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跃华 罗振亚

　　作为现代学科的重要组成，文学书写与国家想象的建构在在相关。在“新冠元年”这一宏大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诗人与诗歌似乎也放下了自身的傲气与矜持，以特有的方式书写诗歌，铭刻历史。相较于文字的悲痛与无力，阎志似乎暂时藏起了自己的诗人身份，他捐款，参与筹建方舱医院，筹措医疗物资，捐赠建设应急医院。一件又一件公益将阎志置于巨大的曝光下，可没人关注阎志的诗歌。人们说，文字是没有力量的；人们说，诗歌是没有实际功用的；人们说，阎志是企业家、是慈善家，可没有人说：阎志是诗人。但实际上，阎志所有的隐秘与痛楚、所有的道德与志向都隐藏在他的诗歌之中。在现实中的勇猛精进之外，阎志的诗歌总是操着略带忧郁、节奏舒缓的语言，呈现出一种“回退”的姿态，一种内省的力量。更进一步，“回退”的姿态不仅是阎志的诗学风格，同样也关涉到诗人的生命态度。在“世变”“时变”与“文变”之间，诗歌作为文学之一种，爆发出拯救世道人心的巨大能量，从而成就了自身的“无用之用”。鉴于长诗《挽歌与纪念》在阎志诗歌创作中的核心地位，本文以《挽歌与纪念》为考察对象，兼及其他，试图对阎志的诗歌创作作出整体性的阐释。

一、从乡村到都市：欲望与恐惧的迷失之旅

“童年”是阎志诗歌的重要母题，按照新批评派的观点，“一个语象在同一个作品中再三重复，或在一个诗人先后的作品中再三重复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分量”，成为诗歌创作中的“原型”。每个人的人生都开始于童年，而多数诗人的诗歌创作也同童年有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不仅构成阎志的人生起点与创作起点，甚至决定阎志的人生方向、创作走向。对童年的怀念往往意味着童年的消逝，是时隔多年对“过去的生活”的追忆，阎志笔下的童年与其说是对童年的发现，不如说是对童年的“发明”。因此，尽管童年的生活不免悲苦，诗人展现的始终是一种温暖的情意。在诗人笔下，童年被幻化为“鸟”的形象，是自由与欢快的象征，父亲与田野的风、翠绿的植物与故乡的山岗、篱笆与幸福的蝉鸣，都成为诗人的主观意念与客观景物相互交融的契合点。在这样的书写中，人类的童年呼应着世界的初启，与自然契合的同时更多出一种世俗的欢乐，人间的烟火。

　　但城市的诱惑无处不在，自都市诞生之初，不论受到怎样的诋毁、谩骂，城市依然化作“蛇”的形象，蛊惑亚当与夏娃的后代。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走上诗歌创作之路，阎志的诗歌创作便不得不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密切相关。在欧阳江河的陈述中，社会的市场化转向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断裂”：“对于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我们已经写出的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阎志的创作虽然并未体现出知识分子在“庙堂”与“市场”的艰难抉择，却依然不得不直面由“乡土中国”向“欲望都市”转型的激情与恐惧。对于出生于70年代的阎志而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向恰恰对应了诗人的成长之路。如果说诗人的童年经历了“乡土中国”的恬淡与温暖，随着当代中国的激烈转型，宽阔的街道、摩天的高楼等具有实体样态的物质元素带来了崭新的经济模式与诗学体验，从而成就了王德威所谓的“欲望现代性”。

