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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序

时间:2023/11/9 作者: 草地 热度: 18654
白林

  

  一

  土地与人,土地与家族,既是构成一个地方历史变迁的最基本要素,也是认识和了解一个地方过去历史演变脉络的路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家族的谱系类似一棵树的构造,延续的血脉,多少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间折射着绵延不断的联系。著名历史学者顾颉刚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家谱,就能把封建年代的父权、族权、家法、家规等的资料,全部找到。”

  据学者任乃强先生考证,早在蜀汉时期,九寨沟县就有了县一级的行政建置,那时该县叫白马县,到了晋代又改成了兴乐县。在白水黑水流域生活着白马氐羌种族,随着岁月流逝,九寨沟县的名称多次发生了改变。此后伴随着邓至、扶州、邓州、同昌郡等名称的更迭,时光过去了二千余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始终未曾改的是那份沉甸甸的情愫。尤其是在当下,面对着碎片化的形势,如何梳理一个地方的历史,我认为除了需要严谨求实治学的态度,还需要具备超越自我的勇气和接近或者还原的方法。

  而用小说的方式来讲述历史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其实也并非近十几年来国内非虚构写作那般闹热与喧哗,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就采用过以小说的形式来写历史故事的方式,对上古以及春秋、宋蒙三百年等时期的历史进行过卓有成效地探索实践,我以为将顾先生的这些著作视为早期的非虚构写作也是未尝不可的。

  除此之外,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官家正史、民间野史、开展田野调查、寻找家族宗谱、家谱以及进行考古发掘、对所发现的文物进行鉴定等等,都不失为研究历史的方法。但无论采取哪种方法,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量接近历史真相,并通过个人的分析、梳理、提升来记录,还原历史的真相。不论是过去的大学者、大家,还是现在的爱好者,无不为着这个目的枯坐冷板凳,正所谓守得住清贫,忍得住寂寞。

  《血脉》这部书就是采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以记录作者的家族自明洪武二年始,在九寨沟县岷山山脉这片广袤的区域辗转迁徙兴衰的历史。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所完成的一部作品,也是出自一个初涉写作、几乎没有文学创作经验的文学新人之手,是一部相对较完整的关于李氏家族因当时历史条件、环境而辗转迁徙,来到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真实记录。通过作者对有血有肉的个人家族历史中的人物,那个时代的家族内部结构、情感纠葛、以及风俗的画面,人口的流动迁徙和定居发展等描写,一幅长达六百余年的历史画卷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让我觉得这既是对当前九寨沟县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必要补充,又是为非虚构创作中如何寻找不同类型题材提供了一次思考。

  近年来,对九寨沟县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引起了不少人广泛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该书作者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九寨沟籍人,长期以来,一直热衷对家乡的历史文化进行学习研究,并经过认真地思考梳理,另辟蹊径,最终从家族的历史流变历程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熟悉而带着家族血脉温度的那种粘稠内容和题材。作者在大量地采集素材的基础上,发挥自己先天拥有的、外人几乎无法进入这个领域的优势,扬长避短,勤奋耕耘,最终必有收获。

  九寨沟县在1998年之前叫南坪县。南坪县名的由来跟发生在该书所描写的刀口坝村庄附近的扶州城一场事变有关,战火直接导致了扶州城的毁灭。当时的治理者不得已只得重新选址筑城,因新城址选择在扶州城之东南、隔着白水江对岸的南坪坝,故新城就叫南坪城。

  倘若越过群山苍穹,将时间往历史的深处延伸,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叫过南坪、邓州、扶州等地名的地方,自古以来就处于版图中央的地理位置,从今天的地图上看,就不难看出仿佛就跟人心脏的位置一样。然而,正是居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在历史纵横的坐标系内,始终是“民族走廊”的区域范畴,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的进入是跟当时的局势有关,但不必否认,也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东边的巴蜀文化,西南及西北方向的游牧文化,北边的耕读文化,都在这里有着积淀,构成了民族多元文化的格局。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积淀又常常因为朝代的更替,呈现出线索多,但却不成体系和系统的存在。成为了一个边地,一个因为边地而边缘化的地带。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发西南始,九寨沟县始终是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地方,最早的冉駹、白马、氐羌、邓至羌、党项、吐谷浑、吐蕃及蒙古等族群部落。至康熙四十二年以后,伴随着大量的“甘陕流民”迁徙辗转而来,扶州城及附近白水江河谷一带,逐渐形成了驻军、流民、蕃民相融共生的历史格局。

