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纪阳 刘建华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勇教授的新著《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从两岸乡村叙事相似的发生背景出发，探讨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大陆文学和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在内在精神、艺术风貌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深入到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层面，从不同的左翼传统来寻找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视野开阔、资料丰富，颇多精到之论，是近年来中国台湾文学研究、乡土文学研究及两岸文学关联研究等多个领域的重要收获。

一

1949年后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长期分离，两岸文学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出了不同的特色。这一现象在近30年来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一批将两岸文学作对比研究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链条上，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并不同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大约30年后大陆也进入了类似的历史阶段。与既有研究大多对比同时期的两岸文学或不同时期的同类型文学(这其中又以乡土文学最受关注)不同，李勇在时间的“错位”中找到更值得比较的研究内容，即以两岸在各自社会发生转型的时刻共同出现的乡土书写现象为比较对象。具体而言，该著所关注的是台湾地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的背景之下出现的乡土文学，和90年代尤其新世纪以来大陆经济发展所促成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土书写。

　　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展开比较研究的历史背景，那么乡村叙事则是该著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乡村成为百年来中国新文学描写最早也最多的领域之一，仅就大陆而言，就先后出现了鲁迅式的启蒙主义书写、沈从文式的浪漫主义书写与赵树理式的革命书写等几种主要类型。遗憾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乡村叙事虽然在数量上蔚为壮观，在艺术上也有所突破，却“在理解和判断现实与历史等问题上日益陷入一种显著的困惑和迷惘”，暴露了当代作家思想的贫弱。而思辨力的不足，使得新的乡土审美表现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撑，并未在21世纪产生一种可与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三种经典叙事模式相媲美的新的写作模式。但是，李勇的著作提示我们，倘把视野放宽到中国全域，20世纪的乡土文学尚有中国台湾地区引人注目的“乡土文学运动”，它鲜明的理性主义和实践精神，对振奋当前大陆乡村叙事的思想疲软状态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当李勇把目光集中到两岸的乡村叙事，他敏锐地发现中国乡土小说在世纪之交走出低迷的状态并形成新的高潮，是作家们从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困境中突围的结果，这恰与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发生于对现代诗及现代主义小说的批判相类似。也就是说，两岸乡村叙事都是发生于对作为其前行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反思的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这两个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文学现象，才有了充分而必要的可比性。这构成比较研究的又一个基础。

　　比较视野的发现，源于李勇独特的学术路径。他曾长期关注大陆“新世纪乡村叙事”，已出版《“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著作，后又逐渐将目光转向台湾乡土文学(目前正进行《陈映真评传》的写作)。由于这一独特的学术背景，其研究能横跨海峡，穿梭于两岸文学，在一个两岸乡村叙事比较的复杂架构中回应学界关切的问题。李勇注重两岸文学差异性的比较，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比较达到相互参照、相互借鉴、相互推动，以促进两岸文学和社会共同发展。该著在上述意义上使用“呈像的镜子”这一书名，具有深长的意味。

二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每一次大变动，都造成乡土文学在文化整体结构中位置的调整，带来乡土文学在题材、价值取向和美学形态等方面的新变。面对世纪之交大陆乡土文学的变化，学界虽普遍意识到“分析转型发生的内外成因，梳理和审视其精神向度、叙事形态和叙事类型在转型过程中的变异与走向”，已是中国乡土小说研究极为紧迫而重要的课题，但如何有效地表现出这种新变，批评界似乎一直未找到好的突破口。综观现有研究，多数都是在大陆文学思潮脉络中作纵向的梳理，无论是题材、审美或是作家的思想深度等，都呈现为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思潮发展到21世纪的“自然”结果，这阻碍了批评家对21世纪乡村叙事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认识。正如李勇所指出的，因缺少横向的比较，学界对当代作家历史理性不足的原因探究不够、对文学思想的评价缺乏有效的说服力、对乡村叙事审美特质及发展趋势的分析还远远不够。

　　有鉴于此，李勇以一种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视角展开论述，在历史横断面的比较中展现两岸乡村叙事的各自特色，这是方法上的创新。著作主体部分共五章。第一章从两岸乡村叙事的发生谈起，对两岸乡村叙事的异同作了总体的分析；第二章从情感、观念、立场、方法等方面对比两岸乡村叙事的差异；第三章则辨析两岸乡土文学不同的现实主义观念；第四章在左翼文学的传统中探讨两岸乡村叙事在艺术风貌、思想深度等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第五章关注台湾乡土文学对大陆转型期乡村叙事的思想启示。每一章都将两岸文学置于特定视角下观看，在对比映照中呈现两岸乡村叙事的同与异。

