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旸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

　　在新诗的批评研究中，近十年来，经过相关学者与诗人批评家们之间持续的辨析与思考，对有关传统/现代，即古典诗传统/新诗问题的认知，已经推进到了一定的程度，在某些层面上，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最初由臧棣提出，并为之抗辩多年的著名论断——对于朝向未来写作的新诗来说，传统仅仅是在一种借用的层面上加以运用，并不能作为判断新诗成就的标准——获得了进一步澄清与深入的探究。其中，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读书》2000年第3、4期)、王光明《传统:标准还是资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以及冷霜以阐释学为中介的《新诗史与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传统”》(《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可以说，将这一诗学问题推进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澄清了总是萦绕在这一视角上诸种惯常的迷思。

　　如果在这一点上，诗界已经达成共识，那么，以之作为前提，需要进一步反思，上述有关传统/现代问题的认知，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挖掘这一话题，也就是：有必要反思一下提出问题的角度与视域。的确，仅在新诗语言工具意义上文言和白话，或古今一体论的笼统视角下来谈论两者之间继承和发扬的关系，无疑忽视了根本上有别于古典体制的现代文学制度这一现代装置本身所带来的、根本性的断裂。但，即便如同黄灿然所展示的，从新诗创新压力的角度来谈论古典诗传统带来的阴影，概而言之，依然停留在封闭的文学场域——文学本身也是现代认识装置的产物——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传统——中展开这一问题；即便在话语建构的层面已经明晰指出：传统远非一个自明性的概念，而是一个现代性的认识装置，也正像在文章结尾冷霜所指出的一样，在对这一问题破除了惯常的迷思后，仍然需要进一步思考：

　　理解了“传统”概念的认识构造，有关新诗与旧诗、新诗与“传统”，更值得考察的问题或许就变成了诗人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征用、转化、改写古典诗歌中的文学、美学和技艺资源；同时，新诗在寻求自身出路、方向时，如何借助对新诗与旧诗关系的诠释来展开自我想象，而这些各异的诠释之间又形成了何种历史图景；以及，在不同时期浮现的对旧诗“传统”的话语利用，是在何种文化、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了其效力的。

　　但问题可能需要在冷霜提供的思考方向里再次打开：上述种种在古典诗传统和新诗写作之间直接进行比较、甄别而构筑的问题域——虽然以阐释学为视野，冷霜已经明确地将前者对后者的借用定义为诠释，并指出需要考察这一新诗对旧诗的诠释是“在何种文化、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了其效力”——依然囿于新诗内部。之所以如此说，从认知上有两个理由可以申辩：首先，对于新诗写作的实践而言，不仅传统不能局限或仅意味着古典诗传统这一隅，而是指向了包含古典诗传统在内的更为广阔的、涉及经史子集但又连接了书本内外的、传统制度与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至此，传统也不仅限于冷霜所谓的“古典诗歌中的文学、美学和技艺资源”，也更可能包含了往往泛化但又确实存在的、经受现代认识装置诠释过的传统思想文化渗透的诗人主体的伦理与人格修养；更重要的是，还一直存在着许多晦暗不明的、贺照田意义上的作为“无”的、潜含在两者得以发生有效诠释的社会历史中介部分，而这一关键的部分，就恰好内在于较为风行的、柄谷行人“认识装置”这一概念“装置”的构造中。

