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目珍

　　朦胧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9年前后的白洋淀诗人群。大约十年后，北岛和芒克主编的《今天》文学双月刊以油印的方式创刊，第1期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给北岛》，以及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赠M和B》等12首诗①，算是朦胧诗(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诗潮”)正式诞生的标志。此后的第2期到第9期，以及其后出版的三期“《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还陆续发表了芒克、食指、北岛、方含、江河、齐云、舒婷、严力、古城(顾城)、杨炼等人的诗。这一批诗人是后来朦胧诗的中坚。关于朦胧诗是不是一个文学社团或流派，学界有不同意见。王家新认为：“存在的只是‘今天派’，而所谓朦胧只不过是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某种‘氛围’。”②从事实上看，王家新的观点更符合历史实际。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偶然，朦胧诗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在“论争”中被选择性命名了③。如果从1978年12月《今天》文学双月刊的创刊算起，朦胧诗已经走过了42个年头。仍记得在《今天》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北岛如是说：“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④不得不说，《今天》杂志能够问世并断断续续坚持到今天，与这种坚强的信念息息相关。

　　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走过不惑之年，但其传播与接受的历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它就没有得到主流诗界的普遍认可。其时，《今天》刊出的诗歌，因为创作模式、诗歌观念、艺术手法、结构技巧等的突破与创新，很快引起诗坛震荡。关于它的讨论，在几年之间，一直此起彼伏地进行着。1979年，公刘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揭开了这场论争的序幕，一直到1985年李黎发表《中国当代文坛的奇观——近年来新诗潮运动述评》为这场论争画上句号。尽管此后还有零星的评论发表，但至1985年，整个论争已基本结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朦胧诗在公众领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被发现到论争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不过，一直以来有一个点很少被研究者系统地触及，这就是80年代的诗歌选本。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诗歌选本中，朦胧诗有过怎样的遭遇？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入手揭开朦胧诗在当年传播与接受的面纱。

一

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的诗歌选本，应该是诗刊社编选的1980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选1949—1979》的第一部。在此之前，1979年3月，《诗刊》已经刊发了北岛发表于《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后来，舒婷的《致橡树》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4期，《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7期；顾城的《抒情诗19首》发表于四川《星星》诗刊1979年10月的头条。不过，在这部“作为建国三十年诗选”的选本中，并未收入“新诗潮”诗人的作品。这一方面或许因为年轻的诗人们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或许也与当时该选本出版时的具体情形有关。一如此书的编选说明中所言：“应收入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九年十月的诗作。实际上，因排印所需的出版周期较长，所收诗作截止于一九七九年三月。”⑤如此，则无法更改的时间节点已完全将早期朦胧诗人的作品客观性地排除在外。似乎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解释，然而到了1981年，诗刊社编《诗选1949—1979》的(二)和(三)时，仍然未见到“新诗潮”诗人的影子。这其中，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诗选的(二)(三)延续的是(一)当年编定的诗稿，只是时间拖到了1981年的2月和5月才出版，没有增加新的作品；二是朦胧诗在当时尚存在争议，未被官方认可，故而作品未能增入。从当年的一些资料看，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如1980年《诗刊》在北京举办“诗人谈诗”讲座时，时任《诗刊》副主编的柯岩对朦胧诗的态度是：“曾有人当场问我：‘允不允许朦胧诗存在？’我回答说：‘当然允许。不但允许，我们《诗刊》还发表几首呢！但坦白地说，也只能发表很少的一点点，因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⑥不过，由诗刊社编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的抒情诗集《在浪尖上》却选入了一些朦胧诗人的作品，如北岛的《回答》、骆耕野的《不满》、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其实，朦胧诗人的很多诗篇并不朦胧，尤其是那些有关国家、民族命运和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诗歌，时常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担当精神。这可能是这部抒情诗集选入少量朦胧诗人的重要原因。该选本之所以选入的朦胧诗人不多，也跟编选限制有一定关系。据该选本的出版说明，该诗集编选的是“《诗刊》自‘四人帮’粉碎后至一九七九年底三年间发表的优秀新体抒情诗(按发表时序编排)”⑦。对于“朦胧诗”而言，1979年底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此时的“朦胧诗”才刚刚走过一年的历程，很多诗人的诗作尚未登上《诗刊》。故此时只有少量朦胧诗人入选，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不过，早在1980年8月，由榕树文学丛刊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合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榕树文学丛刊》1980年第2辑的“诗歌专辑”中，却早就遴选了作为朦胧诗人的江河的《纪念碑及其他》(三首)、方含的《谣曲》(四首)、北岛的《陌生的海滩》(七首)、舒婷的《海岛集》(八首)等诗歌⑧。《榕树文学丛刊》是1979年9月由著名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郭风创办的不定期大型文学刊物。第1辑是散文专辑，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此后，刊物打算出版诗歌专辑，由蔡其矫牵头，担任该辑的编辑。曾在《福建文学》担任诗歌编辑的朱谷忠在一篇回忆蔡其矫的文章中，曾谈到蔡介绍、推荐舒婷诗作《致橡树》给《诗刊》和北岛的情形，以及他本人与蔡交流北岛诗歌《一切》的情景，从对舒婷诗作的推荐看，蔡其矫是认可舒婷作品的；而从交流《一切》时的观点看，略显谨慎，不过在整体上也是持肯定的评价。后来还谈到蔡其矫向福建省内外著名诗人如艾青、北岛等约稿的情形。可见蔡其矫当时对于“朦胧诗”持一种认可的态度。

