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离雪山草地之近，出乎外地人的想象。向西、向北、向南，几小时的路程，便可以亲近那令人心动的高峰之白与辽阔之绿。实际上，即便在市区，大诗人杜甫在他那草堂写下的“窗含西岭千秋雪”。也是纪实而非虚构。如今雨后初晴，成都人还能偶尔享受到唐朝诗人笔下的雪峰佳境。
虽然如此，中国的城市病谁都不能幸免。因此，不难想象，当人们驰出尘埃遍地、雾霾弥漫的都市，一头扑进无比清新的原生态的草原环境，该会是何等的欣喜。
这里是中国五大草原之一的川西北大草原的核心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的红原大草原。
这是深秋时节，沿“天府之国”的母亲河岷江上游逆行，从都江堰、汶川、茂县、黑水经过，我们亲临感受着地形景观由平原、山地至高原的神秘变化，不可名状的兴奋指数随海拔高度的增高一路攀升。
当我们终于踏上红原平均海拨3600米以上的草地，人们都不禁“哇”了起来，有种焕然一新、重新做人的“转世”之感。每一处放眼，都是绝佳的关图：蓝天穹顶，白云缓缓飘逸，绵延的雪山给撒野的草原镶着白色的花边。远远近近、曲线优雅的溪流。在灿烂阳光下闪灼波光，别看它们浅水缓流，确都分属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是滋养神州的母亲河之源。即便青草的芬芳混合着淡淡的牦牛粪气味，也依然是清香的。
或许所有的草原皆有共同的美丽，但这一片天然牧场面积达1200万亩。这是离西部中心大城市成都最近的一个草原县，它有着卓尔不群的独具魅力，它的名字叫“红”。
我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最初也和今天的新来者一样困惑，绿的草、黄的花，草原的冬天会盖上了皑皑白雪。怎么会是红的呢？
它的名字，来源于1930年代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那条“红飘带”。1934年至1936年，那支帽徽上贴着红五星、以“红军”作名字的队伍，坚忍不拔，徒步跋涉。二万五千里的脚印，在地球上画出了这条奇迹般的红飘带。这条红飘带最曲折的一个结，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大草原。
悲壮的历史铭刻在距离红原县城四十二公里的日干乔大沼泽。大沼泽的前端矗立着一块刻有周恩来总理题词的石碑，“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十个大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记录着一段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历史。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将这一片土地的行政设置命名为“红原”县。
红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三过草地的地方。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红军在这里前后驻留长达半年之久，每一寸草地都深印着红军的足迹。《红原县志》记载，红军进入县境后，曾在龙日坝地区遭遇敌人数千骑兵的阻击，伤亡严重。红军进入草地后，则因饥饿、陷入沼泽泥潭、剧烈的高原反应等而牺牲的红军无数。
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之一，当年的红军，为了迅速摆脱敌军，以为可以不绕道山脊而走捷径，直奔草原的腹心地带，陷入了看似平坦却险象丛生的泥潭深渊。茫茫泽国的死亡大陷阱，吞没千军万马也不会留下痕迹。
红军过草地时到底有多少人牺牲？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在几乎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都会用到“难以计数”这个词语。阿坝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的人数在万人以上。
过草地对于红军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如果没有高原的牦牛、青稞救援，红军完全有可能象蒋介石断言的那样走向灭亡。在草地水天一色的茫茫雨雾中，根本就无路可走，只有牦牛知道牧民踏出来的小路藏在水下何处。因此，毛泽东当时感慨万分地把红军抓住牦牛尾巴过草地，叫做“牦牛革命”。
巴西会议使得党和红军摆脱了政治困境，包座战役打通了北上的道路。过完草地，红军起死回生。
东西方向的红飘带转而北上，红军的历史融入世界反法西斯较量的大搏斗，由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架。
草原陷阱今何在？
追寻当年红军在草地的遗踪，有人试着用脚去踏那些水草地里的草蹬。众多红军回忆录说，草蹬周围的泥土通常“软得像豆腐，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今天的游人，难以进入湿地深处体验到沼泽的凶险莫测，自然难以相信小学课本里《七根火柴》和《金色鱼钓》的真实。
今天的草原经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变迁，草原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受近代新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沼泽已趋于自然疏干，有的已经成为牧场。
从红原到若尔盖的路上，开始沙化的草地和草坡不断掠过。作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征服”沼泽、海滩、草原的所谓“三大进军”之一，当地长期大面积开沟排水，大部分湿地变成了牧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庆幸的是，两县从1999年开始堵沟蓄水，恢复湿地，曾经消失的若干珍稀动植物，又渐渐出现。
