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行舟

一、真的有鬼？幽灵的看见与物的涌现

“如果在乌鸦眼里”①，迟子建在出版于2010年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里漫不经意地抛出了这一假定条件，而彼时在乌鸦眼里的，是人间和亡灵，是一百年前鼠疫突起的哈尔滨。这却也更是一个开放句式，“乌鸦”应当加上括号，其他的自然生灵亦在空位中等候，成为迟子建或将幽灵般潜入的“光学”系统。小说里的，于是也便是一个猫有着猫的打算、马有着马的窥探的老哈尔滨。跨越物种和意念的鸿沟、钻入动物眼眸的路径是通往幽灵的路径，它由人眼的光学潜游进阴晴难测的他者和讳莫如深的自然，它以语言截获超语言的体察，在不可能的黑暗边缘伸展幽灵性的写作。

　　“如果在(乌鸦)眼里”，这一假定的、幽灵性的导引同时是生成性的，不能不使视野中的人和动物结成更亲密和奇异的共在，彼此侵蚀和变形，成为边界塌陷的“人兽”(humanimal)②。这些形象实堪玩味：“马弟兄”王春申，这位被两房老婆闹得家无宁日的“局外人”跟因颜色黑而遭道台府冷落的“局外马”建立了不止主仆的兄弟情谊；他们相知相视生死相偕，仿佛融为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③，而在运送疫病亡者的抬埋队里，他们一黑一白脸贴着脸，“就像两个幽灵”④。“猫太监”翟役生，这位残缺者曾在宫里勤练捉鼠之技以博总管欢心，也终于将自身结域(territorialize)在了一个封闭性和寄居性的猫科动物空间⑤；因受人嫉恨而逐出宫墙后，他如末代王朝的苦鬼飘荡于哈尔滨傅家甸，撒泼耍赖地苟活，虚无厌世地诅咒，却总惦念着王春申的继室金兰，也宠爱着他家跑出的黄猫。“乌鸦女”翟芳桂，她是翟役生的妹妹，父母离世后曾被卖为妓，赎身后又常受丈夫逼迫继续皮肉勾当，苦水和衷肠都烂在肚子里而难达乎人际；只有在她热爱喂养和尝试呼唤的乌鸦堆中，她才有如公主“坐在云端”⑥，而那些喜食腐肉、身着“丧服”的报丧鸟，在她看来却“有人间的色彩”，像是天上神灵的道成肉身。

　　“如果在乌鸦眼里”，它的前身或诱引，该是“如果在狗眼里”。首版于2003年的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中，迟子建用整部小说孕生了后一个句子的或然果实。她用高度限定的狗眼来打量中国大地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历史转折和其间的新伤旧疤。不同于莫言《生死疲劳》(2006年)中喷涌的夸张修辞和人类记忆在动物轮回间的持存衰减，迟子建格外谨慎地让自己下潜到叙事者大黄狗的懵懂的、“未去蔽”的视觉认知中，也正是这种令人欣赏的审慎使她屈伸颉颃于我们刻画动物时情不自已的拟人倾向。“我们心中的忧愁和幻想人类一无所知”⑦，黄狗如此总括。为了揭开和动摇这种“一无所知”，小说必须以人的语言体系听见动物的叙说；而为了尊重这种不可泯除的隔阂与无知，迟子建又控制拿捏着动物目光对人事的穿透力、其“忧愁和幻想”的纵深与“善解狗意”者的所及。这条曾受过训练的黄狗聪慧善感，确乎在迟子建的笔下“成精”⑧，不仅能揣摩学习、听懂人话，而且能动作示意回应沟通，随岁月增长越发显得“人情练达”。但它亦淹留于动物的天真，高强的“外语能力”仍不足以让它理解太过于人性的词汇，包括：抽象词或比喻，没见过或无法直接呈现的事物，包裹着时代变更讯息的新词，和密切关涉人类文化制度和等级秩序的倾吐。所以笑话或秽语(包括“狗日的”)，勋章或电，“成精”的黄狗都思量不透。

　　作为自为的自然存在，黄狗用它的眼眸迎接世间万物的涌现。在《艺术作品的本源》和《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海德格尔都重述了古希腊的“自然”概念，它既意指包含天、地、植物、动物乃至人的存在者总体，又是露面、涌现、在涌现中照亮，而自然之“自行涌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派那里则成为与技术之人为相对立的领域⑨。狗眼看见自然——这既是说它或许比人目进行着更广大的扫描和容纳、将其所能见的整体尽收眼底，也是说在其注视下易于忽视的自然事物得以露面、得以涌出。自然在叙述中被照亮，自然随叙述的涌现表现为明艳的自然，叙述因此也是自然的，而自然本也是涌现的进行时。由此看去的历史和叙述都不占据比自然更高的阶序和维度，它们同享在世的根基，与近旁的蠓虫一齐嗡闹，与达子香花一齐绽放。但在另一方面，黄狗又是寄居于人类社会的幽灵性存在，亦由此牵连或象喻着人类社会中的被抑者和无言者。它的“成精”使它居于人类语言的某种掩蔽状态中，处在象征秩序的幽灵性边缘。它不时感叹，满口谎言的人们是在欺负它们说不出人话⑩，也坦然洞达动物那在场的不在场：“我们这些动物就是这样，在人眼里是可有可无的。”可有可无、时有时无，是动物尤其家畜在人类侧旁的幽灵性存在模式，它们穿行而过，往往因实用性而显像、聚焦，不被看见的时候也许大大多过真正被看在眼里的时候。而哪怕像黄狗那样恪守基因中驯服的伦理，它们也依然会视为凶险不安、幽暗难测的因素。听得懂却说不出，或说出而无人听闻，则更是所有受欺负的、遭遇非人化对待的主体的苦闷。此般引发的怨愤和啮咬，正是幽灵在历史权力之消音机制上的腾起。

