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楼记》讲述的是“我”姐姐所在的张庄即将拆迁，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姐姐打算加盖房子以得到更多的政府赔偿，而“我”这个在城市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妹妹，自然而然便成了这件事情的参与者，“我”也因此切身经历和亲眼见证了张庄村民和政府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我”既看到了农民的苦处和刁蛮，也看到了政府的难处和强硬。作者围绕拆迁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坚持自己作为“那个凶悍的、立志发现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说家”的态度，书写着人心与人性的幽暗与柔软。小说中的“我”，首先是一个返乡者，但阔别家乡十五年的“我”，对故乡却没有太多亲切感，反而抱持着一种冷漠、疏离的态度——“只要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在“我”看来，故乡仿佛是可怕的东西，是要用尽全力去逃离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对故乡保持着疏离甚至抵触情绪的返乡者，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乡村叛逃者。而这也内在性地决定了“我”的返乡并不像传统浪漫主义乡村写作者(如沈从文)笔下的知识者返乡，同时更因为时代的新变，“我”的反传统式的返乡更暗含了某种更复杂的意味。
一
在《拆楼记》中，“我”明知姐姐盖楼是违建，既觉得她得寸进尺，又无法坐视不理，于是便半被动半主动地卷入了这场利益纠葛之中。“我”深谙人性之幽深和复杂，将张庄人的狡黠与善良、愚昧与单纯尽收眼底，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睿智与焦虑，清晰地标记出了一个启蒙者的形象。“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自古以来，奉行“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士大夫群体便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理想和胸怀，“五四”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固然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但骨子里其实又无形中延续和渗透着传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时时表现着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而与之有所不同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是更受西方现代启蒙精神的影响，将塑造精神独立的个体(“改造国民性”)作为启蒙的首要任务，企图推进国民个体摆脱愚昧以实现生命个体乃至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恰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谈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由此，启蒙和改造国民个体之精神，便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大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在“五四”以来的乡村叙事中，从乡村出走的知识分子再次返乡——恰如鲁迅的《故乡》所写的那样——从而以一种文化批判的姿态和心境直面一种“文明和愚昧的冲突”图景，这成为启蒙叙事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在《拆楼记》中，城市知识分子“我”自称是“乡村的叛逃者”，无形中似乎也标识着其自身的启蒙者身份和启蒙意识。然而，与鲁迅笔下那些返乡者不同的是，鲁迅笔下的返乡者总是与故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乔叶笔下的“我”则是双脚结实地踏在了故乡的土地上，并侧身其中，把自己揉入了那个幽深的世界。这自然也带来了写作的不同。在鲁迅的《故乡》《祝福》中，“我”所看到的是闰土、祥林嫂的悲剧，是生命的破碎和我的记忆的破碎，是昏黄萧瑟的天空下让人绝望的世界，这个藉由“我”的眼睛所呈现出来的故乡，固然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某种本质性的一面，但却似乎也隐匿和遮蔽了它更丰富、复杂的一面(或多面)。而在乔叶的《拆楼记》中，我们沿着作者更显犹疑——甚而进一步畏缩——的启蒙目光，似乎更能发现那个已然陌生的故乡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被呈现，更直接地是因“我”而起。
在乔叶所讲述的故事中，“我”并不讳言自己是个“乡村叛逃者”，但再次返乡，当双脚踏在那块土地上，这种叛逃者——如果说某种程度上它和启蒙者是同义的话——的姿态和立场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最明确的叙述身份就是一个乡村之根还没有死的逃离者，一个农妇的妹妹……我一向从心底儿里厌恶和拒绝那种冷眼旁观和高高在上。我不喜欢那种干净。我干净不了。我无法那么干净。我对自己说：那就和姐姐他们混在一起吧，尽管混在一起让我很不舒服，我也不可能舒服，但我只能把自己投身到姐姐他们中间，投身到他们的泥流里。”“启蒙者”是相对于“庸众”存在的，他们身上有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和压抑感，《拆楼记》中的“我”，虽然也有这种孤独感和压抑感，但是它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或在启蒙叙事者笔下所常见的——那么强烈。正是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孤独感和压抑感，或者换句话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抵触感，所以“我”才最终“投身到姐姐他们中间”，投身到那场利益争夺战当中。
