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玲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围着康家地所有树梢低飞的一只白鸽，总是根据体力和精力把飞翔的版图一缩再缩，如果恰好别的鸟儿也要从这里飞过，我就必须飞得更低或者绕行，尽管这样会令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飞过带着露珠的草叶，轻吻蜜蜂飞走以后花儿凄楚的气息；我从一个台地飞到另一个台地，看玉米或者小麦生长的样子，看它们扬花灌浆或是良莠不齐。我时常停驻在只有六户人家的康家地，听他们的喜怒哀乐。但我只能望着成片的树林叹息，我是一只什么也做不了的忧伤的鸟儿。

　　正如你们看到的，我就是一只什么也做不了的忧伤的鸟儿，树林里的雨打湿了我的翅膀，我站在核桃树下的夯土墙上开始我与村子的漫长回忆。康家地，生我养我的村中村，隶属于藏区却又大部分被汉化，像我的身份识别，达娃梅朵。究其实，我只是拥有了一藏族名字而已，它就像周家包包、李家草坪一样所指有限，但就是在这有限的所指里，承载了我作为一只鸟儿练习飞翔的全部起因。

　　二

　　我是有一颗飞鸟的心的，只是被康家地和母亲缚了双足。曾经有那么一小段时光，我是快乐的。作为家里的长孙女，我的出生让人丁单薄的家爷家婆欣喜若狂，他们视我如掌上明珠，捧在手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却不那样想，她一滴奶也挤不出，只任我在她怀里一直哭。

　　一向不爱求人的家婆冒着严寒跑到沙尔娘家千恩万谢地借了头奶羊挤奶喂我，但我死活不吃奶瓶，而是一遍遍朝母亲怀里拱，含着她空空的奶头使劲吮吸，又失望地望着她大哭。家婆急得无所适从，她整夜整夜地抱着我转圈，等到我饿得受不了又把奶瓶递到我嘴边，可是我吸两口依然哭，家婆只好掏出干瘪的奶头放在我嘴里，再把熬好的羊奶用勺子舀了从她的乳房上淋下来，那样我就能吸食到一两口奶了，只是依然不上口，依然哭。明知是被饥饿所折磨，家婆还是去请了道小儿夜哭的符回来，还去土地庙烧了好几回香，但是都没有任何改变。后来她们就整天不给我吃的，直到看到我饿得受不了了才又把奶瓶喂到我嘴边，虚弱得像草一样的我不再挑三拣四，抱着奶瓶吸食地咕嘟咕嘟，家婆看着怀里的我心疼得直抹眼泪。

　　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她为我取名婕。家婆说我排四柱下来五行缺金，得取一个名字里带金的名字，于是在满月后就拜了一个干大，干大给我取名金玉。我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干大，但金玉的名字就在村里叫开了。母亲会缝纫也会绣花，速度非常快，用飞针走线来形容一点不为过，通常从剪裁到缝制一个晚上就搞定，所以我常常是村里穿花服最多的小姑娘，我像团花朵滚动在林荫路上，田边地坎，大人们的怀抱里。“金玉，鞋上的花花给我好不好？”“金玉，你的衣服借我穿一下好不好？”“金玉，吃馍。”他们抱我，亲吻我。爷爷则对亲近我的人存有深深的戒备，从不轻易让人从他手中抱走我。爷爷是田管，田管是做守护庄稼不被牛羊践踏不被小偷偷盗的工作的。爷爷每天都让我骑在他的颈上跟他巡游康家地的土地和树木，苜蓿花、洋芋花、油菜花的花瓣沾满了我们的身体，爷爷细心地拨开秋天的草丛，找出几粒红的、黄的小野果喂到我同样新鲜的小嘴里。他还把我背上千年古寺的宝鼎，还让我骑在他的颈上，那时整个村庄就都在我们的脚下了，宝鼎那么高，风那么大，只是我却不知道害怕。

　　后来，爷爷开始整夜整夜地咳嗽，然后爷爷就没了。爷爷没的时候，屋里来了很多亲戚，她们在院子里扎花圈，我把一朵纸折的白花蘸了浆糊“啪”地打在竹架上看它们一朵一朵地坠下来，我感觉非常好玩，于是反复地重复这个动作，这时母亲走过来甩了我一巴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就哇哇地哭开了。

