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周聚

　　20世纪80年代可谓诗的年代，先是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浮出地表，从地下登上公开的文坛，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关于“懂”与“不懂”的论争；后是以韩东、周伦佑、尚仲敏、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以群体的方式登上文坛，上百个诗歌团体在《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上公开亮相①，以陌生的面孔和另类的声音引起文坛的关注。这两个诗潮规模庞大，它们于1986年叠合一起，如同两个巨浪相撞在一起，顿时浪花四溅，涛声震天，形成了20世纪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诗歌事件。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回望当年颇为壮观的诗坛，曾经那么多的诗歌团体和诗人在经历了时间大浪的淘洗之后，留下了哪几个具有生命活力的诗歌团体？还剩下多少仍在坚持自己诗歌观念的诗人？他们创作出了哪些作品？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20世纪80年代诗坛，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失望，大部分的诗歌团体不见了踪影，大部分的诗人中途失散，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屈指可数，而堪称经典的诗人和作品则更是寥若晨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给文坛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喧哗与骚动。

　　在许多人看来，喧哗与骚动是一种混乱与无序，何以会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因为表面上的混乱与无序蕴藏着无限可能，“嘈杂的、无序的、喧嚣的、闪色的、带虎纹的、有条纹的、杂色的繁多，五色缤纷，斑驳陆离，它就是可能性。它是一组可能的事物，也可以是一切可能的事物的总体”②。塞尔认为混乱是积极的，斯宾诺莎则认为确定性即否定，不确定性即肯定，“混杂没有被排除，被摈弃，而是成为客体，进入认识领域，进入认识的演变过程。可是相反的，只有分类是否定的，从否定方面运作的是编码，这就是一般的概念，这就是确定性，也就是否定”③。混乱意味着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可能性，它充满了生命活力，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期待，诗人们不再靠谁的指导来进行创作，他们自己播种，自己收获，可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也可能播种的是跳蚤，却意外收获了一两个龙种。这是一种真正的诗歌精神，有了这种精神，诗人们便陷入了迷狂状态，整个文坛都沉浸在这种氛围之中，诗歌、诗人受到应有的尊重，诗人们获得了创作自由，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精神是相一致的。

一

20世纪80年代诗坛的喧哗与骚动的实质是一种反叛精神。无论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都以反叛为旨归，当然，他们反叛的对象有所不同。朦胧诗人反叛其前辈的诗歌传统，而第三代诗人反叛的则是朦胧诗人。由此观之，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这些反叛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形成一种集体的喧哗与骚动。

　　朦胧诗刚出现在文坛时，被誉为新的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很好地概括出了朦胧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今天来看，朦胧诗人所反叛的传统主要是其前辈们所热衷的空洞泛滥的政治抒情诗，带有深刻的时代痕迹。1972年舒婷以独生子女的身份回城，没有被安排工作，产生一种搁浅的感觉，不被社会接受，不被人们理解，处于冷窖之中。她在感到“沉沦的痛苦”的同时，也感觉“觉醒的欢欣”，这种觉醒，“是对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和挑战心理。要求生活恢复本来面目。不要告诉我这样做，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让我们能选择，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任”④。北岛的《回答》中塑造了一个反叛者的形象：“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这不是北岛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一代人反叛的声音。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同样表现出一代人的反叛精神。可以说，反叛成为朦胧诗人的精神特质，成为朦胧诗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

