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春黎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

　　晓苏《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原载《天涯》2020年第6期。小说讲述了武汉一所大学的思想品德教授李伦想与毕业多年的学生邹忍之见一面，在邹忍之的同班同学叶虹的陪伴下李伦寻遍襄阳，于襄阳城与泥嘴镇之间往返辗转，一次次向邹忍之曾经的领导、同事、妻子打听邹忍之的近况，每当快要找到追上邹忍之的时候，邹忍之就成功地逃走、避开了李伦，直到李伦返回武汉也未能与邹忍之相见。

　　小说的叙事思路很接近唐人贾岛《寻隐者不遇》，“寻”是贯穿始终的人物活动，“隐者”是贯穿始终的目标，“不遇”是未能反转的结果，“松下”是隐者的必经之处，“问”和“言”是借问与旁叙共同完成的叙事，“童子”与“师”是可信的关系，“采药去”是合理的日常，“只在此山中”是情理之中，“云深不知处”是出乎意料。与《泰斗》的套耕式叙事、隐蔽的叙事，《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最大的叙事特点是追踪式叙事、失落的叙事，整个小说散发着与《寻隐者不遇》一样的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的神秘感、哲学感。

　　实际上，小说标题已经隐藏着三个问题：其一，襄阳的设置意义是什么？其二，李伦为什么要执着于寻找邹忍之？其三，“我”是谁？

　　其一，襄阳的设置意义。

　　襄阳有襄阳牛肉面。襄阳是研究生邹忍之的家乡。襄阳是离武汉不太远的一座城市。这是小说提供给读者的三个重要信息。这三个信息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是邹忍之的人生经历真实又生动地表现了襄阳作为乡土民俗、作为现代文明、作为地域发展的深刻意义。这是一种异于常规的写作思路，常规的思路是表现“环境的人”，而这篇小说的思路是表现“人的环境”，即以小而见大、见微而知著、知人而论世。

　　作为乡土民俗的襄阳，襄阳牛肉面的正宗发源地是泥嘴小镇，泥嘴小镇是邹忍之从小生活、读书的地方，也是邹忍之和余小满步入婚姻的地方。泥嘴小镇有余小满经营的牛肉面馆，有刘芒种卖牛肉的铺子，还有传授烹调牛肉面技术的烹饪学院。作为乡土的襄阳，离不开襄阳牛肉面，整个故事也紧紧扣住襄阳牛肉面展开。但襄阳不是只有端上桌子的牛肉面，还有看不见的世俗人情、柴米油盐、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襄阳牛肉面，让余小满和邹忍之结为夫妻，也让邹忍之走出襄阳、攻读研究生，它也迫使邹忍之回到襄阳，让邹忍之成为一个落拓的隐者。襄阳牛肉面成为襄阳最显著的民俗印记，它刻在邹忍之的人生里，也构成了邹忍之以及邹忍之身边其他人的重要印记。

　　这种民间风物的书写方式，以特殊的风物与地域形成高度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情感；同时，又以人的风情不断构建、丰富地域的习俗，使地域与人之间形成孕育和反哺的互动关系。就像汪曾祺的散文、小说以典型地、大量地运用这种写法，将特有的地域形貌和风物人情结合起来书写，使山川草木与人物性格、言行、情感、命运之间构成特定的循环关系；而使人物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又使地域蕴含特殊的人文风情，而这也就汇聚成文学意义上的“民俗”。

　　晓苏深谙民俗书写之精神，这种民间叙事也是晓苏自“油菜坡系列”小说创作以来日渐成熟、专注的表达策略，它可以更真实、生动、有趣、有味地还原民间的生活形态和人文风俗。一碗襄阳牛肉面，固然不像襄阳的历史文化名胜遗迹或历史人物故事那样让人肃然起敬、怀古思今，但它却是襄阳的民生里最具风味的存在形式，就像高邮的咸鸭蛋、长沙的臭豆腐，这是晓苏的明智之处，即从微观的民生和私人的体验来书写真实的现实，并以真实的现实构建民间正在变化的风情，体现民间叙事的现实价值和风俗意义。