　　那是1976年的冬天，我四岁。

　　三

　　我渐渐长大的时候，知道了自己是康家地最大的孩子，是大姐，康家地所有的孩子都叫我大姐。母亲说在康家地本来还有一个孩子是与我同龄的，但是他在快要出世的时候死了。那个与我同龄的孩子是母亲最好的朋友凤的，凤和母亲从小一起长大，又都是独生女，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白天一起上学、打猪草，晚上常常住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一晚上话。在同一个冬季，她们先后结婚，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怀孕，两个十多岁的姑娘常常一起交流孕期里的各种小趣事。

　　母亲一直称凤为姐姐。

　　凤却在快临盆的时候踩到了被风吹断的电线，母子双双被电死。母亲生我的时候，凤的尸体正被架在柴火上烧，村里人说凶死的人是不可以抬进家里的，所以就架在火上烧了直接埋。母亲整个月子都是泡在泪水里的，所以没有一点奶水出来。虽然母亲迎来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但却失去了她唯一的朋友，而我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康家地唯一同龄的伙伴。

　　母亲赶着趟儿似的又生了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小妹妹出生没多久，我那个帅得一塌糊涂的父亲竟然为了救两个学生死了。那个高大魁梧穿着白衬衣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的父亲；那个周末回家会在灶房里推豆花儿的父亲；那个发工资了会给我们带回来牛皮糖的父亲；那个把我背在背上去遥远的寨子教书的父亲；那个会用“何乐而不为，为何而不为”责备母亲不写回信的父亲，却突然死了，在我九岁那年死了，他是为救学生死的。那个两回跳进湍急的大渡河救人的父亲，那个救个老师起来的父亲，可人家连咱家的门都从来没有进过。母亲贷款为父亲买的一支上海表也因为那次救人不知所踪。后来，有人告诉母亲，父亲跳下河救人的时候把那只表取下来交给了在他那里读书的小姑姑，但是小姑姑说她没看见。父亲像那些殒命的公职人员一样，被稱为“因公牺牲”。父亲的遗物只有两箱子书，大部分是教材。我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看完，然后一本一本地撕掉，我觉得书上说的都是骗人的，父亲一定也是被骗了。

　　父亲没的时候母亲二十八岁。许多人欺负我们家没有男人，有的人半夜爬上我家的墙头向我家扔东西，还学鬼叫；有的人对母亲不怀好意，有事没事地往我家跑，却又在我们做事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溜走。没能得逞的人开始往村子里散布谣言，说我母亲穿了新衣服，请了谁谁谁在帮忙种地。二十九岁的母亲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悍妇，她不再顾及自己的形象，为了那五亩二分地，她时常响亮的与周围的邻居打成一片，骂成一片。那个会在月光下和父亲浅斟慢酌吟诗作赋的母亲迅速死去，并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村里首屈一指的悍妇，她不断地将战火扩大。凡是伤及她的人，伤害她儿女的人，伤害她母亲的人，刨了她一条沟冲垮了她的地埂的人，牛下地吃了她的菜的人，她都会毫不犹豫毫不顾及地开打或开骂，像个亡命徒。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爬上我家的墙头吓我们了，我们六口之家也不用挤在一间屋子里的两张大床上不敢分开了。此时的我迅速成为康家地的孩子王。我带着他们上学，带着他们打架，带着他们往蛇洞里灌水，不过我们最爱的还是在冬天里捕鸟，因为总是有所收获。

　　那时候的腊月，康家地的每一户人家都要杀年猪，腊肉一挂一挂地吊在肉杆上，主人要是哪天忘了关门儿，一群欢快的麻雀便会趁机飞进屋里啄食肉杆上的肉，接下来我们就会蹑手蹑脚地进了屋并迅速关了屋门，用笤帚、帕子、衣物在屋里追赶飞进屋的麻雀，直至它们筋疲力尽。这些麻雀就成了我们手里的玩伴，我们用一根细细长长的麻线拴着麻雀的脚，让它们能在一定范围内飞翔。每个冬天每个孩子手上差不多都有这样一只麻雀或者画眉站着。

　　村里的人们也会在农闲时候用皮绷子打鸟，然后拔了它们的毛在炭火上烤，旁边围着一帮流着清鼻涕的小伙伴。有人把烤好的肉递过来分食时，我们会一只手紧握自己手中的鸟，一只手伸出去接烤肉，逢了有人恶作剧般的吼一声“你吃了我的烤肉把你的鸟还来烤”，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哄而散，也不要那肉了。被我们逮住的鸟通常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头一两天还新鲜着呢，过几天就不吃食不喝水了，圆溜溜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终究还是死了。失鸟的孩子，耷拉着脑袋用枯草包了也耷拉着脑袋耸着羽毛的鸟朝自家竹林里走去，此时即便有人递过来一只活的鸟，小孩也只是眼神偶尔一亮，然后说不要了。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失一只鸟也就是失去了一个玩伴。

