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金莲

　　猫需要一个名。它来的时候赤条条孤身一猫，大名小名都没有。起名成为一段时间内我们家的共同话题。姓马吧！我们全家都姓马——马爸爸娶了马妈妈，生了一对姓马的儿女。猫既然进了我家，就该姓马，按人口数量排的话，它应该排行老五，那就叫马五，或者小五。女儿反对，说应该排行老三。在她心里，猫是她和弟弟之后的另一个孩子。马三不行，总不能叫小三吧？于是一致被否决。叫小明吧，或者小朋——现在流行给宠物起人的名字。女儿嗤鼻，鄙视80后老妈的落伍。“太俗了。”“那你起个不俗的听听？”她挠着头想了想：“就叫猫猫吧。”——典型的00后风格，把偷懒当聪明。我努力在脑海挖掘听过的宠物名字。有一次上班路上听到一个遛狗的女人喊花卷，一条小肥狗屁颠颠跑了过去。后来花卷被我用在了一篇小说中，也是一条狗的名字。看过一部网络小说，里头有条狗叫年大将军。至于我家的新成员，要不叫个小花？不，它是公的。那就小朵。实在不行叫猴哥？老弟？大侉子？美美？没任何来由，就想给起个有意思的名字。女儿逐一摇头，说俗、俗还是俗。00后的内心脉络80后已经摸不清了，我放弃为这事耗费精力。它可能知道自己就是只猫，喊喵儿的时候会跑过来。忽然有一天儿子说要不叫它吴子义吧。什么来头？儿子咧嘴傻笑：“没啥来头，我觉着吴子义顺口。”吴子义，吴子义，我反复喊，没觉得有什么顺口的，家族和亲友里没有姓吴的。为了顺口，我一边干家务一边不停地喊吴子义，它没有任何反应——跟我喊女儿、儿子时候一样——跟它没关系。吴子义三个字，比猫儿两个字麻烦，还绕口，于是吴子义成为一个笑话：逗儿子的时候我才忽然记得拿出来笑一阵；儿子不委屈，也不放弃，他坚持叫它吴子义。每次喊出这三个字，我们都笑，其实这三个字已经不好笑，值得笑的是那种气氛，让我想起《百年孤独》里布恩迪亚家族为了抵抗失眠症而反复上演“阉鸡的故事”的那一桥段。生活里有孤独。《百年孤独》里有，《红楼梦》里有，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更有。各有各的味道，都是孤独的味道，又是不一样的味道。

　　做编辑半年时间了。这期间，收获了比较复杂的东西。在本市的一次培训班上，发言当中我说我发现编辑是个伟大的职业，引起现场笑声一片。其实这话我发自内心，做编辑前我压根不知道。写作二十一年来，我只负责写、投，然后等待被刊印出来，拿到手是印刷好的文章，可欣赏，可珍藏。敝帚自珍，自认都是血汗换取的成果，却从未好好想过，这里头更有编辑的功劳。从当年校园刊物的几位编辑老师，到后来的市刊、省刊，到外省刊物，再到国家级大刊，每一篇作品都离不开编辑的劳作。所以我说，这些年，跟编辑之间，我欠他们一份恩，他们给我一种无私的付出。这样说并不是忽然心血来潮。身在其中，一头扎进去，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地修改推敲着别人的文章的时候，由己及人，蓦然明白以前所有的亏欠。那些伴随我走过来的编辑，他们也是一路搀扶我前行的人。作为编辑，面对文字的时候不自禁地就有了一份公心、无私，还有勤劳和一丝不苟。因为考虑到本土刊物既要有外来力量带动，更要注重本土文学人才培养，所以除了选择外来成熟作家的投稿，每期我都要编辑出几篇本土作者稿件。困难和考验便来了。本市四县一区目前还没有一个专业作家，作者都是业余在坚持文学。因为本地没有文学院，没有专业艺术家编制，也就没有专业作家。包括我在内的业余作者，我们都有本职工作，或者谋生的方式，每天都需要为之奋斗，去挣几斗米，或者几个铜板。因为人活着首先得糊口。相比之下，文学只是业余，挚爱也罢，点缀也好，或者是敲门砖，当然更可能只是一份乐趣。我们在对付生活的同时，挤出来一点时间给文学。所以要苛求大家，是困难的，也是不近情理的。自然来稿中小说稿良莠不齐，作者水平有高有低。几位成熟作者因为太忙，写得很少，我面对的大多数是初学写作者。投来的稿件比较潦草。有人不写作者名，不留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我将稿件从手机导入电脑，清除手机记录后，常存在不知道作者是谁的情况，只能去市作协会员群里问。好在西海固人实在，作家们因为有文化，内心比常人更为柔软，被问及也不多心，私信告诉我说自己投的稿。也有人不发文档，直接粘贴一团文字给我，我得建立文档，再粘贴过去。还有人不会简单的排版，连每段首行缩进两个字符也没有，看不出分段，一篇文章就是巨长的一段。我耐着性子一一编辑，从题目、内容、布局、排版、错别字、“的地得”的使用，到整篇故事的安排、调整、删减、精缩。有时候卡住了，卡得寸步难行，我便举头望高处，望身后流走的二十一年时间。我写作二十一年了，用西海固的土话来说，活了个狗大的年龄，居然把一大半时间投注在了文学里。二十一年时间足够我锤炼出一种对语言文字的感觉——敏锐，精准，严苛。现在以这样的感觉修改别人的文字，有种无从下手、力不从心，又没法放弃的感觉。一边愤愤地生着气，心里说咋就写出这样的文字，还算小说吗？应该被直接毙掉！真要将其改出点模样，估计会累到吐血。手却在一边不停地忙碌，一刀一刀裁，一下一下剪，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推敲。往往是两天时间，还没改定一个小短篇。曾经把一篇八千字的短篇改到了四千字，将两万多字的中篇改成了一万字的短篇。这其中最大的感受就是难，太难了，做编辑难，不容易，默默付出，做着别人的嫁衣。我近来在忙工作调动，可能要去做专业作家，想着再也不会做编辑，这才有勇气说出半年编辑生涯的切身感受。好在也有收获，痛苦的时候并伴有快乐，这就是蓦然看到一篇还不错的作品，眼前一亮，怀着激动，马上动手修改，并不断标注出修改内容，写出修改原因，和作者在微信上详细探讨。更幸福的是，有优秀本土新人冒出来。去年还真冒出了一位，一出手就颇有小说的神韵，让我大大高兴了一把，和他探讨新小说一度成为很愉快的事。这期间还得坚持自己的写作。面对纸张和电脑，构思和写作，似乎都成为困难的事，有时候枯坐好一阵也没有感觉，只能颓然收场。我似乎迷恋上了编辑中的修改，那种在别人文字里修补、拆迁、删减、粘贴、挪移的琐碎的感觉，这当然是令人沮丧的，却让人有种深陷其中不想出来的感觉。不由得警惕，逼着自己转场，把战场迁移到了手机上。五寸长的小屏幕，随时随地打开，用拼音输入法写字，居然在不经意间就写出一段、两段，甚至一口气写半个短篇。好处是这样的稿件一出来就是电子版，不像手写稿还得再次输入电脑。等到在手机里写好一篇，转入电脑，做整体修改，然后投稿。最近发在《小说林》的《绝境》、《红豆》的《榆碑》、《满族文学》的《眩晕》、《人民文学》的《众筹》、《雨花》的《韩式平眉》，都是这种方式写出来的，手头新写的几个短篇也是。题材也不再只写村庄、乡土、记忆和过往，对当下、眼前、现实、城市，都尝试去关注和阐释，当然是以小说的形式。