　　只有幽灵能看见幽灵。“难道真的有鬼？”黄狗的第五任主人文医生有一次这样反问。文医生原是大城市里的外科医生，“文革”时遭到批斗，妻子自杀，孩子亦死于急病，他给自己整了形躲到深山老林，甘愿与世无争、“只和你们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他仅和金顶镇上的几个人接触，靠为有特殊需要的求治者做“变相术”为生。文医生看不见鬼，只是觉察到熏肉在夜晚被移动位置，黄狗却看出这鬼是冲着文医生来的，常使后者“发出梦魇的叫声”。幽灵性的动物捉住了鬼的体态：它是具有人形轮廓的黑影。《越过云层的晴朗》立足俗世生活，虽有狗的“成精”，却并非妖巫横行，因而这突入狗眼的鬼影才更显蹊跷，更具有了历史的象征意味和对人物命运的预言性。它是暴戾的历史幽灵在新时期的重返，是它对欲图改头换面者的执意附着和残害。

　　只有幽灵能看见幽灵，这也适用于《白雪乌鸦》里俯瞰病疫人间的乌鸦。乌鸦之眼是低矮天空或自然史的见证和铭刻，它见生也见死，读解着火焰为亡灵书写的告别语。它们所见的最深长的一幕，大概就是那惊撼人伦的焚尸之举。人传人的肺鼠疫形势严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见天寒地冻，两三千具尸体恐数月无以入土，成为病菌巢穴，含泪请求焚尸，终获摄政王载沣允准，于是便有了那场“令人发指”的大火。有几只乌鸦无所畏惧地飞来：“它们落在坟场上，身披黑衣，端端立着，好像要为这些无辜的死者，做最后的守灵人。”乌鸦在看，中国的官员和商人在看，外国驻哈尔滨的领事也受邀来看，纷纷加入了这场破除仪式的仪式。这场仪式发生在辛亥年的大年初一，似乎用一场非此不可的人伦革命预谋着将来中国的炮火，抢先标志出时间的重新开始。在外国领事的眼中，这场仪式在力证清政府的防疫决心和对各国的利益保护的同时，也不能不是中国走向科学和现代的诺言，一场为了存续而与传统告别的肃穆表演。而乌鸦看到的会比人们更多吗？它们是否作为守灵者看见了亡灵的盘桓飞散，又是否洞穿了生老病死、山河变换的自然的必然？它们是否撞见了一种历史—伦理的幽灵在肉身消散时的匍匐，有待来日重返、纠缠？它们仿佛也在向小说里外的在场者报丧，在提前为将成为幽灵者守灵，因为在火中燃烧的，亦是一个末代王朝不能担负的幻影。

二、 在丛林中：狗眼领入的世界和寓言

《越过云层的晴朗》里，黄狗的第一任主人姓黄，他与恋人分离，带一行人到危机四伏的丛林中进行地理勘探，终不负使命。作者在后记中讲到，她的丈夫——平素也被她唤作“大黄狗”——在回故乡的山间公路车祸丧生，正是在痛失爱侣的余绪中她写成了小说第二章“在丛林中”。所以丛林里香花绿树、走兽飞禽等自然生物的舒展涌现寄寓了作者的自我疗愈和平抚，也是将死亡嵌回自然整体的一种哀悼与升华；而丛林里的荆棘朽木、饿狼野猪带来的性命之忧，山脚遇见的先行者的坟堆，勘探队员的猎杀活动及随行白马的劳累而死，则又双向地吐露着对死亡相对克服和死亡的切实发生。但丛林的寓意还不限于作者的生命轨迹。入丛林前黄主人与恋人偷偷摸摸约会和诀别，那活着回来就结婚的许诺，提示着特定时代的技术条件和交往方式；中途为一个迷路的女人而拐进了大黑山，地名听上去就一片昏暗；出丛林到达金顶镇时，他们才得知毛主席过世、“四人帮”完蛋、“文革”结束：丛林仿佛就是世界，就是中国革命激进化的历史，而在丛林里的勘探和漫游，也即是在歧路横生的世界和历史中的跌撞。直截了当地把我们从丛林领入世界的，同时桥接了自然和寓言的，却是一对狗眼：