　　1980年下半年，当时还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王家新，与张天明、徐业安、张水舟共同编选了一部《中国现代爱情诗选》，由谢冕作序。王家新等在编后记中交代编选此选本的目的是：“为满足广大青年的迫切需求，并对当今新诗特别是爱情诗的创作起一点借鉴和促进作用。”在谈到“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爱情诗时，认为此一时间段内的“爱情诗突破了‘禁区’，佳作不少”，故而“也选得多一些，尤其注重从诗坛新人新作中选取”⑨。从第3辑选录的诗人和作品看，其中有不少是当时朦胧诗派的诗人和作品，如舒婷的《致橡树》《赠》《自画像》，杨炼的《秋天》《给爱人》，顾城的《别》《远和近》，北岛的《黄昏》《雨夜·丁家滩》，徐敬亚的《在一种节奏里，我走向你》，王小妮的《假日·湖畔·随想》，方含的《谣曲》，李钢的《省略号》等。可见编选者对于朦胧诗尤其是其中的爱情诗比较认可。此外，对比1985年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看，在诗(尤其是爱情诗)的遴选标准上，两个选本有某些共通之处。另有一点需要指出，王家新也入选了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或许这更能说明，王家新等对朦胧诗应该是持认同和亲近态度的。此外，在选本序言的第三部分，批评家谢冕还对舒婷的诗歌进行了肯定，指出：“在为数众多的青年的歌者中，我愿意举出舒婷的名字来。”紧接着，还对其作品《致橡树》和《自画像》进行了详细评论；最后对青年一代的爱情诗写作进行了肯定。一直以来，谢冕对朦胧诗都持“允许探索”的宽容态度。早在1980年5月，他就指出：“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⑩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讲，谢冕的观点是客观的，并非全然是为了支持朦胧诗而发出如此论调。

　　1980年是朦胧诗引起论争较多的一年。《文艺报》于1980年第1期转载了公刘发表在《星星》1979年复刊号上的文章，当时的“编者按”中说：“怎样对待像顾城同志这样的一代文学青年？他们肯于思考，勇于探索，但他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又是我们所不能同意，或者是可以争议的。如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淹没；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的大树来。……本刊特转在《星星》复刊号上的这篇文章，请文艺界同行们读一读、想一想。”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引发了朦胧诗的大讨论。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全国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朦胧诗论争的文章至少有100余篇。1980年4月7—22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还专门就“懂与不懂”“一些青年诗人的近作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但纵观该年度内的论争，基本上还都是在文艺研究的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故而，学界对于朦胧诗虽然持不同意见，但是在一些诗歌选本(甚至官方主持的选本)上，朦胧诗仍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

