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年

　　题记：如果可以选择，我会选择在云南居住，与白云、与众神居住在一起。

一、昆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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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还没有意识到生命如此短暂，也不知道写作如此耗费生命，所以觉得时间太多，有公交车也不坐，经常走文林街、滇缅公路上下班。有时还故意绕道，走走滇越米轨铁路。在昆明很容易忘记四季，因为一年到头天气、环境、衣着、食物都没有明显的区别，湍急跌宕的时间之河，流经这里的时候，突然慢了下来，没了浪花，没了漩涡，没了冲刷感。还好，在文林街上有纷纷扬扬的银杏叶提醒我，又一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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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特别无聊，绕道去了西南联大。1937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撤至昆明，合并成“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胡适、钱仲书、闻一多、陈寅恪、刘文典、穆旦、朱自清、沈从文、林徽音、冯至、华罗庚等大师，成就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传奇。那间铁皮屋的教室还在，据说有一天，冯至在讲课，突然暴雨倾盆，雨声大过讲课声。诗人于是当即宣布自习：“大家一起听雨……”雨真下来了！接连几天下午总有一阵雨。我走到公交车站避雨。黑云仿佛就在对面的楼顶上堆积着。远远的西山上却还有落日。于是，每一滴雨下来都是金光闪闪的，落在水泥地上会绽开一朵朵金色的水花，然后又汇成一条金色的溪流，满街乱跑。这就是昆明，不可理喻的昆明，东边日出西边雨。85 路车来了，在我面前稳稳地停下来，开车的司机误会了——我等的不是车停，而是雨停。昆明一雨成冬，每一滴都像针一样冷，哪怕是大热天都不能淋雨。只要稍等，雨就会停。阳光、天空和迎面而来的风都变得非常纯净，云最厚处较暗，是褚石和深灰色，往落日处渐轻渐薄，渐鲜渐亮，土黄、橙黄、橙红，到边上，又是嫩黄，最边缘处，是耀眼的金黄。随着落日的沉没，云的颜色会逐渐加深，直至深红、血红、血痂一样暗红，这时，四面八方的星星都在赶来昆明的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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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家营，是一个城中村。有配钥匙和修单车的，有三家价格便宜的小饭馆，有两家价格更便宜的理发店，剪个头只要四块钱。这还不是最便宜的，晚上，会有很多兼职的人来摆地摊，袜子十块钱七双。出口处，总有一个女孩子卖百合花，她家的香水百合四季都开。两条街之外有个篮球场，我每周都要去两到三次。在球场上，我会把一切都忘掉。打完球，一个人走回去，又把一切都记起。在洪家营一年来，除了房东，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总是一个人上楼，一个人下楼，一个人买菜，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写字，每个月三百五十元钱的出租屋，又狭窄又简陋又脏乱，经常让我想起卡夫卡用文字构筑的《地洞》。总有些深夜不想写东西，书翻翻又扔掉，爱情动作片看了两部。在出租屋的内阳台，可以看到对面屋顶上的扁豆架和珠光宝气的星空。这时候，我会和老魏出去。老魏是一辆山地自行车，魏连殳的魏。海源路很直，有专门的自行车道。昆明的夜，总是缺少一些粗砺的风。我越骑越快。风起云涌，斗转星移。快到海源寺的时候，把龙头撒开，像少年一样，狂踩狂奔，仿佛这样，就能摆脱越来越庞大的孤独。如果还摆不脱，有四个单身汉是可以深夜打电话的，潘健、田冯太、胡正刚、王云望。一个人只需要一瓶啤酒和一碟醋黄瓜。前面三个，现在都在昆明安了家，立了业。