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李老师您好，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次访谈与您分享您的治学经历。作为学生，从硕士起就师从于您，到今天已近9年了。这期间，与您在课堂及平素里的交流很多，这自然成为此次访谈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我也借此机会，向您请教一些关于学术师承、治学道路和经验、学术成果的问题，若有不妥之处，还请恩师多多包涵。您是77级大学生，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新三届”。关于“新三届”的故事有很多，在您脑海里有没有哪些值得回忆的故事呢？李继凯：首先要感谢《新文学评论》编辑部给了我们这次长谈的机会。我原来也有此类受邀机会谈谈治学经历的，但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我本人缺乏“文化自信”或“学术自信”而作罢。现在年事已长，满头白发了，觉得不妨如实谈点相关情况，对有的年轻学子来说也许有点启发。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正式谢谢你。你来陕西师范大学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总是在忙忙碌碌，做了一些课题，出了一些成果，通常都是我策划、主持，你来具体落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付出了许多，所以在这里要表达一下对你的感谢！作为导师，能够遇到可以一起潜心治学的好学生的机会其实也不是很多呢。你提及作为“新三届”自然有故事，这是肯定的。提起我的求学经历，曲曲折折的，故事多了。篇幅所限，我这里就只讲点我作为77级学生的学习故事。我本人后来走上现当代文学的教研之路，应该与我本科学习的收获有关，与彼时的徐州师范学院(现更名为江苏师范大学)一批现当代老师的精彩教学和学术引导有关。当时给我们77级上课的老师比较多，有基础课，有选修课，还有毕业论文指导，相当规范化。我记得轮流给我们上现当代文学课的老师有吴奔星、陈金淦、张梁、邓星雨等，通常他们只讲自己最熟悉且有研究的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吴奔星老师，原本是个诗人，上课不多，但讲课的声音格外洪亮、清晰，激情洋溢，情理交融，循循善诱，幽默生动，尽管带有湖南口音，却能字字听得明白。我当时最喜欢听吴老师上课，常会兴奋不已，他高声朗诵，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轻声跟进；他那丰富的表情和挥动的手势，也仿佛具有某种魔力，强化着他的表达效果。其他几位老师的讲课也都神情专注而不是照本宣科，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这些老师都有某种“爆发”的情态，讲起课来都充满激情，妙语连珠，板书也各有特点，甚至可以说很有功力。也许是出于个人爱好，我对课好、字也好的老师特别敬仰，情不自禁地心摹手追，于是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合并，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门课)的学习上就特别用心。这样也就有了兴趣和积累，临到进行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就选择了有关鲁迅《野草》的题目。所写的万余字论文后来曾在江苏鲁迅研究会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交流过，还被收入了会议论文集。今年烟花三月我到京办事，遇上师弟阎晶明，他还高兴地说，有江苏朋友给他寄了这本论文集，发现我的少作，居然与他近期出版的研究《野草》专著《箭正离弦》也有神魂相应之处。冯超：从您的简历上得知，1982年您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中学任教，一年多后又放弃公职，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可以想见，从苏北到西北，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一次人生的转向和挑战。而我在网上检索了您的学术成果，根据已收录信息，您最早发表的数篇学术论文，如《“村中忧患系春蚕”：谈谈〈春蚕〉中对老通宝的心理描写》《略论鲁迅农民体裁小说的发展和变化》的时间是在1985年，这个时间您应该还在念硕士研究生，此后您又陆续推出了多本专著，如《新文学的心理分析》《民族魂与中国人》《全人视镜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轮》《“师者”茅盾先生》等，聚焦新文学名家、新文学史论研究。那么想问您的是，读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您是如何对鲁迅研究、茅盾研究发生兴趣的？这么多年来您认为新文学名家、新文学史论研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又有哪些？李继凯：我大学本科毕业时有中文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是要留校到学校团委或学工口工作，因为我热衷文体活动且是学校广播站的记者，偶尔也客串一下播音员。可是不久又找我谈话，把我改分配到淮阴市了，理由主要是我是淮阴人(老家是淮阴宿迁，那个时候宿迁没有独立设市)且可以做个好老师，云云。因为那个时候就业基本还是计划分配，自己也没有背景可以进行选择，只好听天由命。原来说的是到淮阴后能进专科层次的高校，结果报到时却被二次分配到了师专附中。后来我就边教书边“曲线救己”，开始了考研准备。从1983年开始，我终于成了“西迁人”或西安人。西安是个饱经沧桑和磨合的古都，古今中外的文化磨合特征特别突出，加之80年代学术风气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专业老师(特别是导师黎风先生)的影响，我对新文学代表作家研究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对新文学三大家“鲁郭茅”很感兴趣，从硕士研究生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我还特别与朋友商量并动议召开“全国鲁郭茅研究高端论坛”，如今在不同的高校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第四届正在筹办中)。