在乔叶的笔下，“乡村叛逃者”形象并不少见，她笔下的这类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功的“叛逃者”。这类形象，往往是作为启蒙角色出场的。比如《月牙泉》，这个小说中的“我”同样是一个妹妹，和《拆楼记》一样，“我”和姐姐的关系也是故事的起点，但是和《拆楼记》不同的是，《月牙泉》的重点落在了表现“我”和姐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眼中的姐姐的形象。李敬泽在《拆楼记》的序言中说道：“《拆楼记》的读者，应该读《月牙泉》。这是一篇让我很不舒服的小说，我克制着羞耻感把它读完。”可以说，《月牙泉》是通过城市知识分子“我”对农妇姐姐近乎本能的排斥和拒绝，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李敬泽所谓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我们并不陌生，在曹雪芹笔下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在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进城的时候，我们都有体验。而《月牙泉》中姐姐在听涛宾馆吃自助餐的那番“表演”，则几乎将我们这种羞耻感推到极致。也就是说，在这个小说中，“我”的启蒙者身份是无比鲜明的。然而《拆楼记》中的“我”却并没有这么地身份鲜明，如前所述，小说的重点不在“我”和姐姐的冲突，反而是在于她们在拆迁事件中的通力合作，由此，羞耻感被掩盖了，或者说被消解了。那么，我们当然也会问：是什么使得羞耻感被掩盖或消解的呢？
乔叶笔下的另一类“乡村叛逃者”也许掩藏着答案。这类“叛逃者”和前一类叛逃者并不同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并没有实现叛逃，而只是一些精神叛逃者。比如《叶小灵病史》中的叶小灵，那个穿着白衣、白裤、白鞋，打着白底蓝圆点的小太阳伞的乡村姑娘，她始终将进城作为自己最宝贵的人生目标，最终却无法如愿——无论她通过高考，还是婚姻，都无法挣脱她作为一个农民的命运。再比如《拆楼记》中的姐姐，这个姐姐的形象与叶小灵有着高度的重合，在她们同样心高气傲却又让人愈发心疼的青春中，有着让我们不忍直视的一种残酷。这种残酷，让我们在这两个小说和这两个乡村女性之间有所恍惚——或许我们可以说，《拆楼记》某种程度上是《叶小灵病史》的一个姊妹篇？当然，两个小说的相似，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即我们看到，在叶小灵和姐姐身上，我们能发现一种深深的悲悯——相对于启蒙批判而言，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悲悯，也恰恰是那种所谓“羞耻感”被掩盖或消解的根本原因。
二
也许，将乔叶的创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并从中找出一条启蒙叙事的发展衍变轨迹，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至少，我们可以试着观察：从她开始创作到《拆楼记》，是否潜隐着一条启蒙激情渐趋衰减的变化脉络？其实，时至今日，已经有了后来更具批判力的《认罪书》这样的作品，那么上面这个假设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认罪书》的启蒙批判力应该说是乔叶所有小说中最强的。但是，如果说《拆楼记》在启蒙问题上的暧昧和复杂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难道不正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更值得探讨也更有意思的话题吗？比如乔叶的启蒙立场究竟是怎样的？《拆楼记》中她所展现出的启蒙立场的暧昧，其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样的暧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她个人的，还是有某种普遍性？或许，这种启蒙立场的暧昧，与“故乡”本身也有关。在《拆楼记》中，“我”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还看见了一些老房子。很少，没有几座。整个村子转下来，也不过四五座。有两座被拆得衣衫褴褛，破烂不堪，一些家具无精打采地堆在里面，带着被抛弃的落魄神情”。现在的这个村景，一方面再也不是“我”记忆中清流汩汩、水草丰茂、薄荷叶青翠欲滴的故乡了；另一方面，这个故乡还带有一种末世意味，因为拆迁不单单是改变了一个村庄和生活其中的这一群人的命运，而且它本身还是一个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被终结的缩影和寓言——这是这场拆迁事件背后更深刻的隐喻。这是否也是乔叶作为新时代的返乡者和鲁迅那一代返乡者的差异性所在？
且看鲁迅笔下的故乡：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在鲁迅的笔下，故乡阴冷而悲凉，它的陌生，似乎是隔着比时间还久远的距离。但是这个故乡，和他儿时的故乡，会有更本质的差异吗？少年闰土手持一柄钢叉在深蓝的天空和有金黄圆月的夜色下刺猹，现实的闰土则讷讷而恭敬地叫着“老爷”；记忆中的故乡是社戏和三味书屋，现实的故乡则是被吞噬了性灵的祥林嫂和杨二嫂。然而，这一切的失落，更多地是因为“我”的变化——我的成长(尤其是精神的成长)，而不是因为现实本身的根本性变化。而在乔叶和我们的时代，“我”的变化(成长)虽然也是有的，但乡村之变却更具有根本性和彻底性——它是亘古未有、连根拔起式的。这样的两种变化，应该是导致作家叙事态度差异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已非近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乔叶也已不再是鲁迅——“身处其中和置身其外，这是乔叶和鲁迅两代‘返乡者’最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源自时代，源自一个世纪的中国变迁：梦想被拉近，希冀变成现实，当年的焦虑也好，今天的尴尬也罢，俱是‘现代性的后果’。”但是，虽然同是身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乔叶一代却是处在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时间节点上，而如果说，鲁迅对于故乡的凝望包含有告别的意味，那么乔叶对于故乡的凝望则不仅是告别，而且是永诀。同时，这种永诀又远不止于语言和情感，而是实实在在地关联着自身的生存。
