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报纸、杂志、书店和出版单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了政治体制外的文化、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产生和决定着文学的本质和所谓的文学性。”①诗歌刊发期刊的存在样态和编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某一个时代的诗歌美学标准的养成具有预设性。这其中，最能够体现某一份杂志或某一个时期的理论预设思路和诗人、文本选择倾向的，当属“编者按”。编辑与诗人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两个独立的个体。但是从期刊出版的角度来看，编辑与诗人的地位却产生了一定的倾斜。编辑在期刊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诗人则成为编辑工作的对象，即编辑是主体，诗人是编辑的工作的客体。编辑的活动不是简单的传输运载，而是以自身的美学原则对诗人作品进行选编。这也就使得“编者按”与新诗能够产生碰撞并滋生火花。因此，对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份杂志“编者按”的研究是当前文学制度下考量现代汉语新诗生成的重要切入口。探讨朦胧诗的生成过程，“编者按”作为编辑思想的物化表述，是重要且意义丰富的一环。
“编者按”的预设性与朦胧诗
就现代文学生产制度而言，文学刊物是理性预设的产物，是文学文本存在的一种主要样式，其作为承载平台，有相对固定的生成模式，俗称为 “六艺”②，即需要经历选题、征稿、筛选、加工、编排、校对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编辑人员对刊载文本的认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期刊定位、编排方针、排版印刷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编者按”产生于编辑思想的运作过程，范围限于由编者书写并传达信息的文字。同时，由于受到时代、编辑个人、刊物本体等因素的限制，“编者按”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所处的位置也分散在刊物的各个角落。它们都是编辑思想的具体呈现，统称为“编者按”。根据功能与指向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类：1.发刊词(创刊词、创刊辞、复刊词)；2.卷首语(编前、编前语、编者按、编者的话、卷尾语、编后)；3.本刊启事、诗讯。1.发刊词
发刊词作为“编者按”的一种，是诗歌刊物编辑团队对于诗歌刊物的定位与对诗歌刊物未来的规划，具有统领性、原则性、定位性等特征。它主要论及诗歌刊物发展过程的原则与底线、诗歌刊物的定位与任务、诗歌刊物的选录标准等等。诗歌刊物后续刊出的诗歌作品、诗歌栏目等具体内容都源于诗歌刊物发刊词的规划，但是发刊词一般并不涉及诗歌刊物编排与栏目设置的具体内容，它是作为纲领性文件存在的。2.卷首语
“卷首语”的定义是宽泛的，它包括卷首语、编前、编前语、编者按、编者、卷尾语、编后等多种形式。卷首语、编前、编前语、编者按、编者、卷尾语、编后等这些内容在刊物中是常见的。将它们与发刊词区分开，是因为“卷首语”在功能上往往代表着某一时段的编辑思想，有较强的时效性。按照其位置顺序再次对可以其进行再次分类，将其划分为编前语、文中按语和编后语。编前语，又称编前、卷首语、编者的话等，一般是某期刊物的总述与引入。编者通过这则“编者按”总结了这一期所要刊发的内容，但由于卷首语所处的位置，也决定了其带有引入刊物内容及吸引读者兴趣的功能。
3.本刊启事与诗讯
除上述“编者按”的呈现方式外，本刊启事、诗讯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编辑思想。因此，本刊启事、诗讯也属于“编者按”。本刊启事承载的是编辑团队整体话语的表述，与卷首语指向的范围不同。本刊启事则往往指向刊物定位的补充说明、刊物活动以及函授班的举办等。本刊启事对刊物的创办方针与对刊物的定位不能一言蔽之。在与朦胧诗相关的本刊启事中，它展示出不同的指向。第一类本刊启事是对诗歌刊物的创办方针与定位的细化说明，比如民办刊物《今天》在第1期的“致读者”中对于《今天》的方向与定位进行了宣言式的自述：“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这则发刊词对办刊方针没有具体陈述，于是便由第2期的本刊启事来进行细化说明。《今天》第2期的启事中说“《今天》是综合性文艺双月刊”并明了具体任务，从而对《今天》的办刊宗旨与理念进行了细化说明。
