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抗战时期因完成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被胡风赞美“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②的路翎，1948年以后，随着对胡风批判的逐渐升级，不断受到批判，并于1955年，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被逮捕。无疑，路翎是胡风最亲密的伙伴，被认为是最忠实地把胡风的文艺理论付诸实践的文学家。实际上，在路翎的作品中不难发现胡风文艺理论的鲜明特点，因此，他的命运理所当然地与胡风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认为，路翎受到的批判是当时中国文坛上大规模开展对胡风批判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虽然自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开始批判以降，胡风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主流文艺理论家的批判，但胡风的观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即便对胡风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胡风的态度相当顽固，但如歌颂新中国的长篇诗歌《时间开始了》所示，至少，在胡风的主观意识上是真心诚意地欢迎新中国的成立的，并且愿意跟随新中国时时刻刻发生的社会变化而改变自己。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胡风有着亲自参加、深入到如土改等新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的经验。路翎的情况也跟他相似。对路翎而言，从军朝鲜战场的经验给他带来了重要契机：他体验了随军生活并目睹了朝鲜人民的现实，因而稍微改变了书写的方向，写下了《初雪》等颇有探讨意义的作品。
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过于强调胡风和路翎愿意改变自己文学内容的意义。其实，在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时，批判胡风的逻辑便已基本确定，以后世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根本没有回旋余地——也就是说，几乎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胡风和路翎的命运已被决定。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忽视在文学史上胡风和路翎付出的努力的意义。胡风和路翎确实认真地摸索过参与文学活动的方式，试图建立起既能配合新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不悖于自己文学信念的新的创作方法。这些努力充分显示出新中国成立前后胡风和路翎的精神历程。不仅如此，从后世人的视角来看，虽然早有结论，但此前确实发生过相当激烈的论争，而这一系列的论争明显地呈现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艺路线中不可忽略的另一面。
第二，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胡风与路翎的命运时，很多人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因素。事实上，批判胡风者往往是根据人际关系进行批评的，如批判路翎的重点放在路翎和胡风的关系方面。加之胡风和路翎也很强调人的因素，因此后来的讨论很容易便变成了针对某个个人的是非问题。考虑到胡风冤案的残酷性，追究个人责任也不无道理，毕竟，迫使胡风与路翎遭遇残酷命运的是某个具体人的行为所致。但是，同时，不可忽略的是，胡风冤案是在形成新的文化体制之际发生的。也就是说，胡风冤案并非仅仅因为胡风与某些人的不和造成的，实际上，批判胡风与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建构同步，甚至可以说，新中国的文化体制是通过批判胡风而得以建构的。因此，在充分认识胡风冤案的残酷性以及导致此残酷结局的人际关系的前提下，或许可以追问批判胡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尤其是与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建构关系。此外，如上所述，胡风和路翎在主观上是试图调整自己的文学方向的，而正是胡风和路翎的摸索恰恰提供了新中国文化体制完善过程中的重要细节。换言之，从胡风和路翎的努力以及对胡风批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文化体制是如何清除不符合体制的因素而逐渐完善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胡风和路翎的遭遇，我们还能审视如此建构起来的新中国文化体制所包含的特质③。
第三，路翎的特点在于他并不是理论家，而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如果说胡风建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体系，路翎则写出了作品——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胡风与路翎的关系绝不是胡风指导路翎式的单方面的师徒关系，而是如研究者所说：“胡风的理论与路翎的创作之间就不仅仅是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了，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有机体的关系。路翎的引人注目的作品大部分是在胡风的指导下完成的，同时他的创作实践丰富与深化了胡风的理论命题。”④胡风与路翎的密切关系，表现为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完全可以认为，路翎的文学作品为胡风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的形象表现。更重要的是，路翎的文学作品除了表现出胡风理论的核心之外，还涉及书写问题。路翎的书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他晦涩难解的文体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讨论路翎的文学活动时，必须思考：路翎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内容的——即书写层面上的问题。如后面所讨论的，在路翎批判中，书写的问题几乎从未被正面提出，但在批判言论的后面，始终潜藏着对路翎书写的质疑；事实上，此问题还牵制着整个批判运动。