1981年，朦胧诗的论争仍在继续，《诗刊》《河北师院学报》《文艺理论研究》等报刊都开辟专栏或提供阵地对这一现象进行研讨，刊发了论述朦胧诗的大量文章。本年度最值得一提的是孙绍振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作者从人性、人的价值、自我表现、人道主义等比较敏感的问题出发，分析和阐述了诗歌艺术中的“新的美学原则”，对朦胧诗进行声援。后来，《诗刊》《文艺报》《诗探索》等报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争论文章，将这一论争推向了高潮。198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诗刊》第4期发表的程代熙的《评〈新的美学原则〉——与孙绍振同志商榷》的文章。有的研究者从转载这一行为出发，认为本属于文艺论争的研讨，到此时已经起了些许变化。从实际情形看，这一转载并未引起什么大的波动。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发表的有关朦胧诗的争论文章，至少在150篇以上。其时的这些争论，对于朦胧诗的看法不尽相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声音，但却对于朦胧诗取得认同和广泛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8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1980年新诗年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年编共选诗人123人，其中入选的朦胧诗人有徐敬亚、骆耕野、北岛、梁小斌、江河、傅天琳、顾城、杨炼、王小妮、舒婷、杜运燮、孙武军等12人，占了总人数的近1/10。据作序的文艺理论家荒煤所言，该年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编写“当代文学思想斗争史”或“当代文学史”所进行的资料准备工作，可见该年编对朦胧诗人的重视。同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出版了一部《青年诗选》，该选本共选青年诗人45人，其中朦胧诗人有徐敬亚、舒婷、王小妮、傅天琳、骆耕野、梁小斌、孙武军等7人，占了总人数的15%以上，可见编者对朦胧诗也大致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朦胧诗在全国引发的大讨论，也影响到各高校，很多大学生意欲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但是苦于缺乏相应的资料，无法参与。于是一部在后来非常有影响的朦胧诗的选本便在当年应运而出了，这就是辽宁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学生阎月君等“在课业之暇”编选的《朦胧诗选》。该选本“编选了朦胧诗的部分作品和有关论文索引，虽不完备，尚可窥见概貌”。最初，它“作为中文系师生教学参考资料，少量刊印，在内部发行”。在书的“情况简介”中，编选者先对朦胧诗做了一个介绍：“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种与传统诗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都形成对照的新的诗歌现象，一般统称之为‘朦胧诗’。其作者大都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青年人，代表人物和创作成就以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为突出。这些诗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是因为内容上更多和更深地表现了这一代人的思考和内心的感受、矛盾和奋进的决心。形式上，由于表现内容决定，倾向于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有些诗吸收了某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特点大致是感受、观察和进入的角度新，象征派、意象派手法的吸收，行进节奏快，意象的组合及跳跃的空间大，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等。所达到的效果，扩大了诗的概括力和容纳量，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尤其是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力。同时，也有一些不成熟之处，出现某些问题。”这部诗选的编订，可以说是对1979—1981三年间朦胧诗发展状况的一个有力概括。虽然其时的编选者的目的，主要是为大学生和研究机关中的文学工作者以及社会上其他行业中的诗歌爱好者们提供方便，现在回顾看来，这一总结非常有力度，并且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与后来正式出版的春风文艺版《朦胧诗选》(1985年11月第1版)不同的是，此最初版本除了收录“朦胧诗讨论索引”，还收录了杨炼、北岛、舒婷、梁小斌、顾城、徐敬亚、王小妮的“青春诗论”。此版本，入选的诗人及其顺序是：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江河、杨炼、吕贵品、徐敬亚、王小妮、芒克、李钢、杜运燮，共计12人，诗歌110首。谢冕先生在序言中曾对编选略作回顾，并对阎月君等对“新诗潮”的声援做了肯定，认为：“这是当代新诗有特色的一个选本：它集中显示了新诗潮主要的组成部分的创作实力。诗选对这些有着大体相同的追求目标和在这一目标下表现了大致相近的创作倾向的诗人群，作了最初的总结与描写。入选者大都是此中艺术个性较突出，创作实绩较显著的。当这些诗歌受到形形色色的压力时，编者的举动无疑是无声的抗议与声援。”虽然1981年前后“新诗潮”并未遭受大的压力，但当时也出现了某些过激的言论，如有的老一辈诗人认为：“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不过，到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朦胧诗选》时，这种“受到压力”的情形已得到很大缓解。

　　其实，在《朦胧诗选》编选之前，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星火文学月刊社曾编过一部《朦胧诗及其他》的诗歌文献。据编者介绍，是“为了更好地探讨我国新诗发展中的有关问题”而编，“旨在研究参考之用”(《后记》)。该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文选”，选录了冯牧的《关于文学的创新问题》、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孙绍振的《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等27篇讨论新诗发展和朦胧诗的文章。第三部分为“附录”，选录了意象派的七首诗，然后附了关于意象派的介绍。因为朦胧诗的写作，有很多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意象派的写作，也许是为了与朦胧诗做对比研究，所以做了这个附录。第二部分为“诗选”，选录了中国新诗史上九位诗人的诗歌，分别是郭沫若(四首)、李金发(五首)、徐志摩(三首)、何其芳(十四首)、卞之琳(三首)、戴望舒(五首)、舒婷(十二首)、顾城(二十首)、北岛(二首)，其目的或如编者在《后记》中所说：“为了便于深入探讨，我们还选收了五四以来几位名家早期诗作和近年来诗坛新人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某些发展情况，对于新诗的探讨是有所裨益的。”这部文献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正是编选者在此处将朦胧诗代表诗人与中国新诗史上五四以来的著名诗人进行并举，从而使整个思考有了一个“史”的观念。