尽管形式多样，但“编者按”中所体现的编辑思想和选择文本的标准实际上厘定了朦胧诗从诗人群的构成和基本思潮命运的走向。而且，那时候的期刊还兼顾思想辩论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判定职能。
“编者按”与朦胧诗人群的形成
既然“编者按”是编辑诗学理念的呈现，它承载着编辑对特定时期诗歌应然状态的预设性想象，这其中自然包括诗人群的养成。应该是受到新时期初“回到五四时代去”口号的熏染，诗歌刊物的“编者按”多呈现为对年轻新人的青睐，以及能够传达源自青春的自由、新鲜和多样性创作方向的诗人诗作。如《诗刊》1979年末期的“编者按”就通过编辑对诗歌作品、诗歌评论、胶印画页等的选刊原则立体展示了《诗刊》编辑者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刊物未来的想象与预期，即要在“双百”方针的引导下接纳新的诗歌力量。1983年创办的《青年诗人》在创刊号的献辞中展示了对自身的定位：“我是青年的诗歌刊物。我面向青年。”“‘我’将代表的是不同环境下的青年，代表他们经历的一切故事，代表他们拥有的一切美好品质，代表他们的高歌与低吟。”《青年诗人》的编者正是在“编者按”蕴含的自我想象的力量和自我定位的明晰中把《青年诗人》献给了读者。基于青春和推出新人新作的编选理念，“编者按”确立的诗歌美学原则实现了对朦胧诗青年诗人群的形成，并由之引出写作自由和诗歌多样性美学样态的提出。比如，《今天》上的两则“编者按”，一则是创刊号的《致读者》，一则是1979年2月26日发表在《今天》第2期上的《编辑部启事》。这两篇“编者按”蕴含的美学原则共同决定了《今天》对于诗人的选择。《今天》的创刊词中说：
而今天，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开放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花朵。
在这则“编者按”中，编者提出他们的审美立场，即发自内心的对自由精神的向往，立足时代的对民族更新的渴求。而在第2期的《编辑部启事》中，“编者按”则更加详细地阐释了编辑的选编原则：
《今天》是综合性文艺双月刊。它的任务是：打破目前文坛上的沉闷气氛，在艺术上力求突破，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尽其菲薄的力量；作为年轻一代的喉舌之一，它要唱出人们心里的歌，鞭挞黑暗、讴歌光明，尤其是要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的空间发出正义的回响。
《今天》的主要美学指向从自由革新的大方向落到具体的诗歌要求中，即追求现代的、新颖的、自由的诗歌，在“编者按”的陈述中，读者可以探寻到编者选择诗人的脉络。
《今天》第1期共选编了蔡其矫、舒婷、芒克、北岛四位诗人的诗歌。北岛、芒克作为《今天》刊物的编者，以上述两则“编者按”述说的选编原则承载着他们对诗坛的未来想象，他们的创作自然也与自身设置的想象互相印证。《今天》第1期刊发芒克与北岛的诗本身就是其编辑思想的展示，而《今天》对舒婷与蔡其矫的选择则更能展示出其编选原则。蔡其矫相对于《今天》的编者们来说较年长些，但《今天》对他的选择又确切地符合《今天》“编者按”提出的充满自由的、立足时代的、鞭挞黑暗、讴歌光明的指向。尤其是刊发在《今天》上的署名乔加的诗歌《风景画》《给——》和《思念》与朦胧诗人满含着自由与革新的精神是如此相近，这是蔡其矫能够在《今天》第1期诗歌中排在首位的原因。《今天》第1期选择的另一诗人舒婷是由蔡其矫极力推荐给《今天》杂志编辑部的。芒克曾在访谈录中回忆说：“舒婷是蔡推荐认识的，以前与北岛已有联系。”舒婷作为年轻一代的诗人，她的诗歌创作以新颖的姿态跨越了原有的诗歌创作，这与“编者按”指向的“年轻一代的喉舌”是一致的，舒婷也因此被纳入《今天》的建构之中。《今天》出版后，不少诗人慕名去探访《今天》杂志的编辑部，如诗人杨炼和顾城便按照《今天》刊出的编辑部地址探访了《今天》。自由与革新思想的编选原则，使得《今天》在贡献了北岛、芒克、舒婷、杨炼等一大批优秀青年诗人的同时，也举办了促进新生诗歌势力成长的诗歌活动。如1979年4月，在《今天》编选原则的指导下，玉渊潭公园的民间诗歌朗诵会举办。这次诗歌活动促成朦胧诗人与读者的集聚。也正是“编者按”引领的这种集聚，促进了诗歌新生势力的发展，使得朦胧诗在进入公共空间之前形成了独立诗歌空间，为后来主导文化的自我革新提供了可能。