本文根据上述三点问题意识，试图整理1948年到1955年路翎的文学历程，尤其关注路翎的书写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初步探讨路翎批判与新中国文化体制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讨论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形成过程。
《王贵与李香香》：大众化的课题
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全面展开了对胡风理论的批判。批判的重点针对胡风及舒芜的理论，特别是他们的“主观论”。但批判并不仅限于胡风和舒芜两人，也涉及与胡风有关的文学作者，其中包括路翎。直接针对路翎的批判文章是胡绳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里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除此之外，刊载于《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卷头的由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第二辑中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第五辑中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也都在重点批判胡风和舒芜的理论之际，批评了路翎的文学观念。显然，这些批评不是个人的意见，而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钱理群将这些批评概括为“警告”，他写道：“这里所发出的警告本也是明白无误的：即使是革命话语，其运用模式与解释权也是法定的，绝不允许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胡风和他的朋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没有听进去(或者不愿听进去)，偏要继续冒犯革命权威，这就酿成了以后的悲剧。”⑤事实上，可以说，《大众文艺丛刊》的文章规定了批判胡风的基本逻辑，指引着整个批判胡风运动，甚至引发了胡风冤案。路翎写了反批评文章，题为《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发表在文学杂志《泥土》上。这篇文章由“主观的精神要求究竟是指什么？”“甚么是真正的和人民结合”“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关于知识分子和个性解放”和“文艺究竟是什么和表现什么？”五个章节构成，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路翎的观点。路翎强调，所谓的“主观”并不是主观主义，而是要求作者参与革命的主观精神，拥有这样的主观精神才能真正与人民结合——因为人民长期受压抑，人民的内面含有着被精神奴役的创伤。知识分子为了真正与人民结合，必须先解放自己的个性，个性解放是社会革命的重要环节。文艺就要反映、表现这种充满革命契机的世界⑥。其实，这些观点基本上与胡风一致，几乎不带路翎的特点，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路翎在为胡风代言⑦。几乎同时，路翎还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其中一篇《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表现出了些许路翎独特的思路，值得讨论。
《对于大众化的理解》中，路翎主要讨论了文学旧形式的问题。在讨论之前，他叙述了自己对大众化的理解，他写道：“在我们底理解，新文艺的高度的斗争要求之在今天所以被窒息着，实在是由于客观环境底阻力，以及大部分作家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生活底压力下的主观情况上的混乱和萎靡。由于这些，新文艺底普及的基础就不能宽阔的开展，因为，原则上说，普及是需要提高，即强大的历史内容和高度的斗争热情去争取的。”⑧路翎坚持认为大部分作家因受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力，主观上陷入“混乱和萎靡”。虽然他没有用“精神奴役创伤”等词汇，但意思显然是同样的，他主张文学家必须贯彻“主观精神”，然后去解放被压抑的人民的精神。因此，他强调:大众化绝不是意味着简单的普及，如果不改变主观上的混乱和萎靡的局面，普及文化也没有意义，主张文学的大众化需要发挥“斗争热情”，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水准。
当时胡风反复强调：他们面对的是抗战条件下国统区的现实，国统区的人民长期受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因此文艺工作者不得不关注“精神奴役创伤”。在一定程度上，胡风承认解放区的情况有所不同，解放区存在着不同于国统区的人民精神。路翎也保持着类似的观点。如果他们继续追究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差异，或许能够注意到国统区和解放区人民生存环境的区别，由此而深入思考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复杂内涵。实际上，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理解的不同往往会引发思想上的对立。甚至可以说，延安知识分子和国统区知识分子之间出现矛盾的最大根源便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不同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中，如何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答案很多也很复杂，颇值得探讨研究。然而，在1948年，被卷入论争的漩涡之中的路翎根本无法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表对大众化的意见。
本文讨论的是，为什么路翎定义“大众化”之后要讨论文学的旧形式。当然，路翎并不同意利用旧形式，因为旧形式上粘黏着人民的落后精神。值得关注的是，他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李季的文学作品——《王贵与李香香》。
但它(《王贵与李香香》)还不能真的就是“历史的叙事诗”。革命斗争底历史形势是表达出来了，但历史斗争底本质的精神是并没有能够在应有的真实性上活出来的，这实在是说明了那原来的旧形式在情绪底深入和形象底把握上的束缚，它底情绪是健康的，但在表现和那历史形势相应的人民底生活斗争和精神变革斗争这一点上，它是过于简单，甚至单调了。⑨
路翎虽然肯定《王贵与李香香》表达了“革命斗争底历史形势”，但同时又指责《王贵与李香香》被“精神奴役创伤”所束缚，不能表现斗争。紧接上述引文，路翎针对作品的主人公王贵的形象指出：“王贵却是那么简单地一直向前了，使人感觉不到为他底前进应有的迫力和重量。”⑩