三

前文提到，朦胧诗的论争在1981年略显激烈。到了1982年，朦胧诗的论争虽仍在继续，但整体上看，略显平稳。虽然徐敬亚于1981年1月已经写出《崛起的一代——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并在1982年4月油印成册，后来又以《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为题发表于辽宁师范学院的学生社团刊物《新叶》1982年第8期上，但并未引起大的反响。此文真正产生影响是在《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发表此文的删改版之后。从选本的角度看，即使是某些有关“青春”的选本，如王一萍等选编的《青春诗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5月版)，收录的“新诗潮”诗人也极少，只有傅天琳、舒婷和孙武军三人。或许该选本意在收录以“青春”为主题的诗歌，而非意在收录正处于“青春”时期的诗人的诗歌，这从其中入选了贺敬之、田间、李季、密茨凯维支等人的诗可以得到验证。

　　当然，这不意味着朦胧诗一直没有进入到主流诗界，完全未被官方注意到。前文已述及诗刊社编选的《诗选1949—1979》中未收录当时正引起争论的“新诗潮”诗人的诗，但是在1981年编选《诗选1979—1980》时已开始正视中青年诗人的诗歌。其时“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举办了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经广大读者推荐和评奖委员评定，共选出三十五首(组)获奖作品”。这部分诗即是该《诗选1949—1979》的“上辑”部分。从具体的编选看，这三十五人中后来被视为朦胧诗成员的，有骆耕野、舒婷、傅天琳和梁小斌四人。既然是获奖，说明当时的这几位朦胧诗人其时已经进入了官方视野，并且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委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其后在诗刊社编选的年度选本中，朦胧诗人几乎年年都有入选，如1983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刊社正式编的第一本年选”《1981年诗选》中，顾城、骆耕野、傅天琳、舒婷、王小妮等人入选。1983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2年诗选》中，王家新、舒婷、傅天琳、梁小斌、骆耕野、江河等人入选。据《1982年诗选》编者介绍，这是“从全国几十种报刊(主要是省市以上的)所发表的诗作中直接选出的”。可见，朦胧诗人的诗作在当时已时常在省市级以上的报刊上发表，这也意味着朦胧诗在全国已被广泛接受。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于1982年启动编选的《中国文学作品年编1981·新诗选》中也收录了不少朦胧诗人的作品，如第1辑收录了徐敬亚的《长征，长征》、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骆耕野的《觉醒》(二首)、傅天琳的《心灵的碎片》(外一首)、顾城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杨炼的《沉思》、舒婷的《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第3辑收录了王小妮的《在北京的街上》、傅天琳的《在孩子和世界之间》、梁小斌的《神秘的笑容》、顾城的《给安徒生》、舒婷的《无题》(外一首)、北岛的“抒情诗二首”、杜运燮的《访德杂咏》等诗篇。从入选的阵容上看，这是一个不小的规模。杨匡汉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回顾一九八一年的诗歌创作，我们看到许多勇于探索的诗人，在生活素养的汲取中，在独标真愫、融进独特审美感受的艺术创造中，表现了他们的艺术个性。”接下来，在被列举的诗人中，舒婷是其中的一位。可见，舒婷被杨匡汉认为是当年有“艺术个性”的诗人之一。杨匡汉说，“舒婷的诗常常与感兴对象有一种心灵上的呼应”。此外，他还对傅天琳的《心灵的碎片》等作品进行了评价，指出：他们“都在各自独特感受的基础上驰骋诗情，让读者明显地窥见他们气质不同的艺术心灵”。从以上可以见出，在1982年已经有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开始关注到朦胧诗人及其作品的价值，并在当时的年选中予以保留席位了。

　　1982年10月，福建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部两个人的诗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一九七一年—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出版这部选本，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舒婷是有影响力的诗人并且是福建人，再加上顾城也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在当时也颇有影响，优秀的女诗人与优秀的男诗人搭配，在发行上可能也比较有市场。据出版数据，该书在当年的第一次印刷量就达到了近万册。这其实也证明，朦胧诗人的诗歌在当时很受欢迎。当然，从朦胧诗传播、接受的角度讲，这部诗选更重要的意义可能是，进一步奠定了舒婷、顾城作为朦胧诗派核心诗人的地位。

四

1983年，首先需要提到的选本是《当代文艺思潮》编印的《部分青年诗选》。此诗选为该杂志《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参考资料》的第1辑，收有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纪念碑》、杨炼的《织与播》、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王小妮的《我感到了阳光》、徐敬亚的《别责备我的眉头》、骆耕野的《不满》、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杜运燮的《秋》等一大批朦胧诗人的诗歌。据编者介绍：“作为参考资料的第一辑，这本《部分青年诗选》是根据徐敬亚同志的文章《崛起的诗群——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中所列举到的诗作，并适量增补了一些篇目编辑而成的，目的在于将这场自一九八○年以来有关新诗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杂志1983年第1期，可见这部诗选的编印大致在文章发表前后。