　　四

　　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一个藏族女子都会喝酒，然而母亲却极力反对我们喝酒，但是我亲爱的二家婆却最能趁母亲不在的时候教我们姐弟喝酒。二家婆是家婆的亲姐姐，两家相距不过百步，二家婆来看家婆时总会变着法子地从裙包里掏些东西出来，有时是一个馒头，有时是一小截腊肉，有时是一袋子兰花烟，还有鼻烟。每次二家婆抖抖索索地从裙包里掏出一些东西来时，总会贴在家婆的耳边说：“没有让她晓得的，没有让她晓得的。”二家婆嘴里说的她是指表婶，多年来二家婆一直这样说话，家婆也不发表任何意见。两姐妹就在太阳底下或者老梨树下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抽一管兰花烟，闻一阵子鼻烟。有时候二家婆会从她的青布帕子里或者是袜子里极为仔细地翻出一元或者五角毛票，一边喃喃地说：“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再也没有了”。然后支使我去给她打上一斤或者半斤白酒，如有找零就让我买糖，刚好没有的话就用两口白酒作为奖励，然后不停地表扬我，我的大姑娘狠的（意为能干），于是我就经常狠了。有一回居然醉了，栽倒在我自己掏的苹果树洞里，幸好洞浅（那个时候每年冬天，母亲总要找出一些空地，让我们打树洞，以备来年栽苹果树用）。当我一身泥巴地从洞里爬起来时，二家婆脸都笑开了花，“这家伙真是一点量都没有”。二家婆有时也支使她的大孙子长寿去买酒，长寿脑瓜子聪明，不是多要钱就是少打酒，有时还会在半斤酒里加二两水，二家婆很疼长寿，从不骂他。当她醉了的时候，就开始骂她的媳妇，骂媳妇不孝道，骂媳妇管孩子没有方法，骂媳妇对男人不好。二家婆骂着骂着就去古庙磕头开咒了，呼天抢地的咒，边磕头边哭，每个月都有那么两三回。古庙听二家婆哭诉了几十年，如果它有记忆，可以像按复播键一样复播的话，我想每天按一下键盘，只想听听这个又矮又小的老人的声音，因为她是我的亲人。

　　家婆一百岁的时候，我和弟弟在县城给她过了百岁生日宴，家婆被红色的哈达衬得更加漂亮，真的是漂亮，鼻梁挺直，面色红润，青布衣衫飘飘。她坐在礼堂中央的木头椅子上，家人、近亲、邻居一拨一拨地上前给她献哈达和鲜花，甚至县委书记还带了老龄局的人去看望家婆，家婆的哈哈打得很响亮，家婆说：“唉呀，我没想到县大老爷还带了兵兵马马来给我过生呐”。

　　年初生日宴的香气似乎还未散尽，年底家婆就去了。现在想起我的家婆，总觉得她身上散发出一股迷人的气质，一百年的岁月里，苦难与她如影相随，但她几乎很少提，对哪一个阶段的生活都保持接受和知足的状态。家婆常说的一句话：别把自己的生活说得太坏，又没有人拿好的生活跟你调换。家婆爱美，四季常用时令水果擦脸，冬天的时候则做了一种叫猪胰子的东西护肤。所谓猪胰子就是年猪宰杀过后，从猪身取下来一种叫胰的器官，不能吃，通常都给扔了。家婆却小心地把胰给收起来，等忙过了把胰和了酒揉搓，挤出的汁液放在瓶子里并拧紧，可以用一个冬天。后来，家里条件相对好了一些，我们姐弟几个轮着给她买首饰、新衣服和护肤品，家婆最爱要的还是香香。她把所有护肤品都称作“香香”。

　　家婆身上那股非常迷人的气质来自于她对任何事情都从不迷恋，不深究。二家婆所有的嗜好她都会，酒没少喝，烟没少抽，但她没有一样是有瘾的。她的衣服，也从来没有凌乱不堪过，永远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家婆想我们的时候就拄着竹杖立在老家门口，朝着我们家的方向喊我们的名字，于是到街上就有邻居告诉我们。当我想家婆的时候，我又变回了那只忧伤而柔软的白鸽，我不断的思念，直至思念无枝可栖。

