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 凤

　　施蛰存和张爱玲作为海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为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二者的小说创作均表现出传统和现代交融的特点。论都市日常生活主题的创作“施蛰存是张爱玲的先驱者”①,“从张爱玲小说表现的生活内容与思想基础来说，它们确实和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作品有着一脉相承之处”②。某种程度上，张爱玲在施蛰存之后发展了都市日常生活题材的写作。《梅雨之夕》和《封锁》是施蛰存、张爱玲分别发表于1929年和1943年的短篇小说。“《封锁》写城市戒严这段特定时间里一对在电车中邂逅的中年男女微妙的内心活动，颇似施蛰存的《梅雨之夕》”③，小说在情节设置、结构上也较为相似。

　　《梅雨之夕》《封锁》是两人各自的代表作。作品都以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写作对象，深入到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并注重心理描写，通过对男女邂逅时的欲望冲突刻画，突出作家对都市人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呈现、思考。本文注意到同为都市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两篇小说在人物观照、时空设置等方面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将受过一定教育的都市男女在日常生活的相遇放置于故事中心，观照他们面临欲望时的挣扎、选择。同时，作家还从时空入手，创造公共空间中的临时私人空间为探究民国上海都市人的心灵图景提供条件。与此同时，在观察都市日常生活过程中，创作主体源于自身经历、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在都市人心灵书写呈现上显示出各自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而在其背后隐含的作家都市意识也逐渐显露。

一、都市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的欲望挣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们多在笔下描绘那些代表上海大都市的景观，象征商业化和工业化的舞厅、夜总会、霓虹灯广告牌等都市标志物象在作品中随处可见。施蛰存却将目光投向都市日常生活，这一时期《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说集的一些篇目的心理分析向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领域深入；到了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部分沦陷区作家面对这一文学资源，在写作中重新去发现并肯定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两人在“日常生活的价值形态开始逐渐转移到社会实践之中”④时坚持把握都市日常生活的自然原貌，叙写另外一种形态的上海。在《梅雨之夕》《封锁》里，他们把故事重心放到都市男女日常生活的邂逅上，尤其是在此期间人物对欲望的追逐和理性压制。

　　施蛰存和张爱玲注视着都市日常生活和都市人的心灵图景。两位作家对日常生活、平凡人的着迷从他们的自述可见一斑。施蛰存于《鬼话》谈到革命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直言：“所以蒲松龄如果要把他笔下的鬼一律说明了仍旧是人，必须把这些人派做是上中两等的，才可以庶几免乎不现实不革命之讥，虽然说这些人的革命意识到底还是为了饮食男女，并不妨事。”⑤在他看来，“为了饮食男女”是人的本色。张爱玲也有类似的表达：“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⑥她认为人的世俗性是一切事物的基底。人的基本欲求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梅雨之夕》《封锁》都围绕都市人的情欲展开。作家有意选择知识分子充当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注意到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这些有着不一样社会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脱离传统乡土社会规范后，在都市日常生活中面对欲望的微妙表现引人深思。第二，在主流文学写作里，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逐渐压制知识分子的个体声音，其个人情感想象和日常生活价值也被掩盖。身为知识分子的两人不可避免发现这一点，并结合自身文学追求在创作中隐蔽呈现这一群体与日常生活的联结及个体的精神世界。