只有王云望，这个长得仙风道骨的年轻人，比我还野，突然辞了职，到洪家营摆起了地摊，再后来陆陆续续地听到他的传说，地摊摆到了大理、摆到了丽江、摆到了拉萨、摆到了喀什、摆到了尼泊尔。他去年买了摩托，一个人走了，从欧洲，走到非洲，走到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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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街急转直下的地方，是卡夫卡书屋。因为给女老板写过广告，她许诺给我的德国黑啤打三折，终身有效。在那里，我认识了那个懦弱而敏感的、为了写作可以毁掉婚约的奥地利小伙子，渐渐地爱上了他文字中让人窒息的压抑和让人绝望的绝望。读了小说还不算，把他的日记和书信也找来读，在书吧里读，也借回家读。有一次，和雷平阳、王单单、胡正刚在这里喝酒，喝着喝着，就一个人溜出来，在最角落的桌子上趴着流泪，有诗《在文林街大醉》为证，诗里最后一句，就是改的卡夫卡日记里的句子“让上天降一场令彼此安慰的雨”。父亲的去世，内心崩塌之后，刚开始重建。这次痛哭成了很重要的转折，从此告别父亲做老好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学着卡夫卡，刻意地离开人群，适应并享受孤独，在写诗的路上一意孤行。在那个急转直下的时代，在那个急转直下的街道，我的人生却开始急转直上。在泥融沙暖的昆明与风急天高的北京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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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的深夜，骑着摩托潜入昆明城。月亮正好，混在路灯里，比路灯还亮。到了文林街，到了滇缅大道，到了洪家营，一点都没变，理发店还在，篮球场还在，我租的房子也还在。千变万化的时代，也很少有一个城市，会这样一成不变地等一个外乡人了。一条巷一条路地走，走着走着，便流下泪来。第二天上午继续走，下午才离开。刚刚离开，又发现遗漏了很多地方，比如说团结镇，比如说云山，比如说卡夫卡书屋，以至于又想去细细地走一遍。

二、腾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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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过腾冲多次，念念不忘的有两样。其一，就是高黎贡山。我在江苴下车，看到原野尽头，山是淡蓝的，到山顶处，因为荒芜，变成了铁灰。山又高又长，像一堵墙，不知其所起，不知其所终，有种神秘的威严。不用问，这就是高黎贡山。背阴的地方，还有点点斑斑的白，那是些倔强的雪。高黎贡山海拔四千多米，有三千多米的相对高度，所以有震撼的视觉效果。护林员小左见我从湖南来，主动为我作解说员，他反正也要上山巡视。这个爱说话的小伙子，穿着一身迷彩服，脚上却套着拖鞋。小左像山神一样，对高黎贡山了如指掌。他说山里有很多稀奇的东西，如野蕃茄、岩蜂窝、狗熊、水芹菜、野木瓜……特别是一种雪山葱，叶子很大，只在山顶才有，一听到鸡鸣狗叫就不长了。还有山蚂蟥很多，蚂蟥吸饱血后，有指头那么粗，不能扯，扯了可能会断在身上，用烟蒂一烧，就落。有种小腿粗的蛇，却只有一尺长，当地人叫他棒头蛇，懒且有毒……路是古驿道，没有岔路，暗红的石头上覆盖落叶、青苔甚至马蹄印。一路上有各色的映山红和长短不一的瀑布。随着海拔的升高，我体力渐渐不支，小左简真就是高黎贡山的山神，散步一样，边走边等我，大气都不见喘一口。总算捱到了的南斋公房。路险，高寒，有好心的斋公（当地人对道士尊称），化来钱财，建起房子，放置火种、炊具、柴米油盐，供路人应急。斋公会不时上来照料，一般用过的人返回或下次经过，都会自觉奉还。另外，给养带得富余或者挣了钱的商队马帮，甚至一些归家的游子，也会留下一些，以示赞助。斋公房，本是充满人性温暖的地方。小左说，晚上他是不敢靠近这里的，死人太多，阴气太重。密林里，有很多堡垒和战壕，每逢大雨，会听到有人冲锋喊杀的声音。他介绍了1944年夏季的那场“云层里的战斗”。仰攻的远征军，几乎每一步都是踏着尸体前进的。远征军打死打伤两百多日军，自己也付出了三百多人的代价。他说，打完仗一天后，山脚还有“血旺子”（凝结成块状的血）跟着溪水流下来。我看到一处日军的碉堡，厚厚的混凝土上满是青苔。