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旺

　　一天，我从贝母山牛场回家来拿口粮，妈妈递给我一张红色长方形纸片说：“你看这是个啥东西？今天县里来了人，叫你明天去县上开会，他留下这张条子就走了。”

　　我接过纸条一看，是一张请帖。虽然其中有几个字不认得，但懂得上面写的大概意思，是要我参加州里在我们县召开的川贝母野生变家种技术座谈会。

　　我感到纳闷：贝母与我这个放牧员有什么关系呢？

　　妈妈见我发愣，不安地问：“娃娃，这条子不好吗？”

　　“不，不不。”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你没问他名字？”

　　“咋个没问喃，他叫张贝华，听咱们队长说，他还是省上来的呢！”

　　“哦，是他。”我想起了几年前在贝母山遇到他的情景。

　　那是秋季的一天中午。我在贝母山上放牛。太阳晒得火辣辣的，牦牛些都甩着尾巴跑进树林子里了。我的背好像烧了一堆火，一身软得像团泥，口也干得要命。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懒洋洋地走回帐篷。

　　刚翻过一个小草坡，看见那边的草坡上有个头戴一顶旧草帽、身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人，正蹲在那里埋着头干着什么。

　　“这人是药夫子呢，还是森工局工人？”我这样想着走了过去。

　　走近一些，才看清他已是四十来岁的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幅眼镜，身体并不很好。

　　我刚想招呼他，他忽然站起来，手拿起相机，熟练地左右开弓，接连响了五六个“卡嚓”，才转向我说：“老乡，你是放牛的吗？”

　　这人为什么穿这样烂还有照相机？为什么要照相？还有那副眼镜……我接着想到，公社武装部长不是经常提醒我们，在大山上，要警惕特务空投，防止敌人破坏吗？我觉得这人行动可疑。

　　“好热哟，到我帐篷里歇会儿吧！”我盯着他的脸说。我想拴住他，不能让他逃跑了。

　　“行。帐篷里有水喝吗？”他把相机往挎包里塞着说。

　　“够你喝的哩！”我淡淡地说。为了拴住他，我装着热情的样子，夺过他手中的挎包说：“这个东西我帮你拿着吧，免得你背着走路不方便。”他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

　　“我看你还溜不溜。”我提着沉重的挎包，好像抓住了他的灵魂一样高兴。我一路摸着鼓囊囊的挎包，心想里面一定装的是特务搞坏事用的工具。我害怕里边有能够爆炸的东西，不敢多动它，小心地走着。

　　进了帐篷，他提起铜壶就往碗里倒水，一连喝了三大碗，看样子他的嗓子眼快冒烟了。这人真老练，一张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黧黑的面孔微微笑着，把內心的慌张、狡诈全部隐藏了起来。他把一大束贝母花摆在地上，一根一根，对着西下的斜阳细细地端详。他想要干啥呢？随后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本满是外国字的小书来，我心想：这不是特务活动的见证是什么！我心头紧张了。赶紧退到边，悄悄把一根青杠棒操在手里。

　　太阳从西山顶落了下去，帐篷里光线昏暗起来。眼前这个可疑的人，用柴棍往火塘里拨了拨，忽然站起身来，疾速向帐篷门边走去。

　　“哪里去？”我的心怦怦地乱跳起来。

　　“拣点柴来烧，火太小了。”他撩起帐篷门帘说。

　　“好狡滑！想钻进林子跑！”我这样想着，嘴里却说：“柴火有的是，不用拣啦。”我把他拉了回来。接着我就抱来一些柴，烧了个大火。

　　火光照得帐篷里明晃晃的。他打开挎包，从里面取出一个乌黑发亮的、有双筒的东西。是枪，不，是新式杀人武器！我急忙举起青杠棒，跳到他面前吼道：“举起手来！”

　　他从眼镜里射出诧异的眼光，茫然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狗特务！快把你的武器放下！”我的声音很大。

　　“哈哈哈……”他大笑起来说：“这是解剖显微镜呀，不信你看，它可以把东西放大。”接着把那个双筒黑亮的东西递给我。

　　“小伙子，你当我是坏人是不是？”他一边笑，一边从衣袋里拿出了一个红本子给我看。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姓名张贝华，年龄四十六，职务医学院药学系讲师。小本子上还端端正正贴着他的一张照片哩！只不过照片上的那张脸文静端庄，十足的书生模样，眼前的他，却是药夫子一般的黑脸汉子。

　　“呵，大学讲师！”我的疑团顿时烟消云散，一股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丢掉那使人羞愧的青杠棒，抱住他的肩膀难过地说：“张老师，实在对不起你。我差点……”