　　第三代诗刚登上文坛，便打出了反叛朦胧诗的旗号。1984年底到1985年初，以尚仲敏为代表的大学生诗派在重庆成立，他们宣布：“当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的时候，捣碎这一切！——这便是它动用的全部手段。它的目的也不过如此：捣碎！打破！砸烂！它绝不负责收拾破裂后的局面。”⑤1985年3月7日，《他们》第一辑印出来，相对于当时的主流诗坛而言，“他者”是一个异己，表现出一种异质特征(思想、艺术)，随后韩东发表的《致大海》《有关大雁塔》，便是对舒婷的《致大海》和杨炼的《大雁塔》的仿写。从这种带有反讽意味的仿写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已背离朦胧诗传统，越走越远。以周伦佑为代表的非非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他们反叛的不仅仅是朦胧诗，而是整个的传统文化。1983年秋周伦佑、廖亦武、黎正光在“四川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对正统文学观念公开挑战，他们提倡“狼性文学”，即“原始的，本能的，没有被驯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⑥。以周伦佑为首的四川诗人提倡“非非主义”，创办《非非》刊物。“非非”是何意思？周伦佑认为：“如果仔细追溯起来，即隐含于我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写下的‘非崇高’‘非理性’中的两‘非’字。”⑦对于第三代诗人来说，反叛既是一种诗学观念，又是一种诗歌策略。

　　尽管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反叛的传统不尽相同，但他们对传统的反叛导致诗坛出现了混乱和无序：传统的诗歌观念被颠覆，不同的诗歌团体提出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诗坛呈现出空前的喧哗与骚动。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混乱和无序？这种混乱与无序意味着诗歌的新生与繁荣，“我们应当把混乱的概念引进哲学范畴，直到目前这个概念还如同神话一样，受到理性的蔑视，现在只有说到妄言妄语时才使用这个概念”⑧。依靠混乱与无序，诗人们打破了封闭已久的诗歌系统，“混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它半开着。为了编码，必须闭合起来；为了分类，必须加以确定，或是划定界限。混乱是不容置疑的，它不是一种系统，而是繁多性。它是繁多的，出乎意料的”⑨。不同的诗歌团体各有自己的诗歌主张和诗学宣言，诗人们破坏已有的诗歌分类标准，试图建构新的分类标准。他们拒绝按照已有的概念、标准对诗歌进行分门别类，不接受已有的所谓诗歌界限和秩序，他们将混乱、差异感性作为自己的创作追求，以此对禁锢的理性进行冲击与毁坏。

　　20世纪80年代诗坛的这种反叛精神对后来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已经作为一种传统或诗歌遗产传承下来。进入21世纪之后，以沈浩波为代表的70后诗人以更加激进的态度反对传统：他们不仅反对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传统，而且反对以叶芝、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帕斯捷尔纳克等为代表的西方诗歌传统；他们反对诗意，反对抒情，反对思想，反对大师，反对经典，反对“上半身写作”，提倡“下半身写作”。他们的这种主张及姿态，对21世纪初的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在诗坛大一统的时代，由获得权力的人们给诗歌设置严格的标准、秩序和界限，这无形中给那些想走上诗坛之路的人们设置了重重障碍：“严明的编辑、选拔，严明的单一发表标准，大诗人小诗人名诗人关系诗人……什么中央省市地县刊物等级云云杂杂，把艺术平等竞争的圣殿搞得森森有秩、固若金汤。”⑩在这种限制之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登上诗歌的殿堂，这些诗人由此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荣耀与权力，并因此而具有了崇高与神圣之感。单一化的诗歌观念和标准在无形中扼杀了诗人的创新能力，偌大的诗坛只有一种声音、一种颜色。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反叛传统，诗坛趋于开放，诗人们呼朋唤友，形成一个个诗歌圈子，自己创办民间刊物，自己给自己当编辑，自己给自己制定多样化的标准，甚至自己给自己颁奖。这赋予每个人都可以当诗人的权力，从而降低了诗歌入门的标准，诗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世俗化的倾向。