易守难攻的机枪口还在，视野很开阔。可以望见江苴的坝子。让人马上明白了战争那么激烈的原因。这真的是一片很美的土地，谁见了谁都会爱的土地。菜花金黄，麦苗葱绿，一片黄接一片绿，被风吹着，像高黎贡山的裙子，一直波及对面二三十公里外的群山。远处白墙黑瓦的村庄疏密有致。一丛丛深蓝的楸树点缀其中，这种树修长挺拔，木质很好，龙江铁索桥就是这种树做的。下山的时候，小左没有等我了，他说其实他不是巡山，因为当年指挥打仗的霍揆彰司令也是湖南人，所以对我有好感，特意送我上来的。这位高黎贡山的山神说完，小跑着走下崎岖的驿道，几个弯就不见了。我没带保暖衣物，不敢再去山顶。小左说了，山顶有一个大风坡，天气变化奇快，万里晴空下，也会出现风雪和雷电，不足一公里却经常死人。这首高绝悲凉的《高黎贡山谣》，让我已经感受到了山顶的雪意——“冬日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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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是李小鱼，小说《芦花鱼》的作者。我当时在《边疆文学》做编辑，觉得她的文字仿佛从山溪里捡来的石子，干净而圆润，让我想到了老乡沈从文。重要的是，我从她的文字里还读出了罕见的热爱与虔诚，于是在刊物的重要位置发表了。李小鱼在腾冲光明乡政府工作，很容易就找到了她，果然，人和字一样单纯，脸圆且易红，让人记起她的老家腾冲县的荷花。她考上了公务员，在办公室守电话，每月工资有二千，很少进县城。她说喜欢乡下的安静，不求飞黄腾达，不求升官发财，只求有时间写自己的东西。最近在做乡志，她打算把民间习俗和传统文化收集并整理出来。她说很多人把地方志做成了政绩志，但她不会。“万一做完了上面不喜欢怎么办？”我问。她笑笑，有些事情，只管过程，不管结果。记不得更多的细节了，只记得鼓励过她，努力地写，一意孤行地写，只管过程不管结果地写。几年后听说，领导很不喜欢她，经常给她穿小鞋，她神经不正常，经常一个人在田埂上走，一个人哭，一个人笑。这种活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人，在规矩森严的腾冲（这里许多家庭，女人还不能上主桌吃饭）被当成神经病是很正常的。刊物总编潘灵现在还因此笑话我，说我偷偷地塞自己的关系稿。我无从分辩，只希望她能写出来，为她自己正名，也为我正名。十年了，文学圈再不见有她的文字和传说，放了笔，认了命，找个公务员嫁了，每天接孩子放学后再给老公做饭给孩子讲作业是大概率的事。看着一个有个性的作者，被世俗埋没，就像看着战友倒下一样，难以释怀。很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去腾冲，爬上高黎贡山，看看山顶的白雪和山下的怒江；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再遇到李小鱼，看她是否真得了神经病，是否还在坚持写作。如果还在坚持，在我看来，那将是一种可以与高黎贡山的雪媲美的壮丽。

三、普 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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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的绿三角，是指与缅甸“金三角”毗邻的西盟、孟连、澜沧三县。因为三县城鼎足而立，到处是原始森林而得名。路边塌了一方土坡，露出血红的土壤，根本不用担心，用不了多久，拳头蕨、野生菌、普洱松，还有不知名的藤藤蔓蔓和昆虫，就会过来，修复它，建设它，繁荣它。无处不在的郁郁葱葱的生命力，让你感觉插根拐杖，都会发芽，脚站久了，就会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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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药，是一种秘制的草药，由三七、当归、草乌、仙茅、枸杞、火蚁加上月圆时的蛇毒和一些不知名的树汁熬制而成。其胶状物晒干后，碾成粉末，呈灰黑色，可溶于水。一天，宁娜在家里奶孩子，一个赶马人路过，他的马上驮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宁娜在哺乳期，嘴馋，买了一瓶牛奶。