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东

　　1958年的《星星》诗刊，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诗歌下放”的讨论。从1958年2月起《星星》诗刊就开设了“诗歌下放笔谈”专栏，在全国最早提出“诗歌下放”问题，对新中国成立后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诗歌下放”讨论的发起

关于“诗歌下放”，这些年来诗歌界与学术界是有不少研究的。崔西璐说，“《星星》关于‘诗歌下放’的讨论和《处女地》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於可训说，“这些讨论汇合一起，成为1958年有关新民歌和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一场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争鸣”。他们都看到了《星星》诗刊“诗歌下放”讨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1959年诗刊社编的《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的《编辑说明》中提道，“自1958年春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同时也出现了新民歌的大跃进，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创作高潮。《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对于新民歌和‘五四’以来的新诗作了重要的阐发。《诗刊》曾提出‘开一代诗风’的问题，紧接着《星星》展开了‘诗歌下放’的讨论，《处女地》展开了‘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诗刊》因而开辟了‘新民歌’笔谈”。从这里看，虽然是《红旗》和《诗刊》提出了“开一代诗风”的问题，但在1959年诗刊编辑部的总结中，只是将“开一代诗风”“诗歌下放”“新诗发展问题”这几者混在一起讨论，并没有梳理清楚每次讨论自身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1958年第2期《星星》诗刊发表了赁常彬的《诗要下放》后，就已经开始了“诗歌下放”的讨论。而《诗刊》到了第4期才有相关讨论。可以看到这两次讨论，所展开的背景是不完全一样的。何其芳作为卷入论争的当事人，在1959年发表的《再谈诗歌形式问题》一文中，指出1958年6月开始的“诗歌形式”争论，并非是一个，而是两个。所以，将《星星》诗刊的“诗歌下放”讨论单列出来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诗歌下放”的讨论的发起，与李累时期《星星》的办刊方针密切相关。在李累主编《星星》诗刊后，《星星》的编辑方针核心是“为工农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整个当代诗歌的发展来说，当时出现了需要讨论的具体问题：“诗歌发展道路讨论中对新诗合法性的怀疑，和新诗民歌化的主张，引起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忧虑。”由此，着力于“诗歌下放”的讨论与实践，便成为李累时期《星星》诗刊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在“新民歌运动”的蓬勃发展中，缺少相对完整的理论建构，而《星星》诗刊的这一努力也刚好弥补了“新民歌运动”的这一短板。

　　《星星》诗刊的“诗歌下放”的讨论，与《星星》的编辑赁常彬在《星星》诗刊1958年第2期发表的《诗要下放》一文，有着直接关系。赁常彬提出：“诗要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诗人就要跳出‘自我检验’的小圈子，到山上去，到乡下去，到街头去，到车间去，到沸腾的劳动战线上去，把自己刚刚写成的诗稿，朗诵给工农群众听听，看看他们是否打瞌睡。……诗要下放，要在劳动群众中锻炼！”我们无法得知赁常彬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否代表了整个《星星》诗刊的想法，或者是否与作为主编的李累有关。但不管怎样，“诗歌下放笔谈”成为《星星》诗刊一个重要栏目，并开始了“诗歌下放笔谈”的大讨论。到了3月7日，《四川日报》正式报道了星星编辑部“诗歌下放”问题举行笔谈的计划。在这个报道中，首先提到了《星星》诗刊的“诗传单”行动，然后又报道了星星编辑部的“诗歌下放”计划。进而，星星编辑部加紧行动，发动诗人和工人、农民中的诗作者来讨论“诗歌下放”问题。在四川省文联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一份《星星》诗刊与“诗歌下放”有关的文件，具体时间是3月24日。这份文件，从其性质来说是发给其他报刊的一份宣传广告，希望宣传改组后《星星》的大变化。第一，提到“诗歌下放”问题的讨论是涉及“该不该下放”和“如何下放”这两大问题的笔谈。第二，是《星星》诗刊要编辑出版“诗传单”，希望大家动手来写“大跃进之歌”。第三，提到要办“与初学写诗者谈诗”专栏。从1958年4月起《星星》诗刊的编辑指导思想是诗歌理论与诗歌作品并重的，既不断推出讨论“诗歌下放”的文章，也不断编辑出版“诗传单”。而雁翼在5月7日给星星编辑部的《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的信件中，还提到了在“诗歌下放”问题上对他个人的邀请，“你们希望我谈对贵刊提出的诗歌下放的意见和看法，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只说些个人的看法吧”。从雁翼的回信，我们可以看到，《星星》诗刊不仅在《四川日报》上刊登“诗歌下放”广告，也有针对性地给一些作家、诗人发去了“诗歌下放的邀请函”。可见，“诗歌下放”成为此时《星星》诗刊的一个重要工作。于是，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4月1日的《星星》诗刊，就出现了“诗歌下放笔谈”专栏。《编者按》指出：“我们提倡诗歌下放，使诗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但诗歌该不该下放？怎样下放？……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研究、讨论。因此，本刊举行‘诗歌下放笔谈’，希望大家踊跃参加笔谈。”这个表述与3月24日《四川日报》的消息如出一辙。由此，“诗歌下放”讨论就在《星星》上展开了。