　　“认识装置”这一概念出现于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由于不满1960年代左翼政治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退到日益丧失“否定性的破坏力量”的“文学”中，并有意无意把“外面的政治”与“内面的主体”对立起来，柄谷行人借助“认识装置”这一概念，揭示出“日本现代文学”的制度化性格，指出认识装置的自我遗忘、颠倒的属性。在他看来，被“现代文学”不证自明地视为本质的“自我”“表现”等特征恰恰是它掩盖其真实起源的结果。不过，在揭示包括了“内面主体”“风景”“深度”等诸种看似自然的观念其建构性特征后，进一步需要反思的可能是这一遮蔽性的建构何以发生？其遮蔽的可能性又是什么？如何突破这一限制？柄谷行人的解构主义姿态突出了认知装置作为建构的宰制性一面，却缺少对这一认知装置的制度化过程详尽的历史分析，只是泛泛地指出它们与“言文一致”等现代政治与文化制度建立的关联性，也就不太能为更好突破这一装置的制度化限制提供更好的思考空间。与此类似，运用柄谷行人认知装置这一解构性认知破除了对传统作为新诗评判标准的迷思后，仍然需将传统这一嵌在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肌体中作为新诗写作资源从可能性的角度加以反思：作为主要以文化典籍方式出现，但在当代的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与实践中还残存着诸种印痕的传统，实际上以具备生发潜能的“星火”状态嵌于现代社会变动的历史进程中，本身依然具有改变我们的认知、参与现代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因此，在对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传统有所觉察与警觉后，并不意味着新诗写作对传统的思考与实践就此止步，只是时刻警醒我们——新诗的写作者与研究者——自身建构的传统其限度所在，理解构成这一认知装置的历史机制，从而促使其在当下具体的新诗写作的历史实践与理论中具备启发性。

　　当下，有两个理由——一峻迫、一迂远，促使对“传统”的已有认知需要更进一步。

　　从较为迂远的方面来说，涉及如何看待“现代性的未完成”这一臧棣借用的哈贝马斯的断言。对臧棣来说，谈及“现代性的未完成”，意味着已有的对传统的使用都只能是在借用的层面，而且，出于对传统诗歌的有意疏离。这一借用，在诗人批评家臧棣看来，只是很偶然地一种行为，似乎不能成为新诗写作中的一种重要与根本的方向。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在与西方欧美列强国家的碰撞中引发的、朝向现代化的普遍努力中，中国的世纪之变在很多地方有别于绝大多数非西方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这无疑因为中国这一国家自身所具备的特殊性：它背负着几千年来古老文明的历史负累，作为具有自己完整的文明高度(如何看待这一文明，如果不从普泛的爱国心的角度来看，负面的看法也同样存在)的泱泱大国，它的现代化不太可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为应对西方现代性崛起而通过回溯自身文化传统并进行策略性地再阐释，以便实现自身现代转化的，这样一种重要的努力，不可能仅如臧棣在表述对传统的借用时，是一偶然行为，依靠个别天才的创造力。可以肯定，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有关传统的认知仍然也必将是一种经常性的努力与发展方向。当然，这只是一种较为普泛的总体性趋向，具体如何对传统进行转化进而拓展自身的意涵，仍然需要一种将之置入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加以把握与揭明。需要着重提出的是，上述社会思想或者文化政治上借助传统完成的现代认知，当然不能直接对应为新诗写作上对传统的转化与运用。但从学科间的互动交流，社会、历史与学术生活的交融与互动来说，传统无论作为一种当下社会政治或者历史发展可资借力的资源，还是潜在地作为可以激发创造与想象力的语言与文化的宝库，或者作为当代诗人深厚的伦理与人格修养的资源——正像张枣所说：“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它都向我们的双重身份——无论作为国人中的普通一员，还是新诗的写作者或研究者发出了动人的邀请。

　　比起这一朦胧性的预测，另一个理由则相当峻迫，就是：当代正在从事诗歌写作的实践者中，存在着特殊的一群诗人——他们普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或者中后期，尽管早年写诗的抱负有过多次因地因时制宜的调整与变化，尽管困扰于不尽相同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屡次试图破轨而出但最终依然以写诗为志业，他们现在普遍面临着所谓持续写诗的“中年危机”了。某种意义上，他们处于百无聊赖但又时刻寻找突破冲动的时刻。其中相当一部分诗人，在寻求破解这种既是精神危机也是诗歌写作危机时，更多依凭直觉，而非深思熟虑地思考，依然诉诸的主要资源之一，依然是传统。

