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一条神奇的回头路，沿着它，我们可以找回生命经历过的全部寒暑。”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以下简称《家乡》)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以28亿票房高居国庆档电影第一位，也是唯一票房过20亿的国庆档电影。成为继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又一部成功的拼盘集锦单元式故事影片。纵观《我和我的家乡》里的五部作品——《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电影通过小品式的电影形式，以五个小故事拼盘，生动表现了国家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在医疗、科技、教育、环境、旅游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具体内容见表1)。
一、“手抓黄土我不放”——主旋律电影的喜剧内核
表1 《我和我的家乡》主要部分介绍
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腾进贤正式对全国电影创作团队提出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1989年出品的《开国大典》成为主旋律电影的标志性作品。主旋律电影现在一般是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艺术词典》中对于“喜剧”的定义是：“以产生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喜剧内核正是指这种除了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风格鲜明的纯喜剧电影之外，喜剧性不断在电影行业扩大和辐射，导致在其他类型的电影中让人发笑并表现出某种喜剧效果的特质内核。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在感觉里面使诸官能满意，这就是快适……一切的愉快(人们说的或想的)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感觉。于是凡是令人满意的东西，正是因为令人满意，就是快适的。那么，规定着倾向性的诸感官的印象，规定着意志的理性诸原则，或规定着判断力的单纯的反省的直观诸形式，有关情感上的快乐的效果，——这一切便是全然同一的了。”在这里康德用“快适”指代让人发笑的喜剧性，用判断力指代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想化期待。其实就是解释为何人会感到“快适”，即快乐而发笑，姚斯也曾用“期待视野”来具体阐释这一理论。
数百年来，喜剧的研究者们对喜剧的精神内核进行了种种研究和讨论，而有关喜剧的“不协调”概念是其中的重要观点。喜剧电影的内核同传统戏剧类似，两者都是“不协调”。而所有的“不协调”概念，都是以康德的期待和落空之间的不协调为基础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叔本华的概念与客体之间的不协调，伯格森的生命与机械之间的不协调，里普斯的大和小之间的不协调等等。
在《家乡》第五拼盘中，《神笔马亮》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挂职第一书记马亮对人生与事业的抉择，其喜剧情境设置带有“开心麻花”团队一以贯之的诙谐、搞笑特点。沈腾扮演的马亮在得到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留学机会后，放弃了这个机会，要去茴香村扶贫。练摔跤的妻子秋霞不仅反对这一决定，还去单位大闹一通。迫不得已，马亮便用自己的画笔画出了一间俄罗斯大学的宿舍样板间，并虚拟布置了一系列俄罗斯风貌。马亮对妻子秋霞的善意欺骗令人啼笑皆非。影片中，马亮对扶贫工作的投入、于平凡中的伟大被刻画得恰到好处，演员对喜剧分寸的把握也都恰如其分。尽管情节设置和安排有失真之嫌，但不妨碍《神笔马亮》的煽情和喜剧性。
在第四拼盘《回乡之路》中，故事讲述了扎根农村、振兴家乡的乔树林被人误解，最终获得直播网红闫飞燕的帮助，在最后的剧情反转中完成了喜剧内核的实现；《北京好人》作为唯一取材大城市的片段，以喜剧形式表现乡村医疗条件和制度的改善，角度颇为巧妙，同时也是五部片段中“包袱”频出，情节最紧凑的一部；《天上掉下个UFO》用发明创造和网络直播的故事背景，表现乡村科技和旅游文化带给农村的巨大变化，切入角度充满想象力、新意十足。
在这些拼盘片段中，主人公身份与其言行的“不协调”，他人的态度和其社会地位的“不协调”等因素，同观众的认知相互作用，形成冲击效果，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改变当时的心理状态并且激发观众“笑”的机能，就是这样形成了喜剧内核。
表2 近十五年中国主旋律电影代表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国家不断号召下，面临着既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必须在市场化电影工业生态中创造经济价值，获得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而主旋律电影和类型电影的结合，无疑是重要的制作手段。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发展情况来看，在《家乡》之前，电影行业已经有多次成功的尝试。从表2数据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建国大业》是将弘扬主旋律与历史电影结合；《唐山大地震》将党领导下的灾后重建和家庭类型电影结合；《战狼》则集动作、战争、主旋律类型电影的特质于一身；《家乡》则是典型的将主旋律电影与喜剧电影结合。