主导诗歌主流价值观的期刊的自我革新过程在“编者按”对诗人的选择过程中展示出来。1978年，《今天》首期被编辑芒克、北岛、陆焕兴三人张贴在北京的西单、天安门等场地。随后，在《今天》上刊发作品的诗人开始受到更广泛的关注。《诗刊》的编辑很快注意到《今天》的出现，时任《诗刊》杂志编辑的邵燕祥与吴家瑾最先得知这一消息，邵燕祥将北岛诗歌《回答》和舒婷诗歌《致橡树》分别安排进《诗刊》1979年3月号和4月号中，这为朦胧诗人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础。《诗刊》之所以刊登朦胧诗人的作品，与其“编者按”所代表的编选原则紧密相关。当年10月号《诗刊》的《本刊启事》在论述《诗刊》对刊物的形式的更改后，再次说明自身的选编方针，即“诗歌要百花齐放，《诗刊》要力求反映和促进诗歌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后，1980年不断更新的“编者按”更加详尽地阐释了《诗刊》的编选原则。如1980年《诗刊》第1期编后中所述：“《诗刊》上反映各族人民现实生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诗歌，许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作者写的。”《诗刊》对青年诗人的关注可见一斑。再如1980年主编严辰个人执笔的“编者按”中说：“诗刊曾发过大量新人的作品，有的并在读者中引起较强的反响。我们乐意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③编者还在这则“编者按”的结尾表达了对诗人和诗歌队伍未来的美好祈愿。《诗刊》80年代初的这些“编者按”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指向，主动吸纳众多的新诗人到诗歌发展的队伍中来。《诗刊》还在“编者按”的指向下为新诗人开展诗歌专栏，如“问题讨论”专栏；兴办“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即青春诗会，积极促进张学梦、舒婷、王小妮、顾城、江河、叶延滨、梁小斌、徐敬亚、王小妮等诗歌新生力量的成长。在《诗刊》杂志编辑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的推动下，请王燕生为班主任，邀请众多诗歌大家为新诗人授课，如张志民、臧克家、贺敬之、严辰、袁可嘉、艾青等，以期通过薪火相传的方式带动朦胧诗人群的发展。1980年第10期《诗刊》刊发了“青春诗会”专辑并配发了“编者按”。这则“编者按”将这些年轻的力量比作年轻一代的种子，《诗刊》做的是为种子施肥、浇水的工作。总的来说，《诗刊》“编者按”在编者的积极发力下，不断为引导诗坛革新，促进新诗发展贡献力量，基本上构筑出了朦胧诗人群的大致轮廓。
同样在1980年，《安徽文学》创办的“原上草”专栏也转载了《今天》上的四首诗，这是80年代官方刊物首次有明确标注的对《今天》上诗人诗作的转载。《安徽文学》在本期专栏配发的“编者按”中对选编朦胧诗人的缘由进行了阐释：“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那种口头上高喊培养新人、重视新人，实际上都把一大批青年视为异端，动不动就斥责他们‘迷惘’的叶公好龙式的作风，应该终止了。”《安徽文学》更多的是基于对青年诗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在这期刊物刊出之前也有所展示。如1979年10月，在《安徽文学》工作的公刘始终关注着朦胧诗的创作，在广泛集稿的基础上首次以专辑的形式推出《新人三十家诗作初辑》等，这是《安徽文学》在其“编者按”指导下对朦胧诗诗人登场的推动。
官方刊物《福建文艺》对朦胧诗人舒婷的选择与推介也是不容忽视的。以魏士英、蔡海滨为代表的《福建文艺》的编辑，于1979年10月至厦门专门拜访诗人舒婷。1980年，《福建文艺》编辑将舒婷的五首诗命名为《心歌集》发表在1月号上。而《福建文艺》选择诗人舒婷的编选原则也在随后的“编者按”中有所阐释。第2期的“编者按”中说：
舒婷是我省诗坛上新出现的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她的诗作已为读者所注目。
我们认为：联系舒婷的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展开讨论，对于作者本人的提高，对于探讨我国诗歌的发展道路、促进诗歌的繁荣发展，是会有帮助的。
1979年10月复刊的《星星》诗刊，它的编选原则在复刊词中有所展示：“《星星》诗刊将力求继承民间诗歌的优秀传统，但也必须打开门窗，吸取优秀外国诗歌的营养，而更重要的，应是创作和探索新的诗歌艺术，为开一代新诗风而做出努力。”在此基础上，《星星》复刊号上刊出公刘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后来又在1980年第3期刊出顾城的《抒情诗十首》。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诗坛新一代”专栏，选择了杨炼、舒婷、傅天琳、骆耕野等诗人。同年第10期，再次推出“诗坛新一代”专栏。正如左人在《星星》诗刊1980年第10期文章中所总结的：“最近一年来，《诗刊》《安徽文学》《星星》等刊物，把发现培养人才摆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诗坛新芽竞相破土而出，诗歌添了活气，勃发了生机。”