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围绕鲁迅、茅盾做文章，因为我长期居于小城镇并当过近三年的知青，对名家的农村题材创作特别关注并写过多篇文章。事实上，新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始终重要且值得关注和研究，迄今也是如此。至于你询问的作家与史论方面的核心问题，肯定会因学者的不同而不同，不会有完全统一的答案。尤其在人文包括文学领域，见仁见智或“诗无达诂”的现象非常正常和普遍，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也。在文学评论领域言说“最”是很为难的事情。不过，对个体感受而言，倒是可以有趋于极端化的体验和表达的。甚至即使同一位学者，随着时代和环境及语境的变化，感受也在变化，不仅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对什么是文化/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核心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近年来特别关切和不断阐释的“后古代”亦即“三代整合”的大现代文学、“文化磨合”视域中的现代文学、“文化策略”视域中的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和平文化与共享主义影响下的文学、作家“文心”与书写行为以及全球化时代及“后冠时代”的灾难文学、丝路文学等，都是我认为的重要的、核心的问题，都值得深究细研，且已经独立或通过合作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此外，我还曾写过专文谈及“方法、眼光与文学史建构”，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 且概括了三种与研究方法适配并具有启发性的学术眼光，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有了独到的学术眼光就会发现各种问题，也才能有助于深化相关研究并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冯超：1997年您出版了学术专著《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秦地文学，对三大文学现象，其一延安文学、其二白杨树派、其三陕军文学进行了综合性的观照和考察，正如该丛书的总主编严家炎先生所说：“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大。”那么您是如何从新文学名家、新文学史论研究扩展到西部文学、区域文学研究的？这样的拓展对您之后的研究，如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有什么关联或影响？李继凯：写《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并非出自我个人的研究计划，而是来自临时的约稿。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看重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性研究，这与80年代的向内转明显不同。当时严家炎先生主编了一套书，关于区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方面的，编委会原来约请一位有影响的作者写西北文学，结果交稿了却因故没有通过编委会的审稿，于是就找我来试试。后来我知道，在编委会开会时，是王富仁、赵园等老师推荐的我，赵园老师还是本书的责任编委。接到任务我自然感到很有压力，就尽量挤时间集中精力来完成。由于要赶丛书的进度，时间极为紧张，赶稿的那段时间经常是昼夜兼程。还好，该书顺利交稿并出版了，后来还获得了一些好评，也有较多的引用，再后来还出版了修订版。该书特别关注了秦地小说呈现的三地(陕北、关中和陕南)、三派(延安文学、白杨树派文学、陕军文学)等文学现象，力求对这些文学现象与不断建构的三秦文化的关联进行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在我的理解中，地域文化和全国文化一样，进入现代时空都需要多向度的“拿来”与“磨合”，亦即现代文化和文学都是多元多样文化资源冲突和建构的结果。现代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自然也是如此。正如该书《后记》(原版)中指出的那样：“从地域文化角度来透视文学世界的人文景观，自会领略到许多我们过去视而不见或格外小觑的东西。我们曾经极其迷恋洋人的东西，将舶来物视为稀世的珍奇，这促使我们生成一种开放的眼光，这于我们有益。但与此同时，却有一束愈来愈耀眼的光折射回来，照亮了我们栖身的本土家园。”“以本土文化为主导与外来文化融合生成的‘新型本土文化’，常能结出更其丰硕的文化果实。”总体看，该书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秦地小说给予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还从“文化创造”“文化心理分析”等角度，对秦地小说代表的大西北文学给予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对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西部文学甚至是20世纪中国文学，实事求是地说明西部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的成就和局限，也有积极的作用。身在秦地，关注本地小说与地方文化是必然的，但也不能局限于此。事实上，我长期自觉地以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也自认为是文化意义上的五四派或现代派，但又尽可能地兼顾乃至包容性地理解其他文学与文化的流派，尽量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性。