　　这样一种危机感，掩饰在当下由鲁迅文学奖、《诗刊》、《人民文学》和各种地方政府支持的，看似繁盛实则枯槁的诗界生态下，好像盛宴下的深渊，而深渊，由来已久。但愿这种危机感，并非危言耸听，仅为个人的一孔之偏见。但万一，我是说万一，并非感受与观察的偏差与失误，确实指向一种真实的写作境况——即使是局部的真实，那么，这样一个年龄段的诗人——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或者中后期出生的诗人，其危机的性质究竟如何呢？为什么这批诗人，写作固然千差万别，但是不期然间，似乎在当下这一时段共享这一危机感呢？

　　点明这群诗人的年龄段，并非单纯强调代际差异，而指的是混杂了生命阶段差异在内的带给写作的真实困境。一方面，这批诗人大多在高校里度过了相对较长的学习期，现在大多嵌入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即使仍然留在“半社会性质”的高校成为教师，那么面临的压力与环境，也非学生时期所可比拟)，成为人父、人夫与单位的中层领导或安稳的资深阶层。当代社会生活作用于个人的种种变化与压力——中年后的人生压力与社会动荡期相互叠加震荡，他们并没有豁免权，同样传导并缠绕到了各自的身心。这一实际生存与生活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生活好像暂时获得了安定，但个人精神反而交织着困顿、动荡的极度饥渴。人生忧患中年始，这一随年龄而来的人生与生活状态的转变，带来的感情的苍茫、浑浊与心态的沧桑，蕴涵着精神上的深刻危机：情感上无聊中闪烁火线，精神上时时倾跌又好像很平稳，忽冷忽热而最终又似乎转化为漠然，窒息幽闭但又能呼吸自如。这一危机可以从最初的日常受困(当从姜涛的《剧情》《友情诗》与丁丽英的《过年》等诗中看到)转变为风行的出游(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出差、出国、旅游)的枯窘，自然或风景似乎都暂时不能取代精神的危机、身心的茫然兼及困倦。进入职业吧，它在更多的意义上展示的只是拉金所谓的“癞蛤蟆”——我想，这部分诗人，并非在近几十年内阶层急遽分化中的底层，从一种更为根本的区分上算是中下层吧。职业很难如流水线工人诗人许立志那般产生意义，即使是压倒性的否定意义——即便少部分诗人进入高校，卷入了学术的生产流水线上而且与有荣焉地担任了线长，或其他涉足较深有较多的人生体验的专业领域，但研究与生活的割裂恐怕也很难产生韦伯意义上“志业”的精神安顿感。如果专业不能承担精神的慰安者与生产动力，漂浮与颠簸在专业外的日常生活之岛上，部分诗人模糊地依赖着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或左派印象来容身，部分诗人则无疑地转向了更为有效地提供精神支持的传统类型的宗教来寻求生活中的人伦日用与精神支持。当代种种精神不安的症状早已烟花爆炸般地绽放在社会大众群体里，迭经事故、多历波折的敏感诗人又如何能豁免呢？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困顿都展现为诗歌的危机，对于这样一部分继续以诗歌为业的中年诗人来说，来自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压力，却将更大的危机与无力感传递到他们继续进行下去的诗歌实践上。在这一时间段内，他们或多或少都已经出版了一本或两本诗集，但对个人已经出版的诗集，连同周边共同写作朋友的诗，都发生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过时感与不匹配感。除了少数自鸣得意的诗人以外，这部分诗人们会有一种基本的感受——允许我以一种概括性的印象语言来描述这一危机感：过去的诗歌情感虚浮、认知有限，态度也较为单一。并非他们过去的情感表达是虚假、不真诚的——他们也曾受前辈诗人的影响，写过看似复杂的、具备一定长度、体现他们结构与认知能力的诗，可是突然，而后是长期地，他们厌弃了出现在眼前的诗。那么，这一感受显然暗示着他们的生命意识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得诗——首先是自己的，然后是视力所及的——格外单薄、生命状态简单，缺少褶皱，这类感觉似乎在怂恿他们去认同臧棣的基本判断：诗歌，作为一种知识话语，就批判的力度和深度而言，无法与其他人文话语，比如历史或哲学相比较。但他们依然觉得：诗歌首先需要历史与中年生活的厚重，需要具备展现个人内心的幽微与风暴，他们的意识中出现了真正的阴影，他们需要真正能够触及当下生存背景与历史境况的诗，而生活与精神上的困苦，也展现为诗歌上出路的东游西觅。一句话，他们需要成熟。当然，有了这种危机感，不是说他们此前诗歌不在倾诉虚无、孤独，诸种现代主义以来的根本主题，而是说这种情绪与主题，虽然已脱出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但在很多时候依然像孤魂野鬼、飘飘荡荡，寻找不到真正的可以依附与把握的，与他们当下的历史与生存能够共鸣的虚无、孤独的暗影与褶皱。为了突围这一困局，除了继续保持对当下社会历史与生活的把握与探索，好像传统，似乎依然作为一种逃脱不掉的幽灵徘徊在意识中。我想，正是对这个既是“景深”又是出路的寻找，是很多诗人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传统的幽井中探寻与打捞的直接动机？