牛奶瓶盖紧，拧不开，宁娜叫赶马人帮忙拧，赶马人也拧不开，于是到马上找了一把钳子才弄开。宁娜喝了之后，就开始发生了变化，老是想那个赶马人。白天都还可以忍受，晚上就想得不得了。不是那种一般的想，是那种病态的，无法忍受的想，有时候，会彻夜失眠。但是，这个病只要一见赶马人就会好。终于有一天，宁娜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离开了家，找这个赶马人去了。这个赶马人远远不能和她的当村长的丈夫相提并论，不仅穷，而且人也长得丑，瞎了一只眼不说，还瘸了一条腿。赶马人后来对宁娜说，取钳子的时候，往牛奶瓶里放了想药。这个故事宁娜亲自说的，她说她自己当时也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药味，只是没在意。宁娜是马丽芳的远房姑姑，现在住在普洱的景谷县。所以，每次马丽芳递给我水时，我都要问一问，里面有没有想药。马丽芳是一个古怪的诗人，会时不时地一个人背着帐篷和相机，在山里转几天，为的是拍那些比她更古怪的虫子。在野外多了，人又瘦又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当你觉得她老成的时候，在会场上说话又没有一点章法，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想到什么说什么。我眼里，她就像一个女巫，几十年来固执地写着一种神秘的诗，别人都看不懂，我觉得，那是她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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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达保村是拉祜小山村，离澜沧县城很远，路也很难走。因为传教士的缘故，这里使用最广的乐器是吉他。村民集体演唱了一曲吉他伴奏的《快乐拉祜》。这首歌节奏明快，旋律简单优美，很有感染力，以至于让人感觉到空气里都弥漫着快乐的因子。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也在表演者当中。是一个胖胖的四十多岁的农民妇女。趁他们表演之机，我挎着一个尼康D90 的相机，到处跑。没想到这里竟然还用“搭斗”来脱粒，那是我童年时生产队里用的东西。一个四平方左右的方木桶，两个人在对角上，把一抱稻子，高高地举起，然后用力地甩在搭斗上。为了防止谷粒飞出，有的搭斗上，还竖着布幔，远远看去，像金色海洋中的一条船。田埂上，马丽芳竟然空手捉到了一只红蜻蜓，让我惊奇不已。开始以为是运气好，她放了再试，蜻蜓被施了巫术一样，依然手到擒来。她说要等它的翅膀竖起来，表明它没有防备了，再靠近。我依言试了几次，均无功而还，自我解嘲，说蜻蜓是益虫，不忍下手。她说昆虫其实没有益虫和害虫之分，每一只昆虫，哪怕是你们所憎恶的毛虫、大青虫，在她看来，都是平等众生中的一员，都是美丽的，哪怕在化蝶之前。后来，发现她说的是一种很重要的现代的审美意识。尊重生命，万物有灵，站在上帝的视角观察众生，而不是仅仅以人类的视角划分美丑，就慢慢地学会了理解和欣赏古典美学所讨厌的事物，如芝麻虫、千足虫、毒蛇、鳄鱼、鬣狗、河马、蜥蜴、蝎子等等，这让后来我的写作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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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老达保村的人相反，苦聪人是苦的。据说，他们是古氐羌部落的锅锉蛮民族群，生活在金沙江一带。为生活所迫，迁到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因其语言是拉祜语，而归为拉祜族的支系。他们用多种材料做衣服，有树皮衣，完全由树皮做成的，像笨重的盔甲一样，还有一种用蜘蛛丝做成的衣裳，据说要收集几千张蛛丝网，才能做成一件。饶是如此，他们在几十年前，依然衣不蔽体。经常一家人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现在有了公路、瓦房、电视，那种淡淡的忧郁，依然随处可见。草垛上，那个十多岁的男孩，表情是忧郁的；屋檐下，那个抽烟的老人神情是忧郁的；不管舞姿怎么夸张，那些弹三弦的男人是忧郁的。