④作为官方诗歌刊物代表的《诗刊》在1980年第1期编后中说道：“我们除了经常发表青年作者的作品外，还准备在今年四月号、十一月号，两次以特辑的形式，比较集中地推荐新人新作。”1980年第4期严辰执笔的《写在〈新人新作小辑〉前面》更是为朦胧诗诗人而作：“这些新人，风华正茂，他们同样经历了劫难、忧患，关怀着人民的命运,注视着祖国的今天和未来。”而1980年第8期“问题讨论”专栏的“编者按”则是一篇有导向性的“编者按”。《诗刊》的编者们开始主动自觉的引导读者围绕新的诗人诗作进行讨论。正如在1980年第8期编后中编者重述的那样：“我们想，既要讨论，而且要讨论得热烈，有成效，就一定要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且要发表得充分。”随后，1980年第10期《青春诗会》的“编者按”则展示出青春诗会的声音：“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音色和音量,但都渴望唱出动听的歌。”总的来说，《诗刊》仅在1980年发表的与新诗相关的“编者按”在数量上便有不少，在内容上则展示出鼓励、支持、引导的倾向。在“编者按”的积极引导的倾向中，朦胧诗在1980年的官方诗歌刊物中是异常活跃的。
同样在1980年，朦胧诗这种被引导的活跃处境在官方刊物《福建文艺》与《安徽文学》中也有所展现。《福建文艺》1980年第2期的“编者按”便与新诗人舒婷相关：“新诗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回顾新诗走过的历程和近年来的创作实践，这个问题，正在诗歌作者和读者中间引起密切的关注与深刻的思考。”而在《福建文艺》1980年第8期中，其编者又通过“编者按”号召读者们将关注的范围进行延展：“舒婷的创作，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当前诗坛上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如何分析、评价这股新诗潮，是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中心，也是我们这场讨论中争议的焦点。”在综合性的官办文艺刊物中，《福建文艺》在其“编者按”中展示出对朦胧诗的积极引领的姿态。在此基础上，《福建文艺》在1980年1月、10月分别举办了诗歌创作讨论会，使得朦胧诗人在诗坛的新秀地位得以巩固。《安徽文学》对新诗人的推介比其在《福建文艺》上见刊更早，《安徽文学》1980年第1期“编者按”中便明确展示出编者的态度：“我们迫切需要造就大批年轻的、肯思索的、有创造性的新战士，以逐步充实我们的文艺队伍。”总的来说，在《今天》停刊后的1980年，朦胧诗的处境并未走向惨淡与喑哑。“编者按”的繁茂映衬出朦胧诗作为诗坛新秀逐渐被官方诗坛所接受。
“编者按”中展示的对于朦胧诗人的选择各有其不同的原则，正是这些“编者按”的合力使得朦胧诗人在诗坛上脱颖而出。同时，也使得《今天》《诗刊》的“新人新作小辑”、《福建文艺》的“心歌集”、《安徽文学》的“原上草”专栏等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编者按”承载着编辑对诗歌的想象进行工作，筛选诗人、打造栏目。而随着时间推进，刊物编者与读者们选择、思考、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80年代的朦胧诗人们起初也许是以个体进入编辑们的视野，但随着编辑与“编者按”的不断推动，诗人们最终是以归于诗歌潮流的面貌成为编辑们关注的诗歌整体。总的来说，“编者按”与诗人的互动、碰撞共同推动了朦胧诗人群的生成。
“编者按”的流变与朦胧诗
刊物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格，这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密不可分，这集中表现在“编者按”的历史变迁上。如《今天》的“编者按”：“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⑤这则“编者按”刊发之后，众多刊物的编辑者们在较为宽松的时代环境下纷纷刊登新诗作品，开办诗歌专栏，积极进行诗歌讨论。但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风向的改变也是遽然而至的，1981年发表在《诗刊》上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编者按”，从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出发，指出“崛起论”的问题，就改变了诗歌论争的倾向。两年之后，重庆诗歌讨论会使得“编者按”更加敏锐地捕捉到时代风向的转变。1983年《诗刊》配发“编者按”，反思过往的办刊方针，划定“三个崛起”理论的反动性质，反映出时代的动向并规划了《诗刊》未来的走向，即反思过去对新诗理论的态度，致力于清除精神污染。