　　在阎志的诗歌中，“欲望的现代性”始于黑色花朵的绽放：十岁之时，诗人看到“麦穗盛开一种黑色的花朵/母亲在田埂下采摘/父亲在田埂上采摘”，十五岁那年，“父亲开始种植/栗树上盛开的花朵/被黑色侵染/人类的耳朵/听到了黑色卷土重来的/步伐”。这当然是色彩与声音的隐喻学，没有必要深究黑色的花朵究竟意味着什么，可敏锐的读者知道这是工业时代降临乡土的隐隐预兆。早在1920年6月，郭沫若便在著名的《笔立山头展望》中将工业时代的废弃物视为“黑色的牡丹”，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新时期初期，在铁凝的《哦，香雪》之中，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火车徐徐驶过“台儿沟”的展台，为封闭、落后的“乡土中国”带来无尽的现代化想象。而到阎志这里，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诗人早已不复工业时代初期的浪漫想象。在诗人这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没有生产出“解放”的能量，反而耗尽了人类自身对现代化的所有期待。更为揪心的是，年长后写就的诗歌并不具备穿越时空的能量，作为诗人的阎志只能站在时间长河的对岸，看着年幼的自己一步步迈入激情与欲望交织的迷失之旅。

　　于是，冒险之旅开始了。幼小的诗人开始失眠：“我的出走/源于我的睡眠不足/安静的乡村令我无法熟睡/我总在半梦半醒之中/构想自己的城。”欲望的怪兽在咆哮，都市以它特有的魅力诱惑着诗人。十六岁那年，“乡村诱人的体香”再也不能唤醒诗人的情感记忆，诗人的乡土之恋走向终结，成为“淋漓尽致的牺牲”，“从一个悲壮/走向/另一个悲壮”。行文至此，诗人的叙述风格急转直下：

　　终于

　　我霉烂在

　　泥土之中

　　四周长满黑夜的草

　　盛开 黑色的带脓的花朵

　　我的尸体上

　　爬满肉蚂蚁

　　臃肿的蚂蚁

　　洋溢着

　　死亡的气息

　　我的坟头

　　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怀抱人类的未来

　　向着太阳傻笑

　　终于

　　一切

　　霉烂

　　在这里，童年与乡土时期温暖、舒缓而略带忧伤的诗风被打破，霉烂与死亡，黑夜的草与臃肿的肉蚂蚁，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汹涌而下，转瞬间撕破了“乡土中国”的温柔面纱，父亲的沉默与母亲的关爱也不再能打动年幼的诗人，在十八岁——一个“成长”的年纪，“我撕毁了自己的面具/我带上魔鬼的面孔”，“朝我的背面驶去”。从乡土走向都市，阎志在节奏与风格的变幻中书写出恐惧的未来影像，却无法阻止年幼之“我”的坚定步伐，踏着乡土的余晖，“我”一步步走向逆天改命之途，在步履匆匆中奔赴一场新的“约会”。

　　然而，城市是“冷漠”的，“城市就是蟾蜍和蛇”，它的外表是“魅惑”，它的内在却是丑恶与冷漠的结合体。年轻的诗人再次“失眠”了：“还有很多灯光/还有很多车鸣/失眠也成为一种宿命。”“失眠”并非无梦可做，而恰恰是过于强烈的欲望使主体无法入睡。这个城市的初来者、闯入者，在欲望的勃发中奋力挺进，他抛弃故土，抛弃父亲，以此换取城市的收留，在“出卖、欺骗、荒淫”中，终于洞察了城市的隐秘：“交易”——城市与市场永恒的法则。故乡的宁静与母亲的歌唱，成为年少之“我”的贩卖对象，在艰难中“乞讨”中，却没有丝丝缕缕的同情之心。最终，在最为重要的“交易”中，“我”赌上了自己，“我”的双手、“我”的双腿、“我”的眼睛、甚至于“我”的肝脏，“我”完成了“自我交易”，用器官换回钞票，用钞票换回象征着都市欲望的帝王大厦。

　　欲望的顶点恰恰是恐惧的顶点、疲乏的极致，或许正如波德里亚的深刻表述，饥饿和匮乏，是前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而疲劳，则是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症候，是“丰盛”之后的自我迷失。提前完成了资本生产与财富积累的诗人，在短暂的自我满足之后，回望一路的激情与欲望，不仅没有生出生存的实感，反而陷入难以抑制的迷惘与忧愁。他站在帝王大厦的顶层，手中握着城市的砝码，俯视四处奔波的芸芸众生，却患上了“黄昏的忧郁症”：