　　所以，尽管上述诸位学人及相关批评澄清了有关这一问题上的某些迷思，类似的认知，如同手电筒，仅仅是照亮了幢幢暗影中的有限部分。也许需要借助其他的相关的知识领域将之撬动，进而能够扩展在这一问题上的光亮度，而关键则在于如何拓展已有的对包括古典诗在内的更为广阔的传统的认知。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代诗人萧开愚“通古”的实践，他对传统的某些启发性的认知与实践，对当下有志于从传统获得启迪的新诗实践者或许有所裨益。

　　还在写诗之初，作为活跃于四川的诗人，萧开愚免不了受时潮影响。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改写启发了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等转向“发明传统”，已为诗歌公案，实际上，流风所及，也直接影响了中医专业出生的萧开愚。《尧或跖》一诗是对李白《古风·其二十四》直接、现代的改写，而《李白》一诗更像李白同代人对其人其文知人论世论诗的评论，既亲切而又口语自然，这样一种发展出来的对古代诗人的现代体会在组诗《向杜甫致敬》的第四首中登峰造极。在这一节长诗中，个人江西之旅的体验，与对陶渊明短暂官宦后退隐生活的现代想象、陶在江西的《桃花源》写作相互叠加，从而使陶渊明有关权力与生活的透视兼具了现代生活的质地。在《传奇》一诗，萧开愚直接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改造成为新时期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开放，其中唐僧师徒四人分别对应成为8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前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同样，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过程，则在勾践卧薪尝胆的传统历史经验的烛照下获得了幽微的理解：

　　讲汉语仅仅为了羞耻，

　　当我们像啤酒，溢出

　　古老语文的泡沫，就是

　　没有屈辱感，也没有荣耀。

　　牙膏、馅饼、新名词

　　引文和人类精英

　　之类蠢头衔换掉了嘴巴的

　　味觉，谁肯定呢，

　　这不是勾践的诡计？

　　但是，萧开愚对传统的理解与化用，并不仅仅止于直接内容上的转化。他对古代诗歌文化的理解，无论从诗人的身份、诗歌体式到诗人较为成熟的语言伦理角度，都在“通古”的意义上弥补与丰富了新诗长久以来所缺少的东西。

　　在诗论中，萧开愚针对90年代诗坛流行的“从边缘出发”的说法嗤之以鼻，很明确地以“主流”自任，主要是从督促人和世界建立联动关系的考虑中语言秩序所含有的伦理关系的角度来“追求合乎时宜的语言性格”。这样的一种出自对“表演个性的语言、离开非个人情绪的传统”的回避，表现在对诗人合乎适宜的身份的追求上，源于萧开愚那一对早已污名化的传统官僚诗人处境的积极体认：

　　帮助我国诗人成熟性格和风貌的唯一位置是官僚位置，承担职权的位置，儒家传统挥之不去；不是皇帝和人民(人民是皇帝的嘴脸)，不是无所顾忌的超专业知识分子(我国的超专业知识分子如同官僚，斟酌实用价值)，只是斡旋实效的官僚。