这在我2000年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及其结项成果中，体现得更加充分。在这本书里面，我和课题组成员通过多方面论述，实际努力表达的是一种文学自信、文化自信及学科自信。这是对许多优秀作家文人和广大民众参与创造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信，这是对这些优秀作家作品所显示的文化创造成果的自信，同时也表达了对大现代文学学科的自信。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看待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彼时多有悲观者、哀悼者以及虚无者，呼吁多一点文学自信、文化自信确实很有必要。后来如大家知道的，强调文化自信成了时代强音。但此时却要提醒：不能由此重蹈文化自大或精神胜利的覆辙。这本讨论文化创造的书出版后有较多的书评和奖励，还有人在尝试翻译该书。要想了解此书的基本内容，该书的一个简介可资参考：该书以“文化创造”为关键词, 从大现代的文化史、文学史观出发, 用“文化创造”这个标尺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价值及其不足, 从而彰显了一个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阐释体系和一个尚未受到充分重视的文化视域。全书除了绪论、结束语, 共有八章, 分别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新文化语境、社团流派、文学大师、各体文学、世界化、民族化、文学批评、文学媒体、现当代文学教育及其学科构建等诸多方面, 力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给予深刻、全面的阐释, 试图对20世纪中国文学, 从文化创造的有无、大小、方式、形态和性质等角度, 给予整体性的把握。该书认为, 20世纪中国文学总的来说具有崭新的文化创造, 在对新文化的不同形态 (如民主文化、科学文化、自由主义文化、重建的民族主义文化、理想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等) 的追求中, 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并且这一建构的过程在新的世纪里仍会继续。该书体现了著者对文化建设和人文学科前沿的关切, 能够多所借鉴和融会, 格外强调创新意识, 努力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学和创造学的层次深入、拓展, 并注意文学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多向交流和影响。读书不仅对弘扬文化创造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而且对那些迹近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应。该书对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探源与分析及其相关思考, 对从事现当代文化、文学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对青年学子当有所启发。冯超：延安文艺及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研究是您的一个研究方向，据我查阅，自20世纪80年代起您陆续发表、出版了相关论文、论著，从延安文艺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与延安文艺及其艺术创作研究等角度介入问题，是国内较早关注此类研究的。2016年您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34—1949)”，2018年又获得了滚动资助，这无疑是您对这一问题新的思考与推进，那么想请您简单地谈谈您对这个项目的构想。李继凯：说起来我的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甚至有点杂。从当知青时就热衷于读毛泽东的诗文、鲁迅的诗文以及郭沫若对毛泽东和鲁迅的解读。那时候各方面都有局限，我对红色的或革命的诗文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认同。这与家庭出身也有关吧。按曾有的说法，我的祖上是贫农，所以全家“根红苗正”。我知道的，父辈中至少有三位是参加过革命的，二叔还是烈士。尽管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动荡混乱已经意识到问题十分复杂，但我对人民本位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命运总还是关注、关切的，且有一些跟进和探讨。对丁玲、茅盾、鲁迅、萧军等文人与延安都有所涉猎，也有相关论文发表。还曾积极参与本校本学科第一个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申报工作。那是2011年，按要求还必须要到北京参加答辩。我与其他两位老师临时受命进京，代表课题组进行现场答辩，结果是胜利而归，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正是由于有学术积累和区域优势，此后我们学科还争取到了另外三个国家重大基金项目。其中一个，就是由我主持的“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34—1949)”。在我们课题组的理解中，陕甘宁文艺文献是特定时空产生的一类重要文献。既是本土的，地域的，也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这种边区学范畴的文艺现象及其文献遗存特别值得关注，搜集和整理，探究原委，都是很有必要的，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从学理层面看，在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历史上，陕甘宁文艺创造了比较“完型”的人民本位的文艺范式，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文艺建设的实践历程，以及20世纪中国文艺的演进过程中，既具有完整性与典型性，又具有独立性与主体性。