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那天14点28分，居住在中国四川省龙门山一带的山川、河流以及大地上的人们遭遇了地球莫名的痉挛，八级震动令无数城郭瞬间破碎；八级地震令无数鲜活的生命灰飞烟灭。时间之心会抽搐吗？时间之心至今还有悲怆的烙印吗？
从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到2018年的5月12日，这十年恍然隔世。为了一段记忆的复苏，我且关闭这个喧嚣的世界。
屏气，在流逝的每一秒里，我用文字踮起脚尖细细地将过往的星火找寻。十年，3650天，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十年，仿佛是场噩梦，苏醒后依然令人胆寒；十年前的废墟定格在历史的纪念馆里，许多属于我原创的图片与文字依然在我的移动硬盘里冬眠。
是今年来自四面八方的约稿撬动我大脑深处幽闭的空间，不知从何时起，我已习惯将2008年划成记忆的分水岭，比如：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地震前还是地震后；比如我的哪件衣服或者哪样家具是地震前还是地震后添置的，这样一来所有事物变得经纬分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将十年前的那天设置为新生之日，呵，今年我才十岁。
十年前，我还是茂县财政局的一位职工，当大灾突袭如敌临城下，凭着超强大局意识的县级领导们迅速成立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下设“物资供应保障组”“新闻发布秘书组”，各部门一边统计因灾损失的数据，一边迅速抢救并转移本部门档案资料，在整個市场经济因灾链条断裂的情况下，茂县迅速启动了灾区第一个“帐篷银行”、引导群众建成第一个“蔬菜水果交易市场”，这一系列措施立即让当地恐慌的老百姓吃了“定心丸”。
那时的我和同事们像勤劳的农夫、农妇，立即进入了“5+2”、“白加黑”的工作常态，每天在物资保障仓库搬进、搬出无数物资且要做好物资的收发台账，所有的人累得腰杆都打不直，我因焦虑和太阳照射直接毁掉的那张脸是我吃了三十多副中药，历经两年才调理好的，细看当年的照片那时的我比现在的模样还苍老。
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收发的财务秩序规范后，全体职工则高速投入到财政资金运转的轨道上来，这也为以后接受国家上百次的财务审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也是平生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拨付过上亿的资金到教科文卫等部门，协助各单位做好各系统内灾后重建资金的规范使用。
我一生中搬家最频繁的是这十年，震后单位搬办公室来来回回七八次，搬珍贵的财务档案累得人脱了几层皮，其间不断地去适应新的搬迁地，大脑里还得随时惦记报表上报时间及重要数据等。
职工的住宿则是从东门的田间搬到南门水泥地上搭的帐篷里，家家户户无论老少都是睡的大通铺，我将那个时期简称为：“新同居时代”，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睡在我脚下的是同事的儿子，他约4岁左右，随着一声哼哼和嘀咕，我的脚先是一热而后变凉，我知道他尿床了。他的父母分别在不远处的左右两侧酣睡，偶尔有同事说着梦话，为了不影响其他人休息，我悄悄坐起来，拿了一件旧衣服折叠好后塞在孩子身体下，我则用被子蹭蹭脚，把孩子的棉被拉好，然后一觉睡到大天亮。
在半夜，偶尔帐篷会随着强烈的余震扭着“秧歌”，惊醒的人们有些会坐起来讨论一会儿，有些则懒懒地翻个身蒙头再睡，我们甚至能闻到从地下冒出难闻的气味。当外县源源不断的搭建材料进入茂县时，我从单位分到一间八平方的篾条住所，爱人在他单位组织所有职工和家属开展自救和自建，而我和自己的母亲则是天天晚上分头而眠，遇到寒冷的夜晚，我与母亲则将对方的脚搂在怀里，给予对方温暖，晨起时，屋子里的塑料布上挂着闪闪的露珠。
蜗居的篾条帐篷仅可以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放饭盒的茶几，但这也让我的内心感到满足。当年州文化馆的朋友余哥和杨姐来灾区收集地震文物资料时，我邀请他们在这局促的屋子里吃饭，将杂物摆到床上，茶几靠墙，我去隔壁借了两个小板凳，在伙食团买了四个菜，拆了一堆干果作零食并拿出一瓶未破碎的好酒宴请了远方的文友，至今她们还常唏嘘、感叹那个难忘的岁月。
随着条件的逐渐好转，单位又根据每家人数给职工分配了板房，有老人的家里则多分了20平方，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20平方米有了具体的概念，当人们一说到大城市里的小户型房时，我觉得能拥有60平米已属非常奢侈的了。
那时的废墟上真看不到今天的繁华，就像我当年无论踮起多高的脚尖也无法看见今天我的模样。
那时，无论工作多累，哪怕双目酸涩、哪怕累得腰都直不起，却可以在县医院或者中医院随便领取止痛药膏，当我回到板房的家，当我拿着饭票去食堂打回可口的饭菜时，我和同事们恍然感觉：这里不是灾区而是共产主义社会提前到来。
比起单位办公室的搬迁，个人物资的贮藏与移动才更是一项无比艰巨而庞大的工程。这十年里，加上几十公里外的娘家也要搬，我一共大型搬迁了十二次左右，好在我平时有一帮知温识暖的农村朋友们，他们为我的无数次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情温暖一生。而小型的搬移只需小三轮即可，却也不计其数。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突然悟出“大道至简”的含义，人类在灾难到来时真正需要的只有一杯水、一顿饱饭、一件御寒的衣衫，平时的人们往往被太多欲望驱使，在盲目的攀比中购买了太多无用的鸡肋，历经十年前的劫难后，现在的我可以从容对待无论是出差或者旅行时极简或者极奢的食宿条件，只要干净就好。毕竟我用十年时间感知到了最冷和最暖的人生。