　　收入蒋浩为之编辑的《萧开愚专辑·收拾集》里的《雪的诡计》一诗，该诗写于2001年，较为明显地展现了萧开愚的这一认知：

　　他们是一天接着一天，一夜接着一夜

　　揣摩这一盘棋的残局，双双已经认输，

　　别一盘和这一盘一样，双双已经认输。

　　这里认输的双方，其中的“他们”，指向的就是陷入具体的社会政治改革困局中，无论具有左派还是右派倾向的政治家，萧开愚恰好是从“斡旋实效的官僚”的角度，对这类政治人物获得了某种积极的认同。相比陷于困局无力改变局势而变得无聊的“这批智慧而又高傲的人”，“有人在发明更凶猛的畜生”，而自居于“边缘”的人——尤其是20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部分诗人，则遭到了穷形尽相的辛辣漫画：

　　有人像被抛弃的分币在世界之外忙乱，

　　笑呵呵的，穿着云的衣裳，拎着啤酒，

　　和多余交媾，像示威一样生肾盂肾炎，

　　头顶戴着一只羊角，而脚后跟跟一长串

　　不消化的边缘，噢呼啸的悬崖和空碗！

　　除了上述对传统诗人的现代阐释外，萧开愚对传统诗歌体式还有一个可能概略但却极具实践性的现代认知。按照已有研究，汉代各种文体已经完备，而不同的诗体，因为写作对象的性质不同而承载不同的社会伦理。比较起来，写于2003年的《1979，我的一场对话》，由于清理个人与1970年代以前的那个时代的关系，这一从个人出发抵达社会的议题，公共性尤强，主题便显得较为庄重、严肃。在写作的时候萧开愚便有意识地将其对应为赋体，无论措辞还是形式，都吸纳了这一传统诗体所强调的特征：形式整饬，修辞富丽堂皇。到了《致传统》这一诗，相对私密，词语修饰就腾挪一变为小令，更不用说他的那些叙事长短诗了，随主题的轻重公私、对象的亲密疏远而一一变化。

　　对萧开愚来说，这种对诗歌体式的认知与拿捏，还在20世纪九十年代进行诗歌写作时，就有一清醒的认知。当时，众多活跃的诗人比如张枣、柏桦、陈东东等人强调语言的自我生成性，反对文学中某种熟识的表达程式，追求诗歌语言的可能性。在当时就试图沟通古今的萧开愚看来，作者必须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不同的作家想要干的事情必须不同，除非他有意不与别人区别开来，否则他在文学判断力主持的文学批评中就不能得到同情。严格地讲，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会偶致文学的“奇迹”；如果作家谋求文学的奇观，则不能只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得雄心孤胆踩水过海，在限制内企图无限。

　　正是建立在“写什么”这一主题可比较性的基础上，萧开愚试图在新诗与古典诗传统之间建立连续性，把诗歌史看作一个古今纵贯的技术对话系统，无论是古诗还是旧诗都处在可以比较和评判的范围内：

　　综括地说，古典文风利用惯例，所谓字、语气和诸形式要素的典型运用模式，是个古今纵贯的技术对话系统。……新诗终结了古诗共创共用体式而基于共用体式自成文风的旧套，作者独创独善个人体式并基于个人体式自成文风；这项改变也不鼓励诗人成为例外。从已有表现看，这项改变把古诗共享公器自成文风的常态变为新诗的例外，没有废黜或纵向或横向的技术对话这“在关系中存在才是具体存在”的共热组织，仅支点变成了独创独善个人体式并立足个人体式自成文风。这项改变未把今日例外变为今日目标，所以诗，没有逸出批评所需的比较范围，还能判断。