因此，这个课题研究的总体问题是：对陕甘宁文艺不同历史时期及发展阶段形成的文献史料，包括文献史料的来源体例、分布类别和价值意义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借鉴吸收传统文献学的具体方法，以文献史料搜集挖掘的“全”与“新”为突破口，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学术创新为目标，构建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及其风格气派的陕甘宁文艺研究及其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学术知识与话语体系。这个课题的五个子课题及其基本内容是：第一，陕甘宁文艺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是陕甘宁文艺运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其研究工作；第二，陕甘宁文艺中的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与汇编，主要研究内容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各类文学文体形式(诗歌、散文、小说等)的作家、作品进行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并将其以资料集的形式呈现，成为文化共享资源；第三，陕甘宁文艺中的艺术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资料汇编，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搜集、整理、汇编1934—1949年陕甘宁边区的艺术文献，以及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相关的文献史料的整理与汇编工作；第四，陕甘宁边区“他者书写”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是1937—1949年间国内外政治界、文化界人士到陕甘宁边区(主要是延安)游历、考察后所写下的纪行、观感类文字；第五，陕甘宁文艺研究资料的整理与汇编，主要研究内容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陕甘宁文艺研究资料进行的整理与汇编。目前这个重大项目由于中途适当加大了研究任务从而申请了滚动资助并顺利获批，所以仍在研究，预计在2022年结项。冯超：这几年来，全球化和媒介技术高速发展，文艺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处于深度危机之中，而您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从文化磨合的视角观照大现代中国文学的构建与当今文艺的发展，以促进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共存与互动，并探索文学艺术、研究批评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其中多篇文章，如《“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从文化策略视角看“大现代中国文学”》《变则通：在文化磨合中建构近代文体》《海丝之花：文化磨合视域中的中国现代留学文学》等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李继凯：90年代初期，我曾在王富仁老师那里访学一年，对他的学术探索、文化思考很关注。当年听他畅谈和讲座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拜读他的论著也会有很多启发。尤其是他的“新国学”方面的论著，促使我思考学术文化乃至各种文化如何整合创新的问题。开始阶段我写过《“新国学”与“新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文化磨合”中的新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第4期)等文章，将整合创新的学术路径和方法提升到文化理论以及文化哲学的高度进行探索。随着思考的延伸，我越来越觉得许多问题不是简单的敌我、斗争、生死、好坏的问题，而是复杂的共存、磨合、互动、相生的问题。总之是在寻寻觅觅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寻求高效磨合并由此建构适配的关系。文化发展包括文艺发展，也不是不断消灭某些文化/文艺的问题，而是促成命运关联并建构命运共同体前提下的文化/文艺发展问题。如你所说，近年来我有多篇较长的论文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加拿大《文化中国》以及《文化中国学刊》上也有系列文章或专栏讨论文化磨合等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当今时代，全球化和媒介技术高速发展，文艺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处于深度危机之中。为了对此有更为充分和客观的认识，我们可以尝试从文化磨合的视角来研究并探析当下文艺的发展状况。近年来，我试图从文化视野来观照具有“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特征的大现代文学,尤为看重从“文化思潮”“文化策略”等角度来理解 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文化资源抉择过程中所产生的磨合现象。显而易见的是,文化磨合与我们之前常说的文化碰撞与文化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文化碰撞说”过于凸显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忽略了它们之间进行沟通的可能;而“文化融合说”看似在追求文化之间的“最大公分母”,但是,想要进行文化统一的潜在目的,实则反映出了一种具有强烈法西斯色彩的文化征服意识。