　　作家们试图在小说中观照知识分子在都市日常生活中的欲望挣扎，他们主要借助男女对彼此的“看”隐秘展现邂逅期间情欲与理性的碰撞。一方面，施蛰存、张爱玲不加遮掩描绘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女性在他们笔下成为男性的欲望投射对象。男主人公们潜意识里的欲望成为开启邂逅的钥匙，这两场邂逅都是男主人公先展开行动，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去“看”女主人公。《梅雨之夕》中激起男主人公“我”纯粹感官欲望的是少女行走时缩着的双肩，作为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它成为承载“我”欲望的客体。《封锁》里从眼睛到头发的动态视觉引导清晰展现男主人公的凝视，“看”的过程事实上说明女主人公已经成为他的欲望对象。凝视还频繁出现在男女主人公交往中，如“她扭过脸去避对面吹来的风，闭着眼睛，有些娇媚”。这并非少女在雨中的体验，而是她被“我”凝视时的状态展现，男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欲望驱动他们在邂逅时的行动。另一方面，两位作家没有局限于男性对女性单方面的肉体审美与性意识。他们试图表现在贞操观较为开放的大都市上海，女性的性意识进一步觉醒及其对异性欲望的自然流露。邂逅过程中，女主人公们也在不自觉注视、靠近男性。《梅雨之夕》多处描写了少女对“我”的注视，这种“看”使“我”这个已婚的男性想入非非。虽然两人从始至终无身体接触，但少女答应同撑一把伞还十分中意“我”将伞压低的行为已经无意间暴露了少女的心声，她在渴望与异性的交往。《封锁》对于男性的注视展露得更为明显：“她又看了他一眼。太阳光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纸包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吴翠远没有回避吕宗桢裸露的肌肤，从上到下认真注视着对方的脸、手，还为其流露出对她的欲望雀跃，内心的真实感受是炽热、快乐。两对主人公之间本能的情欲悄然释放，被文明压抑的人性本能借助“看”的过程隐秘展现。

　　在肯定都市人自然欲望的基础上，施蛰存、张爱玲暗示了现代都市文明带来的现代化、理性和传统观念对个体情欲的双重控制。特别是小说主要人物都是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以及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即便是人的本能欲望也时常受到社会规则和自身理性规训。根深蒂固的传统性观念正以非理性的形式影响着主人公，两位男主人公在追逐欲望后又踌躇不前，少女则进退有度应答“我”的各种问题，吴翠远耽于情爱时仍有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主人公们不仅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洗礼，而且拥有体面的工作、身份，面对越轨婚外情的他们，理性要求个体必须考量道德伦理、社会名誉等因素。《梅雨之夕》中的两人在邂逅前后的行为没有超出正常社交范围，施蛰存几乎只凭借双方的“看”和对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刻画其中的灵肉冲突；《封锁》中的男女虽然有肢体接触，但张爱玲点到为止，重在展示现代都市人徘徊于欲望、理性间的挣扎。

　　此外，两人笔下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家庭生活中选择对象保守，在越轨邂逅中的欲望投射对象也不是都市中的摩登男女，而是新旧合璧的普通异性。但也正是这类都市生活体验一成不变的平凡男女，在他们内心长期被压抑的欲望才会在非常态时空下以情欲的形态展现并释放，人性的矛盾复杂也得以显露。施蛰存不只是历史小说还原人性欲望，“在这旧故事中发掘出一点人性”⑦，而且在都市日常小说里描绘人的灵肉冲突。张爱玲关注世俗人性的幽暗、苍凉，她强调“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⑧。

二、都市人在公共空间中的临时私人空间

都市作为区别于乡村的一种人类聚居空间，在现代是社会文化、公共关系的中心。上海是现代中国大都市的象征，到20世纪30年代，它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被誉为“远东的巴黎”。伴随经济迅速发展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街道、文娱等场所的建立使得都市公共空间被建构出来，它们不只是地理上的标记或城市功能区，并且还在塑造着都市文化，潜移默化影响都市人的方方面面。这些场所成为海派小说中人物日常活动的主要空间，《梅雨之夕》《封锁》的主人公也正是在街道和电车上展开意想不到的邂逅。

　　都市公共空间开放性的特征使个体产生被公众凝视的压力，现代都市人更多默默承受内心的苦闷、焦虑。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⑨。《梅雨之夕》中背井离乡的男主人公仍不太适应现代都市社会，雨中疾驰的摩托车和狭窄的现代交通工具电车令他感到嫌厌，都市给予其的“非家园”体验加重了他对都市的陌生感。另一方面，现代都市施加给男主人公一定精神压力，他经常使用数字精准记录自己的活动时间，个体的时间感受力不断钝化，这正是理性、数字化都市带给人的直观感受。在这一过程中，男主人公拒绝向公众言说内心的迷惘，他决定远离人群独自行走在都市的雨景里，寻找能暂时娱乐主体缓解苦闷的空间缝隙。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⑩现代都市生活的高压使人的心灵越发麻木。《封锁》中戒严的电车上人们依然遵守日常生活的法则，即宁可用各类无意义活动填满内心的空虚也不愿去思考，在都市人看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吴翠远抽空批改试卷却猛然发现“若在平时，批了也就批了，可是今天她有太多的考虑的时间”。可见，即使是大学老师，日常生活的常态也是进行机械化工作，个体近乎麻木感受着都市的压力。另外，都市公共空间中人们物理距离缩短，但陌生的人际关系使得心理上几乎不存在接触点。车厢中的人们看似共处在同一空间中，但他们关注的重点不一致：同事、裤子、包子……这些关联人们的社会、私人属性——职业、家庭，甚至人们只专注于眼前的印刷物以避免彼此之间的交流。人的外在感官、内在感触受到都市社会环境的制约趋于迟钝，电车上的人们身处封锁中却还戴着社会角色的面具，人和人的关系疏离。