　　

　　

二、 对雁翼的批判

可以说，如果没有雁翼文章的出现，“诗歌下放”的讨论也许会提前结束。同样，如果没有雁翼文章的出现，“诗歌下放”也许不会留下更多的理论思考。在“诗歌下放”讨论中，对于雁翼的批判，是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让“诗歌下放”讨论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雁翼是“诗歌下放”讨论中首先发出“不同意见”的人，他的文章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诗歌下放”讨论走向了对不同意见的批判。

　　

　　

　　

三、 对红百灵的批判

　　

　　不过，《星星》第10期以后，在《星星》诗刊上对红百灵的批判就停止了，而进入“诗歌下放”的“总结阶段”。既然红百灵文章的问题如此严重，而《星星》第10期刚刚开始的对红百灵的批判为何就戛然而止了呢？我个人认为，作为由毛泽东提出的在“古典加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主张，本身就是不容讨论的。而《星星》诗刊“诗歌下放”的这种讨论本身，似乎就是在质疑“古典加民歌”，质疑“诗歌下放”。而且从这次对雁翼、余冀州、红百灵的批判来说，我们看到由于雁翼的文章引起了余冀州的认同，进而又引出了红百灵的质疑。所以，如果再继续讨论，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否定的观点出来。所以，如何继续讨论，《星星》诗刊不刊登反对“诗歌下放”的意见，“诗歌下放”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不大。反之，如果《星星》诗刊继续刊登“反对诗歌下放”的意见，又是对“诗歌下放”意见的否定。这种悖论，或许是李累组织“诗歌下放”的讨论始料未及的。由此，在《星星》诗刊“诗歌下放”讨论中，对雁翼、余冀州、红百灵的“总结性批判”，势在必行。

四、“诗歌下放”总结会

　　

　　

　　

五、 对雁翼批判材料的考辨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雁翼之所以写“诗歌下放”的文章，是因为有《星星》诗刊“希望我谈对贵刊提出的诗歌下放的意见和看法”的约稿。《星星》诗刊发起的“诗歌下放”的讨论，不仅在《四川日报》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而且有针对性地对一些作家发出了邀请函。雁翼，便是被邀请参加“诗歌下放”讨论的作者之一。雁翼对这次邀请非常看重，不仅积极参加，还写出了连续性讨论“诗歌下放”的三篇文章。但第一篇文章刚一发出，就引起了激烈争论或者反对。于是雁翼向《星星》诗刊去信，要求索回前篇文章，不再发表第三篇文章。