　　诗歌世俗化，表现为一些在正统眼里根本不具备当诗人资格的凡人开始成为诗人。朦胧诗人大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写诗，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下乡知青，身处一种失重的状态，与主流文坛处于脱节状态。他们以身处的乡村为据点，形成了一个个诗歌团体，且这些团体并非封闭的，而是敞开的，是互相流动的，其中最有名的是白洋淀诗歌群。当年白洋淀聚集了一批来自北京的下乡知青，每个村的知青基本上是以在北京中学学校为单位的组合，他们各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学习体会、书籍、诗稿，切磋诗歌理论和写作技巧。除了白洋淀的知青之外，还有许多外地的同学朋友到白洋淀来进行诗歌交流，他们从远处带来自己手抄的诗稿，还带来了一些内部出版的书籍。围绕白洋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其中包括林莽、江河、栗世征、方含、根子、芒克、北岛等人。他们大多都有流浪的经历，而这些经历给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经验与题材。他们的诗歌写作、交流处于地下状态，他们写作的诗歌不符合当时主流文坛的标准，根本无法公开发表，且随时可能引来意外之祸。后来这些人逐渐返回北京，回京后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诗歌，他们酝酿办一个刊物，北岛、芒克、刘禹、张鹏志等七人组成编辑部，大家每人给刊物起一个名字，芒克提议的“今天”得到大家的认可。1978年12月《今天》第一期出刊，被誉为1949年以来第一家民办刊物。刊物印出后，北岛、芒克等骑着自行车到西单、天安门、王府井、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张贴，将装订好的第一期1000册散发出去，后来又加印了1500册。到第二期出刊时便开始征求订户，这说明《今天》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有了自己的读者群，这在当时的年代堪称奇迹。围绕《今天》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到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共出了9期。尽管《今天》存在的时间有限，但它开启了诗人创办民间刊物的先河，为后来的诗人们开拓出了一条新的诗路。

　　与朦胧诗人不同，第三代诗人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在校大学生。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校园里组织诗歌团体，创办刊物，于是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诗歌团体、诗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尚仲敏等人的《大学生诗报》、韩东等人的《他们》等。这些人以诗会友，居住一地的诗人们经常聚会，朗读诗歌作品，交流诗歌写作经验；他们也通过邮寄自己创办的刊物与异地的诗友进行诗歌交流；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串联的方式，走亲访友。据小海记述，他当年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西安的岛子，上海的孟浪、郁郁、冰释之，北京的唐晓渡、老木、马高明，四川的雨田等先后造访南京的韩东、小海等人；韩东、小海、贺奕等到西安、九寨沟、成都、重庆等地游历，在成都他们见到了杨黎、万夏、马松、石光华、宋氏兄弟等。在宽敞的教室里，在昏暗的茶馆里，在嘈杂的饭馆里，到处都能见到诗人们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油印的小册子，如打了鸡血般在狂热地讨论诗歌问题，声情并茂地朗读自己的作品。尽管他们在物质上并不富裕，有的诗人甚至要靠卖血筹钱来印刷自己的作品，但他们在精神上是富足的。在那个年代，整个诗坛处于狂欢状态，写作诗歌，当个诗人，是一件令人非常羡慕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身上刻下了时代的印记，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带有英雄情结，表现出一种崇高化的审美风格，但他们的作品中已经露出了世俗化的端倪，北岛宣称，“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献给遇罗克》)；舒婷宣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神女峰》)。到了第三代诗人这儿，这种世俗化的倾向更加强烈，他们以“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为追求，诗歌观念和诗歌风格发生了巨变。徐敬亚认为，朦胧诗把诗写得充满人文美，这非常了不起，因此要使它成为起点就很难办：“把极端的事物推向极端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它。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反英雄化’是对包括英雄(人造上帝)在内的上帝体系的反动，是现代人自尊自重平民意识的上升，是把兴奋矛头最后指向人本身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反神化”运动相一致，“反神化”脱去了神圣的外衣，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朦胧诗人开始走下神坛步入民间，那么第三代诗人则彻底地流入民间，其结果是诗歌日常生活化，或者说日常生活成了诗歌。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观念趋于开放状态，谁都可以是诗人，什么都可以入诗，什么都可以是诗，诗人们不再是头上发光的圣徒，而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世俗凡人，诗人成了“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李亚伟)。他们以口语入诗，抒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件，甚至个人的隐私，诗歌成了一种波普艺术。生活即诗歌，这隐含着另一个结论，即人人都是诗人，或者说人人都是潜在的诗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批没有诗歌才能的人成了诗人，人们丧失了对诗歌艺术的判断力与辨别力，好的诗歌与拙劣的诗歌的界限没有了。“作为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的倾心者和介入者，有相当数量年轻的诗作者，因其心智上的不成熟不够强健，因其艺术素质的贫弱和艺术精神的匮乏，暴露了诗学上的严重缺陷(甚至无知)，其作品令人难以在艺术上给予必要的肯定。”这是诗歌世俗化、狂欢化必然会带来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世俗化倾向，在后来的诗歌尤其是网络诗歌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诗人们申请创办诗歌网站，围绕着这些诗歌网站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诗人，他们在虚拟世界里狂欢，一个人扮演着诗人、编辑、主编、读者、评论家的多重角色，真正实现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下半身写作”成了他们展示的风景，甚至有人提倡“垃圾派”写作，诗歌成了俗不可耐的东西。