主旋律电影不断从最开始的宏大历史和战争题材逐渐转型，融合了更多电影元素，从正剧变为喜剧，努力调动观众的情绪，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家乡》相较于《我和我的祖国》，取材上更小切口，具有喜剧效果，更容易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激起观众的共鸣。《家乡》在主旋律的大背景下结合时事热点和人民喜好不断抛梗，将主旋律和喜剧内核有效结合，迎合当下的网络文化，使得主旋律电影实现了进一步的创新突围。
在喜剧制作逐渐成为一个大碎片的过程中，喜剧电影既有当下政治现实的诉求，也有生活在文化缺失现状下个体对现实的感知。不同于以往的喜剧电影用诙谐幽默的方式批判讽刺现实生活，而具有强烈的干预和反抗性质，《家乡》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新的主旋律电影生产的可能性，以更轻松愉快、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方式，提出了新的主旋律电影模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二、“大时代的小人物”——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
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宏大叙事”始自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在此之上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延伸出“元叙事”的概念，在他看来和现代性紧密联系的“元叙事”或曰“宏大叙事”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及基督教教义等整合社会众多不同小叙事能够‘以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目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所建构的理论或教义”。具体来说，艺术创作中的“宏大叙事”是指“社会全景式的再现叙述者的‘史家的眼光，一种历史的观念，即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处理宏大的社会题材”，“对社会、对历史试图提供一种全知的权威的解释”。“宏大叙事”是一种全景地、多元地再现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叙事手法。
很明显可以看出，尽管在文学领域被使用和提起的次数更高，“宏大叙事”并不是纯文学领域的术语，而可以被运用到所有的艺术创作，包括电影艺术中。在《家乡》中，“个人情感”与“宏大叙事”对应着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它是一种更加细腻和生动的情感连接和建构。《回乡之路》中闫妮饰演的闫飞燕因为乔树林植树造林、振兴家乡帮助他直播卖货；《北京好人》中葛优饰演的张北京更是为了远方表舅的一袋大白兔奶糖决定铤而走险，用自己的医保卡帮他治病。这些发生在中国不同地区，但具有共同主题的故事，凝聚了不同程度上的“个人情感”，从多种角度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家乡》在“宏大叙事”中兼顾“个人情感”，在平凡中寻找亮点。这部电影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生动、突出的特征，也赞美和关照了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下有理想、善良、乐观、朴实的人。无论是医疗改革下的农村人、科技专利发明爱好者、带动乡村振兴的造林人、乡村教师，还是在坚持参与扶贫工作的书记，都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接触了解的人。这部电影展示的不是一个人的概念象征，它展现的一个个生动的、具体的、可感知的人，具有个体多样化的魅力。
从电影叙事学的作品结构角度拆解拼盘电影，它介于传统的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构二者之间。从电影的外部结构观察，拼盘电影采用的是非线性叙事结构中尤为典型的并置叙事结构。作为拼盘电影的代表，《家乡》使用了拼盘电影的内在要求与创作规律来设置情节。如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故事线索清晰，戏剧情境直接自然、铺垫少、节奏快地进入核心剧情，情节有“扣子”，结尾“抖包袱”或有反转。在这样自然巧妙的设置中，电影完成了“宏大叙事”和“个人情感”的有机统一。
在第三拼盘的《最后一课》，范伟扮演的老师因脑梗死诱发老年痴呆症，但难忘的是28年前离开望溪村前给学生上最后一课的场景，因此当年的学生和家人努力还原1992年的场景，上演了一出笑与泪并存，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摄影师曹郁在这一部分的拍摄手法也同样独到。电影特意将老范现在的生活安置在瑞士，以此与中国的乡村景观形成反差。在正戏开始时，运用闪回，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手法，帮助我们完整还原了最后一课的真实情景。