　　为了促使都市人心灵解封并释放心底的欲望，隔绝外界的视线并营造私人空间成为施蛰存、张爱玲的共同策略。《梅雨之夕》《封锁》中生活在都市的知识分子在作家的刻画下“对家庭私人空间的生活却保守着传统的操守”。都市公共空间于他们而言是不太容易产生越轨情感的场所，为此作家创造了暂时脱离社会规范体系的私人空间。《梅雨之夕》中的伞承当了此职能，“我”能与少女雨天并行的前提是拥有可以遮蔽两人的伞。它在为少女遮风挡雨之际还遮挡了他人的窥视，并成功建立起一个隔绝外界的私密世界，两人暂时不需要考虑都市压力和道德、理性。以至于“我”陷入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闷、迷惘的情绪转化成性冲动，想象在别人眼中两人是情人或夫妻，甚至产生少女是其初恋的错觉。施蛰存利用“伞”这一物象模糊时间、隔绝空间，而张爱玲巧妙运用上海特殊时期的封锁铃声切断时间与空间，在都市公共空间中分割出一块奇特的空间场域。前文有提及在被封锁的电车中人们的社会角色还在发挥作用，主人公还不能抛开现代社会的规则。于是作家设置起各种机缘巧合，吕宗桢为避开董培芝坐到吴翠远隔壁并向她搭讪，两人不仅从身体上靠近彼此，言语上也实现了交流，对话逐渐从礼节性交谈深入到个人私密话语——家庭压抑与心里苦闷，一个单单存在于两人之间的幻想私人空间就此诞生。男女主人公的情欲在这里迸发，他们暂时沉浸在类似爱情的氛围里。此刻，两人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吕宗桢纯粹将吴翠远看做是一个女人，吴翠远也为眼前这个真实的男人激动，他们更是谈婚论嫁起来，仿佛要将这段邂逅关系延伸至家庭私人生活中。

　　都市公共空间中的私人空间是作家人为构造的具有临时性质的场所，它容易受到文本中的外界现实影响，这也说明施蛰存和张爱玲都注意到都市物质对人的主宰作用，都市人只能在临时私人空间放纵一下自我然后回归常态时空。《梅雨之夕》中男女的邂逅始于下雨，结束于雨停，伞下私人空间被打破的同时，他们也回到都市现实生活，临时私人空间造就的罗曼蒂克幻想无法延续到公共空间。与《梅雨之夕》私人空间只存在男女主人公不一样，《封锁》中被铃声切断的奇特空间更具开放性，小说人物以群像形式出现。因此属于这两人的私人空间一方面建立在电车被封锁的状态下，另一方面是基于男女主人公排除社会身份的私密话语。封锁解除铃声响起的刹那临时私人空间便开始失衡，吕宗桢突然起身离开直接宣告两人社会身份的重新恢复，可见越轨的人物关系只能限定存在。施蛰存自言“我跟穆时英等人的小说，正是反映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的上海社会”，而“张爱玲写的一切地方都是上海，不是别地”。凭借施蛰存、张爱玲在《梅雨之夕》《封锁》塑造的临时私人空间，我们能够看到当时上海生活带给人们的都市感受以及现代都市社会两性关系的变化，察觉这些的两位作家选择从时空着手表达其对现代都市文明笼罩下人生活状态的看法。