　　基于这一对传统诗歌的体式认知，萧开愚对传统应酬诗有了别样的发现与理解，而这一发现，当然也与他对中国古典诗人官僚身份的体认有关系。

　　与其他批评家强调诗歌的读——写机制之间的中介环节不同，从创作角度出发，萧开愚重新阐释古典诗的应酬诗体系，试图调整诗人内在的主体意识，改善这一状况。像许多批评家提及的，由于印刷术的出现，新诗遵用现代化的生产、传播和反馈系统。在这一现代读写系统中，写作对象要么是个匿名读者，一个大的、类的概念，取消了限制，不再是具体的存在；要么就被幻想为理想读者，仍是一个类的模糊概念。因此，“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才变成现当代诗歌史上最为经典的神话之一。而在古典诗的应酬体制中，写作的读者相当具体、明确，作为官僚体系的诗歌作者明确知道是写给谁的，人际的分寸、心性、友情等种种伦理秩序自然渗透到诗里。而且这也与古典官僚诗人安顿身心的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除了自然山水之外，友谊，也即古典诗歌中频频召唤的“知音”，无疑也是他们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萧开愚认为：“统治古典诗歌的应酬体制”也有其弊端，但“读将现场融洽隔离得恰如其分的应酬诗”却能够“体会得到积极的绵远”，显现出“运思深邃的勾结”。显然，这样一种关系脉络中展开的应酬诗，并非当下也越来越风行的致某某的标题党诗体，徒有标题而较少纳入深邃的运思。而萧开愚把对应酬诗的现代阐释转化为个人的写作实践：

　　我写纯诗。更狭窄的纯诗指的是应酬诗，狭窄的纯文学指的是委约作品。我爱读的也是这类作品，它们接受质检和评比。

　　写于2008年的《留赠拉斐尔》一诗，最能见出萧开愚这一方面的幽邃用心，全诗如下：

　　搬回温特土尔八年，成就很大，

　　买了住宅，到处是窗子、柜子，

　　抽屉多，配合你们的多语种吧，

　　备用的，藏着太久也就忘记了；

　　最大的建设是两个孩子，她们，

　　在地上要玩几年直到不好意思。

　　丁娜何必后悔呢，工作当旅游，

　　把可怜的申辩翻成定性的证据，

　　虽然，帮助的未必是什么好人；

　　富裕时间最好，把菜谱变成菜。

　　拉斐尔有点麻烦，从图书馆回

　　到书房，看见尽是古代的漂亮，

　　看窗外，对楼窗里的三个女孩

　　常常只穿内裤活动，干扰思想，

　　思想转弯，迂回在汉语的迷廊。

　　谜团吗，你要就有，正如猜想，

　　正如坐着埋头写文章，多无聊，

　　为幽深的书店，花匠般的店员，

　　更别说图书馆深山般的珍籍部，

　　你一定要雕琢一个像样的句子，

　　叨光以至于留宿。幸运挡不住，

　　像环扣，楼边的小溪流得清秀，

　　

　　该诗写给国外认识的一位有志于研究柳宗元的外国朋友拉斐尔。两人因译诗而结缘，相交较深。萧开愚了解对方的生活处境与思想困扰，因此赠诗显得既温暖又幽邃，带有苦中作乐的风趣，包含有心领神会的调侃，也不乏了解世情的宽慰。这种深谙世故同时又温暖、宽慰的成熟心智，几乎难以在当代新诗中找到；萧开愚却通过对诗人官僚身份的体认，把握了被《新青年》的作者批斥为游戏之作的应酬诗要领，获得了对传统诗歌的深邃理解。而传统的应酬诗的机制转化到当代新诗的创作中，为以批判与唯美为基调的当代诗歌增添了别样的成熟心智。

　　

　　

　　

　　

　　当代诗歌中新出现的底层写作现象，就由于缺少对社会整体关系的辨析把握，在他看来，往往表露出“村俗气”来：

　　

　　上述种种有关对包括了古典诗在内的传统的理解，在萧开愚身上集萃，从文本的实践层面强化了萧开愚“通古”的能力。最后不妨以新诗集——收集、整理、改写他早年诗歌习作的《陟岵之歌》——中的《青蛙》，来看一下萧开愚在化用传统展现个人困境方面达到了何种高度：