　　不过，徐敬亚这篇文章的刊发，很快引起了文艺界和诗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最后与《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起受到严厉批判。1983 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讯，指出：“十月上旬在重庆举行的诗歌讨论会提出：兴旺、活跃的我国诗坛上，近年出现了一股值得注意的错误思潮。这就是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为代表的三个‘崛起’论，它们的错误理论程度不同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了混乱和损害。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对这股错误思潮做出认真分析并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最后，这场批判以徐敬亚1984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而告终。因此，朦胧诗在1983年秋至1984年春这一段时间里，因为这一场批判而在诗界尤其是主流诗界进入了一个发展的低谷，传播与接受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1983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出版的《青年诗选1981—1982》，入选的朦胧诗人只有吕贵品和王家新二人。从诗刊社在1984年启动编选的《1983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也可看出这场批判所带来的影响与焦虑。该选本中，朦胧诗人只入选了李钢、车前子、杜运燮和傅天琳四位边缘人士。他们四位或许因为一直未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核心人物才未被摒弃。

　　不过，在由民间主持编选的一些选本中，这种影响似乎不是很大。例如，1983年8月，由周良沛选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新诗选读111首》，该选本编选自新诗诞生以来的71位诗人的诗歌，其中朦胧诗人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得以入选。这似乎也标志朦胧诗人再一次跟着进入了新诗史的行列。再如，1983年7月，由张永健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短诗萃》，选现当代诗人128人的175首诗，傅天琳的《我是苹果》、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给我的尊师安徒生》也进入选本。同样，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张志民、雁翼、林呐)编选、1984年5月出版的《当代短诗选》中朦胧诗人也占有一席之地，像王小妮的《地头，有一双鞋》、北岛的《宣告》、江河的《星星变奏曲》、杨炼的《耕》、骆耕野的《复活》、徐敬亚的《既然》、顾城的《一代人》、梁小斌的《玫瑰花盛开》、傅天琳的《晨》、舒婷的《致橡树》等也都得以入选。从人数上看，朦胧诗人所占的比例还很高。1984年1月，由雁翼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抒情短诗选》中也可见到多位朦胧诗人的影子，在这部以“近三十年的抒情短诗”为遴选对象的选本中，杨炼的《秋天》、骆耕野的《杜鹃》、顾城的《春景》《别》《远和近》、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傅天琳的《血和血统》、舒婷的《呵，母亲》《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进入了编选者的视野，可见在当时他们的某些抒情短诗已经得到诗坛认可，并渐渐成为经典广泛流传。雁翼在为该诗选所做的序言中说：“政治标准第一这一口号，三十年历史检验的结果证明是不太科学的。凡是离开了诗人的实感，用政治口号写的诗，几乎全被历史检验掉了。相反，凡是尊重诗创作的规律，着力用诗的艺术表现诗人的生活实感的作品，却被历史所肯定。”雁翼的观点是客观的，也符合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其中当也包含了对朦胧诗的认可。

　　1984年出版的诗歌选本中，还有两部专门的女性诗歌选本。一是由阎纯德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于4月份出版的《她们的抒情诗》；一是同由钟文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前者遴选新诗诞生以来的女性诗人的抒情诗，后者着力于对当代女诗人所取得的诗歌成就进行勾勒。这两部选本中，都有几位朦胧女诗人入选。由于朦胧诗人中的女诗人本身并不太多，所以比较优秀的女诗人如舒婷、王小妮、傅天琳都是入选的。《她们的抒情诗》由著名批评家谢冕作序，在序言中，谢先生首先肯定了女性及其诗歌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然后对古代女诗人中的优秀代表及其作品，以及五四以来的女性诗歌做了详细论述。在对当代女性诗歌的论述中，他对诗人舒婷进行了长达近两百字的评述：“舒婷的出现引起了当代人的关注。她以青年女性特有的细腻，写出了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的渴望与怅惘，少女初恋的朦胧的喜悦掺和着噩梦的惊悸，造成了属于她自己的‘美丽的忧伤’的风格。她的诗也许不免失之纤弱和委婉，但若论及空前的社会动乱以及政治生活的失常所带给人们的精神伤痛，一种受到长久压抑之后重获生机的惊喜交加的复杂心理,特别是青年女性的微妙情绪的倾诉，无疑的在她的诗中得到了艺术的凝聚。”其实，谢冕一直以来对舒婷都比较推重，这从他在众多选本的序言中对舒婷所做评述之多、之精彩可以得到最可靠的验证。《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由诗人雁翼作序，在序中，他对青年女诗人的诗歌创作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价：“她们由于各自的年纪、经历、生活、环境、学识、性格、美学兴趣、创作经验的差异，就写出了不同面貌的诗作品。”雁翼的评价，对当代青年女诗人的作品在整体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朦胧女诗人当然也在被肯定之列。

