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为了总结现阶段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的成果与经验，推动未来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研究的深化，2021年4月17—18日，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联合主办，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承办的“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专题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次会议参会人员以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等学会骨干成员为主，同时邀请全国各地的青年会员代表，还邀请了中国作协、湖北省文联的作家领导以及来自省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凌云同志，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黄永林教授，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李敬泽先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女士，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先生等百余人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出席此次会议。17日上午举行会议开幕式和大会主题发言，下午分别进行了两场分组研讨，18日上午举办第三场研讨会和大会闭幕式。在三场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两个层面对大会主题进行阐释，在文学创作、批评、研究、传播、经典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每场研讨会发言完毕由评议人发表评议感言。最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先生进行大会总结，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致闭幕词。

　　会议开幕式由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主持。在开幕式上，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首先代表中国新文学学会，向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来宾、专家、学者表示欢迎，指出中国新文学学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希望以学术研究的形式为抗疫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因此成功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社团资助计划”的立项资助名额从而举办此次会议，意义重大。李敬泽(中国作协)在致辞中将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进行的抗疫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与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经历的斗争、所体现出的人民精神联系起来，对会议的重大意义做出了肯定。刘醒龙(著名作家)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陪伴》的讲话，从其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期间的见闻与感受，以及作为一个作家在疫情中对疫情的书写这两个方面，阐述了“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的会议主题。赵凌云(华中师范大学)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学校，学校党委、行政，向各位专家莅临学校、莅临此次论坛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介绍了华中师范大学在学术研究及抗击疫情两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获得的成功，最后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的要求出发，肯定了这次论坛的重大意义。

　　在大会主题发言环节，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原会长王庆生担任主持人。何向阳(中国作协)在发言中提及在疫情暴发初期的较短时间段里中国作协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并提出对未来书写疫情作品的期待，是要有一颗英雄的心，既要表现恐惧，又要战胜恐惧。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题为《抗疫文学的灵魂在人性的揭示》的讲话，将会议主题放置在全人类层面，指出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中，人类与瘟疫，或者说人类与灾难这样一对关系，还是应以“文学是人学”的形态出现：抗疫文学的灵魂在于人性的发露，抗疫文学成败的根基在于人性揭示的深刻与否。汪政(江苏作协)介绍了江苏省作协以及江苏文学工作者在文学抗疫方面做出的努力，并提出五点思考，认为抗疫是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的抗疫，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汪政指出目前我们还处在“痛”的阶段，后疫情时代如何“痛定思痛、熔铸经典”才是未来抗疫文学的发展方向。魏建(山东师范大学)介绍了他在疫情最严重时期面向湖北一线医护人员完成的一场线上讲座，在这场题为《一种医患冲突的文学表达——以鲁迅小说〈药〉为例》的讲座中，通过《药》的故事及其隐喻，他提出了“医患关系”的话题并进一步联系到疫情时代“医”与“患”的思考。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介绍了毕淑敏《花冠病毒》等有关病毒、瘟疫的文学作品，建议从灾难文艺、灾难文学角度拓宽抗疫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一、 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的双向思考

与会专家学者多将会议主题分为两个层面来思考，即“抗疫文学”和“文学抗疫”。刘颋(《文艺报》)明确指出这是两个关键词：文学抗疫的重心在“抗疫”，是以文学服务于抗疫，不仅要看到文学书写，还应看到书写文学的人；而抗疫文学的关键则在“文学”。刘颋以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为例，指出如何展现一个普通人面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时所产生的恐惧，以及如何克服恐惧，由普通人变得不普通的过程，才是文学应该做的事。

　　有专家以阶段划分的方式，突出从文学抗疫到抗疫文学的发展。蔡家园(《长江文艺评论》杂志社)将抗疫文学写作分为前疫情时代、中疫情时代与后疫情时代三个阶段，指出作家不仅要以在场姿态见证、记录历史，还要拿起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时代标本，冷静审视和记录生活，他表示期待未来有更多写作者的加入。

　　还有学者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入手，点明文学抗疫与抗疫文学的双向思考如何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不同的侧重点。从抗击疫情的宏观层面来看，如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指出文学抗疫应被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文明动员机制的一部分。李雪(集美大学)指出抗疫文学将个体命运放到群体命运当中书写，通过灾难叙事激发出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的凝聚力，强化了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因而具有重大意义。王秀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社)指出从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两个层面的实绩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学仍然具有参与时代、介入现实的能力，特别是非虚构作品发挥了见证历史、重塑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肖向东(江南大学)围绕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证》展开细读，提出“文学能不能抗疫”这个问题，他认为文学作用于人心，能够在精神上参与强有力的抗疫。