　　我拥有了城市吗

　　我又失去了城市吗

　　我所有的交易与乡村无关吗

　　我将会得到什么？

　　没有人回答我

　　城市依然冷酷如同那轮不常见的弯月

　　默对着

　　几千年的欲望

　　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在都市取代乡土的社会背景下，曾经带给无数骚人墨客温暖与留恋的湛湛明月，都成为冷酷如铁的都市背景图，默对着人类社会无限膨胀、永无休止的饕餮之欲。一切都是欲望生产的幻象，是虚假的身份给予，更是物欲横流中的自我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被都市欲望所“异化”的诗人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由与选择，只能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远离童年，远离故乡，远离风的流浪，远离紫蜻蜓的守望。在满怀激情的欲望追逐中，诗人终于迷失在都市的城池之下，在时代的轰鸣中愈陷愈深。当然，一切并没有结束，“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路遥关于高加林的深情忏悔的描写虽然被指摘为不切实际的文学想象，但在市场转向的历史大潮中，又何尝不是为最后的乡土留下了最为真挚的最后一瞥？

二、孤独而温暖的“精神原乡”

尽管带有某些自传甚至是写实的色彩，诗人并未对都市与欲望本身进行大肆书写，在诗人的吟唱中，隐隐感觉到一台高速旋转似乎永远无法停止的欲望机器，但更多的却是疲劳、恐惧、迷惘以及忧郁。《挽歌与纪念》虽然大致讲述了诗人离开家乡、初尝爱情、追寻梦想、迷失自我、挣扎痛苦、复归平静、开启心路的成长历程，但对诗人人生阅历的单向排列仅仅是诗歌书写的基本素材。在对“写什么”的细致探求中，诗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同快速切换的电影镜头，呈现出时代浪潮下诗人自身的心路历程。与此同时，诗人在诗歌书写中分裂为两个独立而相关的“自我”。一方面，年少之“我”一路走来，在激情与欲望的社会转型中苦苦挣扎，一步步迈入成功与欲望的殿堂。另一方面，年长之“我”又紧紧盯着年少之“我”的一举一动，以近乎“上帝之眼”的全知视角俯瞰着年少之“我”，将多年之后的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融入年少之“我”的人生旅途中。在这样的全知视角中，诗人如同无所不知的全能之神，他不仅可以随时对年少之“我”进行插入式评论，还可以对年少之“我”的未来作出预测或回顾。因此，在诗歌的开始，诗人便以预言家的口吻预言了“我”的逃离与回归：

　　12组癌痛患者居家自我管理能力得分的比较(±s,分)组别n自我管理能力总分 情绪管理 不良反应管理 疼痛监测 工作与休息管理 治疗依从性 饮食管理

　　我从梦中站起

　　开始向往已久的流浪

　　麦稞以其光辉

　　夜莺以其亮泽

　　将照亮这一旅程

　　我将在梦中

　　寻找一切可能的现实

　　我将在梦中

　　寻找一个绝对宿命的借口

　　以帮助我们逃离

　　预言式的口吻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全知的上帝视角紧紧锁定自我的成长方向，每当“自我”在欲望的红尘中显露出莫名的激情，年长之“我”便行使全知视角的审判之权，将其打入恐惧与疲乏的漩涡。在这个意义上，“欲望的现代性”向诗人显露出诱惑的身影，却只能得到隐隐约约的呈现与感受，年少之“我”的激情总是一闪而过、无法捕捉。尽管诗人描述的是社会转型期深陷欲望漩涡的心路历程，但由于年长之“我”的介入，对欲望的追逐却总是被一种疲乏、恐惧的情感取代：