当时，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被认为是与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等比肩的利用旧形式反映新形势的代表作。路翎为了批评旧形式，特意抓住这篇作品也不无道理，然而，应该考虑到，《王贵与李香香》是诗歌，而且借鉴了陕北信天游的民歌。民歌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旧形式”，它是根据中国老百姓的喜闻乐见的形式改造的新形式。路翎几乎无视了民歌的复杂性，硬把它视为旧形式而加以否定，继而要求《王贵与李香香》表现“斗争”，完全把它当作了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进行批评。路翎的批评与李季的作品明显错位，在某种程度上说，路翎的批评与其说是与李季商榷，不如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见解。颇有意味的是，因此，路翎的文章清楚地显示出他与主流文艺理论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周而复在《王贵与李香香》后记中提到一个重要论点：“如果说过去中国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绝大多数的成果，是诗人的诗……那么，这儿是产生自人民当中的诗篇。它的思想，它的感情，它的生活，它的语言，完全是人民的，是发自人民内心的真实声音。”周而复强调，由于《王贵与李香香》没有经过知识分子的介入，直接表达了发自人民内心的声音，因此获得了划时代的文学品质，成为新时代的代表作品。李季自己的叙述也重复了类似的观点。李季回顾自己初次接触到民歌时受到的冲击，以及一步步走进民歌世界的经历，然后主张，进入民歌世界，绝不能保留小知识分子意识，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民歌世界。他写道：“对民歌的学习，要整套的学，要从民歌产生的年代和社会环境，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要从当地的风俗习惯，语言特点，甚至当地的历史故事等，都要加以全盘的研究，这样你才能算得上真正的了解了一首民歌。”
显而易见，周而复和李季强调的态度与路翎迥然不同。周而复和李季反复强调民歌的世界是美好的，全盘接受民歌，才能产生适应于新时代的崭新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路翎坚持认为：人民身上含有“精神奴役创伤”，文学家必须用“主观精神”深入人民生活，燃烧革命斗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与人民结合。对人民的现状，两者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各执相反看法源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不同现实。但问题不仅停留在对人民的看法上，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人民的不同看法导致了文学书写上的不同方向。李季和主流文艺理论家们主张，文学需要原汁原味地表现人民的精神世界，因而高度评价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旧形式。路翎则重视“主观精神”的作用及“个性解放”的重要性，因而高度评价侧重于心理分析的书写方式——即胡风和路翎们共同提炼而成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方法。不可忽略的是，这种书写方式同时还决定了作者的立场。李季和主流文学家认为：作者要全盘接受人民的美学观念，由此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即，文学家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接受老百姓的世界观，变为人民中的一员。其实，胡风与路翎并没有否定思想改造，反而特别强调其重要性，但他们对改造的理解与李季们有着相当的不同。胡风和路翎认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自我改造，文学家应该贴近人民的改造过程，与人民保持一致，与人民一起燃烧起斗争精神，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造。
无疑，大众化的课题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的核心诉求，而恰恰在大众化这一课题上，胡风和路翎们显示出区别于主流文艺理论家的思维方式。或许，他们的质疑可以成为深化大众化讨论的契机，可惜，这种思维的分歧不仅没有促进文学理论的进一步探讨，反而给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埋下了祸根。
《人民万岁》：剧作的实验
路翎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撰写并发表歌颂新时代工人的小说，如《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等。浏览这些作品后不难发现，路翎十分热情地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至少，在他的主观上是愿意改变自己小说的方向的。首先新中国成立前，路翎的作品往往都是悲剧，以控诉旧时代的黑暗；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他作品的结局都是大团圆，以歌颂新时代的美好。其次，新中国成立前，他作品重点放在心理分析的描写上，用极为精细的笔墨揭开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相比之下，他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大大减少了让读者难以理解的心理分析，增加了可读性。其实，心理分析的描写即路翎书写的核心问题，该问题直接影响到1955年的路翎批判。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作详细讨论。重要的一点是，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路翎似乎想用刻意减少心理分析分量的方法来迎合新中国的书写方向。作为左翼文学家，路翎面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心情无疑是明朗的，而这些作品均反映了路翎的心理变化。晚年，路翎回忆说，胡风鼓励自己写新人物：“胡风对我说，写一些新人物吧，首先熟悉他们。他们真是极其可爱的。”其实，相隔多年后的回忆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即便如此，从中仍然能看到胡风与路翎们迎接新中国的欢快心情。
话虽如此说，实际上，路翎并没有违反自己的根本态度。路翎描写工人们的正面形象，却假设工人们是因被旧时代和反动派欺压而变了质的人，也就是说，路翎注重的是工人的苦难人生。这些工人由于长期受到压抑，非常粗暴，原本并没有对革命事业的热情，但经过革命同志的耐心劝导，终于觉悟，获得了健康的意识，积极参与了革命事业。也就是说，路翎一方面表现出迎接新中国的乐观精神，而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观念——中国人民遭受了“精神奴役创伤”，不过，新中国革命的良好品质将会治愈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的。由此可见，路翎对人民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不难想象，这种人民观很容易引起主流文艺评论家的批评。事实上，文章发表不久便出现了对路翎的批判，如指责路翎笔下的工人不具备工人阶级的代表性等等。