范老师再次踏上支教之乡时，故事中就孕育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张力。镜头逐渐进入他脑海中的场景，暗示的视觉最终会与自己的主观意识架起桥梁，短片也成为范老师的纯粹想象的物化展示。这最后一节课，是范老师的认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宏大叙事”的主题，这不仅是近十年来支教事业的终结，而且也是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的转折点，而从“个人情感”角度去看，这也是老范人生逐渐走向辉煌的又一个阶段。因此几十年过去，他还是无法释怀，依旧热爱可爱而单纯的孩子们。
可以说，《最后一课》是五个故事中最为深情的一部，它通过个体记忆与心理困境，以小见大精妙地展现出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既完成了主旋律的诉求，也捕捉到了人物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完成了宏大叙事和亲民主题的巧妙对接。同时，《家乡》也为未来的主旋律电影发展模式提供了范本，即将主旋律电影从宏大叙事，远离社会生活递降到日趋接近个体生活的共振性话题。在这样的主旋律电影的感召下，真正可以让观众做到“用家乡风景喂饱心灵，带着一身烟火继续出发”。
“宏大叙事”和“个人情感”的关系绝不是单级发展而是双向互动的，主旋律电影也在这样的互动中取得发展。电影情节必定来源于生活，因此“宏大叙事”电影需要阐发“个人情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这是电影艺术对人民生活的依赖。而“个人情感”需要“宏大叙事”是因为人民需要电影艺术来表达自己的心声，需要电影来满足个人的精神生活，从更高的要求说，人民需要在主旋律电影的某些情感和主题中得到熏陶和升华。
主旋律电影这种既需要“宏大叙事”又和“个人情感”结合的特点，其实体现了电影艺术的“人民性”。人民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文艺提供多样的书写，为文艺带来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而且表现在人民中潜藏着巨大的渴求改变的能量，而这种要求改变的能量构成了推动文学艺术不断创新的原动力。能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不仅关系到文学艺术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文学艺术的生存。在这种交互过程中文学艺术将会越来越走向人民，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
三、“东南西北的家乡”——拼盘集锦单元
拼盘式电影，也叫集锦式电影，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电影形式，即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由五六个导演分别拍摄几个具有相同主题的故事，拼盘制作成一部电影。拼盘电影具有喜剧性、流量性、娱乐性的特点。《家乡》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是拼盘电影的典型。
表3 近20年来中国拼盘电影代表作品
从表3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近20年来的拼盘电影的发展和变化。首先就是拼盘电影这一电影形式已大致形成并被受众接受，与此同时，电影的主题开始由爱情、家庭等主题逐渐靠拢主旋律主题；其次，随着时间的变化，其票房整体在不断上涨，但现象级的电影如《我和我的祖国》依然还是有着在特定时间和社会背景下由资本营销助推的嫌疑。
近年来拼盘电影大热，就电影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是因为当电影发展到这一特定阶段时，拼盘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就被视为一种逐渐成型的电影艺术新兴流派。在主旋律思潮的影响下，拼盘电影有可能借助时代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未来电影流派确立的重要表现形式，拼盘电影的出现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对中国电影产业进行了修复和不断创新和突围。回顾建国71周年电影文化产业战略，以拼盘电影作为一种新型记录方式，展现不同时代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成为一种新型的影视美学。
《家乡》设置了五个拼盘集锦，分别为《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导演分别为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与彭大魔(具体可参见表1)。《家乡》中的五个故事基本都采用了先抑后扬的艺术手法，故事流畅，冲突巧妙。例如，《天上掉下个UFO》以“寻找UFO”为主线，用村干部编造谎言和夸大宣传来营造笑点，情节转折点铺陈紧密，情节跌宕起伏。
但是，由于拼盘电影每个部分的时长限制，电影难以铺叙更多的社会背景，也难以在结构上翻新花样。《家乡》中的五个故事在情节结构上无一例外地都用善意的“欺骗”和“谎言”作为反转的前提并设置悬念，这种套路化、模式化的结构重复和意料之中的情节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拼盘电影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势必要结合如今电影行业的热点和大众文化的需求。拼盘电影首先应回归人本层面，思考进一步的结构和内容创新，以共生视野关怀创作；其次，拼盘电影应该重视媒介作用，巧妙利用合适的媒介和传播原理，在与观众交互式的沟通下完成转型；最后，还要关注影片上映的契机和节点设置。
四、“演戏就是解放天性”——狂欢下的主旋律电影
