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文涛

　　尽管周作人在文学史叙述中常与散文家的身份绑定在一起，他早期的文学创作却主要集中于新诗领域。与同时代人的新诗相比，周作人的新诗并存直白与晦涩两种风格，因而更难以把握。比如，被认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小河》创作于1919年1月，而同一月份，他还写下了《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这些诗对日常生活的如实记述，具有早期白话诗的普遍特征。这种矛盾说明《小河》的写作方式在作者那并不具有连续性，反而更像是他诸多尝试的一种类型。

　　在为时不长的新诗写作期间，周作人的思想与文学追求同样无法简单归类，这并非偶然。写作最早一组新诗时，他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重要理论文章，而且一度虔诚地信仰新村主义；而“病中的诗”呈现的幽暗、躁动面貌也与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动荡相印合。那么，周作人将新诗称作“别一种形式的文章”，不仅是要说明他写法的散漫，还暗示着他的新诗与文章相同，需要在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思想、社会活动的背景中释读，而这或许也是打开早期新诗的丰富性的可能路径。

一

《小河》发表后不久，胡适在《星期评论》的纪念号上对其评价道：“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胡适的评价极大地影响了新诗史对于《小河》的定位，这一观点也不断被后人重申。然而，回到该文的批评语境，不难发现他的目的在于维护新诗的合法性，所以他不是从这首诗的艺术或思想层面分析它的价值，而是借此说明白话语体表达情感与理想的能力远比陈旧的诗词强大：

　　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绝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绝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

　　最明显的例就是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新青年》6卷2号)。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

　　甚至可以说，《小河》的长度与散文体的诗行才是胡适认定这首诗之所以杰出的原因。他随后也没有对《小河》作进一步阐释，而是用自己的《应该》为例来说明白话诗在表情达意上的优势。《应该》一诗则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早期白话诗，尤其是胡适新诗的特征，主题简单朴素，表达方式以“作诗如作文”为原则，不加修饰地表现出三角恋爱中男女的复杂情感。从胡适预设《应该》和周作人的《小河》具有的可替代性看来，“第一首杰作”的夸奖仍然没有逃脱他设定的评价标准。

　　《小河》作为新诗的第一首杰作，是不是仅体现了形式的自由，周作人的写作能不能被胡适的论述覆盖，是否还有另外的进入角度，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废名的看法即与胡适不同，他认为语体的解放只是《小河》成功的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其所表现的东西，完全在旧诗范围以外了”。同样，相较于文体的革新，周作人在自我阐释中也更注重于内容上的区别。1944年，周作人发表了一组题为《苦茶庵打油诗》的杂诗，他在文末对《小河》进行了辩解：

　　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是那篇《小河》。……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

　　这段话表明洪水的隐喻与民意及历史的暴乱有关，而《小河》这首诗就是表达对此的隐忧。一方面他感到当时的社会民怨沸腾，这种躁动的社会情绪如得不到有效排解，必然造成社会的动乱；另一方面，他对群众政治抱有天然的疑惧，担忧这种革命的暴力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希望能与政治的“小河”保持距离。这种读法与周作人晚年的自述十分相应。周作人在《小河与新村(中)》一文中大段摘引了《苦茶庵打油诗》的附记，并进一步总结了新旧两首诗的水的隐喻：“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承认“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不过这乃是知识阶级的通病”，也感到古今情形不同，觉得“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救，正如经过一次手术，反而病去身轻了”。

　　通过“水”的隐喻，周作人说明《小河》与打油诗共同承载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旧思想，却在有意无意中抹去了二者的区别。他的打油诗表现出似有还无的寂寥、怅惋之感，物的存在只是填充了人事的缺席，诗人淡淡的忧愁也因此而生。此外，他还塑造了一个陶渊明式的种园人形象：在风雨欲来的大动荡历史背景下，他似乎只能在“自己的园地”里耕种，用劳作带来的充实感代替对水的忧惧；即使如此，这份退守的闲情始终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忧惧成为隐藏的情绪。在《小河》一诗中，农夫破坏了河水的自然状态，人为地修起堰，使水积聚了演变为洪水的势能；一旦堰被冲破，附近的生物都将临难。换言之，自然环境的最大威胁来自农夫；而在打油诗中，施害与受害的关系正好相反，种园人无法控制自然的变化，是历史结果的承受者。至少在这两首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新诗中的周作人不再只是感同身受的忧虑主体，而能够在历史的变迁中看待小河，并畅想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

　　更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在晚年的回忆里将《小河》与新村并置在一起，似乎有意透露自己的新诗创作不单纯是时代感应的产物，而与自身的思想追求有关。他在《小河与新村》的系列文章中写道：“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里，我做了一首新诗，题云‘小河’。同年七月我到日本去，顺带一看日向地方的‘新村’。这两件事情似乎很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一起写在这里，题作‘小河与新村’。”在这，“小河”与“新村”都不是具体的实指，因为无论是他的记述还是诗歌本身，都没有说明二者是怎样的连带关系。鉴于周作人没有在回忆录的其他文章中专门回忆其他新诗或新村运动，该文则像是对他新诗写作时期的大总结，如此，要理解周作人的新诗也就需要将目光转向新村了。

二

周作人与新村的关系大抵可以1919年7月去日向实地考察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18年4月份，他已经接触到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阅读《一个青年的梦》，并有感写下《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有研究指出，这时的武者小路实笃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新村构想，只是有着朦胧的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愿景。这意味着此时的周作人与后期形成的新村主义尚无法直接对应，只能说两人同处于探索阶段，有许多共鸣之处。

　　

　　

　　

　　

　　

三

　　

　　两个赤脚的小儿，

　　立在溪边滩上，

　　打架完了，

　　还同筑烂泥的小堰。

　　车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外望见许多圆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

　　

　　

　　

　　

　　

四

　　

　　

　　虽然他未必继续追求宗教般的人道主义理想，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像幽灵般始终纠缠着他。病中的诗体现出对生命力的崇拜也具有某种宗教意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山居杂诗》。诗人对生命的想象一直被死亡的阴影缠绕着，即使存在新生，也具有很强的压迫感。如其二：

　　六株盆栽的石榴，

　　围绕着一大缸的玉簪花，

　　开着许多火焰似的花朵。

　　浇花的和尚被捉去了，

　　

　　

　　病愈之后，周作人很少再写新诗。在回顾《小河》的创作与新村经历的最后，他颇具有检讨意味地总结道：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项目编号：17JJD750002)中期成果]

　　注释：

　　①《两个扫雪的人》《小河》《微明》《路上所见》按时间顺序，分别写作于1月13日、21日、23日、24日。其中，除《小河》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6卷2号外，另外三首皆发表于3月15日的《新青年》6卷3号。

　　②胡适：《谈新诗》，1919年《星期评论》纪念号。

　　③胡适：《谈新诗》，1919年《星期评论》纪念号。

　　④废名：《谈新诗》，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07～108页。

　　⑤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杂志》1944年第14卷第1期。

　　⑥该说法源于钱理群，引自姜涛：《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⑦周作人：《小河与新村(中)》，《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⑧周作人：《小河与新村(上)》，《自传·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⑨该剧本首先连载于1916年3月至11月的《白桦》，后出单行本。鲁迅将其翻译为中文，连载于1919年8月至10月的《国民公报》。

　　⑩参见小川利康：《日本新村对周作人之影响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