　　上帝是谁？他有那么大的本事管这些动物的有无吗？黄主人说，要是只留着些好东西，世界就没意思了，世界要有好有坏才行。“世界”是什么？我很犯糊涂。听他们的描绘，按我的猜测，丛林里的一切都是世界，主人们和我在丛林中走，那么我们也是世界。

　　通过狗的凝视、听辨和揣想，通过一种动物或生成为动物的幽灵性目光/声音，丛林得以获得世界的命名，而在那时代断裂的出入之间，这也意味着获得了历史的命名。幽灵轻巧的拨弄下，丛林和穿越丛林敞明为世界和历史的寓言。在《动物故我在》一书里，德里达曾对比两个《创世纪》的权威法语译文，并着重解析了舒拉基(Chouraqui)译文中起初之人对动物的命名和统御。在这被德里达称作第二种版本的叙述中，上帝创造了将为丈夫的男人，先于女性的被造也更先于赤裸与羞耻的产生，他就一挥而就地完成对早于他临世的各类动物的命名，以驯化和支配这些先至者；而在此过程中，上帝藏身其后，探看男人展露其好奇和威势，在孤独的、上帝亦有所好奇有所未料的命名中行使和确立他对动物的治权。命名因而总关乎世界之为世界的程序和分配。迟子建笔下的黄狗“觉得人的名字很有意思”，山水鸟兽花木物件皆在其中；它对汉语为其族类定下的“狗”字颇有微词，觉得这强加的字眼左歪右胖，着实蠢笨；它发现它被人叫唤的名字变来变去，总是容易丢失，如同它全然不知自己的品种，又如它大胆为一只喜爱的野鸭取下的“黑果”之名也最终消隐在了不可辨认的鸭群中。它对命名的觉知与实验，无论如何都“篡取”甚至翻转了那种决定秩序的权柄，以“成精”的幽灵身姿闪动于人类语言的暗影，分享万物在名中的展开和退却。它进一步地，相当偶然和憨直地，建立了丛林、我们和世界的等式，构筑了其间的寓言纽带。它并非揭示了什么世界和历史的要义，却促使我们重新思辨东西方的宗教—哲学传统中所谓“世界”的构成、当中动物的角色，赋予历史更多样的尺度与更幽深的共振和通感。

　　德里达的《动物故我在》和阿甘本的《敞开：人与动物》都曾介入海德格尔在1929—1930年题名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概念：世界，有限性，孤独”的冬季学期课程里提出的关键命题：石头没有世界，动物缺乏世界，人构成世界。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意在表明，动物固然在世界活动，却缺少一种根本性的用以敞明的“as-结构”，亦即不能把存在物当成如此这般(as such)的存在物，而这种如同抛掷命题的结构或许恰恰是逻各斯或语言得以创建、生成的可能性条件，存在物如此这般或那般地显露也才使展现与遮蔽、澄明与欺骗都成为可能。正是在如此精微的一个划界上海德格尔运行开了他的人类中心主义。阿甘本则紧跟着阐明，海德格尔之所以称动物“缺乏世界”，是因为在他看来动物仅仅是沉浸于其畅行无碍的小圈即所谓的去抑环境(disinhibiting ring)之中，它们识别对其有效的生态标记和意义因子，却并未揭示存在物自身，也不能将自身揭示为存在物，它们的自由彰显因而是未揭示中的暴露，是封闭的敞开。基于此，海德格尔启动了他用以在关联、对立、包含和排斥作中生产出人的“人类机制”(anthropological machine)。这种人类机制的焦点，在海德格尔之后的索思中，似乎一度更直接地回落于词语，而不是德里达曾看到的语言罗格斯底层的敞明性结构或思维因素。没有词语，将直接把动物逐出遮蔽与无蔽的基本冲突领域，逐出世界和历史。如他在1936年的演说《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宣称：“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这话说的是：唯有在有语言的地方，才有永远变化的关于决断和劳作、关于活动和责任的领域，也才有关于专断和喧嚣、沉沦和混乱的领域。唯有在世界运作的地方，才有历史……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Ereignis)。”

　　小说中的黄狗却熟悉人语，获得了幽灵性的倾听和反刍，它也就无法被排除于遮蔽与无蔽的基本冲突领域，无法全然置身历史和决断之外，尽管它也总是蒙着一层纱布看那人世纷纭。它在游荡和习得的过程中经历物的涌现和世界的舒卷，而这也促使我们叩问：即使取缔了它身上的词语印记，即使动物缄默如初，它是否就能与所谓这般或那般的世界绝缘，就不目睹和经验世界的渐次展开？那些聋哑或装聋作哑的人呢？黄狗不缺乏世界，它甚至道说出世界，缝合起寓言。值得留意的是，丛林的寓言性和自然性处于一种互相保持的张力情态，自然自我涌现的本真，那些狗眼所见的风雨花木、虫鱼鸟兽的焕发和消逝，有其美的真意，而并不只是致力于隐喻或寓言的完成，就像它们永远也无法被勘探者的图形和数据所取代。相较于穆旦20世纪40年代中期根据入缅作战的惨烈经历写成的诗歌，当中那大张其原始胸怀、欢迎人“把血肉脱尽”、把文明与纷争埋葬的森林，那种存在主义的生死剧场，迟子建的丛林、那狗眼中本身间离甚或解脱着文明的丛林不仅温和许多，而且更显出其隐喻的“半透明黑衣”。换言之，狗眼串接起的历史隐喻或寓言的确使丛林穿上符号意义的外衣，但它并不总是做出这种承担，并不特意将自身营建为人性或文明洗练的剧场，半透明黑衣里它本已的血肉亦烂漫地显现，亦始终挺刺着被历史、被人的上升或坠落独占的想象。

