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纯柱

　　罗秉英老师

　　一

　　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转眼我退休将近一年时间了。一天清理书房，竟翻到一本2005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治史心裁——罗秉英文集》，顿时思绪纷涌，仿佛又回到了38年前在云南大学读书的时代。

　　罗秉英是我的大学老师，教中国古代史。《治史心裁——罗秉英文集》汇集了秉英老师主要的学术论文。翻开这本书，秉英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

　　记得我们云南大学八四级历史系一百多名（包括历史专业和档案专业）新生，挤在云南大学一幢老建筑一楼一间光线有点幽暗的大教室里，等着上进入大学的第一节课。

　　上课铃声响起，只见一位面容清癯、身材修长、腰板挺得笔直的中年老师，夹着讲义稿，健步走进教室。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好！”同学们愣了一下，才慌忙起立稀稀啦啦地回应道：“老师好！”第二次他上课也是如此，直到第三四次上课时，大家才适应了他先向学生问好的习惯，他一句“同学们好”话音刚落，大家就整齐响亮地回答：“老师好！”这就是秉英老师镌刻在我们脑海里与众不同的印象。其他老师来上课的顺序是班长喊起立、敬礼，老师还礼，然后坐下。

　　秉英老师，为广东兴宁市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虽然来云南工作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乡音依然十分浓郁。他操着一口粤乡客家普通话，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要请同学们原谅：一是他讲课的过程中，有抽烟的习惯，多次想改，都没有改掉这个不良的习惯，因为不抽烟，他的思路便打不开，讲授就不流畅，就会显得干巴巴的，枯燥无味。二是他的普通话不好，同学们听起来会很费劲。他努力学习普通话多年，仍然没有多少改善，因而很无奈。

　　当讲课开始，秉英老师这口粤乡客家普通话，初听的时候，果然有些吃力，渐渐适应了，却别有一种亲切的韵味和吸引人的磁性。秉英老师的课堂向来以秩序井然为人称道，有人将其归功于他对学生严格要求的缘故，我则以为主要是他人格魅力和授课的感染力使然。

　　秉英老师的课讲得无疑是最棒的。他的讲授深入浅出、简约晓畅、条分缕析、重点突出，而且又非常生动活泼，风趣诙谐。不少同学都说，听秉英老师的课，可谓如坐春风，是一种让人甘之如饴的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我们的班主任张跃老师多次告诫同学说，秉英老师的课史料丰富、观点新颖、前后连贯、逻辑性强，完整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篇好文章。我想秉英老师的课堂，之所以精彩迭起，给人获益良多，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不仅仅是他有博古通今，涉猎广泛的知识储备，也不完全得益于其独具匠心的“上挂下联，左顾右盼”的讲授艺术，更在于他对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对每一堂课都倾心尽力地忘我投入的结果。由此可见，他备课是十分扎实充分的。

　　惟有如此，秉英老师才能如此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进行旁征博引的讲授。其凝结在其中的汗水和辛劳，则是难以与外人道的。可惜当年的我并不太懂得，当我明白这种教学的酸甜苦辣和获得成功背后是需要用成吨的汗水来换取时，已是我大学毕业走上教学岗位的多年之后了。

　　二

　　母校的银杏叶又黄了。2008年那个多雨的7月，告别母校二十年的我，继毕业十周年同学聚会后，再次返回母校。在毕业二十周年同学聚会的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秉英老师，他依然是一脸亲切的笑容，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秉英老师。二十年的寒来暑往，年近八十高龄的秉英老师已然满头霜雪，但他和蔼的面容，温润的笑意，闪烁着慈爱而睿智光芒的目光，在我多少有些沧桑意味的眼睛里，仍然一如当年给人以温暖亲切和真挚友善。大概是由于自己走出校门后的境遇不太好，工作和学习都乏善可陈，深感有些无颜面对秉英老师。我没有勇气走上前向秉英老师鞠一个躬，问一声老师好，我只是静静坐在座谈会的后排，远远地注目着坐在大圆桌对面的这位平易近人的让我十分感念的师长，默默表达着我心里对他的由衷敬重与祝福。

