的想象力和敏感度，尤其是他那超群的记性，常为大家称道。
也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造化弄人，在后来长长的一段时日里，安安跟无数下岗工人一样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只是当他竭尽所能，一次又一次地在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时，竟不知不觉地被一次次境遇改变了自己。像有片阴霾，在他朗阔的心空逐日浓厚起来。
每每战友聚会，他不是烟酒俱戒，就是托病不来。我常说他是心病，得好生“话疗，话疗”，而一旦“话疗”起来，他又似听非听地扭着“病呀，死呀”之类的话题没完没了。其语气和神情，常常沉重得使人无法再“疗”下去。
这年夏天的一个炎热下午，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城郊河边找到我，说想一块儿喝喝茶、聊聊天。于是整个下午，彼此茶来话往，大到天下新闻，小至麻将趣事，无半句与病有关。及至日西，他才问我最近睡眠如何，我说照失不误，还说有一种名叫什么什么的药，听说效果很好却很难买到。他说这药他有，明天就叫人给我带来。
此次茶后不久，我突然听说安安身患绝症住进了医院。事实上，那天河边茶后的第三天，他就已经入院，只是隐忍不言，乃至拒接任何电话，甚至关机。
原来安安早就病魔缠身了。
当战友们去到病房看望他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一见我他就一把握住我的手，唇舌颤颤地说：“安南，我可能躲不过这一劫了！”就跟抓住危崖上一枝树丫似的，他死死地握着我的手不停地上下抖动，其手掌热而有力，可说话吐字已经含混不清。
天晓得，谁还能将他拉得回来！
至于我对他所说的什么要乐观、要振作、要坚强之类的话，自知尽管由衷，却全是套话、废话，起码已成后话。只在得知院方已經给他停药时，才肃然说道：“你立即出院！这病房里空气闷浊、氛围压抑，去青城山下找个农家小院，吸吸新鲜空气，静心调理，说不定会出现奇迹！就是死，也要死在青山绿水间！”这时，他的眼眶已经清泪盈盈，仿佛大半生的所有委屈、磨难、焦虑和痛苦，包括对人世的最后依恋，这才全都融进两汪泪水，无声地流了出来。
也就在这时，我才生平第一次看见安安流泪。
他走后不久，我偶然见到曾在十八医院服役的战友罗春态，不禁又想起退伍前的那次张掖之行。此行，当属我与安安共有的回忆，而今安安不在，此事又能与谁忆去？可叹人在怀旧之年，失去一个老友也就失去了一段青春。
再过半月就是冬至了。这群相好战友个个都已人生冬至，惟有安安永无冬日。
呜呼哀哉！来年清明，此番文字必将化作纸钱，燃飘在安安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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