　　城市人

　　也有像我一样正在蜕化为城市人的

　　乡下人

　　一拨拨地消失在

　　“帝王大厦”的厅门口

　　厅门

　　“帝王大厦”的厅门

　　使我想到了路边的妇人

　　漆黑的坟茔

　　黑夜的背影

　　蛇的唇剑

　　在向城市的“挺进”中，“我”不仅没有呈现出人被物欲异化后的疯狂状态，反而识破了“帝王大厦”的诱惑。这显然不是困囿于都市欲望中年少之“我”的真实情感体验，而是年长之“我”顺着时间的秘道溯源而上，道出了年少之“我”无法理解的隐秘。因为双重视角的设置，诗人从欲望的包围中解脱出来，呈现出一种“回退”的姿态与反省的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漆黑的坟茔”“黑夜的背影”“蛇的唇剑”等带有黑暗色彩的意象成为欲望都市的本质隐喻，开启了年少之“我”的逃亡之旅。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少之“我”逐渐成长，与年长之“我”开始重合，最终融为一体，诗歌的书写也由对话式的复调过渡为“自我”的独白与呓语。研究者指出阎志的诗歌经常处于一种类似于“梦呓”的迷惘状态。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艺术手法为诗歌营造的整体氛围，而是由诗人自身的生命态度所决定的。当“自我”参透了都市带来的“异化”状态，被“询唤”的欲望主体便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石，成为“悬空”的存在，呈现出一种“漂浮”的状态。因此，梦、逃离与流浪便成为诗歌的中心意象，从而揭示诗人内心隐秘的迷惘：“梦中的梦中/醒来中醒来/从不在梦中/从不曾醒来/无法掌控的岁月/又尽在掌控。”这显然是一种难以确定的语气，一种混沌不明的状态，诗人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红尘梦碎，何去何从？白玉为床，又有何种意义？当欲望的主体吞噬了一切，最终又反噬了自身，他该如何面对时代的噬心命题？因此，在诗人的呓语中，常常是一种自我盘诘式的疑问语气：“抵达了吗/还是仍在途中/投降吗/钟声远离教堂；你真的在这里/一直等待着我吗/如果我们知道了结局/我们还会开始吗/我们是会相遇/还是会分开；在时光的交错中/我与你必定擦肩而过吗？”疑问句的大量运用不仅显露出诗人的“悬空”与迷惘，同样也意味着诗人对“自我”的追问与内省。时间与空间，所有的一切又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回到诗人最初的起点——故乡。

　　诚然，对原乡神话的深情呼唤似乎显得幼稚，显得孤寂。诗人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独自踏上孤独而温暖的返乡之旅，找寻早已被抛弃的、被遗弃在记忆深处的故乡：

　　有些时候

　　我想走走乡间的小路

　　希望被你们遗忘

　　看各色的花朵结出各色的果实

　　看春去秋来

　　看一个人在时间之外 老去

　　乡间有许多温暖的东西

　　譬如久违的牛粪 还有炊烟

　　炊烟犹如升腾的云彩

　　飘向我可能抵达的地方

　　从逃离到抵达，这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返，而是面对社会喧嚣显露出的心灵态度。在阎志的理解中，诗歌更多是以“多种媒介、多种层次，安静地渗入我们生活之中，有时让人休憩，有时让人安慰，有时让人欣喜，有时让人悲伤，有时让人安静，以无可替代的现代人精神安慰剂的作用融入我们的生命”。很显然，诗歌不能直接改变诗人直面的现实世界，不能如机器一般直接作用于生活实体，但没有人可以忽略诗歌的存在。诗人的吟唱打断了欲望的侵袭，将诗人拉入过往的回忆之中，在记忆与虚构的交织中再造诗人的精神故乡，给予诗人无限的心灵抚慰。随着诗人精神世界的回缓，诗歌的叙述也不再咄咄逼人，诗人放下“梦中的惊醒与实践的慌张”，用宽容的生命态度来怀念生命经历的种种。广袤的田野与乡村的姐妹、温暖的风与少女的纯真、青稞、麦穗，以及炊烟，这些铭刻着乡土情感、带有原始田园意味的清新词汇，再次构成阎志诗歌的核心意象群，呈现出平淡温和、从容博大的生命态度。