其实，当时比起小说，路翎更注重写剧本。1947年，他写了剧本《云雀》，得到好评，新中国成立前后又写了《人民万岁》等一系列剧本。1949年，路翎写好《人民万岁》初稿后，立即寄给了胡风倾听意见。胡风致路翎的书信中有“剧本早收到。先交到《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1日)，“剧本，报馆李兄看了，很兴奋”(1949年10月24日)等记载。可见当时住在北京的胡风请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看了这篇剧本，为他展开宣传活动。胡风的活动是否见效，不得而知。1949年11月，胡风寄给了路翎如下书信：“昨天金山来。他是青年剧院(中央团部)副院长，廖承志院长。决定了希望你来青年剧院，不受拘束，就是剧本由他们首演。”经过许多曲折，路翎最后听从了胡风的安排和意见，1950年3月赴北京进入了廖承志领导的青年艺术剧院。之后，这里成为路翎的工作单位，自然而然，写剧本变成了路翎的工作中心。
《人民万岁》的内容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歌颂工人的短篇小说相似。舞台是1948年人民解放军步步逼近，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崩溃时华东地区的一个官僚资本办的工厂。剧本主要描写了工人运动的艰苦努力以及本来容易动摇的工人，因遭受了残酷事件而接受革命同志的开导继而觉醒的过程。主人公乃是掌握了良好技术但有着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工人李迎财，和因幼时受欺负而时常处于迷糊状态的女工刘冬姑。可见，路翎又在描写他一贯的故事情节——遭受“精神奴役创伤”的工人因接触到中国革命的优良品质终于觉悟过来。
据路翎致胡风的书信说，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廖承志似乎肯定了《人民万岁》，尤其称赞了李迎财和刘冬姑，认为人物形象很活泼。但导演金山却持谨慎态度，反复听取上级意见并不断提出修改要求。本来说好《人民万岁》由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但演出一直延后，最终《人民万岁》因没能演出而云消雾散了。值得关注的是，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其实，路翎也在努力回应上级的要求，试图修改自己的剧本。在致胡风的书信里，路翎透露了他的修改方针：
这两天正在修改剧本。那天谈剧本的有廖、石羽、金山、李之华几个人。金山的意见多，有些我还摸不清底细。主要的是：一、刘冬姑表现得坏，那样的人，不配占斗争中重要地位，因此，要使她“好”一点。……这意见我认为还可以接受，在今天可能也有必要，所以这修改，就在努力去掉冬姑的“坏”，而显出她的斗争中的真来。也只能如此，贴什么上去是办不到的。……现在这样改，于内容上倒无妨的。
路翎的书信表示，修改的重点乃是女工刘冬姑的形象，我们完全可以推断，上级不认可女工身上的不良气习，指责路翎笔下的刘冬姑不具备工人形象的代表性。其实，按照路翎的文学观念，遭受过“精神奴役创伤”的刘冬姑的形象非常重要，而刘冬姑治愈“精神奴役创伤”的过程才是这篇剧本的重点。即便如此，路翎还是接受了上级的要求，认识到当时的必要性，答应去掉刘冬姑身上的坏习气。仅靠这一句话，我们当然不能判断路翎是否改变了他的文学观念，也无法确认路翎对“主观精神”“精神奴役创伤”“个性解放”等关键想法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路翎非常努力地适应着时代的要求。
更重要的或许是书写问题。剧本的写法不可能与小说一致，表现心理活动时，不光用语言，更要用动作和对白表现。事实上，《人民万岁》并不是一部成熟的剧本，有些对白显得太长，不像工人说的话，简直像一篇演说词。正如杜高所指出的：“他喜欢用长段的对白来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注重戏剧情节的组织，不着力通过戏剧动作来展现人物间的思想冲突。他想让观众看到生活，而不是看到技巧。但是由于他对戏剧的舞台性的忽略，这一个崇高的意愿未能得到完美的实现。”即便如此，路翎的确是改变了本来习惯的小说笔法，寻求“让观众看到生活”。至少，他尽力避开了自己擅长的心理分析，刻意运用工人特有的文字来表现。浏览这些剧本时不难发现，他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写出了工人的对白。然而问题是，虽然路翎努力地运用工人的话，却都仅停留在词汇的层面，无法真正掌握工人的说话方式，不能完全用工人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写的对白虽然看上去像工人说的话，却无法充分发挥舞台效果。
其实，更积极地认可路翎努力的是胡风。胡风晚年评价路翎的剧作时写道：“路翎的剧本都是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运动中的历史内容，因而，都是突出地表现出了特定的思想主题的。……主题思想都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敌友关系的矛盾发展表现出来的。”胡风指出，路翎的剧本突出表现了“特定的思想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无意中承认了路翎写剧本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学态度，不太接近人民的原生状态，而更关注思想维度上的问题。同时，胡风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线索：路翎的“主题思想”是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敌友关系的矛盾发展表现出来的”。路翎写小说时更注重人物心理分析，擅长通过人物的内心分析来表现社会关系的路翎；写剧本时转向人物间的关系，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每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要适应话剧体裁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无疑是出于路翎内心的变化。对路翎来说，主流批评家能否认可自己的这种变化十分关键。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对他描写人物关系的进一步讨论。路翎在写作方向的小小的转变从未被正面讨论过，遭到了完全的无视。