三、都市日常生活的裂隙：白日梦的愿望满足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传入中国后，施蛰存、张爱玲都有意识地借鉴弗洛伊德学说中有关心理描写的理论进行创作。两位作家在作品中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挖掘人的心灵世界，揭示人性的复杂面貌，施蛰存直言“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夏志清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梅雨之夕》《封锁》的心理描写素来为人称道，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家书写都市人心灵图景时透露出的独特价值取向，施蛰存寄托于小说人物身上对性心理、隐秘乡土情结的展露，张爱玲在《封锁》挖掘人性的多种欲望，特别是“好人”与“真人”的两难选题。

　　小说主人公无疑是被作家安排在临时私人空间经历了一场白日梦。“我”与少女惜别后“好像飞行在一个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里”。吴翠远也突然发觉“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不近情理的梦”。两位作家不动声色揭露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惊觉，这种惊觉几乎是稍纵即逝的，而作家也得以窥见人物内心深处偏离都市日常生活后的另外一种可能。“梦是代表着一种愿望的达成。”它一定程度能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即便是与做梦者愿望相悖的梦也是在表达自我的愿望。毫无疑问，小说主人公都是对自身状况不满才会沉浸在以男女情欲形态实现愿望的白日梦中。

　　《梅雨之夕》《封锁》中主人公经历的白日梦都是在满足主体心灵的愿望。《梅雨之夕》梦境中的男主人公“我”漫游城市时忽然被从电车下来的少女吸引，躲雨期间注意到她躯体的美丽。与少女同在一把伞下时，“我”遵行本能欲望关注她的体香、侧脸。作为潜意识中本能冲动的伪装形式，梦尽可能满足人的欲望，少女在“我”眼里变成十四岁时初恋的那刻梦境到达高潮。在《封锁》的白日梦里吕宗桢为逃避董培芝与吴翠远调情，同时填补内心的空虚，却被她唤醒本能冲动。随着交流的深入，吴翠远的脸变得十分动人成为他心中美的对象。吴翠远被吕宗桢搭讪后越发为他的话动心，吕宗桢的倾诉使得她好似获得了“真人”的爱情，这种满足感在吕宗桢提出再娶并索要电话号码时达到顶峰。

　　梦的“现意”隐藏着更具意义的梦的“隐意”，因人的愿望而产生梦境，梦境便是实现愿望的过程。“我”追逐少女的身影一方面源于都市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平淡家庭生活压抑的性欲望，社会道德所不认可的越轨欲望正悄然入侵“我”的潜意识。少女代表着男主人公的双重愿望，她既是“我”对都市倦怠后所怀念的乡土化身，又是引起个体性欲望的对象。所有的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封锁》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在同一场梦中，但他们都是以满足自我为目的进入梦境，起先两人显现出的愿望一定程度上是错位的。吕宗桢工作繁忙、精神空虚又厌烦他的家庭生活，他试图寻找一个倾听者表达不满，但吴翠远却误以为吕宗桢在暗示他对她的感情。吴翠远的日常生活非常压抑，她渴求反叛她的“好人”生活去做个“真人”，并从心底里认可“真的”事物，即使是学生放肆的话语、抵着她腿的婴儿脚底心。随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两个人原本气气妻子、家人的念头反被日常生活压抑的本能欲望替代，两人都在享受对方此时的真情流露。

　　正做着白日梦的主人公愿望得到满足，令人不愉快的内容却出现致使梦境终止。在《梅雨之夕》中“我”误将少女认作初恋之际，本不可能出现在路边的妻子现身且注视着发生的一切，妻子无疑是家庭生活的象征，同时也是线性时间中真实存在的与都市相对异质的承载物，她是主体自身对梦中某些内容进行约束、审查的反映。“负责审查的倾向，是梦者在清醒时认同及保持一致的倾向……它们大多是从道德、美学和社会角度看卑鄙下流、有失体统的事物”，“我”身为一名已婚的知识分子对少女产生的感情超越了社会道德规范底线，并且这种情感又是虚幻、不可在公共空间确认其存在的，所以在“我”与少女逐渐升温的梦境中出现了警示自我的第三人——妻子。可见“我”的理性制止梦的欲望，欲望的内容不得不进行伪装，少女变得一点也不像初恋。《封锁》中男女主人公也有类似的体验，吕宗桢在感情得到满足时提出与吴翠远结婚，却又立即表示不能耽误她。对一直是“好人”的吕宗桢来说，他有妻有女，冲破“好人”的外壳成为“真人”只存在于封锁下。一旦触及封锁之后的现实生活就只能退缩以保全家庭和金钱、地位。吴翠远虽然在吕宗桢提出结婚时想着要嫁给他气家里人，但在吕宗桢记她电话号码时故意不拿出笔。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警醒，最终“真人”还是会变成“好人”，主动约束梦中过界的行为。此后，主人公们都梦醒回归现实世界。梦中制造的爱情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但“梦中的感情同梦的内容不同，在醒后它们不那么容易就被忘掉”。所以梦醒后的男主人公已经忘记女主人公的面容，却为“白日梦”说了谎或流着汗犹豫是否打电话。