　　故乡，这一人类文学史上最为沉重也最为永恒的原始意象，构成了诗人写作的起点与终点。或许有人会质疑“原乡神话”的虚幻性，指责“原乡神话”对社会现实的逃离性质。然而，在一个欲望为王、都市魅影、机器收割一切的现代化语境中，这不正是诗歌书写的应有之义吗？更确切地说，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与直面现实的生命态度是矛盾的吗？当一座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当都市的霓虹灯闪烁出灼热的光芒，当宽阔的街道上人们行色匆匆、面容冷漠，对“原乡神话”的深情呼唤难道不是诗人对这个世界报以最美好的祝愿吗？文学并不参与具体的实践行动，但由文学所激发的审美现代性同样构成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势能，在江河日下、世道浇漓的今天显示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诚挚。在这个意义上，阎志的诗歌创作构成了一种“回退”的姿态，一种内省的力量，不仅为自身构建出温暖的精神寄托，同样为尖锐的欲望世界提供了回缓的余地。

三、生态关怀与异化忧思

正如谢冕所言，不论阎志如何自恃以恪守艺术的“纯净”，他“悲天悯人的心境，远远地超出了他所一厢情愿地坚守的目标——他对现世的关怀是如此地深切，我们透过他的诗句，读出了他的全部悲哀”。“回退”的姿态与内省的力量让诗人体验了欲望世界的残酷，但我们的诗人并没有进入崩裂的状态与绝望的境地。一方面，“回退”的姿态与中国的道家传统相结合，为诗人构建出“桃花源”式的精神故乡；另一方面，“回退”的姿态又是“内省”的力量，从而构成儒家“入世”精神的起点，由绝望到希望，一种创造性的逆转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勃发。因此，在勘破欲望的迷津后，诗人不仅回返到个体精神世界的原初状态，还深切地注视着脚下的大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欲望以及人与机器等多维度的观照同时进入诗人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关切打破了传统理念对“商人重义轻情意”的偏执，为我们树立起一个丰满的、具有社会现实感的商人形象。在诗人与商人之间，一条隐秘的暗道被打开，诗人的诗性正义改变了商业社会的贪婪本质，而商业社会的物质积累为诗性正义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如此种种，都在诗人的抒写中有所反映。

　　有关“新冠元年”的思考再次将严峻的生态问题摆上现实的层面，不论我们如何赞扬人类面对疫情的勇毅、果敢，甚至于虽死犹生的崇高精神，似乎也不能缓解人类面临生态问题的尴尬处境。诗人作为信使，似乎对未来拥有特殊的敏感。或许恰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对诗人“信使”地位的强调当然不是指诗人具备巫师般的预言功能，而在于诗人抛弃了实用主义的立场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以更为清澈的眼眸来看待人类与世界的衍化。由于扭转了观照世界的视角，诗人总是能在固有的价值体系之外发现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就阎志而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似乎是他诗歌创作的题中之义。早在2010年，邹建军便将《挽歌与纪念》视为“当代中国的生态寓言”。这样的称呼虽略带夸张，却凸显出诗人对生态问题的敏感。所谓“生态文学”，是特指“在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图式和运行机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文本的核心，“并揭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及其背后的深层人类思想文化危机，同时以生态整体系统为价值基础”，对自然与人的整个生命系统进行道德关怀和审美观照的文学。阎志的诗歌虽然不能称之为纯粹的“生态诗歌”，却渗透着浓厚的生态意识。长诗《挽歌与纪念》虽然被誉为“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一个国家的命运录”，但鉴于诗歌内部巨大的张力结构，“生态意识”依然是解读阎志诗歌的有效线索。