　　作为现代文明的襄阳，相对武汉而言，它是闭塞的、落后的、保守的。襄阳自给自足地满足着许许多多个邹忍之，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少年到青年，从友情到爱情，从谋生到结婚，邹忍之都在襄阳平淡地完成了三十年来读书、工作、结婚三大履历。邹忍之三十岁之前没有离开过襄阳，邹忍之忽然考上研究生，来到了武汉。这里有一个常态化的生活动机，就是年轻的邹忍之要走出襄阳：武汉是大城市，武汉充满着热情，武汉意味着希望，也遍布着机遇，读研究生、来到武汉是邹忍之要追求现代文明的路，也是邹忍之打开视野、改善生活的契机。

　　邹忍之背后的襄阳，是怎样的现代文明呢？这里有两组对比：明显的一组是，邹忍之来到武汉以后，他很有激情，精神焕发，展现出了做学术的光芒，他吸引了叶虹，并且和叶虹有了自发自觉的朦胧情感，这不是一种被生活所迫的情感，而是来自性灵和自信的一种表现；邹忍之回到襄阳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沉默的、邋遢的、呆滞的、又黑又瘦的人，他连一个勉强苟全生活的人都不如。隐蔽的一组是，襄阳人的心理潜在的对比，当青年邹忍之走出襄阳，襄阳人就站在了邹忍之的对立面，刘芒种鸠占鹊巢，不再是那个友善的邻居，余小满背弃丈夫，不再是那个充满信任和幸福的妻子；当邹忍之从武汉回到襄阳，更多的襄阳人怀疑他、猜忌他、排挤他，而不能平和公允地肯定邹忍之“不光有知识，有水平，而且也有能力。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与同事们也相处融洽”，“不管别人怎样说三道四，甚至诽谤他，他都忍着不做声，既不争辩，也不解释”——襄阳人共同围剿着邹忍之，领导、同事乃至熟悉的人、陌生的人，都认为邹忍之是一个“思想品德有问题”的人。二○二○年，产生了一个网络词汇“社会死”，邹忍之回到襄阳以后，变成一个被“社会死”的人，这是襄阳人的共谋合力而为，这就是既平静又可怕、既淳朴又凶恶的襄阳。

　　作为地域发展的襄阳，襄阳有着非常压抑的处境。襄阳不同于油菜坡，也不同于大武汉，它既不是一个相对完全意义的乡土，也不是一个现代文明非常突出的城市。它曾经是有唐一代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是一个留下无数名人胜迹的古城，也是一个刻在无数后人心中的伟大城市，但是它在很多城市飞速发展的进程里显得非常落寞。这种地域心理，是落寞的，也是压抑的，是城市长期发展不充分的形势下逐步形成的对抗心理、敌视心理、怀疑心理。从宏观的层面来讲，它是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是襄阳和武汉的不平衡；从微观的层面来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是襄阳人与武汉人尤其是可能成为武汉人的襄阳人的不平衡。襄阳人对邹忍之的“社会死”态度，就是这种地域心理导致，反映在刘芒种身上，就是釜底抽薪、鸠占鹊巢，破坏余小满和邹忍之的美满婚姻，但是看不出刘芒种有什么愧疚，而余小满反而认为与刘芒种另结新欢是理所当然；反映在余小满身上，就是自我怀疑、自我放弃，进而不信任邹忍之，不维护自己的家庭，而她自己对此却毫无察觉；反映在襄阳领导和同事们身上，就是落井下石、群起攻之，贬低、排斥、打击邹忍之，而他们也没有留出一点心力用来反省自己、理解他人。

　　这个作为地域意义的襄阳，是习惯了吃着襄阳牛肉面的形形色色的人共同搭建的襄阳心理：他们对传统的牛肉面一样的地域文化抱着迷信般的固执，在面对城市发展的巨大落差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他们充满了畏惧、怀疑、排斥。晓苏揭开这层面纱，以邹忍之外出求学、婚变、落拓的经历暴露出从相对安稳走向焦虑自卑的城市心理，也反映了城市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现状里襄阳的民情与风俗也正在变迁。