　　秉英老师是我所遇到的最优秀的老师之一，更是我今生今世最感念的老师。早在学生时代，我就觉得秉英老师品性高洁，学养深厚，身上散发着一种恬淡通达、平和儒雅之气。但这还只是秉英老师外在的魅力，更难得的是秉英老师热爱学生，视学生为平等的朋友，尤其是他急切地欲将自己读书治学的“金针”度予学生的那种古道热肠的迫切愿望，在众多老师中，他的这种精神最突出，最令人感动，也是最使人难忘。

　　其实，有的老师学问不可谓不好，亦能“讲”善“授”，与学生却很难亲近起来。究其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名师，只重视“授人以鱼”，尽管他们课讲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可顶多就是赢得学生们的仰慕而已，而并没有赢得学生由衷的爱戴和感念。秉英老师则将“教书”与“育人”都当仁不让地肩负起来，“鱼渔兼授”，既兢兢业业“教书”，更不遗余力地“育人”。为了将刚跨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尽快引领上读书治学途径，秉英老师在重视传播知识的同时，更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为了“广开自学门路”和尽可能地培养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讲台上的秉英老师，除了以身示范教学生怎样读书、怎样查阅资料和做资料卡片，怎样发现问题和寻根究底地进行学术探索外，还不时穿插一些自己读书做学问的心得体会，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艰辛和乐趣。

　　秉英老师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和富有新意。创新虽然有时需要灵感的火花点燃，更多的则需要殚精竭虑的苦苦思索，只有废寝忘食地日思夜想，才会获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秉英老师告诉我们他自己在思考学术问题的时候，常常吃饭会想、走路会想，躺在床上也会想，有时想得过于专注和投入，眼睛往往呆呆盯住一个地方，久久都不会移动，直到夹着的烟卷烧着手指皮肉，才蓦然惊觉。为此，妻子曾不止一次地同他闹过小误会，质问他的心思究竟跑哪儿去啦。

　　秉英老师还经常拿自己治学道路上曲折坎坷的经历鼓励同学们，写文章投稿要不怕失败和不畏挫折。他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投稿，尽管屡投不中，仍然毫不气馁地写，从不间断地投。当年的编辑极端负责任，自己十分固执地一稿一稿地投，人家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地将其稿子阅后退回，自己投出去的稿子，就如同放飞的信鸽，不久后又如期飞了回来。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两次退稿，以至于听到班上负责传递信件的同学一叫自己的名字，就本能地想到肯定又是退稿。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在每篇稿子末都特别注明：“稿子不用，请直接丢入废纸篓，千万别再费心退回”，才避免了经常收到退稿信件的尴尬。

　　三

　　有一次，秉英老师把我叫到他家里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又同我漫无边际地聊了一阵天。当得知我是来自大理点苍山西坡一个小山村的白族大学生，求学经历又比较坎坷曲折：上大学之前，在农村放过牛羊，在部队当过兵，还当过筑路民工时，便热情地勉励我要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汲取知识营养，认真深造自己，同时鼓励我要经常提笔练习写作。秉英老师说，文科生不就是锻炼一张嘴、一支笔嘛，而笔头只有愈写才愈健，正如刀子愈磨才会愈锋利。

　　送我出门的时候，秉英老师还一再嘱咐我，今后不论他教不教我们班的课程，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都欢迎我随时去找他。他还再三嘱咐我：最好每一个学期至少写两篇以上文章拿给他，他会帮我看一下，指导一下。