　　如果说诗人对“干风”“湖水”的关注源于经济时代工业化的切肤之痛，诗人对“蚬”的隐喻几乎破开时空的限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笔想象了“新冠元年”的恐惧魅影：“‘蚬’病毒——由一起恶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一种极为可怕的传染性病毒。在人们还来不及分析病毒成分和抵制办法时，它席卷了整座城市。一染上该病毒，自生殖器、口腔两处开始霉烂，在七天内迅速漫延全身，乃至骨髓……”考虑到诗歌“批阅15载，增删5次”的艰辛历程，可以说阎志在20世纪90年代便对传染性病毒的巨大隐患进行了有效思考。诗人并非医疗人员，也不是专业从事病毒研究的微生物研究人员，但诗人对公共卫生事件有可能引发的传染性病毒投入了巨大的关切，他甚至详细描述了“蚬”——虽然我们不能知道“蚬”究竟为何物，我们甚至不能得知诗人如何预知了“蚬”的形而上存在。时隔二十多年，当今天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无与伦比的狠辣夺走不计其数的生命；当今天的人类只能蜷缩在口罩的庇护之下，以弱小的姿态背负病毒带来的时代重压，我们又该怎样认识这个曾在二十多年前对病毒充满忧虑的诗人，现如今又对新冠疫情给予巨大物质支撑的商人？

　　

　　在茫茫大地之上，诗人的语气散发出惊人的绝望，这不是对机器的绝望，更不是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声讨。究其根本，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悲观，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的疼痛呼喊。这不是简单的机器取代人的问题，而是人被“异化”为机器的“沉重的时刻”。在现代化的社会语境中，发明机器的本意在于减轻肉体的沉疴，从而达到解放自身的目的。但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机器不仅没有将人类从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反而再次加重了劳动的长度、强度，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合法性被取消，被异化为不知疲倦、毫无情感体验的钢铁机器，沦为工业文明的悲惨祭品。而诗人的创作，不仅体现出对工业社会的尖锐批判、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诗歌文本中对“原乡神话”的吟唱同样也构成唤醒人类情感记忆、逃离异化世界的契机。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中的城乡与贫富差距、自然灾害中的人性与道德等现代社会内部的矛盾性都在诗人的创作中得到或隐或显的体现。篇幅所限，不再详述。毋庸置疑的是，在阎志的诗学言说中，精湛的诗歌形式下隐藏着诗人滚烫、炙热的心，是现实主义诗学精神的集中显现，是诗学正义在现实世界中焕发的惊人光彩。

　　市场转型时代的个人蝉蜕、欲望笼罩下的“精神原乡”以及工业时代的生态问题与异化忧思构成阎志诗歌书写的三维坐标。在元气淋漓的诗歌修辞下，个人的精神成长与时代的命运沉浮在诗人的激情表述中交织为悲喜交加的浮世绘，显露出改革开放时代的物质狂欢与精神痛楚。在近于“迸裂”的书写中，内蕴着矛盾重重的张力结构。诗人沉醉于欲望都市的滚滚洪流，又不得不迸发出声嘶力竭的诅咒；诗人诅咒“乡土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又时时流露对童年、故乡的流连与依恋，展开孤独而温暖的原乡之旅。在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之间、在中国传统的“出世”与“入世”之间、在诗人与商人之间，阎志始终秉持一种“回退”的姿态与内省的力量，以“回退”的姿态直面现实社会的艰难困苦，以内省的力量反思现代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在凸显诗人珍贵品质的同时，也彰显出诗歌的伟大品格。

　　注释：

　　①赵毅衡：《新批评文集》，百花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②阎志：《大别山以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③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9页。

　　④唐祈：《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⑤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页。

　　⑥邹建军：《以我写世 以梦写实——〈挽歌与纪念〉的抒情方式》，阎志：《挽歌与纪念》，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⑦阎志：《结束或开始》，《中国诗歌》2010年第1期。

　　⑧谢冕：《守望是在山林之上》，阎志：《挽歌与纪念》，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⑨邹建军：《当代中国的生态寓言——阎志长诗〈挽歌与纪念〉中的四个意象》，阎志：《挽歌与纪念》，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⑩雷鸣：《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阐释路径》，《学术界》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