　　襄阳是一个丰富、强大、深邃的环境，襄阳牛肉面是一个真实的、典型的、传统的意象。襄阳城蕴藏着风味淳朴、处境卑微、难求发展的襄阳牛肉面，襄阳牛肉面也浓缩着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土之间挣扎的襄阳城。这个襄阳城，有着独特的民俗的、文明的、地域的内涵，它不是知识分子靠自己的想象就能完成的历史，也不是学者用伦理学术就能约束的世情，甚至不是熟悉的朋友们凭印象能拼凑起来的风情：它是襄阳人世代沉淀出来的襄阳，也是随着社会发展变迁而沉浮挣扎的襄阳，它是必须深处襄阳才能理解的襄阳。李伦不理解襄阳和襄阳人，叶虹也不理解，他们都没有真正深入襄阳、深处其中，因此只理解作为伦理学学生的邹忍之、作为有友情和爱情的同学邹忍之、作为进入大城市欲求发展的青年邹忍之，而不理解一个作为襄阳读书人、襄阳老实人、襄阳男人的邹忍之。

　　这就是襄阳的设置意义，就是将经济的发展面貌与文化心理的变迁共同纳入普通的民生之中，共同形成深层意义上的民俗，使民俗不只是自生的、过去的、传承的形态，而是具有反映地域差异与困境的典型意义，也体现了焦虑的、对抗的、衍生的集体心理状态。襄阳牛肉面作为民俗意象，相较油菜坡系列最典型的“花被窝”意象，它就具有了更深广地反映地域发展和集体心理变迁的民俗意义。

　　其二，李伦为何执着于寻找邹忍之。

　　李伦是武汉一所大学的老师，是思想品德专业的导师，是终身以身作则实践内心道德认知的教师，他影响着妻子，改变了女儿，也决定着学生的命运。他像一本行走的伦理教科书，指点着身边的人。妻子死于疾病，也死于李伦的道德；女儿远走是为了工作，也是出于反感李伦的道德。李伦的高尚道德，还体现在很多方面：他一生都没有以公徇私，大到为女儿的工作打个招呼、说个人情，小到吃一次公家的饭、坐一次公家的车、旅一次公家的游；他坚守着对妻子的忠诚，即使妻子去世多年，即使机会很好、很多；他严格地履行作为导师的育人职责，教育学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背信弃义的人、有道德底线的人。

　　李伦执着于寻找邹忍之的第一个原因，是李伦是邹忍之的导师，且是一个执着于践行道德的导师。李伦作为导师特地去寻找一位毕业多年且没有音讯的学生，这是比较少见的，这说明李伦的确是一位讲师生感情的人——他不是等着学生来找自己，也没有抱怨学生为什么不来找自己，而是主动关心学生的处境，尤其是默默无闻的学生，这体现了他高尚的师德。李伦寻找邹忍之，他越执着，则越能见出他待学生用心之真诚，这一方面是反映李伦师德之可贵，另一方面是衬托整个时代普遍的道德形态。

　　李伦执着于寻找邹忍之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急需验证自己的教育是否让邹忍之践行了高尚的道德、重回了幸福的婚姻。当初，李伦当头棒喝，拆散邹忍之和叶虹，原因就是李伦知道邹忍之与余小满本是恩爱的夫妻，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邹忍之与余小满的婚姻，而邹忍之也有责任践行婚姻的道德。李伦是有道德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来自道德的胜利感、牺牲感、舍予感。这种道德的优越感包括：李伦以妻子的牺牲成全了自己的部分道德追求，而道德的获得感也掩盖了李伦对妻子的愧疚；李伦以女儿的远走、父女关系的不和为代价实践了牺牲带来的道德感；李伦以不合时流、特立独行的言行在集体的行为面前赢得了道德的胜利感；对于弱者的同情和照顾，舍予弱者足够的关怀和帮助，也是李伦道德感的重要来源。这些道德的优越感，是李伦善良、忠诚、自信、执着的重要支撑，同时，这也让李伦很自然地从道德的角度获取了居高临下的地位，这是李伦指责邹忍之和叶虹的部分底气所在。

　　李伦执着于寻找邹忍之的第三个原因，是李伦其实也已经逐渐怀疑内心道德的真实价值。李伦失去了妻子，气走了女儿，赶走了相亲的对象，没有交好的朋友，没有陪伴的学生——李伦一生执着的道德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正是出于反省和怀疑，李伦才拉上对自己并没有那么多热情的叶虹，踏上了执着于寻找邹忍之的襄阳之行。但襄阳之行是令人崩溃的：李伦一直以为是邹忍之抛弃了妻子余小满，真相却是余小满抛弃了邹忍之；李伦一直以为道德的约束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保障，在襄阳却发现，人们要么是不讲道德，要么是借道德的约束来让人活得不好；李伦一直认为自己教育学生是正确的，让学生回到襄阳也是正确的，最后才发现自己是将学生堕入深渊的始作俑者。