　　1984年的另一重要选本是由谢冕挂名主编的《中国当代青年诗选(1976—1983)》。据谢冕在该书的导言中所说，该选本的主要工作是由当时北京大学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黄子平、张志忠、季红真所做。该诗选虽然迟至1986年2月才出版，但是实际工作于1984年春就已完成。在这部收入82位诗人212首诗的诗选当中，朦胧诗人及其作品占了其中的16人65首。人数比例占了整本书的近20%，诗歌比例则超过了整本书的30%，可见对朦胧诗的推重。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编选者受到了谢冕先生对朦胧诗的态度的影响，如在谈选诗的标准的时候说：“唯一能要求我们自己的是尽量做到有一种阔大的胸怀，一种历史的眼光。也就是说，尽量做到从总体上，从运动和发展中，从新诗创作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和中介中，来把握浩如烟海的这些作品。”并针对特殊时期青年创作的特点指出：“对新诗创作上一切有益的探求，我们都抱热情的同时又是审慎的支持态度。”他们的观点，与谢冕先生一样，也是客观的。另一方面，青年编选者对朦胧诗的这种推重当也与他们对朦胧诗的认同有关。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大部分青年编选者(如大学生、研究生等)对朦胧诗都持一种比较认可的态度，故而选诗也很多。或许这是因为大家在年龄上相仿佛，故而在思想和理念上也容易产生共鸣和理解的缘故。

五

1984年春，对《崛起的诗群》的批判告一段落。经过几个月的缓和，1985年文艺界对朦胧诗的争论已大大减少。朦胧诗在经过一年的渐进回暖后，又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和繁荣的时期。就像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朦胧诗选》时，谢冕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时间过去了将及三年，如今当编者再度扩编她们的诗选，诗歌的发展又处于一个令人昂奋的转折点上。许多人都在这个‘冬天里的春天’的美好季节中感受到了生活跃动的活力。”当然，这一点从1985年朦胧诗在选本中的被广泛接受也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

　　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当代青年哲理诗选》《当代青年爱情诗选》等选本，其中朦胧诗人的作品被选入不少。如在前一选本中，选入了北岛等13人的27首诗，占了全书74位青年诗人109首诗的近1/4。在后一选本中，选入了北岛等10人的15首诗，占了全书79位青年诗人96首诗的近1/6。在一个诗歌的选本中，入选这么多的朦胧诗人及其作品，除了《朦胧诗选》和《新诗潮诗集》之外，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在《哲理诗选》的编后记中，编者指出：“这本集子……连同《当代青年抒情诗三百首》和《当代青年爱情诗选》，共汇集了当代近二百位青年诗人的五百首作品，试图从几个侧面展现当代青年诗人的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实绩。”这一方面说明编选者对这一批青年诗人的探索与创新表示肯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朦胧诗写作在哲理和爱情两个方向上的偏重。

　　1985年5月份出版的选本中，还有一部向明选析的《抒情短诗》(花城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其中受到编者选析的朦胧诗人有两位，她们及其入选的作品分别是舒婷的《思念》和傅天琳的《汗水》。编选者在书的小引中说：“历来选诗有两种作法：一是以人存诗；一是以诗存人。……三条标准：思想上要健康，艺术上要有特色，形式上要短小精干，便于背诵。”由此可见，编选者首先是对作品表示认可，进而才认同作品背后的诗人。舒婷和傅天琳两位女诗人在创作方式上都以抒情见长，这是她们二人入选该选本的最重要原因。同年6月，由侯洪等编辑的《当代大学生抒情诗》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入选的朦胧诗人及其作品有徐敬亚的《长征，长征》、孙晓刚的《蓝天》(外一首)、吕贵品的《故宫》和王小妮的《雪》。据选本的“出版说明”：“这里编选的，是一部从七七级至今的《当代大学生抒情诗》。……本书采用的诗，主要是从部分高校最近出版的诗集以及各地大学生的大量来稿和《飞天》等杂志中挑选出来的。”由于其在选诗上有一定的局限，故而入选的朦胧诗人不多。8月，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斗文学社、北方文艺出版社合编的《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尚在高校的诸多年轻的朦胧诗人入选了这一选本。据编者介绍，该选本的编选工作自1983年就已启动。其中入选的朦胧诗人有王小妮、王家新、孙武军、吕贵品、邵璞、林雪、徐敬亚七人。这说明，当年朦胧诗人在大学生诗人群体中也占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在该书后记中，编选者还对当时的大学生诗人群体做了非常高的评价：“透过诗的这面三棱镜，……看到了一代青年的眼泪和崛起；更看到了80年代中国大学生们的特有风貌和他们的诗创作给中国诗坛带来的新的美学价值。……既葆有‘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优良传统，又有国门打开之后，向世界学习的生动的创新，以新的风姿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当然，这一评价也包含对年轻的朦胧诗人的褒奖，是对他们诗歌创新的一种肯定。