　　快快失望哟，这机械臂的肉股

　　玲珑再现了先人，

　　展览猥琐了前景。

　　猪猴混，庄子说，出川游

　　秘密武器是健忘症。

　　愉快尺素，浅交薄幸。

　　厌务农者也有今日，立在桥头

　　不及快跑穿过合唱团。

　　音响头皮麻痹分辨率。

　　相反蛙鼓，孕妇傲人的腹部

　　调高星夜挺姿，夜阑啊，

　　停啊，内扰密集如将息。

　　片面的熬夜本能出自

　　破除的迷信，白天哑巴的

　　跳水运动员正逢时。

　　遮拦那些没出口的、压强的

　　争宠的、报晓蔫儿的高低音，

　　反之加入进去幻听一村。

　　这首诗，写于1989年，再现了萧开愚这段时间某种过渡的矛盾心态。这一内心冲突，源于“前往与返回”(萧开愚早年自编诗集的名字)的出游窘状。川人远游，自有传统，远有司马相如、扬雄、苏氏兄弟，近如郭沫若、沙汀、巴金、何其芳，都离开峻险屏障中的四川盆地汇入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舞台，成为某种魅惑的心理原型。对这一文化线索，作为川人的开愚心有戚戚，《蜀道》序言及日常言谈中多次提及，而这种由文学而渗透政治进而进入文化中心的出游心态，在1980年代后，幽灵重现在当代颇为轰动的、以川人为主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虽然这次川人出游，“宵夜穿越”，并不必然指向文化与政治中心的北京，反而有可能是1980年代末期颇具召唤力的淘金之地海南；虽然截止到了1980年代末，诗歌历巅峰而衰的迹象已露端倪，但是诗歌作为文化中心的幻觉依然浓厚，所以在1985年前后出游几乎是诗人中一普遍现象，但川籍诗人们的心理暗示则意外地衔接了传统而收获尤为丰赡。果然，囿于四川盆地，“第三代”中的川籍诗人的行状格外醒目与显豁，他们以灼热的才华、勃勃的野心，混合青壮期无法宣泄的荷尔蒙，搅破了以北京朦胧诗人为主的诗坛格局。那众声喧哗中响亮的叛逆口号，样式各一、富含实验气息的诗歌文本，隐然分庭抗礼于北京为主的北方诗歌，甚至他们还从方言的角度发明出了煞有介事的“南方诗歌”，对垒于北京为主的(一直沉默不言的)“北方诗歌”。可以说，1980年代中期前后的诗歌江湖，的确提供了一种供文化幻觉滋长的活跃舞台，困在中江的萧开愚，他和诗人朋友们的出川游，自然也在历史热潮中留下了一些活跃的影子。

　　诗潮应时而退，昔日青葱的“第三代”诗人已届中老年。这些年来，无论诗人自身，还是相关的批评家，也零碎地泄露了江湖乱象背后的更多消息：部分人开始追忆并贩卖过去的游历故事，诗人钟鸣则在《旁观者》中频频指点他所属意的诗歌才俊，以成全诗人个体对峙时代的诗歌神话与念念不已的“南方诗歌”之梦，或躲在东征西引的古文与混杂的方言背后对时代加以巫师般的嗅查；也有诗人追踪溯源，试图勾勒一个头尾俱全、有中心又包含边缘的运动，并在这一叙述中自然安插好了各路好汉的秩序与座次。频频辗转在成都、海南、北京、武汉等地的萧开愚，对于那段江湖游历少提及。且值得注意的是，他汇入这股潮流，不是从重庆、成都这些城市重镇，而是从较为偏僻的中江加入，记忆更为隐秘，也较多感受到了出游带来的犹疑与虚幻：某种临界状态的尴尬。《青蛙》一诗触及了那一敏感、复杂时期的尴尬感受。他选择了一个剧烈的内心冲突的呼吁作为突破口：