　　

二、 走向世界与经典的后疫情时代文学书写

当谈论到具体的抗疫文学作品时，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针对创作不足之处的批评和实现创作突破的期待与建议。

　　首先，学者们着眼于抗疫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价值。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通过分析刘诗伟、蔡家园的《生命之证》和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两部抗疫文学作品，提炼出“科学理性精神”“全景式描写”“史证传统和实录精神”，以及“家国情怀”四个关键词。叶李(武汉大学)认为新冠病毒导致人类承受了各种形式的“失去”，使我们得以反思“人类中心”和“极度膨胀的个人中心”所带来的危机，并尝试重建一种有机的整体和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国的抗疫文学因此具备了世界性和人类性。李永东(西南大学)认为瘟疫作为一种灾难，在文学中以极端题材形式呈现，使其对于人性的表现也达到了极致。金雅(浙江理工大学)则意在挖掘疫情书写作品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大美人性和大美精神。

　　另外，参会学者们也深入探讨了现阶段抗疫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李雪(集美大学)在发言时指出，当前的抗疫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扁平化的现象，这些没有展现出多少文学情怀或是文学悲悯的作品可能造成读者心理上的二次伤害。叶李(武汉大学)认为在当下的灾难文学、灾害叙事中，灾难常常被置于一种工具化的地位，如果说灾难对于人而言是健全和常态的异化，那么将之作为特殊工具去使用就是一种二重的异化，如此匆忙而过度地把创痛转化或升华为一种精神资源，反而使创痛本身的深刻内涵、生命之重被轻化了，我们的抗疫文学作品因此缺乏更深刻的说服力。张弛(湖南师范大学)则提到他在疫情期间阅读学生抗疫创作比赛小说作品的经历，他发现很多创作者在面对“文学与疾病 /灾难”的重大主题时，经常显得非常拘谨和陌生，致使作品乏善可陈。

　　在对抗疫文学的价值和问题都有了一定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谈论到目前抗疫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缺失问题，并针对如何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哨兵(《芳草》杂志社)强调我们要在文学和美学的范畴下讨论“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他表达了对现阶段作品中经典缺失的担忧，指出创作需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希望写作者们尽可能地表现个人化的发现，避免将生活二手化甚至三手化；二是要突破事件大于文学的模式，在美学的范畴里对人性进行极致表达。樊星(武汉大学)则认为我们的抗疫文学是能够产生经典的，将中国的抗疫文学创作放到世界文学范围内来考察，与世界灾难文学经典如加缪《鼠疫》等进行比较，自觉挖掘出一些新的亮点，写出个性，不失为一个产出经典的好方法。

　　

　　针对后疫情时代抗疫文学书写的拓展方向，刘芳坤(山西大学)提出了三个重要视角：一是家国情怀中的海外视角，特别是疫情之下海外华人文学带有离散体验的独特书写；二是非专业写作中的记忆视角，指明一些非全景、大众的文学书写也具有抗疫文学的价值；三是后人类文化或者说控制论视野中的生活视角，后疫情时代的文学创作应当探索跨界写作或具有“超文学”性质的形式创新。叶李(武汉大学)则认为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应最大程度去恢复人以及人类的痛感，给创伤和疼痛以本体性的地位，才能实现一种超越性。肖向东(江南大学)指出未来的抗疫文学写作应静下来，进入理性的回望，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生存哲学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蔡家园(《长江文艺评论》杂志社)认为未来的抗疫文学创作要实现突破，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生命化，“瘟疫”一词与生命息息相关，书写抗疫需要生命意识的关照才不失为理性的思考；二是心灵化，只有将疫情下的生活充分对象化，经过心灵内化，才可能摆脱过于狭隘的功利性，张扬文学应有的诗性；三是寓言化，瘟疫带有极强的隐喻性，所以抗疫可以是心灵寓言、文化寓言甚至精神寓言，从而成为一种抽象意义的精神象征和哲学式的呈现。张丽军(暨南大学)还提出了制度实践层面的具体建议：一是要强化当前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的价值，如设置“中国非虚构文学奖”等举措；二是后疫情文学书写应该加大反思的力度和书写的精神深度，在空间上把中国的抗疫和世界各地的抗疫结合起来，在时间上放入历史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从自然美学中汲取力量来创作。李雪(集美大学)认为好的抗疫文学作品要有一种精到的艺术构思，而不应当是浅显的口号式创作。王秀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杂志社)则指出未来的抗疫文学写作重点在于民族国家间话语争夺、意识形态斗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表达等各个大的方面，这是一个挑战。张弛(湖南师范大学)希望未来的抗疫文学创作在关注宏大主题的同时，也能够回到烟火人间的真实中来，从而避免陷入一种自我视野的封闭之中。张光芒(南京大学)则在发言中提出了“文学抗疫的三重愿景”：拒绝遗忘、发现盲点和塑造潜在的英雄。