　　因“外语能力”而“鹤立狗群”的黄狗，那被作家的虚构所恩赐的幽灵造物，当然并不能以一狗之力撼动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机制的大厦。它之参与、粘连或构成世界，也不足以为所有的动物正名。但是，它刺激我们从相反的方向发出提问，发出质疑：缺乏了动物及其目光的世界，还能是如此这般的世界吗？在多大程度上是动物，是多种的幽灵性存在，使得世界成其为世界，使得人类不缺乏世界？没有了动物，我们是否还能讲述历史的乃至任何的寓言？发明和讲述动物故事时——像《伊索寓言》里的鹰、屎壳郎、狐狸、鮈鱼等等，无论多么地以人类为指涉为中心为旨归，是否都总蕴含着对动物行为方式和体察视角的接纳、模拟和幽灵性潜入，对世界之丰富性及对各类生物之独异性存在的好奇与触探？就世界而言，这还不仅是说作为人类的我们总在依赖动物他者做出人性和世界的划定，而且是提议，世界成为其本真的、不匮乏的世界需要异质性存在者的共在、交互传递和共同构成，需要动物凝视与人类凝视的反复折射，世界的不断生成或许也总仰赖于某些幽灵性元件的穿针引线。这个提议的落脚处与罗西·布拉伊多蒂在《后人类》一书中的期许相若，即以消除自我中心的后人类伦理学展望普遍生命力的全球联系，以作为“将主体定位于同多样化的他者关系流的肯定性纽带”。卢梭曾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开篇不久讲道：“人，散布于它们(动物)之间，观察和学习它们的本领，将他们抬升(raise)至兽的本能的层级。”从一开始，尚无本能的自然人就是在求索于诸动物的过程中自我生成，发明和凝结了自身的本能，走向他的目光将持续扫射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动物并非如黄狗哀叹的那般可有可无，刚刚踏上外星的土壤、见不到一个活物和幽灵的末人拓殖者将最缺乏世界。而就寓言来说，上帝为最初之人准备的、迎接了命名的先到者必不在语言、历史和意义中闲置，而运用动物恐怕也难以是一种单纯的运用，讲述已诱发原子态的朝向动物的生成，诱发目光的彼此捕获，使我们自身的目光幽灵化的生成和使动物人性化的生成相携而行，关联自始至终。

三、 校正时间：现代之自然与主体的洗心革面

如果在动物眼里，世界、历史和寓言如此浮现，那么借由黄狗的眼睛而命名出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在乌鸦眼里闪烁的历史又是怎样特定的历史？站在自然的一方，又作为促成了世界和寓言的幽灵性机制，乌鸦和狗是如何撞上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幽灵的呢？《白雪乌鸦》结尾，王春申驾着马车来到犹太人高迪开的钟表修理店，店里空荡无人，唯有许多坏掉的时间：“王春申看见四壁上悬挂着的形形色色的钟表。那里面的时间，没有一个是现在时间。”来自英属殖民地槟榔屿、操一口英语的华人总医官伍连德来哈尔滨所做的，不仅是灭杀鼠疫，而且实际上也是校正时间，是以一套现代的化验、防护、隔离等科学手段从医药卫生、生物观念、身体伦理、日常生活方式等层面将中国推向现代，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事将中国接入世界时间的部分工程。这之后却依然不是现在时，不仅因为鼠疫的眩晕让人们找不着北或失去了翻动日历的意义，而且因为断崖边上的大清王朝再也无力趋近中国之现代的现在时。这种现在时仍在波动，当中国进入新时期，历史主体却仍因创伤往复沦陷的时间逻辑而无法抓住那种万象更新的现时，依然面临满壁坏掉的时间。这正是迟子建写作《越过云层的晴朗》的衷曲，她要用轻灵的笔调推进对“文革”、对伤痕的“日常”理解，这种理解里有对时间陷落交错的深刻领悟，时间的校正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旅程。时间崩坏，则必多幽灵出没，则真的“有鬼”。而幽灵性的动物目光在唤醒世界和寓言的同时构成重新抚摸历史的方式。这种目光是轻灵的，有距离的，反讽的，大智若愚的，自然化因而反常化的，触碰却不急于决断的，无比接近现象学家诉求的那种为理性提供可能性条件的浑浊经验源头或震颤萌生的“我思”。这种目光与现代历史的幽灵相遇，它看见并且抚摸，而唯有如此才能从深处再次校正时间，在与自然的亲近甚至同位中重设历史与文明的起点，也才能让幽灵暂且安然。