　　1985年出版的诗歌选本，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的《青年诗选(1983—1984)》。这一选本中出现的朦胧诗人有李钢、岛子、孙晓刚。这三位诗人，后来一般不被认为是朦胧诗派的核心人物。结合此前出版的另两部《青年诗选》，青年出版社在对朦胧诗的编选上时重时轻，或许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在里面。与此相仿佛，诗刊社编的《1984年诗选》选入的朦胧诗人也只有车前子、北岛、王小妮、舒婷四位，该选本的编后记中曾提到其编选标准：“1.尽可能反映出这一年内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大方面，如农村新貌，城市改革等等；2.尽可能反映出新诗创作在这一年的实际成就和普遍趋向，如各种形式、体裁、风格等量的统计；3.尽可能反映出有别于往年的特点，如新人和‘新作’。”不过，相比敏感时期编选的1983年年选而言，1984年的选本与另外几部选本一样，朦胧诗人的数量虽少，但是分量较重，因为入选的大多都是朦胧诗派的核心人物，而1983年的年选明显没有突出这一点。此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研究室编的《1983中国新诗年编》和《1984中国新诗年编》，也由花城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5月和12月出版。与往年相比，这两部年度选本对朦胧诗人的推重有所减弱。1983年，入选的有王家新、杜运燮、李钢、傅天琳四人，1984年入选的只有王家新、梁小斌、吕贵品三人。或许编选时也受到1983—1984年《崛起的诗群》的批判的影响。对比而言，由《青春》编辑部编选的诗集《中国狂想曲》(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年12月出版)，则比较多地推出了一批朦胧诗人，吕贵品、岛子、车前子、王家新、顾城、北岛、王小妮、杨炼、徐敬亚等人尽皆入选。据该选本葛洛所作的序介绍，《青春》杂志五年来发表了很多优秀作品，推出了一批文坛新秀，故编选者想将《青春》五年多发表的作品，连同《青春》推出的“青年文学丛刊”上发表的作品，“按文学体裁分类，分别加以精选，编成丛书出版”。可见，这一批朦胧诗人是时常在《青春》或其“青年文学丛刊”上露面的诗人。同时说明，他们的作品得到了该杂志的认可。

　　1985年的诗歌选本中，还有谢冕、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新诗萃(50年代—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1月出版。这是一部20世纪50—80年代的诗歌断代选集，按年代分为四个部分，其中收入的朦胧诗人有杜运燮、北岛、舒婷、傅天琳、江河、李钢、梁小斌、骆耕野、王家新、王小妮、徐敬亚、杨炼等12人。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朦胧诗人入选，可能与两位主编的诗歌观念有关。谢冕对于朦胧诗的立场不必再叙述了。杨匡汉的诗歌观念，从其编选“中国文学作品年编(1981)”的《新诗选》时即已显出端倪，其中收录的朦胧诗人及其作品之多，也是不容易见到的。与此相类似，邹荻帆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诗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2月出版。其中入选的朦胧诗人有王家新、李钢、杜运燮、骆耕野、舒婷、傅天琳等六位。作为一部反映“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拔萃本总集”，能有几位年轻的“新诗潮”的代表诗人入选，算是比较幸运的。更何况，选诗的时间节点截止于1982年，此时的朦胧诗才刚刚走过四年的历程。