  刀口坝村在清初仅有十八户人家,这部书中的李氏便是这十八户人家中最早迁徙来定居的外来者之一。从该书记录的史料来看,李家的先人是因驻军而在甘肃阴平(文县)繁衍生息,其中一支抵达来到了刀口坝。在扶州城尚未被毁灭的年代,扶州城实际上是一座具有军事要塞性质的城堡,居民并不在城内居住,而是毗邻扶州城置地安家落户,这既与李氏的家族历史相吻合,又从侧面反证了扶州城的具体功能与作用。资料证明,这项措施的实行,跟元朝忽必烈统一中原之后,每隔一定距离设置驿站有关。为了供养驿站,忽必烈出台了一项政策,将驿站周边的土地划归安置流民,建立起了村庄,村民中的青壮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周边土地出产的粮食主要供应驿站,青壮平时服徭役,由驿站支付工钱,发生战事时,则就近征集粮食和武器。到了明初,洪武皇帝因年年征战,国库空虚,只划土地,不像忽必烈时期为鼓励流民安居,国库不仅拿出银子来安置流民,还无偿提供耕牛,在年生不好时,还会免除赋税。

  而这些迁居而来的人,不仅带来了他们自己老家的生活习俗和生活内容,还带来西北大地耕读的核心价值观。李氏家族及后代正是遵从了这种核心价值观,才在刀口坝这样一个蕃汉杂居地开始了家族的繁衍生息。随着岁月的流逝,家族就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分枝和叶蔓,他们通过联姻等方式,逐步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李氏的家族是这样,其实,在南坪(九寨沟县)及之前、之后落户边地的人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刀口坝位于今天九寨沟县安乐乡扶州城遗址附近一个地形看上去像一把菜刀的村庄。在这座今天已经超过一两百户人家的村庄背后,有座类似太师椅的大山,大山的西南方向对着一道山梁,山梁临白水江畔有处垭口,当地人称这处垭口为岭岗岩。在那个年代,从岭岗巖翻越垭口就成了南坪城到松潘城的唯一通道。

  現在,刀口坝村因人口增长,房屋林立,从村庄背后的小道上行,是长满柿子树、零星长着几棵灯笼木以及藤蔓丛生的类似梯田埂的坡坎台地,那里有一片墓葬群,有些冷清地耸立着,除了春节及清明节前后有人去上坟烧香磕头外,平常村庄里的人极少去那里。

  我觉得那片墓葬群既是一个证明,又像一个隐喻。

  这隐喻的其中至少包含着健忘的意思。就像一个地方的历史,由于时间漫长,漫长到长达二千多年时间的时候,遗忘仿佛就是造成碎片化的原由一样,既需要一个时机有人来梳理、研究和拼接,又需要不断地发现新的证据、新的材料这样的漫长,甚至在寂寞的不懈中迎接着一个契机的降临。

  二

  前面提到九寨沟县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环境,与这部书中描写的刀口坝村周边地理环境有点类似,村庄在今天九环公路白水江对岸,一片类似土林的台地之上。穿过岭岗岩隧道,逆白水江而上就是去往著名的九寨沟风景区。

  在刀口坝村背后有条沟壑,叫马家沟。

  马家沟是一处几乎被人快要遗忘的一个地方。

  马家沟深处的高山之上,过去森林茂盛,气候温和。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人类活动和生存需要,森林树木被过度采伐,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活动对大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在长达上千年的时光里,因久经风吹日晒,暴雨的冲刷,这条沟壑现在开始不断地塌陷,塌陷的后果就是类似泥墙的土壤层裸露了出来。然而,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沧海桑田变幻,让马家沟裸露出来的一层层像梯田般形状的台地、坡坎和峁梁,散落在文化层中间的零星碳枣、陶片及石器,足以证明早在包括李家先人在内的人类迁徙辗转来到这片土地之前,那里就曾经有过人类活动的足迹存在。

  假设暂且将这些并不清楚来历的人称作“马家沟人”的话,那么,马家沟人到底来自何方,到底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还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呢?

  研究地方历史文化,首先是要站在一个大的历史格局下,既要从历史的纵面,又要从历史的横面这样一个历史的坐标系来看、来思考、来研究,而不是囿于一隅,就事论事。其次,还需要通过大量艰辛的田野调查,通过不断在现场发现证据,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和对发现的物证进行科学鉴定,方可作出基本判断。

  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接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先将自己脚下的土地研究深入了、研究透了,才可能进行真正地挖掘梳理及开发。

  这既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支撑“全域九寨”文化发展的根本之所在。

  如果说九寨沟县这片大地之上最早抵达的人类是在马家沟的话,那么,沿着这条人类活动最初到来的线索,通过耐心细致和大量艰辛的工作,就能形成南坪、九寨沟县的历史文化研究梳理工作的成果。