概而言之， 1949年到1952年，路翎曾努力尝试如何适应新中国，带有实验性质地撰写剧本，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书写上均改变了一些原来的笔法，以求寻找能够被主流文艺界接受的文学方向。可惜的是，他付出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人民万岁》之后，路翎接连写了《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但都没有被搬上舞台。不仅如此，路翎的《祖国在前进》问世后还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也就是说，不仅作品没有演出，他自身也从未摆脱不断受批评的怪圈。
《初雪》：书写朝鲜战争
1952年，无路可走，几乎绝望的路翎被批准赴朝鲜前线。一到朝鲜战场，路翎的心情就舒畅起来。他在致胡风的书信中写道：“心情是颇兴奋的。一路来没碰到什么困难。这几年在沉滞的生活里，这次能到朝鲜来，是大有好处的。”(1953年1月10日)“和连队已熟了，很愉快。”(1953年3月20日)“和亲切的单纯的人们一起，无忧无虑。渐渐地也能变成一个军人了。这就是收获罢。”(1953年)他在邮件里透露说，离开他不断被批评的北京，摆脱了一直纠缠他的批评声音，进入不会被人暗算的军队生活后自己似乎得救了。由于缺乏材料，我们无从知晓关于路翎从军生活的细节，也不能全面地了解他是为什么、如何发生变化的。不过他写下的一些文字材料让我们得到了一定的讨论空间。在朝鲜，路翎写了一系列报告文学，后来汇集成报告文学集《板门店前线散记》。收录在《板门店前线散记》中的报告文学不同于路翎以往的小说作品，看上去没有修饰润色，让人感觉到作者路翎的原始心态。据报告文学记载，使路翎深受感动的大约有三个方面：
其一，路翎看到了朝鲜人民的纯洁朴素，尤其是朝鲜人民的歌声给路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歌声中浮现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的单纯的情景。这个妇女在劳动着……对于她，世界是单纯的。然而她的希望和劳动很顽强。她的丈夫在前线。她仍然穿得这么整齐。……她舞蹈，歌唱春天，喜爱鲜丽的色彩，她当然也拿起枪来战斗。”路翎通过歌声听到朝鲜人民的既单纯又顽强的声音，看到朝鲜人民从未失去希望，从不幻想，实实在在地从事劳动，为参加战斗做好准备。虽然无法确认路翎和朝鲜人民交往的真实情况，而且因为路翎不会朝鲜语，和朝鲜人民之间不太可能进行语言交流，但显然，路翎在朝鲜人民身上看到了理想的人民的形象。与路翎以往的人民观相比，我们不难发现路翎笔下的朝鲜人民形象的特异性。路翎不仅没有在朝鲜人民身上看到“精神奴役创伤”，甚至把他们描写得几近完美。路翎所描写的朝鲜人民形象，也许可以认为是他国际主义精神的表露，如下所述，实际上路翎的确非常重视国际主义精神。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路翎的人民书写亦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二，路翎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的良好素质。他在前线接触士兵，记录他们的事迹。在介绍一个副连长的文章中，路翎写道：“他能吃苦，因战斗勇敢而立过功，但是性情暴躁，很难忍受别人的一句不中听的话。这就是他所说的个性。……生活疾速地前进，祖国受到了威胁，他想到母亲和自己的苦难的过去，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斗争，好些年来笼罩着他的那盲目的热情起了变化了。朝鲜的母亲们的巨大灾难，给了这个热爱母亲的儿子非常大的刺激。”路翎与这些士兵一起过日常生活，通过聊天等方式了解士兵的经历和现况。1955年，对路翎的大批判开始后，军队组织士兵控诉路翎在朝鲜前线的“罪行”，其中有一战士说，路翎为了骗人，装作关心的样子特意来看患病的士兵云云，这些“控诉”反而证实了路翎深入军队的日常。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很愿意关注战士的成长过程，喜欢讲述“性情暴躁”的战士是如何通过朝鲜战争转变成长为真正的革命战士的故事。这种重视成长的叙述视角其实是延续着路翎一直坚持的观点，即重视人民通过朝鲜战争而觉醒的过程。换句话说，路翎将跟他疏离的朝鲜人民描写得相当完美，但对与自己语言相通的中国士兵却仍然保持着自己原先的人民观。为什么路翎会对朝鲜人民和中国士兵采取不同的态度，无从知晓。不过，他对中国士兵的这种描写方法又给自己后边的历史埋下了祸根。
其三，路翎在朝鲜的风景中看到了美好。报告文学集《板门店前线散记》的最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话：“天上繁星闪耀。寂静、黑暗的田野中，飘荡着成熟了的包谷和丰满的秧苗的热烈的香气。附近的小溪流在悄悄地歌唱着。从六七里外的前沿阵地上，传来了我军执行命令、爆破工事的隆隆声。满装着弹药器材的汽车驶到后面来了——明亮的车灯划破了山沟里的黑暗。”这段文章描写了停战的瞬间。从天上到田野、溪流的风景描写，美妙地表现出停战后瞬间的宁静及人民心里充满的期待。这样的风景描写，不同于路翎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从前他也写风景，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中，他更多是紧紧抓住社会的黑暗面，即使表面描写宁静的风景，其背后却隐隐透露出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斗争较量。而路翎描写的朝鲜风景与朝鲜人民的形象一样，几乎没有阴暗面，非常光明。
让路翎感动的上述三点，都或多或少从路翎书写的变化中可以看到。偏爱战士的成长故事，这是路翎不变的一面，但即使谈及中国战士“性情暴躁”，也几乎没有追溯该战士在旧时代受过的创伤，而很快便进入成长过程。也就是说，路翎更多地描写了中国战士美好的一面。在描写朝鲜人民和朝鲜风景时，更是不谈缺点，焦点集聚在美好的那一面。总而言之，在赴朝鲜前线之前，因人物形象与主流不一致而一直被非难的路翎，到达朝鲜战场之后改变了书写方向，专写朝鲜人民、中国军人及朝鲜风景的优美部分了。
1953年停战后，路翎回国。在前线专写报告文学的他，以在前线的见闻为素材，开始写新的小说。1953年末到1954年初，他接连发表了四篇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晚年，他将这四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汇集成书时，在后记中，路翎写道：“朝中人民和军队的国际主义精神，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朝鲜人民和军队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都使我深受感动，并在激动之余写了些东西。”可见路翎撰写小说的契机，来自他在报告文学中表露出的感动。
