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剑鸣

　　百度“故道”，指旧道路，老路。我们罐子沟就在两条老路的中间。百度“乡亲”，有三种解释，本题取第三种。本文所述之人，既是同乡同村，又都有亲戚关系。

　　1谭少书姐，家住唐家河生产队。

　　那时候每一个生产队，都由几个临近的院子组成。唐家河生产队，从南往北，山沟两边分别是枣树坪、平地里、蒲花塘、和尚磨、油炸树和村子上，后来知道，村子上原来叫回龙观，故道上一处道观，废弃多年了。然后再分两条小沟，左边是唐家河，右边叫马家沟，马家沟沟口三个院子，干板田，瓦窑门，老房子。生产队以唐家河命名，但人口并非都姓唐。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度时期，罐子沟叫光明乡。三个行政村分别叫做光明一村、二村和三村。后来全乡合并进了高村乡，三村并入了一村，成了光一四队和光一五队。四队又叫唐家河生产队。

　　唐家河是罐子沟的一个生产队。罐子沟地处两条故道中间。罐子沟称呼同辈人，总爱在前边加上名字，约定俗成吧。我还没有去那个生产队劳动前，就在大姐兴泽带领下，去过她家，大约是吃酒席什么的。大姐说他们姓谭，言西早那个谭，不是唐家河的唐。生母说，那是我外婆的老家。她的母亲，我本应该叫表姨，按照当地称呼，我也应该叫嬢嬢，但我们姐弟都叫她“妈妈”。妈妈个子不高，七八十岁样子，瘦削得皮包骨头，走路轻飘飘的，像轻轻的微风。她穿一身蓝布长衫，很干净。一头黑色丝帕，缠得特大，大得似乎与她的身子不匹配。那打扮，在今天看来，像羌族，似乎又像白马藏人。妈妈叫着我名字，声音淡淡的，柔柔的，也像一阵轻轻的微风。她给我拿核桃拿花生，让我吃，很和蔼，和蔼得让人感觉不真实。

　　唐家河院子是三方齐建筑，依山而建，坐西朝东。估计过去有个楼门子，算假四合院。谭少书姐家住正面，朝东，是老房子，陈旧，但严实。朝东的房子，本应多晒到太阳。可那条狭长的山沟里，地无三尺平，过沟十米就又是一道山梁，整个院子晒不到多少太阳。院子里一共三姓人，北边是雷家，也就是我谭家姐夫的老家。南边是唐家。生母说，这一带过去是老大路，外婆的祖上曾经开幺店子，接待往来商旅食宿。

　　故道虽古，但故道上的人们缺少文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队里也没有出过一个初中生。虽然经过了几轮扫盲，但人们还是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孩子们从小就在家里帮做家务，砍柴扯猪草，稍大一点，到生产队挣工分。当地人分不清谭唐二姓。我亲眼见到记分员记工分，名字写作“唐少书”。我还怀疑，少字还是绍字，书字还是淑字，恐怕他们自己也没有弄清楚。那个姐夫，本来叫雷少义，入赘谭家，改姓叫谭少义。一个瘦小的老头，说话干精火旺。在太阳底下，他的脸很小，但轮廓分明，骨感十足，额头上青筋暴突。他是生产队做活路的老把式，耕地，薅草，砍柴，挑粪，哪块地该种啥，哪块地该啥时收割，队长都常常询他建议。我给他说，记分员把你名字写错了，他说：“莫球来头，老百姓的名字，错得到哪儿去？”他还会做木匠活，做酒席宴大厨，常常拴一条长长的围腰，说做事情方便。

　　谭少书姐是队里的妇女能手，做活路比有些男人家还厉害。她缠一头蓝布或者白布的头帕，终年穿一身不长不短的毛蓝布衣裳，穿一双胶鞋或者草鞋。一到秋冬，她的脚后跟，手指拇，都皴裂开的口子，可以陷进去一根筷子，他们叫那为“冰口”。使力气时，口子挣裂开，满是鲜血。她在冷水里冲洗一下，撕一块衣襟布裹上，又继续做活路。我问她疼吗，她看看手，平静地说：“离命还远得很。”歇气时候，我们累得摊到在地，她还要去扯猪草，砍烧柴，收工时，总是背一大背篼重物回去。她吸烟，水烟为主，也吸叶子烟，兰花烟，都是自己种的。她不吸纸烟，说：“纸烟寡淡，不过瘾。”谭少义哥不吸烟，他说，“那东西不能饱肚子。”