  《血脉》这部书,无疑是对这项工作的一个补充,也是作者文化自信的体现,如果不是热爱着自己的家乡,不是怀着一份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情怀,是不可能完成这部十八万余字作品的创作。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中曾经说过: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我们的耳朵。就像该书作者几次提到的,因为她的父亲生病去了成都,她这才有机会聆听到父亲对家族历史的口述,并且,在几次将要写不下去时,爷爷托来了梦。从而让这本书得以继续下去。其实,任何一部作品的得来,都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机缘。

  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李氏家族的历史,但更像是看到一个故事,一个传奇。

  三

  在创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跟作者曾经有过几次深入地交流。最初作者的想法仅是想写自己的爷爷那一辈人的历史传奇故事,最初的动机还不是想创作一部非虚构作品,而是对自己的家族,也是对自己个人有个历史的交代。但随着人物的展开、情节的拓展,尤其是爷爷托梦说太爷这个几乎快被遗忘的人叫什么名字时的契机,促使了她在完成不下去时,又有了人物线索。这说来是件神奇的事情,然而,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成功案例,充分地说明创作一部作品的灵感与神奇。越写线索越繁多,越写作者的认识渐渐提升,责任也得到升华,这才发觉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接近的目标和方向。

  创作本身就是在追求着一种可能,并且将这种可能用文字来呈现与表达。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近年来,非虚构创作也是国内不少作家或作者所追求的一个文学创作的方向。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是要讲好生养自己脚下的这片大地之上所发生的故事。这故事既可以是当下的人和事,自然也包括历史中的人与事。自然,肯定也就包括一个家族历史中的人和事。这些曾经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的人,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他们的喜怒哀乐牵动着阅读者的思绪。随着文字的展开,仿佛目睹着一个个人物来临,又目睹一个个人物因种种不同的机缘而消失的背影。尤其是书中的“爷爷”和“三爷爷”这两个人物,写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不同的命运结局,包括跟“三爷爷”的人生境遇发生关联的两个女人,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抓住了其神韵,表达和传递出了当年南坪这块土地之上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口语化的运用,白描手法的描写,无不体现出作者的用心良苦。

  通过阅读,刀口坝村至少对我不再是关于因为出产“刀党”而闻名的一个地理概念,而是寄托着作者情感,是作者对自己家乡生于斯,长于斯的深深的眷恋,同时,也是关于血脉亲情浓于水的记录和交代。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一个村庄的历史源流,以及一个家族的辗转迁徙和安居乐业,其实,也就构成了人和大地之间所结成的这种生生不息的关系。既透露出一个村庄作为居民自然生息地的密码基因来由,同时,又传递出了一个家族隐秘而幽微的心灵史。

  对于作者来说这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勇敢的选择。至少,在近年来,这是九寨沟县文学创作在题材方面的一个突破,也是该县第一部非虚构的文学作品。

  四

  若要说这本书的不足,那就是在人物的提炼及具体环境交代方面还需下功夫。似乎不必过于拘泥于对人物本身仅有的资料掌握与描摹,作者应该在发挥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上不断地拓展空间,如对场景的文学性描写更丰富一些,眼界更宽阔一些,似乎就更加饱满了。

  作为一名文学新人,而且所涉及的又是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创作,对历史资料的采集与运用,如果能够在具体历史背景及历史事件材料使用时,适当发挥文学想象力,进行适当地渲染描写,也许就是一部质量上乘的作品。

  然而,每个人都是从起步开始。对于文学新人也大可不必过于苛刻,个人觉得文学创作更重要的不仅仅是完成了一部作品,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个人的成长与进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所从事的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因为文学是具备为人敞开一扇通往心灵大门的功能,在文学的这个世界,将有限的生命体验与感悟,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加以拓展和发挥,从而实现个人价值。而文学创作的过程既是不断地认识世界,逐步建立起个人审美体系的过程,更是创造一个世界的过程。

  《血脉》是2018年值得关注的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因为那是认识过去的南坪——今天的九寨沟县又一个历史的切入角度。

  尤其是在九寨沟县“8.8”7.0级地震发生之后,如何重新定位和认识地方历史文化,争取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各项工作。特别是灾后文化重建工作,是需要一批像李春蓉同志这样的执着者,在担负繁重的自身工作任务的同时,积极主动作为,拿起手中的笔,书写九寨沟县这片大地之上的历史之美、风情之美、人性之美,这必将为“九寨沟精神”和“九寨人”精神塑造注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而关注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一直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一项重大命题。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随着《血脉》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正式出版,我相信,这既是作者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今后作者个人创作道路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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