　　李伦的执着，在于教科书式的伦理道德，也在于做高尚的人、正确的事，还在于一面之缘和一己想象。这是许许多多居象牙塔之高而不能解常人之苦的思想误区，他们执着于教条，像一个与风车论剑的堂吉诃德，他们令人肃然起敬，但也让人感到迂腐可笑，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教条思想还具有毁灭他人人生的作用。

　　李伦执着于寻找邹忍之，意义是深刻的。一方面，他终于从教科书编写、学术研究和指导学生的学者身份，走向了广阔的、复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他从理论的教导者变成生活的学习者，从外在的研究者、观察者变成内在的被研究者、被观察者，这是他第一次逆理论的正确而求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他放下道德的优越感和正确感，而要拾起真实的情感，去面对一个真实的邹忍之，震惊、忏悔，代替了从前的厌恶、唾弃，比起道德的正确，他或许更明白个人的道德正确是不够的，社会广泛的道德意识才更重要。而什么是广泛的道德呢？是社会健康的发展，是集体健康的心理，是个人自由的选择，或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呢？

　　李伦的执着，引导了整个故事，也铺垫了主要人物的心理；安排了重要人物的命运，也构成了结局的突兀。李伦在襄阳执着地寻找，象征着他一生执着于道德教条和道德感的漫长过程，而小说的最后，也预示了一个被完全瓦解的道德观念状态。这是李伦迟到的成长，是邹忍之多年的隐藏与寻邹忍之而不遇的震撼促成的成长契机。

　　其三，“我”是谁。

　　“我”是小说的观察者，也是小说的讲述者。“我”是叶虹，是李伦的学生，是邹忍之两情相悦而未能深交的女友，是本可以与邹忍之结为夫妻同留武汉的同学，是匆匆另嫁他人过得不好不坏的女孩，是关心邹忍之而受到道德约束不再相见的陌生人。同时，“我”是李伦从执着到崩溃的见证者，也是邹忍之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失魂落魄的中年的见证者，“我”既是道德的服从者、受害者，是道德的叛逆者、讽刺者，但也是道德的合谋者、加害者。

　　“我”的情感与李伦的道德是矛盾的。“我”不喜欢李伦，漠视他，远离他，甚至鄙视他，讽刺他，这是小说大致的讲述口吻。“我”和李伦是几乎可以完全绝缘的关系，可以推及，李伦身边的人与李伦的关系最好也莫过于此。“我”是其中一个，也是典型的一个。“我”的态度已经最大程度上说明了李伦的生命价值，是难以被身边人真正认同的。李伦的价值，可能更在于提供了一部著作，这是“我”与他尚有联系的原因。可以推想，李伦的社会价值，于学校而言是在于提供了一部又一部著作，该是李伦个人的悲哀，也是大学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是许多被李伦投注了道德关爱的人的悲哀。

　　“我”的选择与李伦的道德是一致的。“我”受着李伦的制约，尽管明知李伦当头棒喝是有所误会，但依然主动选择被所谓的道德制约。这说明，“我”是被制约者的同时，也是一个消极的逃避者，“我”不申辩是非，也没有内心的道德，只是在外在的形象上要避免成为道德的违背者。相反，邹忍之之“忍”，则是出于内心道德的制约，他要尊重余小满的选择，保护余小满的名声，成全余小满的生活，他的“忍”是出于仁爱，而不是出于是非。这样一个内心强大的邹忍之，却在襄阳活成了目光呆滞的油腻中年人。读者或许会有很多困惑，那真的是邹忍之吗？邹忍之为什么不走出襄阳？一个人有着坚韧的仁爱之心也会目光呆滞吗？既然有内心的坚守，为何又不能坦然面对李伦？