　　我不断地去想那些死了的人，比如家婆、二家婆，对了还有青家婆婆。青家婆婆无疑是康家地里最丑的老人，她的下巴向上扯着，硬生生的与眼睛挤在一起，眼睛與右嘴角之间只有二指宽的褶皱。她说话含混不清，时不时有口水顺着嘴巴流到衣服上，而她自己则毫无感觉，她胸前的衣服常常是硬邦邦的板起的。“金玉，你回来呐！”这几个字从青家婆婆嘴里吐出来要费好大的劲，抱在怀里的儿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康家地有一个私下流传的传说，说得多了就变得像真的一样了，她们说在最饥饿的时候青家婆婆是吃过死人肉的，她们说得很恐怖，说那些人都还没有最后落气，等吃人肉的人就排成了排。再看青家婆婆时，她的丑就多出了一份狰狞，康家地的小孩都害怕接近她。还记得那时候，邻居有个红白喜事都会一起吃桌席，每每吃饭，青家婆婆都会事先为青家爷爷占个位，青家婆婆会不停地给青家爷爷夹菜，深怕青家爷爷吃不到，一边夹一边说，多吃点多吃点，一副好像永远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我也就信了那些传说，饭也就吃得潦草了，她碰过的菜我们都不再伸筷子，一桌酒席吃到一半我们就跑得一点踪影都没有了。

　　母亲说青家婆婆是凤的母亲。母亲还说她以前很好看，是那回为救女儿被电击致残成这样的，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好看的样子。

　　青家婆婆会养花，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每家人只有一小块自留地，青家婆婆家的自留地在她的屋后，是一块与房子同样狭窄的土地，地的中间种了茄子、海椒、黄瓜之类的蔬菜。边角上则种满了芍药、棋盘、玫瑰花，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花籽，那些花长满了这块狭窄的土地，有些并不按主人的想法开在边角上，冷不丁地往地中间一冒便在菜地中间开得艳丽无比，主人也不去拔它，而是任由它开放。每到夏季，康家地七八个小伙伴总会跑到青家屋后偷花，与柳枝混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招摇过市。于是几乎整个夏天都能听到青家婆婆站在屋顶上骂人的声音，声音含混不清，大抵就是偷了她的花还踩坏了她的菜，没有好报之类的话，她站在房顶上骂，我们就学着她口齿不清地骂，等她找根荆条下来撵我们时，我们就一哄而散。

　　母亲说，凤特别喜欢各种花，我在想那些花儿，会不会有一朵是凤的样子？

　　回忆是把割在皮肤上的钝刀，看不见血流的样子，但依旧会疼。我们注定都是那群飞不起来的鸟，也活该终身被鸟笼囚禁。

　　五

　　在康家地，骂声，是这块土地与树枝混合弹奏的音乐。母亲的骂声最为响亮，最有创意，最让人没有办法听下去。为了那五亩二分地，为了养活父亲留下的四个儿女，她得罪了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兒女。母亲常常半夜嘴里含着手电筒给那几亩薄地灌水，也常常绞尽脑汁说一些好话让村里的人帮她干活，母亲还进了县城去跟教育局的人谈判，母亲终是不堪重负入赘了没有文化的继父。后来，母亲把三间土巴房修成了七间，等几个儿女都安顿成家了，母亲又把七间长土房修成了两层小楼。母亲还为家婆养老送终。

　　然后，母亲从别人的楼梯上摔了下来，睡了三个月，之后母亲就再也打不直她的身体了。那个飞针走线，读书吟诗的母亲老了，老得不轻易出门，这一年母亲六十二岁。

　　在母亲六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流过泪，假如一定有的话，都是那种爆发式地嚎，她那么尖利，那么坚硬。即使她从别人的房顶上像滚冬瓜一样滚下来，头上缝了八针，肩骨、肋骨、耻骨分别不同程度的摔断和摔裂，她也未曾流过一滴泪。被人送到医院的时候，我只看见了一滩血，从头上流到脚下，然后母亲昏迷不醒，惨白的日光灯打在她的脸上，身后的白墙阴森森的，母亲从这片绝望的白中醒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没有事”。

　　也许母亲就是一只鸟笼，早就隐去了作为鸟的生命特征，只剩下表象的冷硬，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柔软和示弱是怎么回事儿了。