其1984年转载《光明日报》及配发的“编者按”致力于对徐敬亚的批判也印证了这一点。《星星》诗刊也随着清污运动而转变了态度，编者在1984年第1期的编后语中说道：清除精神污染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文艺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前进。我们完全拥护中央这一决策，希望读者和诗歌评论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科学批判的风格，对诗坛上一些错误的倾向和作品，进行马列主义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更希望诗人们写出富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而又富有诗意的好作品。
可以说，“编者按”作为具体分散在刊物中的编辑思想，作为特定时期编者策略的体现，为读者提供了感受不同时代脉络的资料。“编者按”在时代的推进中展示出同时代主流脉搏相同一的一面，在与某一时段时代的共鸣中，它还可以达到引导公众舆论的效果。1980年，《福建文艺》第2期刊发了关于舒婷创作讨论的文章，并配发“编者按”以强化该讨论，以期引导更多新诗研究者参与其中。同年，《诗刊》第8期“问题讨论”专栏的“编者按”和第11期的《来稿综述》，都起到了号召诗歌讨论、引发时代共鸣的作用。在刊物“编者按”的积极引导、造势、号召之下，80年代一大批刊物参与到关于新诗问题讨论的过程，如《福建文艺》《星星》《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等，拓展了朦胧诗讨论的深度与广度。
1980年前，与朦胧诗相关的“编者按”主要集中在《今天》。刊发在《今天》上的有代表性的“编者按”有三则，其中两则是上文中提及的《今天》第1期的《致读者》和第2期的《编辑部启事》，还有一则是《今天》第10期的“编者按”。《今天》的“编者按”展示出编者对于权威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因此，《今天》“编者按”的流变对朦胧诗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正是在上文所述的《今天》第1期的《致读者》和第2期的《编辑部启事》两则“编者按”的指导下，朦胧诗人的作品得以被广大的读者群接触到。然而，《今天》第10期的“编者按”便透露出编者们通过自办刊物追求自由与自我想象的幻灭。1980年10月，《今天》刊出“编者按”《致〈今天〉读者书》，说明其迟迟未出版的原因：
北京市公安局以五一年政务院《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和今年7月国家出版局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做出的规定为由，生成“《今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发行，否则予以查封”，阻挠《今天》的印刷出版，我们被迫暂停了《今天》10期的编印工作。
虽然编者们寄希望于社会各界的帮助，但《今天》还是自此停刊了。在当时众多青年诗人渴慕在主流文学期刊刊发诗作，并且越来越被《诗刊》《福建文艺》等官方刊物所接纳的情况下，《今天》的民间状态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朦胧诗在诗人们自觉聚集并创办刊物后，由《今天》第10期的“编者按”宣布了其初始形态“今天文学研究会”的幻灭。《今天》呈现的与新诗相关的“编者按”在其前期的热烈呼号促进了诗人的出场，然而其后期无奈停刊的“编者按”中则暗示了朦胧诗在这一时段的艰难处境。
但朦胧诗并没有因刊物《今天》“编者按”的中断而走向沉寂。1980年后，官方刊物中与朦胧诗相关的“编者按”呈现出繁茂之景，全国性的诗歌论争开展，朦胧诗亦在“编者按”指挥下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纵览1980年—1981年间的诗坛，《福建文学》《诗刊》《光明日报》《上海文学》《安徽文学》《诗探索》《海韵》等诗歌刊物都参与到朦胧诗大讨论之中。如《福建文艺》的“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专栏；《诗探索》的“青年诗人笔谈”专辑；《海韵》的诗歌讨论专栏“什么样的新诗是好诗”；《上海文学》《安徽文学》的诗歌专栏；“三个崛起”理论的刊发等等。同时，南宁诗歌座谈会、北京定福庄会议等也代表着朦胧诗所受到的关注。在《长江文艺》1983年第11期诗歌特大号上刊发了诗讯传达了重庆诗歌座谈会的精神，为朦胧诗的发展转向做出了预告。