乔叶这一代作家和故乡的关系，也许值得我们更广泛而深入地调查分析，因为相比于大半个世纪前的鲁迅一代，现代性的历史巨变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心境的改变，必定是有着巨大差异的。虽然知识者的身份和立场是相同的，但是所面对的现实，所身处的生活，都已经有了巨大变更。同时，经过了80年代知识界的新启蒙，中国作家对于精英式的传统启蒙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谁是启蒙者，谁是愚昧者，启蒙的盲点和局限等，这些知识性和思想性的问题，在那些变化中已经渐渐氤氲成乔叶一代青年作家挥之不去的知识和文化空气，纵然是他们有文化批判和启蒙的激情，这种激情相较于鲁迅一代，想必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吧。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鲁迅眼中的故乡不是一个简单的乡土再现，“而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乡土再造(叙事)”。而乔叶一代，却已经失去了这种“再造”的激情，因为现实本身已经足够庞大——它是如此的多义，如此的含混，以至于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走进它，捕捉它，呈现它。小说中最让人受触动的，是对于拆迁各方力量的悲悯和体恤——村民、政府、媒体……乔叶给了他们充分表达的机会，让这些话语相互之间碰撞、辩驳。不过，我倒并不认为它们是作家刻意追求的一种“复调”效果，而是作家本人无意中在坦承着自己面对一种复杂社会现实时的真实心境：矛盾、困惑、无奈。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复杂多义的现实，并不外在于她自己，相反，她本身便是这现实的一部分。甚至，从她切身投入这现实之后的一系列遭遇和感受来看，她的启蒙激情和启蒙立场的消释与坍塌，从根本上而言，也是与她无法摆脱这种身在其中的困境有关。
三
身在其中，还是置身事外，这是鲁迅和乔叶最大的不同。当然，这个区别并不包含道德评判，而只是说的作家介入现实的姿态和所采用的方式差异。乔叶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她面对的现实，鲁迅则是对这现实施以冷峻的逼视；乔叶藉由她的投入所窥见的是现实的沟沟坎坎、根根脉脉，鲁迅则以其逼视提取出了现实背后深含的文化性本质。这里当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能说，时代的变化造就的是不同的“返乡者”。当然，启蒙姿态的不同，并不能掩盖乔叶心底里和鲁迅相似的绝望。当村民们的心理防线被政府逐一击破，为了微小的利益放弃数额巨大的赔偿款时，“我”也只能竭力帮助姐姐争得她应得或不应得的六万元赔偿款。在这场拆迁事件中，最大的失望莫过于此……所以“我”感到难过，最后的时刻，“我”想和倒戈的王强见个面，想用“我”眼里的针去挑一挑他心里的草，“但我终于还是没有停下。我知道：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行为太过抒情，抒情得使我想要嘲笑自己”。这里仍然是那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绝望。也就是说，启蒙叙事的消解并没有消解作家内心的绝望。或者可以换句话说：启蒙叙事的消解，并不代表作家启蒙激情的真正消解。
启蒙激情的存在，也为此后乔叶写作《认罪书》埋下了伏笔。不过在《拆楼记》中，启蒙叙事的消解，却为另一种情绪提供了出口。小说中写到一个名叫小换的人物，她是“猪胆泡黄连——苦上加苦的命”，头发如枯草，面上镌刻着岁月的痕迹，皱纹深深，她经受了女儿夭折，丈夫瘫痪的苦痛，独自挑起家庭的负担，却还能自我劝诫“咱的日子也还不错”。在这段描写中，作家的那种悲悯和体恤彰显得更加鲜明。其实，不仅仅是在《拆楼记》中，在乔叶的其他作品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极为强烈的悲悯和体恤，比如在《叶小灵病史》《月牙泉》中，小说写到姐姐和叶小灵的“青春奋斗史”，那种心疼和不忍几乎让人不忍卒读。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让人哀其不幸的悲悯性场景，往往是和那种让人怒其不争的场景并峙的(同时纠缠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但也就是在这种纠缠和并峙中，前者往往更具有一种根本性。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下结论：在乔叶身上，那种悲悯——相对于启蒙式的激愤——更具有根本性。
也许，对于任何启蒙叙事者而言，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推论：他们都是骨子里的悲悯者。但是启蒙式的激愤和那种让人泪下的悲悯，它们就像两种不同的色素一样，谁的体量和比例更大，谁就更决定了作家及其作品的颜色。我们或许无法整体性地定义乔叶小说的颜色，但至少从《拆楼记》来看，我认为，温暖还是它的基色。
注释：
①乔叶：《拆楼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②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④乔叶：《拆楼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页。
⑤乔叶：《拆楼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⑥乔叶：《拆楼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⑦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
⑧李勇：《卑微者及其对卑微的坦承》，《文艺报》,2011年8月17日。
⑨邱焕星：《再造故乡:鲁迅小说启蒙叙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⑩乔叶：《拆楼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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