　　骂声响亮的还有隔壁跛王，跛王爱喝酒，又墨守成规，生活的不如意让他越来越怕犯忌，他总认为他的全部不如意都是不守老祖宗的规矩给带来的。他教他的妻儿怎么说话，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可他的孩子们还是一不小心就犯他的忌，于是他就整天整天地骂。比如年三十，是不能说“完了”“哦豁”之类的词的，那被认为不吉利，所以在过年前跛王就反复交待妻子儿女。再一一叮嘱要藏好绳子、菜刀，大年初一是见不得这些东西的，见了菜刀不吉利，见了绳子要遇蛇。年三十的家里要打扫干净，初一不能扫地，年初二扫地要从门外往门里扫，聚财，诸如此类。而年又是一个事故高发期，事儿一波一波地来，说错话做错事就难免了，于是，几乎我在娘家的每一年都能听到跛王的骂声。跛王一只短了五六公分的脚抵在半截土墙上，一只杵在地上，喝了酒就破口大骂，差不多把一年来妻儿所犯的事儿都要骂个遍。他身后是贴了春联的屋门，身边是光秃秃的高大的核桃树，跛王就那样站在中间，气壮山河地骂，筋疲力尽地骂。到后来，跛王的骂声成了告别旧年准时上演的娱乐节目。

　　跛王的妻子是从康定嫁过来的一个驼背，那背驼得像在背上扣了一只皮球，她不仅驼也跛了一只脚，跛王跛右驼妻跛左。她和跛王结婚几乎整个村庄都在私下议论，千里迢迢嫁过来还这么般配，大家都私下说，千配万配毛窟窿一对。在驼妻生了三个孩子以后的某天中午，康家地来了一个异乡人，身材高大魁梧，说是驼妻的哥哥，跛王就让他的孩子们叫他舅舅，这个姓郑的舅舅就在跛王家住了下来，都不知道住了多久，反正跟大家都熟悉了。他人勤快，爱帮忙，大家都不讨厌他。又是某个午后，听见跛王声嘶力竭的骂声，接下来是他扔东西的声音，东西是驼妻和那郑姓男人的东西，很旧的，扔在地上卷起一阵灰又悄无声息地耷拉下去了。六户人家有三户都墙连着墙，有个风吹草动都听得一清二楚，于是大家又忙着去劝架。这才知道那个郑姓的男子是跛王驼妻的前男友，犯事出狱后无处可去就找到了前女友家来落脚，大概是又不安分了，被跛王发现了。跛王要撵他们走，那两人又解释又道歉，跛王看了看身边的三个孩子转身进了屋，接着屋里传来狼嚎一样的凄厉吼声，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一向骂声响亮的跛王三个多月没有听见他一点骂声，连顶顶讨厌他的家婆也让母亲过去看看跛王，等再见到跛王时，他人瘦了一大圈，连胡子都白了很多。那人还是没有走，母亲觉得跛王不易就自己出面保媒把郑姓男人介绍到山上另一家寡妇家做上门女婿。多年以后再听到郑的消息是他犯了强奸幼女罪再次入狱的消息，警车呼啸而过，公审大会上母亲才知道他在康定犯的也是强奸罪。为此，母亲一直念念叨叨，像个罪人。

　　家婆对跛王的反感得从一只瓜说起，家婆说，跛王是做过恶事的。跛王小的时候用刀在邻居种的瓜上旋个洞，然后在瓜洞里屙屎，屙了屎后又把用刀旋下的瓜贴进原来的瓜洞上，让瓜自然长合，直到被人发现。而不知情的邻里只是以为瓜长了个疤而已。家婆说起这事时总是耿耿于怀，说我们都是吃过他的屎的人，菩萨也是。家婆每每从地里收回成熟的瓜果时，总是虔诚地把那些瓜果堆在“天地君亲”位的两边，家婆说菩萨吃了人才能吃，那大抵是经历了饥饿的人对五谷的敬畏吧。“人咋就不做人做的事呢，咋就不做人做的事呢”。家婆失神地望着远方。