酷爱文学的我在极度忙碌的工作与休息的缝隙间，在方便面的纸板上我写了第一篇关于震区的报告文学《起搏难城的命运》，此文获得州级妇联征文一等奖；而我在帐篷里写下的组诗《我是汶川的女儿》则刊发在国家级的纯文学刊物《民族文学》上，还有很多灾区日记也陆续发表在当地州级党报上。
“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待灾后重建结束后，我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十年内，我在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调换了三份工作，并且在每一份工作中，我都找到了极大的乐趣。期间，我的诗集《雪灼》被NHK的美女镰仓千秋译成了日文，中日混血的她还写了一篇散文《羌族，一个美丽的奇迹》，我悄悄用此文帮她参加了汶川县的文学征文活动，并获得了三等奖。我又自作主张将1000元的奖金一分为二：我用500元给译者高老师买了一件具有浓郁羌族特色的纯银首饰，并将印有字样的水晶奖杯一并寄到了北京（因为重量及运输等考虑，我将水晶杯给了译者），两年后高老师来茂县看望我，并且喜欢上了茂县世外田园般的坪头村。征文的另外500元，我用它买了两斤小金干松茸（批发价）和一件打折的漂亮旗袍，并和纸质获奖证书一起寄到了东京，收到我礼物的镰仓千秋欢喜得给我的电子邮箱里发来一张她身着旗袍拿着证书的照片，她惊叹我只见过她一面竟然将她身材的尺寸拿捏得不差分毫，据她爱人讲当年两斤松茸的价格在东京值人民币500元，这是她们回访时告诉我的。也许正是历经苦难之后，我逐渐变得眼界和胸襟开阔，我不断从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同时收获了更多纯粹的友谊。
梦想也会开花，2014年9月，我随中国作协去台湾参加“两岸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我在台北认识了著名诗人蓉子和他的先生罗门，一并还认识了当地的部分作家和著名的話剧演员，其中有位叫管管的老作家，他已80多岁，在两岸文友聚会时我因嗓子和天赋等原因无法给宴会上的文友们唱首祝酒歌，管管说：“雷子，你什么都不用唱，我一看你就像穿越千年而来的老祖母，你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歌”，也许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高评价。之后台湾《新地文学》的编辑林先生还向我约了很多次稿件，他说当地很多读者都喜欢我纯真朴实的诗歌。原来文学行走的河流如此惬意、如此美妙。
2015年11月，我有幸成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期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学习一个月，我认识了天南海北各民族作家，并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不断成长。这十年我完成了两本书，一本散文集《天真的梦与羌野的歌》，一本诗集《逆时光》，并且还受邀编辑了两本具有地方特色的书（具有史料价值），其中一本《牛尾羌》是我通过网络募捐的方式为作者筹集到的出书款，令我自豪的是当年我的工作经验为其做的出书预算非常精准，出书后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最重要的是我帮那位乡村退休老师不仅圆了一个民族梦、也圆了一个作家梦。当然我并没有向作者要一分钱编辑费，也没有让其破费请我吃一顿饭，反而我找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免费为其书设计封面、绘书插图等。为了节省时间，我天天约他到我家里吃饭。原来付出可以令人如此快乐，原来“舍得”二字包含了如此多的智慧，我庆幸没有辜负自己的这十年，对文学的虔诚，我完全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回顾这十年，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在军车洗浴室里与女友们嬉戏洗浴的情景，珍贵的温热水可以让幸福的指数飙升到最顶点。。
这十年，我所经历的人与事比上两个十年经历的更为不平凡，从思想的迷茫到思路的清晰，我从低到尘埃的自卑到阳光般自信，我见证了15勇士于5000米高空展翅飞翔到孤岛时被群众簇拥时的欢呼场景，我痛惜邱光华机组失事后内心装满的悲怆，我感激无数默默无闻的志愿者无私付出的爱与辛劳，这是我们这代人在这片土地上经历的大事件。
我曾被“时间的碎片”划开伤口，今天已结痂。我们逐渐与对口援建的工作者、志愿者们成为朋友并且在每一个节日互道祝福与安康，“四海之内皆兄弟”，因为一场苦难将陌生的人们联系起来，关于民族的、世界的友谊正是以各种方式被播种之后恒久芬芳。
我感触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何总在每个关键时刻迸发出排山倒海的气势我常感叹国家力量如此勇猛铿锵，我见证在废墟上重建的家园有幸福在时光中荡漾。我曾不断追问幸福的本质是什么？无疑我用十年的经历将这个答案找到！
站在时间的风中，过去的雾霾已吹散，我让内心忧伤随风而去。
站在时间的心上，我看见逆时光里那些为抗震救灾而献出生命的英雄正以星辰的方式排队列在苍穹，正焰耀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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