　　我刚到生产队劳动时，身体单薄，经验不足，谭少义哥和谭少书姐都很照顾我，教我薅玉米草，耕冬地，铲火灰，栽洋芋。逢年过节，叫我去他们家吃饭。我感觉到，故道上的乡亲，勤劳，热情，厚道，古风淳朴。最后一次到他们家，是1997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生母去世，我和弟弟兴模去请谭少义哥来家做厨。按风俗，红白喜事都要办席桌。那天晚上，谭少义哥在院坝里电灯下打麦子，妈妈叫他停下来，赶紧跟我们走。弟弟背着他的厨具背篼，我们三个人打着一把手电，沿着罐子沟的小溪，默默地往回走。

　　2马国书是唐家河的生产队长。

　　罐子沟处平武青川两县接壤，北有雷鼓顶，南有官帽顶，两座大山都属于摩天岭南麓。生产队背后有座山梁，叫马转关，又叫马桩关。那是西通古松州东接古利州的故道，又是汉末邓艾偷取江油古关的回马之处，属于阴平故道中间一段。松利故道，正是吐蕃东进与唐朝西御的锯齿地带。阴平故道，因了邓艾，因了马邈而著名。传说邓艾在马桩关拴过战马。又传，邓艾在马桩关回马南下。我们生产队在故道上，乡亲们都是故道人家，也有古道心肠啊！

　　没有到罐子沟前，马国书到公社开会，来我家，依着我养父，我把他叫哥。后来我到四队劳动，才晓得他老婆是我生母的本家，把我生母喊姐姐，于是，我把他老婆叫嬢嬢，把马国书改叫表叔。

　　我早先是在高村公社附近的五一大队一队。但那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太低，缺粮吃，并且读过书的人较多，不利于我以后被推荐上学或者招工。马表叔动员我到罐子沟劳动，劳动日值高，不缺口粮吃，招工招生时，不会被别人挤。故道上的乡亲，热情，实在，行侠仗义，古风温暖啊！

　　1974年，我到四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做了两年农活，挣了两年工分。大年尚未过完，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天空好像飘着雪花，我跟养母二人，和几样破家具，被一辆拖拉机载进了唐家河。养父继续在公社上班。马表叔先安排我们借住在村子上保管室背后，原来的回龙观旧址处的雷大妈家。在堂屋里临时垒一口灶，铺一架床，母亲住。我借宿在三十米外的赵文海哥家。大年过完，生产队正式开工做活路，就在马家沟山坡上马国书家老屋基，搭建两间茅草屋，给我家居住。那山茅草盖顶，玉米杆夹篱笆的屋子，就成了我在罐子沟的安身之所。

　　马家老屋基距离生产队保管室三里路远。保管室在村子上，是生产队的中心。马国书表叔家已经搬下山坡，住在瓦窑门，距离村子上只有百来米远。瓦窑门沿水沟住着三家人。马家后面是一家姓雷的，就是我们借住那家雷大妈的儿子，当过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刚倒台不久。雷家后面是张兴春家。张兴春的父亲是被政府从外地迁移来的地主分子。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光明乡没有地主，没有批斗对象，不便于搞阶级斗争，就从百多里路外迁一户来。现在想起来，这举动，恐怕算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创新吧！张兴春大我两岁，若干年后，我妹妹兴秀，嫁给了他。

　　马国书表叔个子高大，身材魁梧，是队里的超级全劳力。古铜色的脸庞上，写着古板和严肃。紧抿嘴唇，两边腮帮鼓起结实的青筋，很难有一丝笑容，说话声音粗壮浑厚，显出几分威严，往往说一不二，社员们都怕他。每天做繁重的体力劳动，他那件蓝布衫，似乎从来都汗湿淋淋，浸着一圈又一圈的盐汗渍印。那汗湿淋淋的背影，一直存留在我脑海里。许多年之后，一提起他，我首先想到的是那汗湿的背影。他把队里的事情操持得很好，劳动日值高，收益多，分配多，社员们都很拥护他。

　　马家老屋基前后是荒山。马表叔考虑到我养母参加集体劳动有些困难，就在我家周围开垦荒地，种一坡玉米，安排我母亲经管，照算工分。他儿子马正青，跟我，跟张兴春，跟枣树坪的武清，年龄比较接近，参加集体劳动，我们几个年轻人，吆二喝三，同出同回。我常常在马表叔家蹭饭吃。马正青的姐姐尚未分家，弟弟妹妹和侄儿侄女很小，都没有上学读书。家里人口多，大呼小叫，很热闹。有时候，我稍微显出不好意思，马表叔说：“拘球个啥，拌汤饭能值几个钱！”有时候出夜工太晚太累，我也跟马正青在他家楼板上将就一宿。木楼板上铺一层秸秆，一床席子，摔一床铺盖，就是几个男孩子的床铺。那时候农村，一半民居都破壁漏风。谭少书姐家那样的老房子要严实些。马表叔家这样的新房子，山墙只砌了半截，用木板夹了一半板壁，常常是山月照床，四壁透风。睡到半夜，我常常冷醒，听着马家沟的溪水淙淙潺潺，山鸡在马转关老林里夜鸣，想起我的处境和未来，不免心中陡生凉意。看身旁马正青，还正在梦里酣畅呢。