三

诗坛的喧哗与骚动形成一种怪异的氛围，诗人在这种氛围中容易进入一种迷狂状态。这时诗人往往会摘掉其理性的面具，暴露出其本真的面目，其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得到彰显，而个性意识与创新意识又密切相关，这也就意味着诗歌的喧哗与骚动与创新意识发生了关联。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异端的姿态登上文坛，在许多正统的眼里，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怪异性，“‘怪异性’不是传统想象中的‘奇异力量’或者是奇事怪物，而是一个空洞的空间、一个间隙式的空地、一个狭小的距离”。怪异性本身具有特殊意义，它是以分类的形式对分类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质疑和解构。类与类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其某一方面的不同，由此观之，怪异性既是朦胧诗与第三代诗的共同特点，又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特点。

　　朦胧诗人与其前辈诗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北岛声称：“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顾城认为，我们过去的文艺、诗，一直在宣传一种非我的“我”，即自我取消、自我毁灭的“我”，现代味的新诗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出现了“自我”，出现了具有现代青年特点的“自我”，新的“自我”，“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的伤疤，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由此出发，他们有意识地张扬自我，标新立异，即便是声称要尊重传统的杨炼，也强调“诗歌传统的秩序应该在充分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有机加入后获得调整”。“诗人的一生，应当是自我更新的一生，既不怕打破旧有的平衡，又不断追求在更高水平上的新的平衡。‘批判精神’是汲取的前提，‘自我更新’是创造的必然。不断更替的充实和空虚，蕴藏着诗人成长的全部奥秘！”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使朦胧诗形成一些群体特点，同时又赋予朦胧诗人以个性差异。

　　第三代诗人身上表现出一种弑父情结，他们以群体的形式对以北岛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进行反叛与颠覆。由于第三代诗是以诗歌团体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因此许多人认为第三代诗人的共性大于个性，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存在着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矛盾。我们必须承认，第三代诗人的创作的确存在着一种同质化现象，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李德武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很多，但根本问题是诗人缺乏对自我气质的辨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辨认的是主体在和不在，而气质辨认的是如何独立存在)。表面上看，诗人都是独立的，实际上，无论作为社会群体，还是作为阅读影响下的人，诗人都带有无法摆脱的共性特征。”因此，他认为当代诗歌紧迫的问题是解决语言生长的问题。与朦胧诗人强调自我意识的差异不同，第三代诗人从语言的角度切入来探讨诗人的个性差异。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语言和书面的距离，这种距离便是不同诗歌团体乃至同一诗歌团体内部诗人之间的个性差异。《他们》第五期的封二上刊发了韩东的刊首语《为〈他们〉而写作》，“排除了其他目的以后，诗歌可以成为一个目的吗？如果可以，也是包含在产生它的方式之中的……《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仅是一种写作可能。《他们》即是一个象征。在目前的中国，它是唯一的、纯粹的，被吸引的只是那些对写诗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这就涉及个体与群体(团体)的关系，“其实，像‘他们’的这个‘他’包含了一个艺术上‘他者’的意味，‘们’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归类和抽象。他们中每个人都代表了他们，是在承认个体差异基础上个体可以自我实现的团体，‘他们’的共同性和彼此之间可以印证的趣味，并不代表同一和彼此的混淆，‘他们’成员之间有不同个人气质、趣味的差异，也会时常发生一些争执、交锋和撞击，即使偶尔诗人脾气发作时的彼此攻讦和意气使然的谩骂，也是艺术理想、风格追求和个人气质的迥异带来的磨合与不适造成的，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他们’这个团体的集体性只在每个个人中得到体现，但团体绝不取消个体，团体精神在其中只体现在艺术的无限可能性中，即是乌托邦意义上的。这个‘他者’和个体的‘我’区别性地共存着，就因为这个‘们’代表的是自由和无限。‘他们’这个群体也是在暴戾之气盛行的特定历史大背景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是艺术的大环境决定了个体成员要承受得起这份‘磨砺’”。这是“他们”诗歌团体的特点，也是其他第三代诗歌团体的共同特点。