　　跛王也许就是一只麻雀，一只折翅后自已给自己建了一只笼子的麻雀，被人捉弄也捉弄别人。

　　李家表叔夫妻俩不仅骂声响亮，而且还经常把孩子打得鸡飞狗跳，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记得李家表叔从我身边经过时虎虎生风的样子，连带脚下的土地也被震得咚咚作响。他们夫妻俩年青的时候都入过狱，两口子人长得清清爽爽，听说是因为“富农”进去的，一去十年。男的出狱后总是很愤怒，或者用仇恨更准确些。他在他的土地上泄愤，他家的台地与我家的紧紧相连，那是一台长长的二亩五分地，他犁地时甩起牛鞭赶牛的声音一两里地外都能听得见，伴随他沉闷的低喝声“踩沟”，牛就按着他的样子跑得规规矩矩、大汗淋漓。牛是借的别人的耕牛，有时候半夜了还能听见他在地里的吆喝声。除了犁地，他还常常借着月光收拾他的土地，有时是在打土包，有时是在给庄稼灌水，有时收割，有时是在往家里背麦草或是玉米杆。总之，他把自己的那几亩地伺弄的像艺术品。小时候我们从来不敢去他家的地埂上扯猪草，那等于是找打，纵使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

　　他的愤怒还表现在他对儿女的苛刻上，李家表叔出狱后接连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三个孩子与他大女儿的孩子同龄，也就是与他的孙子一样大。冬天，他的小女儿一早就背个大背篼出去捡当做柴火用的玉米根根，到早上吃饭的时间女儿只捡了很少的玉米根，這就又惹怒了李家表叔，他一脚踩在女儿冻得开裂的手上，还狠狠地捏上几下。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冻裂了还鲜血淋漓的伤口，以及他小女儿看他父亲时仇恨的眼神。每隔几天，他们家就要发出一声又一声凄厉的长嚎，紧接着就看见李家表叔凶神恶煞地提着一块劈柴追赶孩子的身影，从自家的七分地跑到人家的两亩地，再从人家的两亩地跳回自家的七分地。他家的孩子跑得比兔子还快，且就往有人的地方跑，如果有人力劝也就免了一顿皮肉之苦，要是不幸被他逮住了，轻则一顿暴打，重则五花大绑吊在走廊的穿方上，吊起打。我至今还怀疑那隔三差五就挨打的孩子，身体是否被打残，但我敢肯定的是心理一定是打残了，这在他们以后的人生轨迹中可以充分得以佐证。

　　李家的小四合院里终年既清静，又干净。水缸里的水总是满的，木瓢飘浮在水面上，案板擦洗得闪闪发亮。一排腊肉挂在火塘边上，饭桌上却通常只有一碗炒酸菜，一碗炒洋芋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几根挂成一排的腊肉几乎要挂整整一年甚至几年，有人还说腊肉越陈越具有治病疗效，但是有没有人去求证过这个药引子就不得而知了。李家有腊肉，常会勾起我们的馋虫，不过应该没有一个人想去吃他们家的肉，就算他们家自己偶尔煮一次肉，蒸在一堆开花的馍中间，待放到桌上时，孩子们也总是小心地看着他家父亲的脸色，吃一块然后就说好了。因此一碗肉是要反复蒸好几回的。那些肉汤，也是舀到一口小钢精锅里，每回做汤舀几勺和在开水里煮菜汤喝。我突然开始迷恋这醉人的光芒，节制、节约，有所敬畏却仍不失温暖。多年以后的我们不再节制，再也看不到食物弥散的温暖光芒。

　　六

　　离开康家地几十年了，我依旧会回去，像小时候一样望望天空，看看有没有飞鸟经过。回去除了看母亲，更多的时候是去赶丧，家婆、二家婆、青家婆婆、李家表叔两口子都相继离开了人世。

　　偶尔也选择一个人回去，在背包里准备足够一天的食物和水，甚至还有两罐啤酒。康家地的人明显递减，年青人都出去打工了，有的整家迁到了外地只留下一座空房，但他们依旧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权，把土地租给别人或者荒着。通往寺院的路正在扩建，听说政府拨了一笔款子把那条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行的梨林路改建成乡村机耕道，小路两旁的梨树已被砍掉，堡坎也砌了起来，一条宽敞的毛坯土路已经直通寺院门口。脚踩在松软的土路上，立马被灰尘包围，似乎受修路影响，香客并不多，守庙人和庙堂里的灯都一样孤独，只有一盏灯亮着。逢了这样的时候，我会和守庙人一起把所有的油灯都灌满油，并插上棉花灯芯，用一根长香依次点亮所有油灯，庙堂里立马变成明晃晃的一片。那些被油烟熏得漆黑的檩子、柱子垂着长长的烟吊子一瞬间又被照亮了。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迹，石头砌成的墙已看不出石头本来的颜色，墙体倾斜，庙台上塑着几尊泥菩萨，之前居中的是英武俊气的叶尔基菩萨，后来维修过后重塑的观世音菩萨居中，药王菩萨与叶尔基菩萨分列于两边。整个庙堂看起来陈旧破败，只有菩萨脸上依旧金光闪闪。地上杂乱地放了些柏枝、香和油桶，一只巴掌大的收录机反复播放着《大悲咒》，红色的指示灯一圈一圈地亮着，像是什么动物的眼睛。磕头、点香、转经，做完这些例行动作，我转出庙寻找儿时记忆的土地，寻一角清静之处安放自己，喝水、吃东西、看天，然后折起身子往离寺院百步的家走。