苏联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之一的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过程中曾提出“狂欢化”这一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除此之外，狂欢化或狂欢式也是重要的密切相关的概念。所谓狂欢化，是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艺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巴赫金提出要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同时重视语言环境和话语交际的分析。巴赫金的狂欢化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文化活动、仪式等现象，它属于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其二是限于文学批评研究的范畴，即研究各种狂欢节活动、仪式、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和体现。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各种仪式和世界感受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即为“狂欢化”。
尽管最开始是在文学领域被提出和运用，狂欢化对于大众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在提出之后被不断地衍化和发展，如米兰·昆德拉的狂欢“幽默”理论，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狂欢理论。
电影艺术在诞生之初就具有狂欢的特点。电影通过技术制造“电影时间”，使观众摆脱单向度时间链条的束缚，实现了对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意识的颠覆。巴赫金在研究狂欢文化时曾提出“全民性”概念：“狂欢节究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加入亲昵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如今电影院这个公共空间成了古代广场的替代形式，为人们全民性进入到那个狂欢的氛围创造了条件；电影中暴力与性及笑的张扬也都体现了狂欢节的一些显著标志。
从表2中主旋律代表电影的上映时间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的上映时间具有重要的作用，即点燃狂欢的时间节点。在国庆节、建军节、建党节期间热映，能有效引起观众的狂欢情绪，助力票房的增高。
作为典型的主旋律电影，《家乡》上映的时间具有特别的设计含义。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新冠疫情突发，中秋、国庆的双节叠加更容易激起国人关于团聚，关于怀乡的情感。《家乡》在国庆 71 周年这个特殊的节点上映，于电影行业是对2020年沉寂的电影行业的突围，于观众则是撕开2020年疫情下沉默观影世界的狂欢切口。《家乡》作为拼盘电影，将国家重大节庆的狂欢趋势预设到了影片的分线索中，积极引导观众把握在拼盘形式中与自身经历相契合的狂欢共情，继而对内心的情感进行合理化宣泄，又不至于离经叛道，正好在限度内呼应了主旋律电影的号召。在狂欢庆祝的同时，观众关注的本质其实是借助狂欢短暂解压，而2020年特殊的国际和社会状况使得更多观众有宣泄的欲望和情绪。因此拼盘电影《家乡》适时选择重大时间节点上映，获得了更多关注。
故乡是生命的集结地，是有关爱国最浪漫，最有煽动力的主题。《我和我的家乡》从小切口、小人物出发，沿用了拼盘电影的形式，用喜剧形式完成了对主旋律电影的突围创新。影片揭示爱故乡其实就是爱家庭、爱祖国、爱世界的主题，将个人情感与宏大叙事结合，选择合适契机上映，引发狂欢化的观影热潮，为主旋律大片赢得市场、产生积极的大众传播效果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注释：
①许南明：《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②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页。
③康宁：《喜剧电影的精神内核》，《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④杨乃乔：《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⑤王琳：《宏大叙事与女性角色》，《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⑥林昌保、李化来：《类型突围: 共生视阈下的拼盘电影研究》，《电影文学》2020年第17期。
⑦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民观》，《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⑧李文宁：《狂欢化理论的渊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⑨巴赫金著，白春仁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4页。
⑩左静：《巴赫金狂欢精神在电影中的消解——试论电影是一种变形的狂欢》，《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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