　　校正时间也是校正现代与自然的嵌入模式，校正自然的现代中枢和现代的自然中枢。乌鸦见证了那场亡灵飘散无依的烈火仪式，烈火势在必行，仿佛得到了自然之眼的默许和始终在场的监察，仿佛自然亦觉得这科学的、惊骇传统的举措再自然不过。最诡谲的恰在此处：在清朝统治的尾声，连自然似乎都推着现代往前，都推着封建制度和伦常走向末日。鼠疫有其发生发展的自然逻辑，乃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强制；它说来就来，并不遵从人造时间的号令，而所谓的“扑灭”，也并不是任何一针见血的解决，而不过是通过现代的卫生处理、个人防护和隔离手段介入其传播路线，尽可能阻断它在人与人间的蔓延，以待其自然地退却。总医官伍连德尽人事，却也知其不能及的，是只能祈祷和静听的天命。可人事毕竟总在与天命交涉且获得了某种天命的面目，自然的命令高悬在疫病的降临和处置中，戴口罩、化学消杀、物理隔离、火葬、封城禁行，都不是着意求新的改革，而是在“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指令下，在为了存活的最低门槛上，做出的顺应自然之举。不自然的、充满叛离和人为的现代变成一种别无他法，一种顺势而为，变成了自然驱使下的时间的自我校正。卢梭曾把原初的自然人获得理性和“人道”的过程描述为他们应自然变故的刺激、被迫为了生存学着思考、冒险进入文明的过程，自然人在盲目力量的作用下冒险获得了他的必然律。而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际周旋于鼠疫的中国东北，又何尝不是为自然的偶然因由亦为生存所迫，冒险深入现代。在乌鸦的注视下，在自然之眼的临场中，现代性的迫切同构于自然的迫切，曾拉拢丛林和世界的幽灵仿佛也将胶合自然与现代。为了人，为了朝向自然应答，现代必须露面、涌现，使存在者听从继而持存，必须占有自然的要义而生成为自然的，或将所有的不自然自然化。

　　可真的是自然用灾变推动了现代性的救赎方案吗？亦不尽然，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得说，是从现代性的世界时间的凹陷处涌出的灾变不得不乞灵于现代性的救赎方案，并以后者为最自然的；是在被现代时间所侵吞、所框定的世界和历史中，现代性才如此自然地作为对自然的回应而涌现。正如疯牛病的根源是欧洲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用动物内脏和肉质制成饲料喂牛、致其神经系统病变，20世纪初的东北鼠疫也牵涉着人为的因果。它是流民捕猎旱獭而引发的灾难，而关内流民北上涌入哈尔滨，又不能不关系到清末中国时局的飘摇动荡，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强占。清政府之大力抗疫，亦是为了顾全日俄在东北的利益，以免其趁势而出；而伍连德主张的科学抗疫方略，也需要在与各西方势力的博弈中获得话语权和施行的便利。这也即是说，病毒并非完全居于匿名的自然时间或非时间中，它虽未必专属于某个时间，却终归是在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中繁衍、消退和升级。它之突现、扩散和相应的人类举措，都发生在主宰世界和中国的那个现时中；它的流行或受阻，也有赖于那个现时中敞开的通道和强设的关卡。进而言之，现代之人为本身也不是纯乎站在自然的反面，毋宁说，现代总是自然和技术/人为的一套拼装配置或集成(assemblage)，是人和自然的一种特定的沟通模式，是对自然的重构；它使自然获得现代的肌体和纹理，使存在物和存在者总体获得现代的开启界面与光学朗照，又生产出和生成为新的自然，使自己的发生学变成自然的发生学。现代因而才能成就自身的自然/涌现，而那现代的世界时间，那霸权性的现在时，也早已是自然流淌的河床。要理解这种联结和嵌套，或许更需回归于一种罗西·布拉伊多蒂所谓的一元论哲学，而非将自然和文化辩证对立的二元论。这种“生成一元论”强调“生命物质的自组织(或自创生)力量”，“物质，包括作为人类具身化的物质的具体切片是精神的和自我组织的”。自然与文化、物质与技术中介，原本是相伴连续的，现代终究是自然之树的一个生长周期，是生命物质自组织和精神化的阶段性结晶，无论它同时又多么深刻地决定了自然所呈现和将呈现的样貌。