　　3赵文海哥是我养父家的亲戚。

　　他把我养父叫大老子。他家住在油炸树，保管室对面一个高坎上。没有通公路之前，我多次到他家。暂时借住雷家那阵，我一直借宿他家。后来住上马家屋基后，我回家较远，中午赶不上出工，就常常在他家和强天礼哥家蹭饭。

　　油炸树本是赵文海哥老婆杨淑珍的家。赵文海哥属于入赘吧，但他的孩子们依旧姓赵，这似乎又不算入赘那种。我本该把杨淑珍叫嫂子，可养父叫我喊姐姐。她的母亲，我叫干妈。那老太太瘦小，提一桶猪食，翻越门槛都艰难。穿一身倒长不短的衣裳，分不清是啥质地啥颜色了。成天拴一根围腰，盖齐脚背。但她很精干，操持着一家人的三顿饭，养着几头猪，一群鸡，还指挥着一家人该干啥干啥。

　　赵文海哥当时是生产队副队长，主要管社员每天做什么活路。他没有马国书那样魁梧，比较清瘦，但腰杆笔挺，精神抖擞，阳火旺盛，说话声音洪亮，还带积分磁性，安排农活清楚。生产队的重活路，全由他带队去做。耕冬地，翻春地，铲火灰，挖粪，背粪，播种，薅草，砍耳棒，砍火地，一样不落。耕冬地时，雪花纷飞，冰凌飘洒，他也只穿一件蓝布单衫，还热气腾腾，浑身冒汗，额头上沁满汗珠。他是那种典型的刀削脸，高鼻子。鼻头的汗珠，在阳光下，亮晶晶闪光。我说，歇口气嘛。他说：“有好累？两个三哈做完了，就好回去。”说完，用袖子在脸上一抹，继续做。有时候，那一抹，就抹个花脸，一直到天黑收工。

　　比谭少书姐，杨淑珍姐年轻些，漂亮些，身材高挑些。她同样都是队里的劳动能手。她常常穿一身花布衣裳。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搭在身后，格外引人注目。坡上的活路，保管室的活路，她都能够做。她家里有一台缝纫机，这在当时很难得。那时候，一个大队也没两台呀。杨淑珍姐经常帮我补补破衣服呢。穿上她补的衣服，那温暖从身上暖和到心里。她吸烟，完全跟谭少书姐一样。罐子沟的妇女大都吸烟，估计是太劳累，烟可以解乏。也可能是羌族或者藏族流传的生活风俗。赵文海哥也吸烟。他们吸的多是劣质的水烟，也吸叶子烟和兰花烟。但杨淑珍姐还能够喝酒，比赵文海哥酒量大。逢酒遇席，跟男人家们比赛喝，“整一碗？哪个怕哪个？”也没有见她醉过。强天礼哥的老婆常常背后批评说：“没有个女人样子。”

　　强天礼的老婆姓柳，是我养父家的亲戚，我管她叫柳英珍姐。于是，就把强天礼叫哥。但是，我生母说他跟她一辈，我该喊他舅叔。我依着养父家，仍然叫他哥。他家与赵家仅有三十步远，也是我中午蹭饭之处。强天礼哥身体瘦弱，常年多病，不能干过重的体力劳动。五十年代初，这里还叫光明乡的时候，他出任过副乡长。可后来他居然与公社的党委政府不搭界了。他一直担任着大队的革委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他老婆柳英珍姐做活路厉害，不比谭少书和杨淑珍差劲，挣工分多。家里只生养了一个女儿，正在大队上学，表现好，成绩也优秀，她常常夸耀。我去他家时，也常常见那小女孩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专心致志地赶写作业。但柳英珍姐嘴巴臭，爱指责生产队张三李四，对队里的事情指手画脚，不讨人喜欢。这不影响我在他家蹭饭。强天礼哥常常对我说：“有我们一口，就有你一口，只要你吃得惯。”他们还生怕我少吃了一口呢。

　　故道上的秀美山水和浓浓乡情，养育了少年的我。故道上的乡亲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就这样吃着百家饭，我熬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

　　4一晃，四十年了。

　　1975年，我离开了唐家河。很快，养母也搬离了那里。我就很少有机会回那里去。那地方现在改名是高村乡光一村四组了。谭少书姐家、马国书表叔家、赵文海哥家、强天礼哥家，这些年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我不是很清楚。故道上的人家，古风还在吗？人一旦上了岁数，就常常想起过去的人，过去的事。从妹妹兴秀口里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前几天，我大姐兴泽来我家做客，那天晚上，我们聊了许多关于罐子沟的话题，知道了唐家河生产队的那些故人的一些情况。