杀戏，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好莱坞的恐怖片。到现场一看，吃了一惊，他们的装扮简单得如同儿戏，帽子是纸糊的，铠甲是抹布，有干净一点的是枕巾，有的干脆系一条围裙。他们大大方方地露出里面的T 恤衫、牛仔裤、解放鞋等，内心里似乎没有穿帮的概念。其中一个国字脸的，峨冠博带，长袍是色彩斑斓的床单，看上去分明是浪荡的西门庆，然而，他扮的却是吕布。一声长长的号角和一阵热烈的锣鼓，把时间倒回东汉末年。一番自我介绍之后，那场让人津津乐道的打斗开始了，三英战吕布。没有丈八长矛，没有青龙偃月刀，没有双股剑，四人清一色的木制大刀，很不好区分的刘关张三兄弟。他们有固定的招术，看起来像在舞蹈。只是刘备突然忘记了程式，被吕布一刀砍在胸口，他和吕布，旁边的关羽和张飞，以及座在墙上树上的观众，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苦聪人完全摆脱了忧伤……演完了，按惯例，他们把服装都烧了。打打杀杀的历史，不可一世的英雄豪杰，在火堆中变成了灰烬。赤壁的火光还原于瓦背上炊烟，他们还原为农民，各自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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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桉树像时装模特，高而瘦。路边一山一山的都是。这种树，长得很快，五年就可以成材，造纸、炼桉油。这种树消耗的水分和养分特多，土壤五十年之内，不能改种别的。而且，因为它的长速快，会影响地面的生物多样性。马丽芳说，桉树林里，几乎找不到别的乔木和昆虫。桉树的近义词是橡胶树，因为经济效益高，这种树也在这个地区迅速地扩种着。老远看着一片连绵不绝的墨绿，其实树下草都很少，更别说其它树木了。所以橡胶林和桉树林又被人称作绿色沙漠。桉树的反义词就是茶树。登上景迈山，一片古茶树林，每一棵都有上千年的历史。我们怀着崇敬的眼光仔细打量着这些绿色的古董时，都感觉不可思议——它们只有一人多高，和各种古树混杂在一起，一点也不出众。两千年前，布朗族的首领帕哎冷，对后代说，我不留金，不留银，只为你们留一些茶树，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老实本份的布朗人一直守着这些茶树过日子。如今，这种古树茶叶，每斤要卖上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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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的白族诗人李冬春，和我同龄，天赋过人。14 岁，我还在尿床的时候，他已经发表小说了。第一次遇到他，是在酒桌上。还没说上什么话，他就醉了。他的耿直和才华，让我喜欢。我喝酒不厉害，经常偷奸耍滑，不知为什么，他也喜欢我。每次见到李冬春，都要喝酒，几乎每次，都是他酩酊大醉，而我还非常清醒。后半夜，手机响了，不用看，微信时代，只有李冬春才这么不管不顾，劣质的普通话掺杂着劣质的酒精味传过来，带你去佤邦，他说，普洱算什么森林宜居城市，越来越不好在了，这里的人都在趋炎附势。我说趋炎附势是人之常情，要学会宽容，但他偏偏看不惯，说要去佤邦发展。我真找他去了，没去成佤邦，他姐和别人打官司，他要找律师。于是喝酒，鸡脚稗酒，烧喉，翻胃，又打头，根本不用劝，他自己抢着喝，半斤酒下肚，发了半吨牢骚出来，只有不省人事之后，他才与世界和解。没去成佤邦，总是觉得欠我什么，深夜来电更勤了，酒精味依然很强，金石声弱了。听得出，这个自以为高洁的诗人，渐渐成了那座国家级卫生城市里的污点。他真成了污点，在出租屋里死了好几天，最先知道的是一堆苍蝇，然后才是捂着口鼻的房东。因为没有成家，他也成了家族的污点，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朋友们帮着出的一本218 页的诗集，既是他的遗产，也是他的棺材，还是他的坟地，墓碑和子嗣……再也不会有人深夜打电话来了，白天过于喧嚣的人间，深夜又过于安静——想念他了，这个与我同龄的男人，如今比我，小了一岁。