　　都市人的白日梦是在时空裂隙反叛令人压抑的现实生活。无力改变现状的都市人只能将个人的隐秘愿望寄托在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梦中，借助白日梦缓解个人苦闷、压抑的都市生活带来的异化。《梅雨之夕》《封锁》中主人公所经历的梦境不仅是非常态时空下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一次越轨，更是现实与愿望碰撞产生的心灵图景。在梦境里，施蛰存、张爱玲刻画了理性对愿望的审查、扭曲，最终理性克制感情，现实替代白日梦。两位作家并不否定都市社会所代表的文明、理性、科学，但他们始终观照都市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尝试在短暂白日梦中追问个体的愿望与抉择。

四、都市人心灵图景的背后：梅雨和封锁

“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土地；这些是他创作的根，是无法逃掉的。”施蛰存、张爱玲写作《梅雨之夕》《封锁》的时间大致是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在此期间上海从传奇都市变为日军觊觎的“孤岛”，最终全城沦陷。两篇小说都是在关注都市日常生活，但由于两位作家自身经历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他们所呈现的都市人心灵图景也有所侧重。而在此背后，我们不难看到作家都市意识的区别——梅雨和封锁。深受乡土、都市两种文化影响的施蛰存于现代中显示出向传统的回归；生长于上海又经历各种变迁、战乱的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与其相对的隐性主题，透露永恒与时代的对照。

(一)梅雨中的都市漫游者

作为中国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上海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态，并吸纳着许多来自上海以外地区的民众。身为上海外来者的施蛰存对都市和乡土两种文化的差距有着深刻体会，他敏锐察觉“影响创作的因素除了政治，还有就是都会与农村”。施蛰存的松江人意识非常强烈，故乡带给他的不只是难忘的乡情乡谊，还有文化衰落带来的痛心，“常感喟清末近代松江的风土人情、文物逸闻，久渐湮没”。而上海学习、谋生的经历又影响着他的都市意识，在他看来：“上海这个地方，在现在及将来，都不易存身。”但大都市上海于作家而言，并非彻底的乡土对立面。他曾对“现代生活”的形态进行了列举，着重描绘都市中的各种场景，还囊括自然景物与前代的差异，并强调这种生活给予“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可见他本人对现代化都市带来冲击的态度绝对不是否定，这些也显现在《梅雨之夕》中。

　　受创作主体的都市意识影响，都市和乡土分别代表的现代、传统在男主人公和梅雨上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出场不久就漫步在都市街道中的男主人公“我”对都市的不适感都深埋在其潜意识中，他主动选择与人群保持距离并用自己的视角以漫游的姿态去观察都市傍晚的景色、人们。在都市的雨中散步是“我”自我放松的方式，并将此看做是一种生活上的希望。某种程度上，这是主体实际体验现代都市的过程，他对现代的绝大部分感受是极其复杂的。漫游与苦闷、压抑似乎是矛盾、反差的存在，但这正说明施蛰存在都市与乡土两种生活体验中所形成的产物——梅雨中的都市漫游者不仅源于大都会上海的现代生活和空间，而且还继承自乡土和中国文人熟悉的古典文学传统。梅雨是江南地区每年都会出现的季节，代表自然、传统的梅雨并不能引起行人的注意。甚至面对连绵不断的阴雨，人们只希望保持躯体的舒适。身为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却对都市的梅雨有不一样的期待，并在雨中感觉到了诗意。这种期待与诗意不但是城市赋予人物的，还更多来自同为知识分子的作者对中国传统的移情：“古来有多少诗人，写下了多少充实着情感美音调美的咏雨的丽句给我们！”“雨的滋味惟有在雨的时候才能领略得到。”这种有意无意的处理使得现代都市和传统乡土在此融合，漫游城市所见的景色属于现代独有，梅雨带来的意境氛围则是传统文化的。