　　快快失望哟，这机械臂的肉股

　　玲珑再现了先人，

　　展览猥琐了前景。

　　自我呼吁，要求这不能克制的肉股，尽快地失望。失望什么呢？玲珑再现哪些先人？下一节的诗揭秘了“出川游”，这一走出盆地迈向更大舞台的愿望，比照川籍的古代名人，即是投射，也像是发现。但回顾游历种种，不免黯淡了前景：“展览猥琐了前景”，其残酷真相就是：

　　猪猴混，庄子说，出川游

　　秘密武器是健忘症。

　　短短两句，萧开愚调用文化传统的高超能力臻于极致，极大地扩张了诗歌的内涵：“猪猴混”是对《西游记》的化用——在其后写作的《传奇诗》里，萧开愚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对应为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的当代历史进程，而在1992年以后的市场经济中，以悟空为主的四位古典原型各自找到了自己当下的历史角色。但在《青蛙》中，“猪猴混”既预示着后来他诗中阐释揭示的意义，更突出了出游过程中诗人交往之间的苟合与权属的猥琐关系，“出川游”贯穿了川地长久以来的政治文化线索，同时在下一句中，萧开愚反向调用并改写了庄子那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内涵，清晰地呈现出诗歌出游的尴尬感觉与悲凉坚硬的事实:“愉快尺素，浅交薄幸。”

　　对出游烦扰的发现，冲突于“厌务农”的本能。这样一位“厌务农者”，面对出游已经裂变出的阴影与尴尬，不期然地遭遇了夜里鼓噪的青蛙合唱团，因之起兴而投射，移情到这些“白天哑巴的跳水运动员”上。白天，它们一声不发，扑通跳水，扮演行动派；夜晚则鼓噪不已，麻痹头皮的轰鸣，“正逢时”配合上思绪烦乱的多思者，汇合为这样的一个祈愿：

　　停啊，内扰密集如将息。

　　那么，青蛙这样“片面的熬夜本能”者破除了什么迷信，因而提供给这个桥头偶遇的内扰者什么启示？萧开愚说，它们反而是遮拦：

　　遮拦那些没出口的、压强的

　　争宠的、报晓蔫儿的高低音，

　　反之加入进去幻听一村。

　　矛盾绽开，启示醍醐灌顶，诗人与诗歌都获得了一个暂时的止息。当然，萧开愚将不得不面对破晓后的漫长白天，而后来的诗歌发展轨迹也没有完全遵循这一“幻听一村”的启示，只是在走出四川、上海，辗转异国又返回中国，往返于开封、北京与上海等地的二十多年后，萧开愚又续接了这一启发，将其从记忆的废墟中定型。

　　萧开愚“通古”的认知与实践，尤其是这样一种从政治与伦理的角度看待古典诗人进而认识到了传统以外的可资转化的途径与方法，无疑突破了“征用、转化、改写古典诗歌中的文学、美学和技艺资源”的范畴，只有将传统置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才成为可能。而对于渴望从传统深井中获得突破已有危机的契机的诗人而言，这也许会提供更为积极的信心、更为广阔的视野吧。

　　注释：

　　①冷霜：《新诗史与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传统”》，《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②柄谷行人在书中也提示了存在对现代文学这一认知装置具备前瞻性的人物的存在：“当然，时常有‘想象力’丰富的研究者，冲破隔绝于我们眼前的薄膜，‘深入’到现代以前的文学中去……”，参见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7页。

　　③肖开愚：《肖开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④萧开愚：《回避》，《此时此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页。

　　⑤萧开愚：《萧开愚专辑·收拾集》，见蒋浩主编的《新诗》丛书2002年第2辑，第45页。该书为非正规出版物。

　　⑥陈民镇：《文体备于何时——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⑦肖开愚：《纷纭当中的慎独——一种总体文学批评原则的可能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2期。

　　⑧萧开愚：《姑妄言之》，《此时此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80页。

　　⑨萧开愚：《回避》，《此时此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83页。

　　⑩萧开愚、钱文亮：《现在位于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处》，《芳草·文学杂志》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