也就是说,无论是文化碰撞还是文化融合,都暗含着“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诉求,在这个语境当中,文化与文化之间仍旧是不平等的,仍旧存在着高低优劣之分。而“文化磨合说”的前提则是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性、差异性与多样性,提倡各种文化之间要多对话、不对抗、不互灭,最终通过动态磨合,形成共存共荣、互补互助、和而不同的理想局面。可以说,唯有“大磨合”,才有“大现代”,才能创造出一系列汇通中西、勾连古今、雅俗共赏的“合金型”之作。除此之外,“文化磨合说”还注重培养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与互为参照的论证方式,这就提醒我们可以在自我言说与他者书写的相互反观中,更为全面地认识文学创作的风貌。我以为，文化磨合的理论旨归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到，无论文学还是其他艺术，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历史，有对特定传统的继承与接受，同时又有对传统的批判与发展。在对传统不断的批判与发展中，文艺才有了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当下的文学与其他艺术作出理性、客观的评价。而从文化磨合的视角观照当今文艺发展，其目的也是在促进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共存与互动，并探索文学艺术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礼记·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一古语的现代化用，本身就体现了文化上的古今磨合以及中外磨合。因此，文化磨合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关。只有从文化磨合的视角出发，才能协调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既不被他者异化，也不被自我束缚，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真正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人文内涵及其重要性，才能将其运用于对我国文艺发展现状的分析，才能充分认识到多种文艺形式以及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之间“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悖”的生态关系——这才是当下文艺发展的正途。
冯超：让我好奇的是，尽管几十年来您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耕耘，但实际上您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却是1988年的《墨舞之中见精神》，这也是最早一部在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考察中，发掘文人墨客借书法抒情冶性这一双向性精神现象背后文化心理因素的论著。而在近30年后的2016年，您以同名出版了历年来研究中国书法文化的论文选集，旨在探讨文人尤其是作家文人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复杂关联，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此外，您还在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评论》上发表了“作家手稿管窥”系列文章。想请问的是，在您看来，书法文化在中国古典艺术乃至中国文化谱系内到底承担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和使命？相关研究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有怎样的贡献？李继凯：我本人从小喜欢书法，从小学到中学，都遇到写字特别好的老师。家兄也特别喜欢写且写得好。这就潜移默化了我，即使在当知青时也经常挥毫，有时候写标语，有时候写春联，有时候自然也少不了写黑板报、写大专栏。就这样基本不断线，到了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又遇到了书法老师董路谊先生，也多受到了他的引导和鼓励。由于爱好，也由于有了一些积累，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不是散文而是书法，写的内容是我老乡周公恩来先生年轻时写的《春日偶成》(两首)。当时我给江苏青年书法展投稿，展后幸运地被选登在《江苏青年》上，还拿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这对我的鼓舞很大，我对书法研究也有了兴趣。后来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学闫华来约稿，就立即加盟“蓦然回首”丛书，于1988年出版了有关书法文化的第一本小书《墨舞之中见精神》。尽管当时出版社慌促把书印制得很粗糙且排版、校对都不到位，但我却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有四万字内容还被选入金开诚、王岳川主编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我研究书法的兴趣主要不是书法技法研究而是书家文人心态研究，这与我对作家文人之“文心”的窥探相一致。这显然也是受到80年代人文领域向内转风潮的影响。再后来有机会在台湾出书，除了文学方面的，我还出版了《墨舞之中见精神——文人墨客与书法文化》，其实是上面那本小书的增订本，弥补了80年代那本小书存在的诸多遗憾。后来便进一步研究作家文人的书写行为，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期项目及重大项目的过程中，都不忘从书法文化角度来观照一下作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书法》《书法》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还受中国书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及不少大学邀请进行了专题讲座。