　　水泥路直接通到了家门口，那是母亲舍了自家土地自建的路。路两旁是土地和梨树，继父在用机器犁地，母亲则在大树下焚烧树叶，见我回去就都收了工回家，母亲跛着脚从肉杆上取下一只猪脚在火上烤了刮掉老皮，又在地里扯了几只萝卜支了三角架在火塘上的炖锅里炖。太阳还未下山，但是已经照不进院子了。冬天，只要太阳照不到，就冷。我们围着火塘烤火，妹妹在揉面蒸馍，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应和着母亲的唠叨，我沉默地坐着，偶尔用火钳拨弄着火塘里的柴火，弄出一些烟尘在屋里乱飞。更多的时候我一口接一口地喝水，什么也不说，母亲抱怨，今早去寺院里上香点灯了，守庙人说拿儿女的东西多了也不好，母亲就生气了，说儿女不孝才不好。

　　母亲的话变得遥远，远处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还有音乐声，司仪煽情主持的声音一点点穿过寂寥的树枝栖在火塘边。母亲听到了，又说：“干亲家的儿子结婚了，酒席办了三天三夜，请了县里的婚庆公司，新娘和新郎穿了中式喜庆的服装给父母敬茶，行拜堂礼”。还有谁家又举行了藏式婚礼，说是献的哈达已经在脖子上挂不下了，收的氆氇装满了整个毡房。啊啧啧，母亲忍不住赞叹，那个热闹呀，啊啧啧，你的儿子以后也在农村办婚事吧，热闹有氛围，不像城里，一吃过饭，人就冷冰冰的散了，农村不一样，跳锅庄跳一晚上，晚上还要给跳累了的客人安席。母亲喋喋不休，锅里的肉已经发出诱人的香味，我突然感觉万分疲惫，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到冬天，村里接二连三的婚礼，接亲送亲那些传统因大家嫌麻烦而统统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泊来的婚礼。整个婚礼形式更趋于表演，母亲是爱看的，而我也没有任何资格去要求别人必须发扬和传承传统的婚嫁习俗。

　　母亲把一亩地变成了养猪场，给猪修的圈比人住的还好，小砖墙、水泥地、朱红的铁门，两排十几间的猪舍整整齐齐地并排着，每间圈舍里关着毛色各异的大猪小猪，只要听见有人推了门进去就拼了命地往围栏上爬，直到母亲把玉米和猪草混成的猪食倒进猪槽，猪圈立时被响亮的吧嗒声淹没。圈舍被水洗得干干净净，墙头上还吊了保温灯，成堆的粮食堆在圈舍的一旁，还有猪食搅拌机静静地立在那边。母亲把猪们疼爱得像宝贝，其细心程度完全超过了当年对我们姐弟的疼爱。记忆中的猪圈里堆满了干草，猪们吃饱了仰面朝天地躺着，天下雨的时候，那些被猪们踩得稀烂的草全变成了猪粪，猪的身上也变得臭烘烘的，母亲请人挖了猪粪撒在地里，庄稼就长得格外得肥厚。而现在圈舍外就立了个化粪池，粪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词，猪们也变得越来越短命，除了母猪，没有一头猪能活上两年。

　　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平和，甚至又开始看书了，火塘旁的柜子上堆着一些书，还放着一副老花镜。我用手抠掉昨夜留在柜上的烛泪，把母亲弄卷的书抻平。灰色的天空一只觅食的鸟轻轻飞过，彩色的经幡旁边早有人踩着浅雪去转经回来，回到家里的火塘烤火，体温和湿气呵成的气流瞬间被火塘的火焰烤干。

　　故乡不再，故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