三、 抗疫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视野

“灾害 /难书写”是许多与会学者探讨抗疫文学时自觉引入的文学史参照。如阎浩岗(河北大学)认为灾难题材文学有三种写法：鼓劲儿型、反思型和实录型。他指出，一般而言，灾难进行的时候，需要鼓劲儿，也需要实录，灾难过后则需要反思。刘波(三峡大学)注意到灾难文学书写的主体意识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单纯的情绪的发泄，到中和的理性的回望，作家们经历了从“及时性的现象的呈现”到“相对立体的专业化的书写”转变。

　　而将抗疫文学作为灾难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意味着不仅可以对抗疫文学创作进行跟踪式批评，也可以从文学史视角出发进行史料整理与研究。

　　张先飞(河南大学)认为首先需将抗疫文学看作一个文学事件，探究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并同时看到其中蕴含的中华文化价值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其次需要及时进行文学史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史料库的建立，特别是口述史记录不容忽视。但红光(江汉大学)同样关注到史料收集的问题，他联系到茅盾和邹韬奋在1936年组织的“中国的一日”文学征集活动以及“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等文学史事件，认为对当下“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活动的研究，也可以以类似历史经验为参照。樊星(武汉大学)提出了“能不能将抗疫文学写进文学史教材”的问题，指出我们应该关注如何在宣传、研究和教育中，将抗疫文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从抗疫文学的文学体式入手，与会专家也尝试在不同文体的写作传统中总结抗疫文学的独特贡献。如刘波(三峡大学)就关注到疫情发生以来，抗疫文学在文体形式上的变化，从早期的日记体到后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抗疫文学发展呈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诗歌文体方面，罗振亚(南开大学)指出抗疫诗歌在创作中面临的难题源自新诗抗疫功能与诗歌质量的矛盾，提出诗歌应该“突围”，那种诗歌大于文本，事件多于文本的现象，应该尽早成为历史。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做了题为《历史现场的诗意症候——以欧阳江河〈庚子记〉为例》的发言。他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庚子记》做了详尽的分析，首先肯定了欧阳江河“幽灵写作”的气质，其次在诗歌虚构的语句中挖掘出了强烈的现实感，最后对于诗歌知识谱系的杂合性质做出了辩证的批评。岳凯华(湖南师范大学)则关注到一种特别的抗疫文学文体，即在党报、党刊上面发表的评论文章，他指出这一种理性度很高的创作也是抗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抗疫的方面也具有重大贡献。

　　另外，在世界文学视野中，还有学者将现阶段的抗疫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典并置，从中看到了中国抗疫文学的独特性。刘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比较普希金《瘟疫流行时的聚会》、加缪《鼠疫》等世界瘟疫书写经典，指出在我们的抗疫文学作品中，瘟疫主题不是一个写作工具，由于作者用精神和肉体去真切地感受瘟疫与死亡带来的恐惧，才在作品中留存下真实的生活、鲜活的生命和痛彻的思辨，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世界图景下的新文学形式。李永东(西南大学)以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史无前例的入侵》为例，提出“瘟疫(灾难)”作为一种装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连接产生的各种关系，所带来的前瞻性、想象性的反思机会值得我们特别探究。

　　在抗疫文学的文学史价值方面，张均(中山大学)认为此次疫情给他提供了一个对文学三边关系(国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反思的机会，他指出这是一种思维方式重新调整的过程，可能会对以后的创作与研究产生建设性的作用。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指出由于2020年的疫情蔓延的时间之长、波及的人群之多，致使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样的灾难中进行抗疫文学创作，对于时间的把握很重要，既要求作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以文学的形式做出回应，又要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打磨出文学经典来。朴婕(武汉大学)在发言中谈到面对新冠病毒时“文学何为”的问题，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近年来，中国不断应对来自世界逐渐加剧的恶意，污名化中国行为的蔓延，实质上也可视为一场“全球瘟疫”，而通过文学来建构中国，为中国正名，正是文艺实践在疗救意义上的有所担当。张森(湖南师范大学)首先看到了这次疫情的常与变，指出新冠疫情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灾难与瘟疫，但人类在这次疫情中的种种表现却又有着很多的延续性；其次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将疫情发生时产生的大量对抗疫文艺的批评，与抗战文艺时期沈从文对“差不多现象”的批评相联系起来，指出未来的抗疫文学创作要能够兼顾文艺的宣传性与经典性、共性与个性。桫椤(河北省作协)指出抗疫引发了文学对人本身的重新关照，他认为文学要回到人的本体意义上来对待人，一切的文学创作都应该围绕人性、人道、独立、尊严、激情和理想等方面来进行，偏离这个方向就会沦为一场纯粹的文字游戏。