由于某种惯性使然，不仅又出版了《墨舞之中见精神——李继凯论书法文化》和《汉字书写与现当代作家手稿》，还主编了10卷本《中国高僧书法》并计划出版《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等。关于我与书法文化的关联，在我今年发表于《广州大学学报》的文章《现代中国作家文人汉字书写手稿论略》中有一些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至于书法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以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我也曾在有关文章中谈论过。记得有一位叫何希凡的先生曾为我撰写书评，题目是《瞩目文化创造,拓展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释空间》，就说中了我的主要兴趣和学术目标。作家、书家、学者们都是参与文化创造的人，文坛、书坛和学界都是从事文化创造的场域，联合起来才能有更多更好的文化创造，包括艺术文化、学术文化方面的创造。从学理层面看，中国现代文学及作家研究在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被忽视的学术视域，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就是其一。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意义上，现代作家与书法文化的关联无疑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这一研究方向不仅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可以提示很多开放性的学术话题，昭示着相当深广的拓展空间。从文化学或大文学的视野来观照中国现代作家，即可发现仍有较多的现代作家有意无意地将书法书写与文学书写结合了起来，二者可谓相得益彰；有些现代作家在书艺、书学上亦颇有造诣，并在书画收藏、书法装帧等方面也颇为热衷，从而与书法文化建立了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并对文化建设、当代作家及书法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也表明，现代作家不仅代表着新文化的方向，而且也代表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从宏观角度看，文学文本与书法文本化合为第三种文本，并成为中国创造的艺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与一种活力资源；微观细察，亦可领略现代作家与书法文化的融合，体现着文学介入书法、书法传播文学的文化特征以及多种文化功能。我认为，总体看，中国古今文人作家与书法文化(不局限于书法艺术)的关联其实都非常密切，因为作家文人和书家文人都是主要以书写为生的社会群体，在书法文化创造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古代的文坛、书坛几乎合二为一，读书者、书写者以及作家具有较大程度的同一性。这一传统进入20世纪后虽有重要变化，但仍作为文化传统对现当代文人特别是作家文人产生深刻影响。相对于文学本体研究而言，作家文人的书写行为研究显然很不充分，特别是从书法文化视角进行的文人作家群研究，仍基本是一个被忽视的学术视域，这就需要有学者不断地从更多更深的层面参与研究。
冯超：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治学者非常讲究学派，有学派也就有师承，到了现代，学派以及师承关系虽然较之以前有所淡化，但在某些研究领域依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您198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师从黎风先生获得了硕士学位，199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王富仁先生访学1年，2002年在武汉大学师从易竹贤先生获得了博士学位，2005年又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分校圣波纳迪诺进修3个月。就您个人来说，您的学术思想或者学术方法有没有一个师承关系，这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李继凯：你的问题使我想起了我的几位老师，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位老师，这里可以结合我的体会简单说说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往事并非如烟，师尊永在心间。乐于走在边缘，饮水尤须思源。”从这两位老师身上，我都感受到这样几点：既然走上治学道路，就要认真进入角色；治学绝对不是儿戏，要力求能够实事求是、注重学术创新、遵守学术规范；尤其要视野开阔、与时俱进，力求使自己的学术和教学能够有用于世。在这样的师承中已经有了思想方法方面的启示。我的硕士导师是黎风先生，他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支部书记，因为曾与胡风有书信往来而受牵连，被开除党籍并派到西北从事教育工作。我曾在《难忘导师来信》《心血所化的“鲁学”生命》等文章中介绍过相关情况：“黎风先生是我的恩师，正是他出的考试科目‘鲁迅作品研究’使我成了他的研究生。他原是李何林、钟敬文等先生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不久却因胡风问题的牵连而‘发配’到了大西北。从此受到了种种生活的磨难，身心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他却坚贞地保持着对鲁迅的热爱，并通过教学和自己的言行将这种热爱像种子一样播撒开去。同时他也在艰苦清贫的情况下，以病弱而又刚强的生命写下了一些研究鲁迅的论文和著作《鲁迅小说艺术讲话》等。这些都曾深深地感动着我和他的其他学生。