　　谭少书姐家的孙娃孙女都结婚了，并且已经有几个重外孙了。妈妈早已过世。哥姐俩老人健在，身体很硬朗，还在唐家河，跟其中一个儿子生活在一起。旧房子全部翻新了，很宽敞。只是他们家族遗传，每一辈中，都出一个哑巴。她的六个子女，三男三女，就有一个女子是哑巴。外孙中，又有两个女子是哑巴。送到成都大医院去治疗了许多次，毫无好转。几个哑巴现在都三四十岁了，除了说话不伸展，没有结婚，干什么农活都行。听到这里，我在心里默思，肯定应该是姐夫雷家的遗传。要不，我们家咋没有？农村人没有条件早期治疗，又没有条件送聋哑学校，许多残疾人都只有在大山深处自生自灭。唉！

　　马国书表叔家五个子女，又发展成了五大家子，有孙子孙女结了婚，重孙重外孙都好几个了。其中有个孙女，读高中时，马表叔来城里找过我，说是帮忙选择学校。他还有一个亲戚，大学毕业时想来山区工作，马表叔又来城里找过我，说是帮着打听一下招考渠道。现在，俩老人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自己坚持种地，与子女分开独过，还是在瓦窑门当年的房子里。不幸的是，他儿子马正青，二十来岁时，被检查说是患了一种人们害怕的传染病，送外地治疗。后来又被告知是误诊了。他不好意思在当地生活，便入赘到外乡去了。据说现在生活得还可以。我想不通的是，得病并非己愿，已知是误诊，何来不好意思一说？

　　赵文海哥家油炸树的老房子已经垮了。儿子们利用灾后重建，把房子建到公路边上了。她家子女多。大女儿嫁到高村乡街附近，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病逝了。二女儿嫁到临乡一座高山上，很少回来。三个儿子，两个在本村，一个在市里打工，都结了婚。有两个儿子都带了孩子，大儿子结婚多年，媳妇至今没有生育。我那干妈早在土地刚下户时就因劳累而辞世了。杨淑珍姐安埋了母亲后，看人家在外打工的很风光，就不愿意再在山里风吹雨淋，加上又与赵文海哥感情不和，天天打捶骂架，四十几岁的人，独自去城市讨生活，后来打烂账，最后拾破烂。子女们接她回来，她住几天，趁着人们不注意，又跑了。大女婿和幺儿子偶尔去城里接济她，一直熬到前几年，实在跑不动了，才被儿子硬接回来，死在家里。她脱离乡村，却没有闯出一片让自己幸福的天地。命矣？运矣？她不会明白，我也弄不明白。

　　赵文海哥跟大儿子一起生活，身体不如以前了。记得八年前，我奉命回高村乡，在乡干部陪同下到罐子沟查看洪灾，在大队小卖部前看到他。七月份的太阳，很烈，很猛，我们到小卖部檐下躲阴。他却穿着较厚实的“的确良”夹衣，坐在院坝里一根木头墩子上晒太阳，他黑而且瘦，精神萎靡，背有些匟，两头蜷缩一团。老板说，他没有钱，想在小卖部赊欠一点水烟。他已经看不清我是谁了，他说眼睛“起了翳子”。我给他买了一盒水烟，递到他那双粗糙如柿树皮的手里。他叫着我名字说：“道谢了哈。”我转过头，眼泪在眶里打转。

　　强天礼哥和柳英珍姐去世多年了。他们的独生女初中毕业后，没考上中师中专和高中，算是书没有读出来，只好回家种包产地。后来招婿上门，结婚生子。再后来，房子翻修了，但门锁着，全家人去市里打工了，据说是在帮人家开馆子。出门打工已然成为罐子沟年轻人最佳选择，打工经济已然成为故道人家的主要经济形势和经济来源。故道上的年轻人，走出大山区闯生活，算是一种进步吗？

　　西通松州东接利州的故道，早已废弃，代之以公路，编号为多少多少号省级公路。据说N年后还将代之以高速路。邓艾偷取江油关的阴平故道，更是废弃在荒山野岭间了。在我心里，故道，就是古道，就是正道。故道不存，但阳光依旧，风雪依旧，草木依旧，流水依旧，阴平道上的擂鼓顶和官帽顶，巍巍然依旧。两条故道中间的罐子沟还在，我的乡亲们还在，浓浓的乡情还在，温馨的古风，始终还在，在我心里，在我血脉里，令我敬畏，也令我牢记。

　　责任编校：周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