四、 文学抗疫与抗疫文学的传媒研究视角

疫情书写与传播媒介的交互现象，得到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何平(南京师范大学)特别指出发生于电子媒介时代的新冠疫情，与历史上的其他灾难相比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差异给衡量抗疫文学书写的方式、标准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沈嘉达(黄冈师范学院)认为作家在面对疫情时没有缺席，而作为评论者、研究者，作为出版者、媒体人，同样有责任和使命，从美学、传播学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抗疫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围绕疫情书写传播的具体物质媒介问题，与会学者纷纷提出了具体实例。刘颋(《文艺报》)提到一位武汉本土网络作家开放付费写作平台，进行了每天6000字更新的无偿网络写作，类似平台负载的巨大浏览量，在抗疫文学中不容忽视。刘艳(《文学评论》杂志社)指出疫情期间作家、民众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原创内容值得关注，需进一步研究它们对于公共危机的应对、决策和治理，以及对民众心理疏导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此类非专业写作在疫情期间的大量涌现，张弛(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是构造了另一个文学空间，如微信朋友圈里就有许多相比纯文学更加真实、鲜活的文字。因此，他认为对疫情时代借助电子媒介进行“朋友圈式的狂欢”现象也应给予理解，当人类进入一种“封闭式、地洞式”的生活状态时，这些行为方式未尝不是对抗拒生命虚无作出的努力。李勇(郑州大学)也注意到一些非文学工作者的创作十分有力量，应该进行研究上的同步记录与整理。

　　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看，不同媒介平台的切换使得大众接受产生了相应的改变，呈现出一种“流动性”特质。刘江伟(《光明日报》)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光明日报》等报刊媒体在疫情期间发挥的作用，强调了他们对以报告文学作品为主的抗疫文学作品在刊发、翻译、出版等方面给予的关注与支持。刘艳(《文学评论》杂志社)认为在新冠疫情时期，自媒体成为疫情信息发布的最主要媒介，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作用得到极大凸显，网络平台带来的极高阅读量是它的最大价值，因此，也格外需要加强规范管理与有效治理。还有学者将抗疫文学与网络文艺联系起来。桫椤(河北省作协)指出在信息时代的疫情中，互联网和网络文艺在疫情防控中处于毫无争议的优势地位，媒介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福音，也对传统文艺形成了一个新的挑战，更创造了一个发展机遇。此外，还有学者从建立传播平台的角度提出了有关抗疫文学发展的建议。张丽军(暨南大学)认为在武汉这样一个可以称为“中国抗疫的中心”的空间，中国新文学学会可以打造一个中国抗疫文学研究中心，由会刊《新文学评论》杂志组织专栏，提供一个供研究者进行思考与讨论的平台。

　　论坛闭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张永健先生主持。刘勇教授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文学是精神的疫苗》的真切发言。首先，他祝贺论坛成功举办，并表达了对会议主题的肯定。其次，他论述了文学的根本价值是“无用之用”的观点，明确指出无论是抗疫文学还是文学抗疫，本质上都是借助文学实现对人类精神的慰藉、鼓舞和滋养，都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便始终承续的“文以载道”的文脉，都体现了文学对守护人类精神世界、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价值。此外，他还借用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日本的森林哲学》一书中的观点，提出要重视生态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最后他指出，文学的价值是以持久而绵长的力量逐渐显现的，所以文学抗疫不是一句应景的口号，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人类的发展。

　　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遇春教授致闭幕词。他对各位参会、办会人员为会议付出的劳动表达了感谢，继而对会议成果做出了高度肯定：首先，通过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研讨、发言，抗疫文学和文学抗疫本身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评价。其次，学者们始终坚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学研究视野，不仅关注到了现阶段国内的抗疫文学创作，还在研究的时空范围上实现突破，将抗疫文学在空间上与世界文学经典并置，在时间上放入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当中，甚至更进一步关注到网络文学、校园文学，更年轻代际的写作等，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最后，针对抗疫文学研究，专家们从灾难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文体研究和传播媒介研究等视角切入，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角度。他还指出，这次会议可能仅是一个开端，提醒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等与现当代文学相关的学术团体，在未来可以将研究目光投向“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这一专题。各文学团体团结合作，推动“抗疫文学和文学抗疫”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我们身为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