　　施蛰存始终对乡土有莫名怀念，但他不否认都市代表的现代。借助小说主人公的视角，作家观察上海这座大都市时避免不了掺杂中国传统的审美，最终在《梅雨之夕》里显现出 “梅雨”中都市漫游者的复杂面貌。

(二)封锁下的日常突围者

生长于上海的张爱玲几乎不掩饰她对上海和上海人的喜爱：“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还强调“香港传奇”也是想着上海人写的。她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不厌其烦地在小说、散文中描绘着她所看到的上海都市景观，并非声光化电的大都市风景，而是透露着更细节、平实的都市日常。张爱玲十分在意人生安稳的一面，“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这种安稳、永恒又隐含着某种破坏性，正如她的《自己的文章》主张那般“参差的对照”。在作家早期小说创作中，类似普通和传奇、现实与罗曼蒂克的审美对照随处可见。这种都市意识很大程度上与她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香港沦陷的记忆、上海沦陷后的政治环境有关。特别是上海完全陷落以后文学被严加管控，能否写作、写作什么都不是作家个人所能决定的。于是，在这种恐怖、绝望氛围中为了确认自身的存在，试图“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成为张爱玲的一种选择。

　　不难发现《封锁》中人的日常生活被再度发掘，同时张爱玲不经意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与其相对照的隐性主题。《封锁》看似是极其日常的都市通俗故事，与时代并无太大关系，但实际上题目便已经包含了重要的文本外现实信息——1943年左右的大都市上海沦陷期间日本士兵封锁市区以逮捕抵抗人员。在前面的分析中讨论过这对男女在封锁期间电车上邂逅的时空是非常态的。但是，张爱玲创造了一个朝向常态时空的窗口，在封锁期间“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两个主人公同时探头出去看这一幕并以此触发了真正的交流。这种上海都市人不以为奇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暴露了另外一种被小说都市日常遮蔽，不能被汪伪国民政府、上海日军当局允许言说的民族叙事，沦陷区里中国抵抗人士的救亡活动以及残酷侵略者对此的镇压。作家仅凭细节的一笔便撕开了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都市生活的一个口子，依托上海的现实叙述着她眼中的都市人日常，实现日常与传奇、宏大的转换和对照。至于人们在直面严酷的封锁后继续调情不单是习以为常地麻木接受这一切，更是处在绝对困境中的自我挣扎。

　　“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张爱玲早已意识到时代的不稳定，对日常的描绘几乎成为她的写作本能，但作家刻意回避所处时代的战争、革命等“非日常”事物，正是因为她注意到与日常相对的存在始终在场。于是，她在《封锁》展现出极少显露的“封锁”下日常突围的状态。

五、结语

同为都市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梅雨之夕》《封锁》都将主要观察对象设置为知识分子，并执着探讨知识分子面临欲望时的选择。时空设置方面，两位作家创造了公共空间中的临时私人空间，以此观察上海生活带给人们的都市感受以及现代都市社会两性关系的变化。有所差异的是两人在都市人心灵图景呈现上的不同倾向，施蛰存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关注都市与乡土之间微妙的联结，注视着都市人在两种文化交汇中的精神状态；张爱玲悄然引入特殊时期的封锁，寻求都市人关于“好人”与“真人”两难选题的答案。最后，在他们叙写都市日常生活心灵图景的背后，是施蛰存在现代中显示出向传统的回归，而张爱玲展现与日常相对的隐性主题，透露永恒与时代的对照。

　　注释：

　　①李欧梵：《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3页。

　　②严家炎：《张爱玲和新感觉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③严家炎：《张爱玲和新感觉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④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花城》1993年第6期。

　　⑤施蛰存：《鬼话》，《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⑥张爱玲：《烬余录》，《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⑦施蛰存：《关于〈黄心大师〉》，陈子善、徐如麒编选：《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

　　⑧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杂志》1943年第5期。

　　⑨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⑩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杂志》194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