　　乌鸦大约会乐意见到这类结晶在火焰中的孵育——乌鸦群中站着的那个女人尤其如此。鼠疫期间，翟芳桂好施虐的丈夫去了地府，她终于得以解脱，可以谋划新生，病疫奇怪地用死亡和幸存成全了受压迫的女性。那些在中国时间和世界时间的裂口里、在旧的社会与家庭制度的碾盘中变成“人兽”的幽灵存在者，大约都潜隐地期盼着火焰中那个“人日子”的降生，那个成为现代、摆脱束缚的必然律令的绽开。清末难以按捺的革命之火，同盟会的颠覆密谋，也已然在小说里跳动，更现代的现代将自然而然地来临。而随着这种来临，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幽灵还会一再被撕碎又一再复归，人与兽的连接还会离解失落或重新缔结，新的幽灵还将诞生，而某些幽灵化的存在——包括王春申那般在乡土情结里亲近于马、黑白和融的情态——或更加被幽灵化，更加隐没和无常。现代，现代的一个新的现在时，出现在《越过云层的晴朗》里。如狗眼所艰难辨认的那般，写在围墙上的“革”字被白浆覆盖，将刷上的是“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现代的这次重临，不再召唤《白雪乌鸦》里破釜沉舟的火焰，它的自然和必然似乎皆在于和前者的别离，在于对激进火焰中盲目烧毁之物的修复。如迟子建所示意，面对时代地貌的“变相术”，布满历史伤痕的主体需在对现时瞬息的捕捉中重建其骨骼，方才可作为于其间，也才能为万变不息的革新时代植入一道主心骨，一根定海神针。避重就轻的改头换面将不能应对新时代的“变相”：“革面”者亦必“洗心”。不能完成“洗心”的过来人，在仍未校准时间的时代缝隙里，将走不过去，将不可避免地再被反扑而来的历史幽灵所俘获。历史幽灵的死缠不休，被狗记录进了它的眼里。

　　脱掉衣裳、光溜溜站在夏日的淋漓大雨中洗澡的文医生无疑宣泄着某种洗心革面的冲动。一位名为“无常”、找文医生把俊脸整丑后来大红大紫的男歌手，把文医生写进了歌里：“有个医生他姓文，只身来到大烟坡。他给自己改容颜，忘却前生事，听风听雨过余生。”无常走前还拥抱文医生，说他“能给自己改头换面活在大烟坡就是骨气”。这位无常，跟《白雪乌鸦》里倚在黑马旁的“白无常”王春申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也许有几分鬼气，却实在是个趁乱挑逗时代审美、在无常的时势中欲其所欲也得偿所愿的弄潮儿。他以赌徒的一掷抓住了现在时，无论是否为此倚仗于什么新的幽灵，或多么迎合畸形的供需。他虽叫无常，却不是那会戕害受创者的鬼；他虽称赏文医生的骨气，却未辨出其新面具下的心之难洗、心之依旧无常，而骨气，也毕竟还不是能使历史主体屹立于新时代的骨骼。戕害文医生的、一开始只是狗眼中人形黑影的鬼，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历史的幽灵，它附体于水缸这位因此而精神倒错的年轻人身上，来完成对革面而不能洗心者的处决。水缸是老许的儿子，被逼着连考两年大学不中，成了满口胡话的疯子。文医生治得了面相却治不了精神病，碍于情面只得把爷俩二人留在大烟坡，却没想到自己会丧生在水缸不知怎么就对准了他的枪口下。水缸看见字就难受，可见他隐隐感知到某种文明的战栗，他的疯癫也正是源于这种新旧认知型强行断裂转换带来的战栗；水缸把黄狗当成主人亦步亦趋，可见其在历史的无常变幻中的六神无主。水缸的语言情态也不可忽视，他使用的是一套带有强烈断言意味的激进语汇，“你这人类的罪人！”“这不平等！不能搞特殊主义！”“烧死它！”水缸开口闭口间，暴躁欲噬的历史幽灵漫涌而出。这种幽灵最终把不能彻底变相的文医生拖进了它所栖身和发作的时间之穴，而这种处决，也只能被狗、被另一种幽灵所见。

　　水缸明明见不得字，却偏要教给黄狗一个“狗”字，让它牢牢记住：“你要是以后不认得它，就是不认得你自己，我就把你扔在山里喂狼吃！”这个细节，恍如宗璞的1979年的短篇《我是谁？》结尾一个荒诞的变奏。《我是谁？》中，癫狂的主人公韦弥在“我是谁？”的自我省查中历经了由牛鬼、蛇神到飞雁的想象变形，她终于在雁群结成的“人”字形里找到了凝聚和升起的力量，她虽然为了这“人”而冲进湖里殉死，作者却紧接着扬起了希望的涟漪：只要真正的春天来临，“人”定会像雁群一样归来。彼处是人借助大雁结成的“记号”来回忆自己的真身，而此处是人要狗记住人为的记号好认得自己，人确实已在语言—文明的新变中流离失据。文明如此依赖于语言文字的记号，动物只有符号化，才成为人重新看清自己的中介；动物也被强加了这些并不属于自己的符号，狗对此不感冒，旁边六神无主的人更是无法从文字中认出自己——文明的春天何时到来？宗璞尚未给予的是动物内在的看与听，而在迟子建那里，狗的目光像画家的视线那样记录却豁免于合理化的评说，狗的叙述是拉远的历史长镜头，让难解的症结在孤独咀嚼的沉思默想或奇思妙想中显影，虽完不成一种开解，却诚然是轻柔而若有所悟的抚摸。这种重新抚摸的姿态亦遥相呼应着铁凝1992年的名篇《孕妇和牛》中不识字的孕妇对石碑、对文字的抚摸，同样瞩望着中国文化肌体的重建，或更准确地说，是这肌体的一种既现代又是复归于天真自然的康复。