　　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很好地把握和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遇，以至荒废了大量美好的时光。特别是除老师布置的不得不完成的作业外，我大概也只在秉英老师和我谈话后不久，心血来潮地写过一篇文章呈送他评阅。多年后，偶然买到秉英老师的《治史心裁——罗秉英文集》之后，我方知道，此事曾被秉英老师写入其文章《〈中国古代史〉引导学生自学活动的三个环节》，发表于《云南高教研究》1985年第1期上。他在文章中写道：“杨纯柱同学（少数民族）利用国庆放假，写了一篇题为《也是一管之见——谈谈我对历史的一点看法》的文章，二千八百余字，提出的问题颇有见解。”

　　不分春夏秋冬，都在焚膏继晷地“笔耕舌耘”的秉英老师，在云大校园幽静的书斋里和三尺讲台上度过了大半生的岁月。自幼酷爱写作的他，走上教学和学术研究岗位后，在教学之余终身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几本学术专著，在学术上亦可谓建树颇丰。

　　不过比较起来，我觉得秉英老师的主要精力和贡献还在教书育人领域。在这个什么都靠“炒作”和“包装”的浮躁年代，秉英老师这种只会整天埋头于书斋和讲台，老老实实读书做学问和教书育人，做人做事从来都很低调的不事张扬的学者，自然与时下四处泛滥成灾的“大师”头衔无缘。也许秉英老师算不上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他却绝对是他的学生心目中最好的、最值得尊敬的老师。尤其是对于我，从秉英老师身上，不只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怎样读书和做人。惭愧的是这么多年来，由于自己的资质太愚钝和生性太懒惰，别说奢谈做学问，就连读书、教书都差强人意，甚至由于自己对形式主义的厌倦和不耐烦情绪，从而秧及我对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往往敷衍了事“蒙混过关”，真有愧于恩师的亲切教诲和殷殷期望。

　　四

　　秉英老师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他教我们的时候已是五十有五的人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重点高等学府，勤勤恳恳耕耘了四分之一世纪，教学成绩突出、学术成果显著的秉英老师，当时的职称还仅仅只是一个讲师，理论上只属于中级知识分子，按那个年代只有县团级以上职务领导干部和副教授以上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能享受乘坐飞机和火车软卧待遇的规定，秉英老师赴成都、北京等外地出差或参加学术活动，都只能挤长途火车硬座。但是秉英老师并未显出心浮气躁，更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言半句怪话和发过什么牢骚。

　　秉英老师给人的印象和感觉总是那么的从容平和、安祥宁静、淡泊超脱。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每当我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遇着不应有的挫折，心中愤愤不平的时候，只要一想起一生淡泊名利的秉英老师那种心无旁鹜，尽心尽力地“笔耕舌耘”，其他“一无所求，别无所争”的平和心态和仁者风范，我瞬间便怒火顿熄，心气和顺了。仅从这一点上，我觉得秉英老师对我的潜移默化，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

　　最后，还想多说两句的是大约五年前从林超民老师朋友圈得知秉英老师已经驾鹤西去。我第一时间将此消息转到大学同学微信群，同学们都纷纷留言表示深切悼念和无限缅怀。其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对秉英老师的款款深情和由衷感念。一位同学说：“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很多已经记忆模糊、褪色，罗老师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另一位同学说：“带着客家乡音的普通话，始终洋溢着真诚笑容的脸庞，数十年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成就斐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还有一个同学说：“罗老师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认真负责、学识渊博。罗老师，天堂安好！”诸如此类留言，不胜枚举。

　　秉英老师的公子罗青，并不是我们这届八四级历史系的同学，但他与我们班的同学比较亲近，就作为唯一例外被拉入我们同学群。罗青读了大家的怀念文字发帖说：“谢谢大家！家父于2017年11月2日中午离开的，已经入土为安！按照家父遗愿不发卜告，不举行仪式，所以没有告知大家，也想着给大家留个念想，实在不好意思！再次谢谢大家！”罗青同学的通报让我们再次深受感动。可以说，作为谦谦君子的秉英老师的这一临终遗愿，以及他家人对其身后事非常低调的处理方式，可谓一如当年秉英老师的做人风范和谦和淡泊形象。

　　秉英老师，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