四、大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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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的黄昏，盛大而持久，七点多了，夕阳还很高。不知不觉，骑出了洱海，骑出了洱源县，没有目标，只想远远地离开人群。抵达一片无名山谷，天才开始暗下来。找了足够多的干柴，撸了足够多的松针，还支好了帐篷，天才黑定。点燃松枝，火舌一吐，夜和冷马上退让。吃了馒头和烤虾后，钻进帐篷。垫在地上的松针很柔软。害怕起来，怕人多于怕鬼，总把草叶间的风声误认为脚步。有寒气从地表渗进帐篷和睡袋，侵入腰际，凌晨四点多，冻醒了。钻出来，月亮明晃晃的，像把斧头被一个看不见的人拿着，出了松林。群山缄默，流云无声，荒野如雪，松林如铁。一只虫，一盏灯都没有，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铁与雪的人世上活着。这正是我需要的宁静。想起了五年前，没名气，也没酒量，一杯劣质的松子酒，就能把自己点燃。我用这首《洱海之夜》，开始了闯荡诗歌江湖的旅程。那时候，还很喜欢金庸。“今夜，我姓段名誉，饱读诗书，精通琴棋，没有心机。南诏岛上，满目洱海，多少苍山？月光盐酸一样强烈，渗进了骨头、岩石和每一句对白。今夜，我已深入江湖，灰云横斜，渔灯明灭，浪花开谢，有暗流、漩涡和潮起潮落。英雄在此，螃蟹与竖子不得横行。今夜，正义像风一样无处不在，所有善恶，会在鸡叫之前得到报应……”我对公平和正义的偏执，很大程度上来源武侠小说，于是有了京城的仗剑任侠和头破血流，“篝火旺盛，夜渐熔化，无人注意，有思念像飞蛾一样扑进火里，化为灰烬。我踩凌波微步，经脉完全打开。用脚步书写赞美诗。献给大地和生命，不悔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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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是第一个租电瓶车做长途旅行的人。路，斜指苍天。滚滚的乌云，象征着险恶的江湖。音乐放到最大声是《天龙八部》里的《难念的经》。电瓶车的速度三十五码，刚好相当于古时的一匹快马。这世界真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就好了，是非分明，爱憎分明，再险恶都不怕，因为你知道报应不爽，人就可以活得简单许多。中了埋伏一样，雨夹着雪粒，突然如乱箭齐发。我不肯停下来穿雨衣。手套湿了，棉衣湿透了，内衣也湿了。手先是冷得痛，后来是僵了，问路的时候，舌头都转不了弯。虽然降低了车速， 但我依然不肯停下来穿雨衣。我需要一场雨，就像一块被锻打的铁，需要淬火。兰坪到了。像侠客叫店小二喂马一样，叫服务员给电瓶车充电。两个热菜，一杯辣酒，一个热水澡，躲进电热毯，管它雷鸣电闪，管它洪水滔天，一倒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旅店老板强烈反对我去澜沧江，说山高路险，容易塌方，汽车都不愿走，何况一辆电瓶车。出门，望见雪邦山积雪的山顶，我心一横，去澜沧江。山狰狞，路阴险。连续四十多公里的上坡，直抵山顶的雪。遇一场冰雹，数处塌方。又是四十多公里的下坡，直抵山脚的澜沧江。暗红如血的水、万象奔腾的群山、高及苍天的教堂一样庄严的村庄、没有栏杆的吊桥都让我肃然起敬。但因为修电站，澜沧江像条断头的蛇一样，在脚底扭曲、挣扎，却又叫不出声来。太阳更倾斜了，通过阴影，给了群山以层次感，隆起的草坡，仿佛是块块饱绽的肌肉。只有这么强壮的山，才能托得起这么一条滞重的水。与一条伟大的河流并行，内心也渐渐起了波澜。江弯，路也弯，路顺应江，我顺应路，车速加到五十多码——“今夜，我是大理王子。权倾西南，富甲滇土，泽被一方。我不杀生，不修宫殿，不拆民房。爱种茶花与竹。我信佛，信缘，信鬼神，怜惜每一片落叶和扇贝。酒杯里的时间，是我唯一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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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之后，从澜沧江回到大理，从段誉回到刘年。把武功还给金庸，把电瓶车还给租车店老板，他拍着我的肩膀，你总算回来了，你是第一个骑电瓶车走这么远的。车上有定位，你到哪里我都知道，车都不要紧，怕你出事……背着背包，乘车去漾濞县参加一个诗歌活动。人群中，我守时守纪，认真说话和点头，一丝不苟地微笑和敬酒。只是在不胜酒力的时候，才想起六脉神剑；只是在梦中惊醒的后半夜，才想起王语嫣。