　　祖母去世一周年了。疫情尚未结束，祖母的埋体被从五百公里外拉回老家，活着的亲人们都赶来送别。农历三月的凌晨，昨夜的薄雪被谁的手压得又轻又白，通往拱北的路途两边所有的树木都挂着一层这样的薄白，好像树木在为祖母戴孝。天地也在悲痛吗？真正的悲恸竟然是后来才慢慢发酵起来的。时日慢慢叠加，我一天比一天清醒地认识到祖母已经再也见不到了，虽然都说到了来世还有见面的机会，可那难道不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眼前需要跨越的是一道生与死的鸿沟。祖母高寿，一生清淡如水，却有无数值得回味的地方。她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西海固乡村妇女，含辛茹苦一辈子，忍辱负重一辈子，她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简单、老实、善良。要不是亲眼看到，我不敢相信，世人肯定更不愿意相信，这世上真的有这样单纯善良的人，仅仅依靠勤劳和善良，就支撑她在人间活过了九十多个寒暑。这么多重重叠叠的岁月里，她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回想让我汗颜。蓦然发现，近来作品里所缺乏的东西，就是善良和淳朴。我笔下的人物、故事、情感，似乎都越来越现代，越来越功利，有了算计，有了计较，少了宽广、了然、包容、豁达、善良。反思让我冷汗潸潸。尤其深夜从梦里惊醒以后，我望着黑暗默想，祖母，她走了，带走了她的故事，但她言传身教留下的一些东西我得坚守，宽容、淳朴、善良、真实，任凭现实生活如何变迁，这份珍贵的人格财富不能丢。我又拿起笔在纸上写，让节奏慢下来，慢到察觉不到在写作，而是和过往对话，和已故的亲人对话。以笔为手，我打捞着已逝岁月里的那些生动和美好，便有了新小说《时间花环》《落花胡同》《红袍小将》，和正在构思中的《时间雕花》《银簪》。初稿完成后，一个字一个字往电脑里输入的时候，我忽然不着急了，好像这个枯燥的过程也成了一种享受。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急什么，时间还那么多，慢慢活吧，慢慢地走向和祖母重逢的来世吧。

　　生活在变迁。外在，和内里。孩子们在成长，更多时间处于懵懂状态；我却清醒地面对着孤独。走过的路，走着走着就到了尽头；爱过的人，爱着爱着就找不到了；有过的梦，梦着梦着，发现天早就亮了。人生这样悲凉，人世又这样美好。常常像刚睡醒的吴子义一样，用懵懂未解的眼神傻乎乎打量眼前的世界，穿透眼前看向所有走过和读过的想象过的惊惧过的向往过的美好的和不美好的世界。吴子义是祖母去世后不久我遇到的，如今它已经身材欣长。想念祖母的日子，写作的日子，都还很长很长。急不得，不需要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一个白天一个黑夜，慢慢地来吧。时间亘古，人在中年，江湖辽远，梦想其实早就日渐地稀薄，每一天都在全身心地扑在生活的摊子上，守着酸甜，也守着苦辣，守着冷，也守着暖。有什么在贯穿时间、空间，和变迁抗衡，和流逝抗衡？当然是文学，小说，小说里的人和事，流云和清风，花红和叶绿，白雪和红梅，林黛玉和贾宝玉，天上和地下，生和死，爱和恨，拥抱和别离，思念和忘却。大意相同的话在不少创作谈里说过，却还是忍不住要说。文学，小说，大的外延，小的内涵，囊括起来就是一个用文字承载和包裹的世界，很小的世界，很大的世界，收留我，我的心，我在凡俗生活之外的全部。时间如何变迁，自我如何变迁，唯有对文学的爱，始终不会随着变迁而松手。这样的爱，挺暖的。拥抱着，永不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