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诗歌堪称一个复杂的对象存在，成分诸多，内涵丰富。在它的历史时空内，“归来诗歌”与朦胧诗持续发力，先是西部诗歌拔地而起，后有第三代诗(又称后朦胧诗)高调出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多股力量犬牙交错，几分天下，成绩不凡。尤其是其中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更是格外引人注目；只是它们均命运多舛，在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带着一定的悲剧色彩，由它们引发的唇枪舌剑、热烈异常的思想论争，也曾长时间地影响诗坛的生态。当它们正值生命旺季之时，因为时代与艺术的老茧所造成的双重隔膜，使读者对它们的价值并不承认，甚至视而不见；而当历史不无羞涩地把艺术荣冠奉献给它们时，事实上它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好在不论怎么说，朦胧诗乃至1980年代诗歌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定格，如今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它的经验与教训同样深刻，不可回避，但却从根本上恢复了诗歌的生命，从多方面探索了新诗艺术的可能性；它在给诗坛带来繁荣与喧嚣的同时，也为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出现廓清了道路。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作为历史，1980年代诗歌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关于它的研究与阐释还远远没有完全展开，更不可能走向终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期刊物才特意编发了一组关于1980年代诗歌的专题研究文章。吕周聚的《论20世纪80年代诗坛的喧哗与骚动》认为在1980年代诗坛的喧哗与骚动中，诗人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每个声音都迥然不同，每一个声音都有自己的特殊内涵，彰显出诗人的个性特质；诗人们的狂欢流浪行为呈现出其躁动不安的内心世界，表现出诗人对诗歌的满腔热情；喧哗与骚动打破了封闭一统的诗坛局面，诗坛从此趋于开放，从“一”走向“繁多”，蕴藏着无限可能与生机。文章的视野阔达，立足点高，笔法老到，俯瞰观察精准又辩证，热情扶助里隐含着善意的批评与提醒。陈爱中、付慧明的《“编者按”与朦胧诗的生成》善于从以往的研究历史中寻找裂隙，认为“编者按”是现代刊发诗歌的杂志的文学组织形式的宣言，是诗歌理论和文本相结合的构想，体现出现代性视域下诗歌生产方式的理性样式。《星星》《诗刊》《今天》《福建文学》等杂志在“编者按”的规划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朦胧诗的孕育与生成，并不断沟通朦胧诗的创作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以“编者按”为中心的诗歌场。应该说，在新诗研究思维日趋固化的境况下，文章为研究朦胧诗乃至中国新诗打开了一种新的路径和可能。“编者按”的客观还原及与朦胧诗的关系对接，仿佛能够让人感受到朦胧诗孕育和生成时的历史体温与呼吸，有很强的学术说服力。赵目珍的《选本视野中朦胧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980—1985)》已属于文学传播学范畴，它从诸多的选本入手，复现了朦胧诗艰难面世、几位代表性诗人被逐渐经典化以及朦胧诗在社会上引发强烈论争的过程，断言朦胧诗的传播与接受绝非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过程中诗歌选本的作用功不可没。文章娓娓道来，考察细致，针脚绵密，态度客观，虽然只截取了五年，却已俨然构成一部别致简约的朦胧诗学生成史。而景立鹏的《昌耀80年代诗歌的地方诗学与空间生产》则是诗人个案研究，它认定昌耀通过记忆空间、历史空间和宗教空间的三重建构实现了对西部高原雄性空间的生产，以此确认自身新的形象，使地方性本身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包含着反地方性的美学潜能；进而将边缘性生存的现实层面的局限性、狭隘性、封闭性，转化为一个精神突围、词语诞生的契机，将地方性写作转化为一种美学生存与认识的可能性空间。文章观点新锐深入，理论思辨的色彩浓郁，诗人的个体观照里渗透着诗歌创作规律的提取与认知，宽度与深度俱佳。
四篇论文都聚焦于1980年代诗歌，视域相对集中，可是讨论的问题却互不相同，各有侧重，它们或者整体扫描诗人个体与诗坛全景，或者彰显刊物“编者按”的文学史效能，或者阐释选本文化中的诗歌传播，或者探究个人诗学与地方空间的关系，它们的差异处大于相似点，问题的切入角度、思想方法与叙述风格等也是姚黄魏紫，各臻其态，千秋并举。不同年龄层次的作者思考彼此间的碰撞与对话，折射出来的正是当下诗歌研究中宏观视野与微观透视、外部扫描与内部解剖结合并行的常态表现；而这种视点、方法与话语的多样与互补，恐怕也是新诗研究赖以独立乃至日后在稳健中走向成熟的必要支撑。
近些年，文学研究界“重返80年代”的现象日益显豁，并且出现了一批比较理想的研究成果。1980年代诗歌研究选题的策划，既是依循着前面“21世纪诗歌研究”“1990年代诗歌研究”秩序的安排，同时也是在“重返80年代”思潮的理论依据与整体背景下，对其作出的一种自觉呼应。至于说这四篇论文是否达到了“重返80年代”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对象的“真相”，重返到了“80年代”的本质和深处，还有待于读者们检验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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