……”他的好友方磊教授撰写了3万余言的长文《黎风生平及其文学生涯》，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权威资料性刊物《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文章对作为诗人、学者和教授的黎风先生给予了相当客观全面的缕述。而与他“卅年重逢，友情胜初”的老友、清华大学赵立生教授，也曾在《怀黎风》一文中深情地说“他是一位值得怀念的人”。是的，能够让人怀念难忘的人，总是厚德载物、乐于助人者。我相信，黎老师留给后世的信件等实物，也将成为最好的一种历史见证。我前几年曾牵头编印了黎风老师的《新文学开拓者的诗歌艺术》一书，今后还准备找机会整理、出版他留下的其他文稿及书信等。我的博士导师是易竹贤老师。我曾在《为发展学位教育贡献力量——贺恩师易竹贤先生八十华诞》一文中谈及：我因为与学位和学位教育的结缘，曾于东西南北中的不同高校持续求学问道，拜望和认识了多位恩师，且幸赖有贵人与贤师相助和赐教，于学业及学位上都逐渐有所进步，为此我自当铭记于心。其中，处于中心地理位置的是武汉大学的易竹贤先生，他曾于世纪之交给了我所经历的最高层次的学位教育，使我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文学博士学位。且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相关的思考，这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专业，也促使我对学位教育本身进行了一些探寻，并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学位教育管理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并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获得了较为可观的业绩。我清楚地记得，在80年代中期，我就认真读过易竹贤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深受启发和教育，特别是在鲁迅研究方面，曾逐字逐句研读过易先生关于鲁迅思想的论著，感到在那个倡导思想解放的时代，易先生思维活跃，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90年代上半叶，我曾在青岛的一次会议上有幸见到易先生，当面聆听过他的讲话。当我们在袅袅烟雾中对面而谈时，说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闲谈闻真言，趣语有真意，令我对易先生产生了敬仰之心；90年代末，机缘巧合，我成了易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候选人，后来经过不少于3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至今我仍珍藏着易先生为我细改的学位论文初稿，那上面留下了先生的许多笔迹和心血！在此前后，易先生关于胡适的研究也一直启发和引导着我的学术探索，特别是他关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及论述中的评传笔法，对我的关于鲁迅与茅盾的全人比较研究，就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作用。我从易老师这里还获得了“学术依然神圣”“鲁迅胡适并存”的启发，更加坚定了治学的信念和兼顾兼容的意识。不迷于官而迷于学，不失锐气且不褊狭，这些要做到也真的不容易。我曾写三首打油小诗贺易竹贤先生80华诞，其一云：“珞珈山巅看劲松，鲁迅胡适可兼容。透视人生明学理，人文风光满心胸。”
至于说到这个学派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目前说起来主要是建构中国学派，在学术圈，习惯上说的多是师门，主要讲求的是情谊和互助。这个自然也有传承，但要成为公认的学派则很难。这种情形也表明了古今的不同。如果大而化之，可以说新时期以来高校许多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五四派或新文化派。我前面提及的几位老师吴奔星、王富仁、黎风、易竹贤等，在我看来都是五四派，但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那种一味西化的“五四派”，而是开放求新、兼容并包的大现代派。我常说的“古今中外化成现代，这个现代必然是大现代”，其实也是对他们学术经验的一种总结，简言之，我们的学问之道就是通向世界的新国学之路，但终极目的却是基于人类共享主义的人文学。这应该就是我们要归属的正在建构中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文学派。这个关于学派的话题毕竟很复杂，今日说来甚至还有些敏感，今后有机会再进行探讨吧。
冯超：作为成长于80年代的学者，您从事学术研究到今天已近40年，一路走来，想必您经历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尽管现在的学术环境和您读书、成长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年轻学人还是想从您这里获得一些治学经验，您有什么最想对他们说的吗？李继凯：在前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其实都主要是给年轻学人说的，也是一种老人回忆和善意的唠叨。如今学术环境确实也在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都要讲求适者生存，学术上也有和平崛起或和平竞争，年轻人主要是和同辈人比赛，不自觉、不努力，不适应你所处的学术环境，就会落伍和颓唐，甚至走上反社会的歧途。我曾经给博士生写过浅显易懂的题为《劝学·赠博士生》的打油诗，云：“英雄不问来时路，勤能补拙多读书。师生联袂创奇迹，学术生命造万福。”还有，前些时应学校研究生院所邀，为获得省优博论文的你所写的几句寄语，也不妨写在这里，也算是对青年学者们学术人生的一种期望吧：“冯超本自然，超越自我难。立人立家好，立象于教研。”……我目前虽取得了一些成绩，自然不能驻足不前，还要克服各种困难，不断超越自我，以“新三立”境界为目标，矢志不渝，切实搞好教学、科研及其他工作，建构兼顾兼容、相对平衡的丰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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