　　这就是“我”的道德形象之所在：一方面，因为占据过邹忍之内心的，除了余小满，还有“我”；除了仁爱的道德，还有爱情的寄托，包括青春的激情、身体的亲密、心灵的共鸣、生活的默契、家庭的完整等等。这些希望全部覆灭以后，邹忍之之忍，就不再是被迫的沉默，而是真正的绝望。这是作为爱之对象的“我”带来的毁灭意义。另一方面，“我”服从李伦的指责，“我”接受李伦的恩惠，“我”享受李伦的恩惠带来的名利，“我”了解李伦的家庭和女儿，“我”淡然于自己的婚姻，“我”嫉妒余小满的丰满，“我”讨厌刘芒种的粗俗，“我”同情邹忍之的落魄，但“我”并不是一个个性鲜明、主宰自我、追求感情的人，而是一个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谋求立足的城市小民。“我”是邹忍之苦苦逃避、辗转逃走、更不愿面对的人，因为这类人既形成不了内心真正的道德，也不能忠于内心真实的情感，遵守道德的约束也是为了更便于追求世俗的名利，往往更懂得敏捷地避开困扰，也善于轻松地获得利益。

　　而“我”的道德形象，也间接扩大了李伦和邹忍之截然不同的道德心理：正是由于“我”的存在，李伦的执着和邹忍之的逃避就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李伦的道德心理是以己推人、以人服己，邹忍之则是以己让人，为人克己；同时，正是由于“我”这样的被动服从者、合谋者的广泛存在，才会产生李伦这样执着的道德研究者、示范者、践行者、反思者，才会产生邹忍之这样的道德受害者、失望者、坚守者。在“我”的见证之下，谁才是真正道德高尚的人呢？相信读者已经了然于心。

　　“我”是谁，往往是读者需要关注的问题，作为叙述者，一般都埋伏着小说精心安排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是读者解读小说悬念的特殊且有效的视角，“我”的心理和视角直接影响到小说的阐释和人物的意义。

　　以上三个问题，是解读小说的三个关键点，也是小说主题的三个层面。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小说失落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意境，反映出了城市的发展与民俗的流变。

　　失落的叙事。首先是失落的叙事基调：叙事者是失落的，她失去了自己灵魂觉醒的一次重要机会，就是与邹忍之的爱情，伴随着爱情火苗的熄灭，她匆匆结婚，而且婚姻是不幸福的，此行是寻找邹忍之，即使寻到又如何呢？这种失落的心情贯穿于整个叙事，致使整个小说的叙事基调都显得非常失落，乃至伤感、惆怅。其次是失落的叙事构思：整个小说都在寻找邹忍之，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借问旁人，旁人的言说看起来指引了方向，也弥补了遗憾，但那种寻而不得的结果并不能完全抹平失落的心情，反而是增添了失落的、哀伤的心情。这就是小说一个重要的构思技巧，即逐步推进寻觅的进程、逐步强化求而不得的失落，使小说逐渐到达信息真实的顶峰，又坠入心理失落的低谷，使小说呈现出极度的反差，留给读者强烈的震撼和无尽的遐想回味的余地。最后是失落的叙事内容：邹忍之的形象是令人失落的，邹忍之求学、婚姻、工作无不令人失落，就是邹忍之本不该如此、本可以不如此，但是他偏偏如此，这就令读者产生强烈的惋惜和失落之感，甚至令读者感到悲伤、难过。

　　民俗的流变。与民俗的流变相对应的是民俗的沉淀，邹忍之是典型的襄阳人，其隐忍的性格既可以视为传统的、保守的、落后的精神面貌，但也可以与李伦的道德对比一见高下。李伦的道德是有过的，而邹忍之的道德是有功的。这是襄阳保守的文化沉淀出来的一种自然的道德心理。而民俗的流变，也是深广的、普遍的。包括襄阳城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在城市不平衡发展的压力之下，民俗也相应地演变着。小说以邹忍之人生境遇的变迁和道德的坚守，具体又真实地反映了襄阳城作为传统民俗的、现代文明的、地域心理的变迁和沉淀过程。民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往往意味着已有的、既定的、已经成熟的、相对稳定的文化面貌，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襄阳牛肉面，作为民生的产物、地方文化的象征，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相应的变化，它同时反映着稳定的和流动的民情，因此，一碗襄阳牛肉面也能道出悠久的历史沉淀以及瞬息万变的流变历程。

　　《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有典型的民间叙事特征、民俗文化元素，从题材和艺术上来看，都有很多解读的空间，而失落的叙事和民俗的流变是小说最突出的亮点，尤其是在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现实也正影响着民俗的沉淀和流变，它体现了晓苏以过观仁、以人观时、以静观变的小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