　　对于朦胧诗而言，除了上面这些选本，1985年还有几部具有重要意义的选本值得提出和纪念。首先是1985年1月，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刊印。该诗集长达两万余行，是由“一个人在一个月内编选出来”的，分上下两编，收入当时所谓的“新诗潮”诗人共计86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代表性的朦胧诗人(如北岛、舒婷、江河、芒克、顾城、杨炼、食指、多多、方含、严力、林莽、晓青、梁小斌、王小妮、吕贵品、徐敬亚、李钢、孙晓刚、王家新、孙武军、车前子等)，并且收录了他们的大量作品，是一次朦胧诗人的大集结。该诗集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集中推出了诗人多多的36首诗，这是“多多的诗第一次集中在出版物上与读者见面”，对树立多多作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新诗潮诗集》更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对自朦胧诗以来的“新诗潮”诗人进行了一个全面而又完备的呈现与总结。谢冕先生在为这部诗集所做的序言的最后部分，对当时的“新诗潮”及其未来做了一个前瞻性的概括：“他们以横向的扫描和纵向的研讨，造成了纵横交错的繁复，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与当代抒情史诗多层建构的建立，造成了绵长的时间与深邈的空间的深广融汇。这种局面给人信心，使人确信艺术的现代表现与东方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结构的熔铸，终将使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并受到世界的承认。”可见他对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的发展及未来充满了信心。

　　其次是辽宁大学中文系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不过，这个版本无论是对入选诗人还是他们的出场顺序都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本次入选的诗人及其出场顺序是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傅天琳、李钢、杨炼、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芒克、骆耕野、邵璞、王家新、孙武军、叶卫平、程刚、谢烨、路辉、岛子、车前子、林雪、曹安娜、孙晓刚，共计25人，比1981年原版本少了杜运燮，增加了傅天琳等14人。可见，经过三年时间的洗礼，编选者在视野和理念上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不论如何，《朦胧诗选》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朦胧诗作为一个诗歌现象或者诗学概念被正式接受，从而进入了诗坛，有其象征意义。谢冕在序言《历史将证明价值》中对朦胧诗的特质进行了一番前所未有的分析，并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既合情又合理的推定，指出：“它意蕴甚深却不求显露；它适应当代人的复杂意识而摒弃单纯；它改变诗的单一层次的情感内涵而为立体的和多层的建构。模糊性使诗歌的错综复杂的内涵的展现成为可能。急速的节奏，断续的跳跃，以及贯通艺术诸门类手法的引用与融汇如电影蒙太奇的剪接与叠加，雕塑的立体感，音乐的抽象，绘画的线条与色彩。这些‘引进’，都使新诗艺术有一个突进的扩展。这更加重了这些新诗潮对于已有新诗的挑战性。”从这部诗选后来的出版情形看，朦胧诗在后来确实有了相当力度的传播，并得到了大面积的接受。据考察，该选本自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至1990年3月，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内一共印刷了7次，销售量达到235500余册。这不能不说是一次诗歌的震撼。

　　最后一部值得一提的诗选是福建省文学讲习所编的《南风——抒情诗、朦胧诗选》，“这是一本富有南国韵味的现代抒情诗集”，于1985年12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诗选中，“老一辈诗人及‘崛起的诗群’的诗人们运用寓有深意的象征手法及多层次的空间结构,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真挚的爱恋与对社会、人生不倦的思索。作品风格各异，意境幽远,发人深思”。对于朦胧诗而言，这是一部明确标注有朦胧诗的选本，有正名的意义，不可忽略。而且其中选入的朦胧诗人是：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和杨炼，选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在朦胧诗人的经典化上却有其重要意义。一直以来，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变化，舒婷、北岛、江河、顾城、杨炼五人基本都是核心人选。这部诗选首次奠定了“五人同台”在朦胧诗人经典化上的意义。与当年的《舒婷、顾城抒情诗选》有同样巧妙的意蕴，也可以说是作家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五人诗选》的一个滥觞。

　　注释：

　　①见《今天》文学第1期(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出版。按，另有乔加的《风景画》《给——》《思念》3首，合计共12首。正文中，舒婷的诗题标为《致橡树》(外二首)，应为《致橡树》(外一首)。

　　②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中国诗选》，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页。

　　③据言是章明最早在《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中将这种诗体称为“朦胧体”。

　　④今天编辑部：《致读者》，《今天》文学第1期(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出版。

　　⑤诗刊社编：《编选说明》，《诗选1949—1979》(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⑥参看柯岩《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诗刊》1983年第12期。

　　⑦诗刊社编：《出版说明》，《在浪尖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按：本文判断诗人是否朦胧诗人的主要参照，是看是否入选了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含1982年油印版和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洪子诚、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杨克、陈亮编选的《朦胧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另有一些选本，因与后来公认的朦胧诗人名单有较大出入，故未做参照，如喻大翔、刘秋玲编选的《朦胧诗精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⑨王家新编选：《中国现代爱情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357页。按：此选本虽然迟至1981年9月才出版，但编后记落款时间为1980年12月，说明此书的选诗工作在1980年已启动。

　　⑩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