《初雪》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机和助手开着卡车把前线附近的朝鲜老百姓运送到后方安全地带的故事，其中谈及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的温馨感情，朝鲜儿童与和志愿军司机的温暖交流，司机突破警戒线的勇猛精神以及夜里开车看到美丽的初雪风景等等。总之，路翎在朝鲜前线受到的感动，都很形象地表达了出来。《初雪》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如果大家还记得他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剧本没能演出，歌颂工人的小说好不容易才找到天津的报纸愿意发表，只好自己印刷出版小说集的话，《初雪》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可以说是相当好运了，甚至可以认为，这篇作品已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作者巴人为《初雪》写了书评，高度赞扬说：“《初雪》这一篇小说，因为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所以也有诗意。它的描写是生动的，细致的和具体的。”巴人在文章前面主张，读者除了描写斗争的“表面价值”的小说之外，还需要有诗意的作品，接着提及《初雪》的诗意。当然，巴人并没有否定描写斗争的重要性，意外的是，他竟然提倡用诗意来描写斗争。引起巴人的共鸣的，恰恰是路翎在朝鲜被深深感动后写成的小说，它们被巴人视为“有诗意地描写斗争”的代表作，是新中国的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有一点必须指出，路翎在《初雪》里又开始了精细的心理分析。比如，司机不顾疲劳开车赶路时，脑里忽然出现幻想：“他仿佛看见车上的妇女们的冻得发青的脸和迫切期待的眼睛，他也意识着抱在王德贵手里的孩子。他的头脑里闪过一些图景。在一间亮着灯光的房子里，他的孩子们正在甜蜜地睡眠，小小的头歪在枕头边上，旁边摆着红花布做的新棉袄——那是奶奶亲手缝的。”在这个场面，卡车后厢的妇女敲着车顶让司机注意敌机的来临，司机领会了朝鲜妇女的善意，“仿佛看见”卡车后厢中的妇女们。他无意中想到司机座上的孩子，又浸入了自己的想象：“头脑里闪过一些图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这一段描写了中国军人司机和朝鲜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很温暖，很有诗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执行运输任务时脑里出现幻想场面，让人觉得有些突然，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前路翎的小说写法。新中国成立后路翎歌颂工人的小说虽然差不多放弃了心理描写，但并没有放弃描写工人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然而，赴朝鲜战场深受感动之后他的作品中已不再描写人民身负的重创，重点放在了朝鲜的美好风景方面，不过，又重新开始了心理描写。
实际上，胡风与路翎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如何处理心理分析的问题。早在1948年，受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批判时，为了对批判进行反驳，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机会总结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胡风撰写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文中说：“如果对象是‘心理状态最复杂或精神斗争最激烈’的对象，那就一定要从他的复杂性或激烈性去把握他，反映他，能够这样就正是‘真正现实主义’，也正是政治斗争的深厚的历史内容。”按胡风的理论，中国人民身负“精神奴役创伤”，他们的心理状态必然会“最复杂”“最激烈”，因此，准确无误地反映此种“最复杂”“最激烈”的心理活动，才称得上“真正现实主义”。由此可见，胡风的文艺理论原本就要求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充分地作心理分析。1948年写的这篇论文，显然深刻地影响了路翎的写作。无疑，路翎忠实地甚至超过胡风期待地运用了精细的心理分析来写小说。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路翎一直试图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比如歌颂工人的小说，减少心理分析什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路翎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从前的文学观念，更没有从正面思考从前的文学观念和自己改变写作方向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整合新时代的文学观念。既然心理分析与他们的人民观密不可分，人民观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心理分析的问题是迟早会冒出来的。《初雪》正好凸显出了路翎一直没有从正面解决的核心问题。
路翎从胡风的文艺理论出发开始自己的小说书写，思想上的人民观与小说写法上的心理分析构成了他文学统一体的表里。新中国成立后，路翎热烈拥抱，为朝鲜前线深受感动，尝试着改变自己新中国成立前小说的书写方向，努力纠正不断被人批评的地方，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自己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核心问题，那是一块人民观和心理分析纠缠成团的场域。换言之，对路翎而言，最关键的不单单是其人民观，也不单单是心理分析的描写方法，而是其人民观和心理分析纠缠扰为一团的场域。这场域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故难分难解。路翎本人因不断被批判，当然无法静下心来思考这些问题。作为后人，我们不能责怪他。如果考虑到路翎的文学尝试在新中国文化体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或许正是他无法解决的问题给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留下了弊病，我们还是应该认真探讨。
《洼地上的“战役”》：批判路翎的语境
《初雪》刚发表时还受到一定好评价，但不久又开始受到批判。1950年代不止一次地召开过胡风讨论会，胡风的文艺理论反复被批判，尤其在1952年舒芜发表检讨文章之后，对胡风和胡风伙伴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1955年，胡风向党中央递交了所谓“三十万言书”，不久对胡风的批判升级，发展为胡风冤案。路翎也受到牵连，1955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召开了三次路翎批判会。批判的很多因素显然来自人际关系，《初雪》批判大多也只涉及路翎这个人的问题，可以说几乎没有正视过小说文本本身的问题。即便如此，通过批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路翎文学与主流文学格格不入的核心问题。路翎最受批判的是《洼地上的“战役”》。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侦查班长王顺、新兵王应洪和朝鲜少女金圣姬。故事主线是新兵王应洪从一个调皮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伟大战士的过程。这篇也是路翎被感动后创作的。在新兵王应洪的成长过程中有一段青春爱情故事引起了批判。朝鲜少女金圣姬对王应洪萌生了爱情，班长王顺理解金圣姬的心情，但因更重视军队的纪律而不同意他们交往，王应洪也遵守纪律坚决奔赴了战场。这段为了突出王应洪成长的小故事却引发了文艺评论家的不满。