五、乌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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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条路都有它的风景和故事，每选择一条，就会错过一些。我选择了最艰险的那条。天赐的蓝天、乌云、红土和黄土就已经够美了。农民们再配以深青的燕麦，浅青的蚕豆，金黄的小麦，紫色的野碗豆，白房子或者褐红的土房子，以及鲜红的旗帜一样的头巾，简直就是一个色彩的天堂。事实上，这种红土很贫瘠，铁高，酸高，种什么产量都很低。他们年收入只相当于我的月收入。在昆明借的一辆女式摩托车，盘旋在轿子雪山到汤丹的路上，渐渐地，找到了鹰的感觉。灰黑的炒砂路，依山蛇行。右边，便是悬崖。修隧洞的工程师，就是被风吹下去摔死的。峡谷过去，是色彩斑斓的耕地，群山像一群猛虎，蹲在对面，虎视眈眈。选择去看乌蒙山，因为我觉得它是个病人。“采石场是还在扩大的创伤，灰绿的铜矿洞，是流脓的疮。暗红的金沙江，是她在大出血”——这是七年前，我站在因民的绝壁上看到的乌蒙山，病友给病友的信任与慰藉，不亚于战友给战友的。我也是个病人，有不可救药的顽固，有讳疾忌医的怯懦，有病入膏肓的痴迷，还有命不久矣的紧迫。找了一个视野好的悬崖，坐下来。荒山，肿瘤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这里有三千年产铜的历史，史籍载”蟹壳产铜，其色发暗，以汤沃之，其色始丹”，因此得名汤丹，汤丹铜在清代，产量一度占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古时采矿，人只能像蛀虫一样，带着筐和油灯爬进去，装满矿石退出来，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死在里面还好，有一座巨大的坟墓，如果死在外面，会和矿渣一起扔下悬崖。现在安全措施好了，不过事故还时有发生。他们说矿工，是在阴间挣钱，到阳间用。就是这样一座高耸入云、仰视都不能见顶的大山，现在竟然已经被掏空。坐在悬崖上看，风大了也不走，下雨了也不走，只要你看得足够久，什么放不下的事，放不下的人，都会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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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蒙山最悲壮的部分，被雷平阳移到了纸上。其散文集《乌蒙山记》其实是乌蒙山区众生的列传。雷平阳的文字艰涩而缓慢，读起来，就像当年一个人背着二三十斤的背包，翻山越岭。七年前，在汤丹镇第一次看到乌蒙山，便被镇住了。铅灰的土山，迎面而起。在视线的终点，山顶与蓝天交界的地方，却有一个村庄。没有树，羊肠小道像伤痕一样在山上历历可见。上面的人，怎么生活？哪里来的水？怎么种地？怎么赶集？后来，我一个人背着帐篷，在乱坟岗上过夜，在金沙江里游泳，在天坑看麻疯村，在大山包的荒原上奔跑，在山民家吃辣酒、吃牛粪烧的洋芋、吃难以下咽的苦荞饭……这片土地带来的挣扎感和沧桑感，让我内心得到很多的共鸣和安慰。雷平阳的文字，带我重新踏上了那片土地，而且走得更远，抵达了乌蒙山的内部。尤其那篇《冰面上的雪》在结尾处，初为人母的女人，掀出衣襟，露出乳房奶孩子，在拉斐尔的手里，这是圣母图，温馨细腻，大爱无边，但雷平阳把草地换成了冰雪，把圣母换成了患上艾滋病的女人，把圣婴换成了携带艾滋病毒的新生婴儿，把画面，变成了尸体冰雕，于是拉斐尔的古典美，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现代艺术。《雪地上》写了几个小混混，欺负一个外地商人，惩罚竟然是要外地人跪在雪上读诗，让人笑中带泪……昭通市，古时又叫乌蒙府。子夜刚过，几个失魂落魄的人走到乌蒙府的街尾，要了一桌酒。雷平阳坐在对面，皱纹深刻如乌蒙山的沟沟壑壑。一碗酒后，谈及了真实的荒诞和文明的野蛮，这个大地的孩子，显得有些无助。三碗酒之后，他成了云南的巫师，用乌蒙方言唱了一首《莲花落》，只有真正懂得了天意与时间的人，才能把这种盲人行乞的古歌唱得招魂曲一样的悲凉。歌词很简单，录在这里，作为我四年云南生活的片尾曲：“一寸光阴嘛一寸金，寸金嘛难买寸光阴。失落寸金嘛容易找，失落嘛光阴嘛无处寻，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