　　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争，在一夜之间冒出了上百个诗歌团体，这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打破了长期以来一花独放的局面，符合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这种混乱与无序就是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意味着个性与创新，意味着诗歌可以有无数条路可以走，诗坛因此而获得了无限多样性。这种喧哗与骚动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网络诗歌又加剧了这种混乱与无序。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诗歌基本上还在按照“现代诗群体大展”所开拓的混乱路子往前走，中间曾试图有人来给诗坛以界限和秩序，如20世纪90年代的盘峰论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诗坛基本依然处于无序状态。混乱与无序是诗歌创新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混乱与无序是一种新的“秩序”状态：“这里的无序，我指的是，大量可能的秩序的片段都在不规则事物(l’hétéroclite)之毫无规律的和不具几何学的维度中闪烁。”实际上，诗歌发展本身就是混乱和无序的，所谓的秩序都是后人赋予它的，“秩序只是暂时的、变动的和局部的，在科学的意义上，也不存在不变、同一、永久和全部的秩序”。这就是诗歌发展的“常”与“变”，“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

　　混乱与无序会给诗人提供一种巨大的能量，赋予诗人一种开放的、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它是一种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20世纪80年代诗坛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与当时的改革开放精神是相一致的，改革就是打破原来的稳定性、确定性、封闭性、单一性系统，使之趋向动态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变革的影响就是繁多的影响”，“繁多性到处都引起事物的变化”。繁多就是多元化，就是混乱，就是开放。“繁多在传播中飘忽不定，如同结构在网络中非常广阔一样，即在无数的起伏波动上有很长跨度的结构。这个纯粹的繁多就是秩序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也是秩序的起始，或者至少是它的潜在性意义上的力量。可能只有在推动、移动的力量之下，通过繁多的起伏不定，才有真正的影响。这是处于等待中的许多情况，它们在虚无中消失，或者是在把它们遗忘的秩序中消失。”

　　20世纪80年代诗坛的喧哗与骚动已经沉静下来，已经成为历史，将作为一种壮观的诗歌现象载入史册。在这场喧哗与骚动中，诗人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或响亮或嘶哑，或高亢或低沉，每个声音都迥然不同，每一个声音都有自己的特殊内涵，彰显出每个诗人的个性特质；诗人们的狂欢流浪行为呈现出其躁动不安的内心世界，表现出诗人对诗歌的满腔热情。喧哗与骚动是每个诗人的本能，也是每个诗人的使命。喧哗与骚动打破了封闭一统的诗坛局面，诗坛从此趋于开放，从“一”走向“繁多”，蕴藏着无限可能与生机。

　　注释：

　　①由徐敬亚等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一、二编收入68个诗群，第三编收入西北区诗人8人，华北区诗人11人，华东区诗人19人，东北区诗人5人，西南区诗人12人，中南区诗人13人。

　　②米歇尔·塞尔著，蔡鸿滨译：《万物本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③米歇尔·塞尔著，蔡鸿滨译：《万物本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④舒婷：《生活、书籍与诗——兼答读者来信》，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刊印，第9页。

　　⑤《大学生诗派宣言》，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⑥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周伦佑选编：《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⑦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周伦佑选编：《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⑧米歇尔·塞尔著，蔡鸿滨译：《万物本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⑨米歇尔·塞尔著，蔡鸿滨译：《万物本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⑩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