　　其次，关于《星星》诗刊删改《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问题。从雁翼信件的原稿来看，星星编辑部确实是对这篇文章作了删改。但雁翼这篇文章本身也是很奇怪的，一方面他在信中加入了正标题“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另一方面他又在正文中以书信的形式体现。如果这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就需要去掉书信的格式和内容；如果这是一封书信的话，就应该将标题改为“给《星星》诗刊的一封公开信”。于是，星星编辑部按照一篇文章的格式，作了删头去尾的处理，也算是比较合理的。对此，雁翼很不满意，曾要求恢复头尾，不能恢复即要求不发表。这表明：傅仇已将删改文章的事情告知了雁翼，但雁翼不同意对文章的删改。然而实际上，在6月4日雁翼也应该收到了发表有他文章的《星星》诗刊第6期，他给傅仇的信中，并没有提到删改问题，不仅寄去了第二篇文章，还表示要寄去另外两本小册子。可见，在当时，雁翼对删去头尾修改文章这件事，并没有多大的意见。不过，由于对雁翼批判的升级，这一删改也就正好有着特别的含义。因此可以说，雁翼始终抓住删去头尾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在批判中为自己辩护所寻找的一个理由。

　　最后，回到雁翼的叙述，他认定《星星》诗刊对他的批判是“故意整人”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在“诗歌下放”讨论之初，雁翼积极参与其中，写出了连续性的讨论文章，力图在“诗歌下放”讨论中有所建树。此时，雁翼与傅仇之间的通信，并没有一点恩怨，而是相当的友好。但正是他的文章，引起了“诗歌下放”讨论的转向，特别是引起了对他的集中批判。为了自保，引起更多人的同情，他可能写出了长信，但由此又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批判。所以，此前他与《星星》之间关于文章的删改问题、信件问题，便成为他翻案的大书特书的一个大问题。回到《星星》诗刊这一边，是他们发现了雁翼文章的问题，而且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批判文章，所以导致对雁翼批判扩大。但作为《星星》诗刊来说，需要展开讨论，引起争论，这也是他们办刊的一个重要策略，很难说是否是有意针对某一个人。另外，正是由于《星星》关于“诗歌下放”讨论的宣传，已经在《四川日报》上刊登。所以，《星星》诗刊发出了不同意见，引起《四川日报》，乃至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关注，也就是很必然的了。

六、 红百灵事件始末

在“诗歌下放”讨论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对红百灵的批判。红百灵在写讨论“诗歌下放”的文章时，仅仅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对于他本人生平经历，以及他的创作，我们都没有找到进一步的相关资料。而且正如对雁翼的批判引起雁翼本人的强烈不满一样，对红百灵的批判，也引起了红百灵的强烈反弹。事后，为了澄清事实或者说为了替自己辩护，他就与《星星》诗刊方面有多次的信件往来。这构成了“诗歌下放”的另一个侧面。

　　

　　

　　

　　

　　从开始写“诗歌下放”的文章，到《星星》诗刊、四川省文联的批判，再到川大中文系的批判，以及此后川大中文系以《星星》诗刊“删节发表了来批判”的粗暴态度为红百灵辩护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看到红百灵(周世琨)的具体言行，无法得知其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1962年毕业后，红百灵在文艺界完全消失了身影，我们没有关于他生平的消息。不过，他已经在《星星》刊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项目编号：17JJD750002)中期成果]

　　注释：

　　①崔西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概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84页。

　　②於可训：《当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③《编辑说明》，《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④何其芳：《再谈诗歌形式问题》，《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

　　⑤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⑥赁常彬：《诗要下放》，《星星》1958年第2期。

　　⑦《诗歌“下放”》，《四川日报》1958年3月7日。

　　⑧《四川省文联(1952—1965)》，建川127—208，四川省档案馆。

　　⑨《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四川省文联(1952—1965)》，建川127—208，四川省档案馆。

　　⑩《诗歌下放笔谈·编者按》，《星星》195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