　　没有等到春天的，还有文医生的情人梅红。她是黄狗的前任主人，原是上海的资本家小姐，“文革”时厌恶自己的出身，纠集学生批斗父亲致其死亡；而后悔悟，本想逃到最遥远的地方自杀，却迷上金顶镇的风景而活了下来。她的存活方式也跟文医生相似，靠为有特殊需求的人生子获得报酬，但除了经济上的因由，她更觉得“只有在怀孩子和生孩子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还活着”。文医生等不到他的平反，等不到历史对现时的允诺，而梅红实也深陷于创伤的时间裂口中，那种革命之火欲图撕碎而又终不能撕碎的亲情伦理幽灵将她围困，生育—生成亲情—被抱走孩子斩断亲情的生存逻辑是重复机制中的内耗，它隶属于幽灵的时间观而无法洗心革面、一往无前。小说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对伤痕的日常书写，不能说迟子建发掘了多少未见的疮疤或奇特的症状，因为这些情节并未超出新时期文学中的惯例。但是，她诉诸自然之眼的注视、测度时间和主体的幽灵动物学自有其新意和深意，对照两部小说，我们不仅发现狗眼里的现代是另一个现在时、另一种自然之必然，是对乌鸦眼里的现代之涌现的重写，而且自然视角和动物的叙述声音更要求对所谓的现代进行补充和敞开。

　　伤痕，首先并不完全是人的受力和留存，如同文医生注意到的森林的滥伐和狗体会到的树木被划伤的疼痛，伤痕其实发生于人和自然的共通界面，关涉到人和自然的相处与同感。伤痕的治愈自是需要“洗心”或主体重建的工作以及文明层面的整合，而这两者的完成，或许都还需要去发现和启动另一种幽灵的游走，以穿接完善对世界与历史的认知。换言之，我们面前的课题，还不只是复归为人，而且是要复归为更丰盈、更敞开的人，以构造新的主体形象和社会历史形态。我们自然无法轻身进入乌鸦的眼里，但这不意味着自然不向我们传递信号，如同《白雪乌鸦》里那个奇妙的装置——榆树“哇”的一声回应人的问候，原来是乌鸦在背后替它搭腔。我们也的确无法摊开乌鸦在高处看到的东西，但我们不妨像《白雪乌鸦》里的奇女子于晴秀那般，醉眼蒙眬地视树木、晚霞、飞鸟、马匹为彼此招呼的共同体的成员。这将是一场积极的变形记，或一种主体的幽灵变相术，在深渊的基底上尝试去看、尝试去听，视临界为有趣的冒险，敬畏和触发的多重的感应：尤其是尝试感应到现代之中自然想要发声却缄默如斯的迫切，感应到那些变得自然化的新的自然，感应到置身现代时间的前提下的世界对历史——不仅是历史对世界——的潜在推力。

四、 透明秘史：黑白两色的人间和小说的晴朗

狗眼所见唯独黑白两色。《越过云层的晴朗》里，迟子建始终持守着这道视觉边界，无论怎样多彩的事物，在狗眼里都要经过重新着色，到底是深深浅浅的黑白。而黄狗的主人、愿意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了此余生的文医生，也曾向黄狗倾诉说，眼里只愿看到单纯的黑白色，“黑色和白色可以把其他颜色都包括进去”。仅就这一点来说，文医生也是有意朝向动物生成的。但黑白似乎还有着历史的蕴藏，因为故事中人曾度过一个黑白过于分明过于截然的革命年代。《白雪乌鸦》的书名当然也本是一黑一白，两样事物都来自天穹又勾连着人世，而人世间的生与死、人与鼠、过阴与还阳、传统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简单的黑白调。黑白因此包含两个层级，一个是历史逻辑和生存的黑白，一个是动物性与自然神性的黑白。前一种黑白需要承受，也需要超越，但超越并不意味着像文医生那般，抄一条近路从一头跳到另一头。这种对黑白的渴念，毋宁说是证明了万物在他眼中的失色，证明了多彩生活的失却。超越或许应当是，领会黑白原色的无穷分化和生长，正如乌鸦可以报丧，也可以做成煲汤为于晴秀下奶，催发劫后余生的历史生机。超越更应当是，引入自然神性的黑白，流转人间的暗色，涤荡人间的浊色，如此让我们能多彩而又澄明地生活。