1981年之后，关于朦胧诗的“编者按”呈现出新的状态。如《诗刊》编辑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配发“编者按”。这则“编者按”首先对文章所述思想进行归纳，随后阐明了编辑部的看法，即在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强调中，在诗歌探讨的新阶段，“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同时，这一期还刊发了编后并再次表明编者的态度，即“作者系统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我们相信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会促进诗歌健康发展”。这则“编者按”刊出之后，《诗刊》杂志编辑部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再刊发与朦胧诗相关的“编者按”。
最初，官方刊物的“编者按”所昭示出的积极引导的倾向与平等论争态度使得朦胧诗成为广受关注的诗坛景象，但官方刊物背后的集体意识仍旧没有摆脱主流意识形态与体制的桎梏，众多的诗歌座谈会也变成了抨击、批评朦胧诗及其理论的活动。自此，与朦胧诗相关的“编者按”也在重压之下难觅踪迹。直至1983年9月，《诗刊》刊发中国作协通知一则，使得诗坛更加风声鹤唳。10月，重庆诗歌座谈会的召开使得“编者按”泛起一些涟漪。1983年12月吕进综述前的“编者按”对与新诗相关的“崛起”理论进行定性：“近几年相继出现的三个‘崛起’的诗论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向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次挑战。”《诗刊》在1984年第4期转发《人民日报》关于《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的“编者按”，依旧延续了对朦胧诗的批判。在上述两则“编者按”的指向下，“三个崛起”和舒婷、北岛、杨炼、顾城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列为“污染”源。自此，与朦胧诗相关的“编者按”在《诗刊》中归于沉寂。1981年至1984年的“编者按”在数量和态度上都与1980年存在差异。《诗刊》“编者按”数量上的缺失与内容上的批判指向，代表了大多官方刊物“编者按”的态度，也昭示着朦胧诗自1981年起的艰难处境。正如1983年舒婷在中国作协的颁奖仪式上的一问：“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
但在朦胧诗处境艰难的时刻，依旧有一些刊物通过“编者按”展示出它们的胆识。正如陈绍伟评价《上海文学》中所说：“《上海文学》的《百家诗会》是引人注目的。在某些刊物冷落诗稿的情况下，《上海文学》显示了自己的胆识。”1981年《上海文学》编辑部刊出《关于举办〈百家诗会〉的启事》：
《百家诗会》是应很多诗人、诗歌作者和诗歌评论工作者的建议而举办的。目的为了通过书简和作品，汇集八方诗声，交流对诗歌的主张。
因此，我们主张创作个性的解放，在生活的海洋中，觅取自己的诗的珍珠，唱出自己的心灵的歌，写出自己的风格独具的诗，同时把自己在探索中的真知灼见写成书面发言(自然，文字要简短)。
同年9月号的“编者按”中，《百家诗会》再次展示出对新诗探索的支持：“这一期诗会，汇编了部分女诗人的近作。”《上海文学》的《百家诗会》专栏一直持续到1982年12月号才停刊。再如《福建文艺》，1981年后也延续了1980年对朦胧诗的态度，如《福建文艺》在1981年青春诗论中的“编者按”，昭示出其关注的范围由舒婷转向青年诗人，把讨论深度推向纵深。《海韵》在1981年8月举办了“什么样的新诗是好诗”的讨论，并在1981年第6期《什么样的新诗是好诗》栏目刊发“编者按”：“为了总结新诗创作的经验，探索新诗创作的特殊规律，本刊从本期起开辟‘什么样的新诗是好诗’讨论专栏，并选登这次座谈会的重点发言作为发端，以期进一步展开讨论，有助于繁荣新诗创作。”《海韵》的这则“编者按”对朦胧诗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注释：
①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2页。
②龚维中：《现代期刊编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③严辰：《〈写在新人新作小辑〉前面》,《诗刊》1980年第4期。
④左人：《诗歌，期待着新一代——读〈诗坛新一代〉》,《星星》1980年第10期。
⑤编者：《致读者》，《今天》197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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