　　正是在互为镜子的两面中，两岸文学才相互映照出彼此的特点并暴露出问题，任何单方面的考察，都很难有精确到位的概括。比如在艺术层面，李勇指出，大陆当代作家在经历了先锋文学的洗礼之后，写作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也取得了艺术上的突破，甚至有超越既有的乡土文学模式、创造陌生的新乡土经验的可能性。但是如何让人信服地接受这种新的文学经验的特点，始终是学界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而一旦李勇将大陆21世纪乡村叙事与台湾乡土文学一起推到前台进行比较，就能在区别中概括出二者鲜明的艺术特征：一是呈现的、感性的、混沌的、哀婉的；一是分析的、理智的、清晰的、刚健的。

　　在李勇看来，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以生动感人的细节刻画和白描手法，对美日新殖民政策操控下的台湾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延续的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而大陆21世纪以来的乡村书写挟其前行代的先锋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风，又融合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倾向，基本上回避了对于现实的深度追问，而只停留于主观感受的呈现和情绪的宣泄，少有现实深度批判的力量。所谓的乡村叙事往往成为一种只有感性的“表演式的乡愁”，作家纷纷从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撤退，文学多只剩下空洞的观念和道德炫示，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等根本的问题基本淡出。相较于台湾乡土作家在“内战—冷战”交叠背景下复杂的新殖民语境中的文学反应，大陆作家在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时显得有些过于平静，缺乏一种积极进击的、主动干预社会的冲力和勇气。这种相互对比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

三

所谓“镜子”，除了两岸文学的互看，也在理论的层面暗喻文学面对现实的姿态。在李勇看来，21世纪以来大陆文学展示的多为现实的表象和作家的感性认识，“缺乏思想深度”。对于大陆作家来说，除了冷静的还原，尚欠缺介入现实、改造社会的热情，多是一种机械的镜像式反映。但对于台湾乡土作家而言，文学则不仅只是照出社会原貌的镜子，他们鲜明的立场、理性的思考以及强烈的社会分析气质带来的强大的思想穿透力，使得台湾乡土文学具有透视历史、瞻望未来的思想冲击力。李勇以陈映真为例指出，这种社会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某种理念认识的批判，而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认识的深度的探索、思考，以及积极介入社会议题的使命与担当。如果说镜子代表的是对客观对象本身的图景和认识，是一种静态的存在，那么提灯则不仅直接把社会图景本来的样子呈现给人们，还能照亮被黑暗遮蔽的东西。以此观照两岸文学，则台湾文学就不仅仅只是客观反映台湾现实、与大陆文学互看的镜子，更是照亮台湾社会发展、引领大陆现实主义文学走向的提灯。

　　李勇正是在提灯的意义上展开第五章的论述，讨论台湾乡土文学对大陆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的启示，指出大陆乡土书写须借鉴台湾乡土文学的经验，重拾批判现实主义的武器，才能再建文学的责任意识、摆脱思想的贫困。这背后隐藏着李勇的价值判断，即台湾乡土文学的价值高于大陆21世纪以来的乡土书写，台湾批判现实主义的价值在大陆“无边的现实主义”之上。在李勇看来，这种价值的高低，其根本在于文学是回应还是罔顾时代的召唤，是继承还是抛弃了左翼传统。他指出，大陆21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出现返回自我、逃避现实等种种问题，其原因皆在于自由主义语境下左翼精神的失落，大陆作家身上“更多的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话语”，“欠缺和大陆本土现实相对话的能力”。但台湾文学却同时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和以杨逵等为代表的台湾本土左翼传统，尤其是陈映真等人“对这种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理念’保持了警惕”，直面“问题”、探寻真知与正义，表现出了对社会人生的强烈关怀，从而使得台湾乡土文学以“乡土”之名真正发挥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用。

　　《呈像的镜子》是一部真诚之作。在讨论文学应如何面对现实、左翼传统能否接续、文学的社会功能是否先于艺术价值等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李勇对当代大陆知识状况的深切忧虑。该著坚持左翼立场，认为文学作品应以思想取胜并发挥其社会功用，文学的艺术手法的选择归根结底是由作家的思想和精神决定的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对当下堪忧的知识状况的回应。不过在该著的结尾，李勇似乎有所犹疑，试图在思想与艺术之间寻求可能的平衡，既肯定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贡献，也不否认大陆乡村叙事的艺术成就。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坚持，却丝毫不减损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以我个人的学术经验来看，这种调整批评姿态的努力，与其说是思想的“撤退”，不如说是推进左翼话语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勇的这部著作也正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在当下中国谈论左翼的某种困境。

　　注释：

　　①关于这些研究成果，李勇在该著中已做了详细评述，请参见《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1页。

　　②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④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72页。

　　⑤本文并不在艾布拉姆斯的意义上使用镜与灯的比喻，以之分别象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提灯”一说来自陈映真《鞭子和提灯》一文，意为指路明灯，参见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2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61～369页。

　　⑥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75～77页。

　　⑦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