　　张老师笑着说：“这都怪我早先没给你亮底，你做得对呀！”

　　“张老师，吃点酥油糌粑吧。”我想起他还没吃啥东西。

　　“不用麻烦了，冷水下馍馍，简便又奏效。”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半块馍馍。

　　“好硬哟，咋个吃嘛？你稍等一下，吃糌粑吧，我的糌粑很细。”我加劲扯着羊皮风箱。

　　茶开了，我把龙碗洗了又洗，放入糌粑、奶渣和一大坨酥油，倒了满满一碗茶，双手递给他，看着他香甜地吃起来，心里才稍微好过些。

　　“张老师，你今天搞的那些有啥用呀？”我喝着奶茶说。

　　“想把贝母搬到家里种呢。”他看了下我说：“从得到的很多科学数据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

　　“贝母用处很大吗？”我问。

　　“用处大啦！可以治咳平喘，润肺清热。给外国人做生意，二千斤可以卖五十万美元。”

　　“我们这匹山上贝母可不少呢，家种还不如挖现成的容易。”我认为用人工种贝母是大河边挖井——多事。

　　“山上的贝母只会越挖越少呀。”他说：“你们这匹山上也不多了，十几年前，就你这帐篷大的一块草坪，可以找到百来棵贝母苗，现在只有十几棵了。”

　　“哦，你以前也来过我们这里？”

　　“是呀，来过一次。那是一九六五年，可惜来迟了点，贝母花都落了。”他带着惋惜的口气说。

　　“第二年来早一点不就看到花啦。”

　　“第二年我已经被关进牛棚里了，来啥呀！”

　　“为什么要关你？”我不解地问道。

　　“就是因为我搞贝母嘛！他们说我成年累月在外面跑，不关心政治运动，说贝母是资本主义的苗，搞家种贝母是培育毒草，硬把我关了几年。哎，如今呀，外国人研究中药的进度很快，中药的故乡反而落后了，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激动起来，把茶水都摇出来了。

　　我被他的激情深深感动了，赶紧从土洞里拿出我挖的一小口袋贝母说：“张老师，这是贝母，你拿去种吧！”

　　他接过口袋，笑着说：“干贝母不能种的。”但还是很感兴趣地把贝母倒在草纸上，用手刨着，认真观察。

　　忽然，他提着被一根细细的白杆杆连接着的三棵一串的贝母，异常兴奋地问：“哪里挖的？”他惊异得连声音都变了。

　　“在磨子岭岩边挖的。”我说。

　　他高兴地说：“请你带我去挖这种贝母，它是高产优良种，特别贵重。”他立即拉着我，背起标本夹，提起挎包走出帐篷。

　　这时已经后半夜了，月亮早已收回了她的清辉，贝母山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俩高一脚矮一脚地摸索着前进。

　　天大亮了才到目的地。他顾不得喘口气，用手巾揩拭着被汗水和朝雾模糊了的眼镜，急促地问我：“在哪里？”我把他引到前次挖过的地方，两个人像掉了珍珠似的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仔细寻找着。

　　真倒霉，除了上次被我甩了的那一把蔫了的贝母秆秆外，我们一棵也没有找到。

　　我已经泄气了，睡意朦胧，像一只空皮口袋一样倒在草坡上，而他还是不知疲倦地四处去察看。岩边的那片草坡已经被他踏平了，他又转到岩下。忽然，他惊叫起来：“贝母！”还没等我爬起来，他已经从岩羊走出来的时隐时现的小路上冲了下去。待我跑到崖边，他已经摔得鼻青脸肿，躺在悬崖腰部的一片凸起的草坪上，衣服也撕烂了。

　　我慌忙从那羊肠小道左攀右扶地走到他那里：“张老师，伤到没有？”

　　“别管我，我们赶紧挖贝母。”他翻身站起来，“对，就这样掏，轻一点，不要碰伤了。”他示范地挖给我看。贝母挖完了，他才发觉右腿扭伤。我对骨伤倒还懂得点，按摩了好一阵，才复了位。我牵着他爬上崖子，离开了危险的地方，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小伙子，真感谢你！”……

　　……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匆忙趕到县城。到开会地点一看，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是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中央、省、州分别颁发的奖状;另一张桌子上摆着十几个贝母种子标本瓶。我顺手拿起一个瓶子看，真奇怪，标签上写着“磨子岭高产贝母种——发现者：彭措。”

　　“发现者是他呀！为什么要写上我的名字？”

　　开会的人到哪里去了？我走到窗口一望，只见张老师带着开会代表向家种贝母试验地走去。他仍然戴着那顶草帽，穿着那身工作服，渐渐地溶合在那淡红的朝霞中……

　　（选自《新草地》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