批判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批评家认为军队题材不适合描写爱情。晓立说：“当小说发展到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恋爱事件，接触到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理状态的时候，作者就不知不觉地重复了他惯用的——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勉强地装到英雄人物身上去的手法。”为了突出成长过程，路翎很重视士兵所经受的考验。这种写法很容易就让人想起他曾经在歌颂工人的小说中描写过遭受“精神奴役创伤”的工人通过运动觉醒的故事，让人感觉到路翎似乎还在坚持他解放前重点描写人民“精神奴役创伤”的文学观。其二，批评家认为爱情故事在实质上是鼓吹个人主义。宋之的写道：“个人和集体的矛盾，个人幸福和集体利益的矛盾，这本是这篇小说所提出的主要矛盾。但作家的思想、感情却限制了他，使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正视这一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个人主义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既是当时文艺界的中心问题，也是批判胡风的焦点之一，路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牵连。然而引起这种评论的原因是有着第三个，也是更严重的批判。批评家严厉地批评说，军中发生爱情是违反军队纪律的。侯金镜指出：“故事发展到这里，已经把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引导到这样的逻辑中去：似乎纪律不能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成为战斗生活的一个部分，成为人民军队的集体主义的最高表现，成为保证战斗胜利的一个决定因素。相反，纪律却强加到战斗生活的一种冰冷无情的东西。”小说中的新兵王应洪最终克制了爱情，遵守了纪律，但批评家指出，用爱情作考验，实际上是把纪律写成了无情的制约，简直与反对纪律如一辙。总之，路翎因重视成长过程，刻意撰写人物经过考验最终成长的小故事，还偏重心理描写，正是这些手法，成了批判的重点。
面对这些批判，路翎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这篇题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的文章在《文艺报》1955年第1期到第4期连载。可能是为了有效地组织批判路翎，《文艺报》有意刊载了路翎的反驳文章，引起了更大规模的路翎批判。在反驳文章上，路翎首先指责了批评家的泛政治态度，说批评家从政治立场出发进行批判，实际上违反了党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接着他逐个反驳了批评家的论点，比如，虽然自己写了爱情故事，却并不意味着否定了纪律，而是强调给爱情以正确的途径，引导爱情转为国际主义感情。又比如，他没有单写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而是强调了个人与集体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后谈到也是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批评面前，文学作品非放弃它的以丰富的生活形象来教育人的职能不可，非放弃它的文学的语文、表现内容的多样的风格不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性格和具体感情来说话和思想，而非要说东京都说过的、报纸上在说着的话不可。”路翎谈的是文学的效用以及书写的问题。
事实上，为什么书写、如何书写朝鲜战争乃是中国文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巴人曾高度赞扬路翎的《初雪》这一事实，也呈现了当时的问题意识。路翎批判中，作家杨朔写道：“我是个从事创作的人，总想能写出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这种高贵的精神品质，写不出，便苦恼的很。”可见，这个课题不仅是路翎一个人怀抱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学界广泛的难题。
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认为是书写朝鲜战争的代表作。魏巍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的英勇表现，热血沸腾地表现了中国的战士才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在说明文章中写道：“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无畏的最基本的动力。我想，这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吗？这就是最本质的东西。我肯定了它。我一定要反映它。我毫不怀疑。一切其他枝节性的、片面性的、偶然性的东西，都不能改变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来，魏巍要描写的英勇精神就是路翎所寻求的表现内容，但也不难发现，路翎与魏巍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差距的。魏巍强调，英勇精神才是最本质的东西，其他因素只能算枝节性、片面性、偶然性。相比之下，路翎虽然也肯定英勇精神，但更关注使英勇精神出现的过程。路翎认为，全面把握成长过程，才能完整地认识到英勇精神；而魏巍则认为，描写这些枝节反而会损害最本质的英勇精神。两者之间的一步之差，却构成了本质的不同。或许，我们可以联想起路翎对《王贵与李香香》的批评。《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认为中国老百姓的世界是美好的，只有全盘接受老百姓的民歌，才能产生适应新时代的文学作品。路翎则坚持认为，人民身上负有“精神奴役创伤”，文学家必须抱着“主观精神”来深入人民的生活。魏巍与路翎的一步之差，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季与路翎的差异。魏巍与路翎的差异恰恰呈现出路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路翎一直在寻求适合新时代的新的书写方式，但却总也摆脱不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所面对的问题。