　　文学写作的世界亦是白纸黑字。小说的黑白可以比拟于或接近狗眼的黑白吗？特别困难的一点是，狗不懂得做戏，可无论小说的虚构还是人间的色彩，都离不开假作、欺瞒、虚设、遮掩和秘密，因着各种礼俗、人情与表达的曲折，我们永远无法像狗那样自由，那样透明。黄狗不懂得做戏，才会在慰问团表演时冲上去“英雄救美”，才会不明白哭天抢地的未亡人为何不干脆也钻进棺材一了百了，也才会最是看不惯人的残忍虚伪、人在杀戮前的假慈悲。黄狗最终被导演选中，不得不演一出狗之将死的电影桥段，但它知道负责下迷幻药、与它交恶已久的陈兽医定会趁机加害，对自己的将死深信不疑。它出演了一只狗的歪倒死亡，但它真的在其中死去，小说也必须让它死去，因为做戏违背它的生存本质，小说的做戏也不例外。小说的起点，却也正是黄狗在死前的追忆，是它预期着死的追忆，也是基于它之死亡的、在它死后沉积下来的点滴黑白。死而得见的叙述，又如何能不是幽灵性的叙述呢？如这幽灵在暗中所窥见：

　　我觉得人间经常出乱子，也许就是因为人老爱制造秘密的缘故。这些秘密把人给害了。要是没有这些秘密，人是不是活得跟我们一样透明？人不能知道的真相，我却能知道，只因为我是一条狗，而且是一条将死的老狗。我知道这些，就越发不想待在人群中了。

　　幽灵知道人所不知的真相，动物之幽灵性的叙述因而构成一部人类的秘史。然而，动物又是抗拒不透明的，它越是知道人类的秘密，越是避之不及，也越是靠近它在小说中的死亡。经由死亡，幽灵性的存在更是剥离肉身的幽灵性的视觉和声音，弥留于小说叙述的虚设。迟子建用小说书写的，是动物目光窥视下的秘史，这种秘史却也因着动物目光对做戏和秘密的排拒、因着其自我澄明而变得透明。文学虚构终归需要做戏和秘密，秘密的最佳守护者似乎也非幽灵莫属，但文学也有其自我澄明的晴朗之境。黄狗一直疑惑和向往着主人小哑巴曾向它描摹过的晴朗，云层下面是阴雨，上面却是太阳；而气息微弱的分秒眼望着黑压压的云层，它觉得“我马上要越过云层，去拥抱它背后的太阳了。那里始终如一的晴朗，一定会给我一种住在暖屋子的感觉”。在我看来，黄狗的涅槃也喻示着一种迟子建所追寻小说的涅槃，它无法脱离虚假做戏甚至精于复杂的欺骗，它敛含全部的秘密，却希望越过云层绽开为晴朗。“越过”画下了一个不可僭妄的双层结构，正如我们只能途经历史生存的黑白触及自然神性的黑白，只能由对秘密的演绎和贮藏抵达始终如一的晴朗。“越过”到底是历经，历经水火，历经黑白的颠倒、对立与浑浊，是承受不可承受之重而后的轻盈一跃。迟子建的幽灵动物学，故而也是一种生成为动物的小说美学。她的书写如此静谧，却又调动着存在根基上的聚集，正如海德格尔对诗的刻画：人在其中“达乎那种无限的安宁，在这种安宁中，一切力量和关联都是活跃的”。而她的晴朗、她那一跃的轻盈在预设云层甚或深渊的同时，本身又必须是一种前设，一种关乎作者的文学气质和作为立在案头的最高尺度的先在。它近乎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时所谈及的神圣的明朗者(gaiety)：

　　通过明澈的明朗者，它把事物“开启”出来，使它们进入它们当前的令人欢乐者之中；通过欢悦的明朗者，它照亮人类心灵，使得人类的心情对田野、城镇和家园的真谛洞开；通过高超的明朗者，它首先让幽暗的深渊张开而得到澄明。倘若没有澄明，深渊又会是什么呢？

　　在明朗者的朗照中，我们也终将领会，引领我们至此的幽灵是天使，或赫尔墨斯。

　　注释：

　　①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②“人兽”(humanimal)为捏合“human”和“animal”而成的概念，我以此描述人与动物边界混淆僭越的情形，强调人性所立足的动物性基础，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建构。亦见于Kalpana Rahita Seshadri：HumAnimal:Race,Law,Language,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③基瑞莉·汤普森(Kirrilly Thompson)在《骑士—马关系之理论化：西班牙斗牛中半人马隐喻的民族志阐说(“Theorising Rider-Horse Relations: An Ethnographic Illustration of the Centaur Metaphor in the Spanish Bullfight”)一文中认为，骑马者和马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人马能力”(centaurability)，两者彼此转换生成，不依赖于视觉凝视便达到身体性的谐和。见Nik Taylor and Tanial Signal (ed.):TheorizingAnimals:RethinkingHumanimalRelations, Leidon and Boston: Brill, 2011, pp. 221-253.

　　④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⑤在德勒兹处，生成为动物本是画出逃逸路线的运动，是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但解域之后又会有新的界域，又会再结域，如此轮转推移。此处反讽的是，翟役生也曾梦想变成麻雀、蝴蝶飞出宫廷，但他之生成为猫，却构成一种根本性的定格和闭锁，一种再不可突围的结域。参见Deleuze and Guattari：Kafka:TowardaMinor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⑥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页。

　　⑦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⑧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⑨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0、366页。

　　⑩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