晚上与红原的干部相聚，问起当年曾经采访过的瓦切乡草原老红军侯德明，不料两年前他已经去世。至此，“红原县的最后一位老红军也走了。”
侯德明原籍湖南长沙。他的人生极富传奇色彩。1935年，他们三代9口，举家跟随贺龙部队参加了红军，经历漫漫长征路，最后只有3人活了下来。在还差100多公里就走出草地之际，年仅12岁的侯德明双脚溃烂，实在走不动了，被寄养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取名罗尔吾（意思是“宝贝”），从此流落藏区70余年，连汉话也不会说了。
2005年，我在日干乔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下哈拉玛村见到了侯德明，他早已成家立业，儿女也作为土生土长的牧民长大成人。2004年，领到失散红军证后，历经艰辛，他还是找到了老家亲人，由儿子陪着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70余载的故土。
县宣传部的人还讲，因为政府的“牧民定居计划”，侯德明生前和他的儿女们都住进了牧民新村，有了自己白墙红瓦的藏式小楼。
一路上，像侯德明家一样的牧民定居点，在草原上不时出现，政府给每家牧民补助2.5万元建新房，以前用红柳条和牛粪搭建的房子已经少见。随着退牧还草和轮牧制的推行，每家一年还会有1000多元的补助。牦牛、牧犬与卫星“锅”、太阳能热水器交融，成为草原上新的景观。endprint
获得了“中国红色经典生态旅游胜地”称号的红原，虽与著名的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米亚罗风景区毗邻，但与它们的旅游开发差距甚大，压力重重。随着省、州着力推进的“大九寨”国际旅游区计划，使处于其核心区的红原有了中心开花、后来居上、与邻共生共赢的历史机遇。而已经建成的红原机场，无疑将成为引爆当地跨越式发展的导火索。一年前，深思熟虑的《红原大草原国家公园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出台，而在路上所见机场附近的村庄、牧家。明显提升了建筑的档次，那些都是牧民的家庭旅馆和“牧家乐”。政府与民间的同心合力，可见一斑。
从红原到黄龙、九寨沟，必经松潘县川主寺镇。红军长征纪念碑园背倚雪山远景，前瞻草地白云，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陈列室组成的风景，向人们舒展着一幅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恢宏画卷。
每每晨晖或者夕照，阳光聚焦，主碑流金溢彩，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牧民将这一景观视为“神迹”，说是长征精神永存，红军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长征沿途11个省，共有1300余处大大小小的纪念建筑。总碑显然不同于某一事件、某一战斗的纪念建筑，它不在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不在长征胜利会师地甘肃会宁，也不在革命圣地陕西延安，选择四川，自有原因。——红军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其中一万五千里在四川，历时一年零八个月；途经近70个县。是经过的11个省中，自然环境最险恶、敌我战斗最惨烈、党内斗争最激烈的省份：留下了四渡赤水河、跨越嘉陵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大草地等辉煌战绩。不仅如此，就连“长征”二字，也是在四川第一次提出的，1935年5月20日，朱德总司令在四川冕宁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首次使用了“长征”一词。
尤具象征意义的是，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跨越草地，最终三军集结，“确立北上方针，奔赴抗日前线”。蓝天白云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的行军标示上，“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是一个清晰的转折。
红军长征与四川血肉相连，鱼水难分。三个方面军10多万人，先后在四川一年零八个月，每天食用的粮食便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长征入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达14次之多，这些会议如同一个个红色的箭头，明晰地标示出中国革命进程的迂回、挫折与前进。
四川，能不忆长征？长征，最忆四川红！
该怎样来描绘这可歌可泣的风云激荡，是画还是歌？
铁马金戈应有诗。
万里长征，早已被一个人写进了诗，写成了史诗。
它的题目：《七律·长征》，作者：毛泽东。
“三军过后”，毛泽东怀着一路征战的豪情离开四川，吟着诗走进了陕北吴起镇。《长征》没有写牺牲，没有写流血，没有写从八万人到八千人这一悬殊递减中的痛苦和哀伤。在自然艰险中，诗人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自然之秀美，在自然之秀美中，发现了红军将士征服天险、战胜敌人之壮美。
长征为什么会胜利？要义之一，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的诗歌，是长征精神的写照与升华。
再到红原，这一次来的季节远不是它的最美。
红原大草原最关的季节在春、夏。五、六月，会有漫山遍野的野花，七、八月，无边无际的苍翠绿茵，簇拥着藏族男儿赛马、女儿起舞。
一片生机在红原。
我们还会再来的。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