魏巍写过一篇批评路翎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路翎描写朝鲜战争的某些小说，首先给人的印象，就是它的不真实。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采集朝鲜战场上的一些事件、一些生活和一些人物，也不是说他没有运用这些事件、这些生活和这些人物。然而，由于他那种不肯改变的耍傀儡戏的创作方法，这些事件、这些生活和这些人物，不过是给他的傀儡戏添置了更鲜艳的服装，变更了更时髦的脸谱。”这篇文章是在大规模展开路翎批判之后发表的，基本逻辑服从了既定的路翎批判路线，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路翎和魏巍的根本不同。魏巍特别强调真实性，可见他对自己对朝鲜战争的理解很有自信。值得注意的是，魏巍指责说路翎的小说是傀儡戏。这种非难当然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不能单纯地认为这句话是代表魏巍本意的；但将真实和傀儡对比，有意无意地暴露了问题的所在。如上所述，路翎书写的基点植根于他那独特的、将人民观和心理分析描写缠绕为一团的场域；而新中国的主流文学家却认为，直接反映人民的美好品质应是文学的职责。两者之间的差异包含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等不同层次的问题。问题在于，两者之间既复杂又根本性的差异用“真实”和“傀儡”这两个简单易懂的对比来表现。给路翎的文学书写贴上“傀儡”标签，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准确地表现了路翎书写中的高度精密的操作过程，但这种贬义式的评语却堵死了深入讨论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看，魏巍的评论方式不仅给路翎个人带来了悲剧，还清晰地呈现出了彼时中国文学界无法展开讨论的不幸状况。
结 语
路翎的反批评文章连载完毕后不久，发生了胡风冤案，路翎也被逮捕。1955年展开的路翎批判已升级为政治问题，每篇文章的语气都很尖锐，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实际上，路翎自己的反批评文章也很意气用事，他激烈地指责批评家，很难构成讨论环境。到了1955年，胡风和路翎问题的讨论空间已然消失。路翎本来竭力想摸索出一种符合新中国文学方向的方法，不断探索文学风格，不断思考新时代应有的书写问题。但由于胡风问题的逐渐升级，也由于他自己的文学观念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此“改造”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产生了悲剧。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路翎提出的关于书写问题的讨论，也由于对他的批判转变上升为政治问题而没能得到有效展开。路翎在1952年致胡风的书信中提过柳青的小说。他写道：“昨天看了《铜墙铁壁》。人物是没有内容的。写的是战役的背景，有些事情，情节颇生动。也写得简单明了，有层有次。也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材料上，研究当时的情况上，是费了力气的。现在大约只需要这样的东西，它代表着‘潮流’。它已经很满足似的了，从这些地方再往前走一步，都是困难的。”无疑，柳青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位努力摸索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新时代的文学家。对作为新时代的作者柳青的重要性，路翎似乎很敏锐地认识到了。如果他和胡风当时能进一步地探讨柳青的文学，并由此思考适合于新时代的新式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或许能扩展到更普遍的文学问题。柳青显然对思考现实主义文学观很有意识，必然地会遭遇到人民观念、心理描写等问题。如果胡风和路翎的经验与柳青的追求之间能构成有效的对话关系，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的另一种图景。然而，可惜的是，不管路翎还是胡风，都没有留下关于柳青的任何文字，路翎与柳青之间更没有建构起展对话关系。
晚年，路翎念及朝鲜战争，写了关于朝鲜的回忆。张业松整理路翎的遗稿时指出：“从中可见晚年路翎的内心在‘战地’记忆上的寄寓之深。”路翎在朝鲜战争上寄寓的，可能是多元的记忆。不仅是他感到快乐的记忆，而且是他认真寻求书写问题的记忆，甚至是最终没能展开的、关于未来的文学的可能性的记忆。
注释：
①这篇文章首先在2017年4月23日北京召开的“1953—1956：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社会、文化、生活意涵”会议上宣读。感谢主办会议的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及何浩、冷霜、倪伟、莫艾、程凯和贺照田等师友，尤其感谢评议人黄琪春。第二次在2017年9月10日武汉大学召开的“漂泊与越境：东亚视域中的作家流徙与文学创生”会议上宣读。感谢主办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及裴亮、彭春凌和王风等师友。在这篇文章的修改过程中，承蒙德岛大学卲迎建教授的大力帮助，特致谢意。
②胡风：《青春的诗——路翎著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序》，《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③倪伟从此角度重读胡风的文学活动，本文深受启发。参照倪伟：《胡风在一九四九年》，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1辑，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
④张业松、刘志荣、鲁贞银：《胡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路”》，《开放时代》2002年第3期。
⑤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⑥路翎：《论文艺创作底几个基本问题》，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9～115页。
⑦梅志《胡风传》中有如下记载：“(乔冠华)又问胡风，《泥土》上笔名余林的文章是谁写的？那是路翎写的，里面质问了乔对在重庆写的文章中唯心主义的错误并没有认识，现在的批评依然是唯心主义的。看来，这刺痛了他。胡风不愿说出路翎，就说，不是怀疑是我写的吗？那就算是我写的吧。”由此可见，这篇文章酷似胡风的文笔，使得乔冠华误解，同时可以看出，路翎的反批评文章反而刺激批评者。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49页。
⑧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⑨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⑩路翎：《对于大众化的理解》，《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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